为破解难题研究经济文化

整风学习强调理论联系实际，要求学习所得能够落实到正确指导和推动现实工作上面。关于此前延安干部学习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描述道：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从而造成“理论和实际的分离”，“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为改变如此学风，他当时很强调调查和总结现实工作经验，注意阅读和编研各种时事材料。

1941年８月，毛泽东推荐高克林的调查报告《鲁忠才长征记》即为一例。这个调查报告具体叙述了富县城关区组织第一次运盐的经过，读完稿子，他很是兴奋，立即推荐给《解放日报》发表，还写了一个按语：“现在必须把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把那些‘夸夸其谈’扫掉，把那些‘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扫掉。高克林同志的这篇报告是在一个晚上开了一个三人的调查会之后写出来的，他的调查会开得很好，他的报告也写得很好。我们需要的是这类东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谈’，而不是那些党八股。”通过阅读推荐一篇调查报告，反对理论与实际的分离，促进党风转变，提倡新文风、批判党八股之意，跃然纸上。

为破解边区现实中出现的难题，毛泽东阅读研究现实材料，正确把握和引导时事，突出体现在经济和文化两个领域。

先说阅读现实经济材料。

1940年10月，国民党停发八路军军饷，并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陷入极度困难。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当时“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的地步。如何渡过难关，成为边区最大的现实问题。但怎样增加财政经济收入，党内却存在意见分歧。为了找到解决困难的切实办法，毛泽东从两方面着手，系统调查研究经济问题。

一是钻研经济理论，广泛搜集、阅读各种经济书籍和时事经济类报刊。1941年3月至1942年1月，他先后七次给在重庆的周恩来、董必武写信，要求代购各种经济杂志、书籍及统计资料，包括《中华民国统计提要》、《实用民国年鉴》、《中国工业资本问题》、《中央银行月报》、《银行通报》、《金融周刊》、《四川经济参考资料》、《西南实业通讯》以及《日本对支经济工作》、《中外经济年报》、《中外经济拔萃》等。

二是对边区财政经济状况做深入调研，并向内行的人请教。毛泽东多次和陕甘宁边区政府、中共中央西北局、八路军后勤部领导以及经济部门负责人，包括林伯渠、谢觉哉、李富春、陈正人、叶季壮、朱理治、南汉宸等，通过书信、谈话等方式探讨经济问题，以掌握边区经济第一手材料。例如，从1941年8月5日至22日，在不到二十天的时间里，他五次致信谢觉哉，在6日的信中说：“近日我对边区财经问题的研究颇感兴趣，虽仍不深刻，却觉其规律性或决定点似在简单的两点，即（一）发展经济；（二）平衡出入口。”1941年七八月间谢觉哉就经济问题给毛泽东的信，则达数万字之多。

通过以上两方面的阅读研究，毛泽东在1942年12月为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写了长篇报告《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提出边区经济建设基本方针，形成比较系统的财政经济思想，统一了党内在经济政策上的分歧，被贺龙称为“活的马列主义经济学”。这个报告中提出的一些重要观点，诸如“对于经济无能就要陷于灭亡”、“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财政经济工作的总方针”、“以农工商为序安排经济建设”、“建立经济核算制”，等等，反映了边区经济建设和发展的规律。

毛泽东当时对边区文化现状的调查研究，更为文坛佳话。

整风初期，延安文艺界的现状很让毛泽东担忧。他曾经对萧三说：瞿秋白假如现在还活着，领导延安的文艺运动，多好啊!原因是，瞿秋白不仅当过党的主要领导人，而且懂文艺规律。毛泽东读瞿秋白文艺译文集《海上述林》，印象很好。1942年７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出版工作，针对稿件缺少的情况，他提出：“可印《鲁迅全集》和《海上述林》。”

那时，毛泽东很关注延安文艺界内部的各种争论，写给文艺家的信有好几十封，内容是帮他们安排工作、劝解矛盾、解决困难、交流文艺观点。此外，他还为各种文艺活动题词，看了文艺家们的演出或画展，不明白的地方就向他们请教，有不同意见，就把他们请到自己的窑洞和他们讨论。毛泽东还为《解放日报》文艺版拟定征稿办法，说“第四版缺乏稿件，且偏于文艺”，“现请下列各同志负责征稿”，直接点名给陈荒煤、张庚、柯仲平、周扬、吕骥等人分配征稿任务，要求他们对“征集之稿件，须加以选择修改，务使思想上无毛病，文字通顺，并力求通俗化”。为落实此事，他请文艺家们到自己住处吃饭，当众宣读征稿办法。

毛泽东主要还是通过阅读文艺家们的文章作品，来研究文艺现状，引导文艺界的整风学习。比如：读了徐懋庸《民间艺术形式的采用》，就告诉作者：希望他多写这样的好文章；读了刘雪苇《中国新文学史讲授提纲》，给作者写信说：“赞成你写这本书。”读了萧三诗稿《第一步》，鼓励作者：“感觉在战斗，现在需要战斗的作品，现在的生活也全部是战斗，盼望你更多作些。”读了王实味《野百合花》和丁玲《三八节有感》，就直率表示，对延安现实的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不应该是冷嘲暗箭。读了艾青《秧歌剧的形式》，认为：“此文写得很切实、生动，反映与具体解决了年来秧歌剧的情况和问题，除报上发表外，可印成小册，可起教本的作用。”读了罗烽《高尔基论艺术与思想》等文章，对作者说：“我觉得关于高尔基的一篇是好的，但其余文章，和这一篇的观点不大调和，有些是不明朗化，有些则论点似乎有毛病。我希望你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将自己的作品检查一番，对于你的前进是有益的。”读了丁玲《田保霖》、欧阳山《活在新社会里》两篇报告文学，立刻写信：“快要天亮了，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信中还说：“我还想多知道一点，如果可能的话，今天下午或傍晚拟请你们来我处一叙。”

正是对文艺界现状有了这些细致深入的研究，毛泽东才可能在1942年5月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使中国新文艺运动的发展，从此有了明确的和经典的指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