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党书”，让人“恍然大悟”

1941年9月到10月，中共中央多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研究党的历史，目的是澄清路线是非。会议对土地革命后期中央领导层犯的“左”倾错误，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等在会上做了自我批评，承认犯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能获得这个共识，有多种原因，其中一个，是毛泽东在会前编印了一本叫《六大以来》的文献集。

从1940年下半年开始，为了彻底弄清党史上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过程，特别是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以后那段时间的中央决策，毛泽东下功夫阅读研究党的历史文献，主持编辑了《六大以来》。该书分上下两卷，按专题汇集了1928年6月六大以来党的历史文献五百一十九篇，共约二百八十万字。由于该书篇幅太大，他从中选出八十六篇有代表性的文献，以散页形式印发给延安高级干部学习研究。

关于《六大以来》发挥的作用，1943年10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做过评价。他说：“一九四一年五月，我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毫无影响。六月后编了党书（即《六大以来》），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武装，才可能召开一九四一年九月会议，大家才承认十年内战后期中央领导的错误是路线错误。一九四一年九月会议是一个关键，否则我是不敢到党校去作整风报告的，我的《农村调查》等书也不能出版，整风也整不成。”

如果没有编出《六大以来》，高级干部“整风也整不成”，虽是极而言之，倒也见其作用之大。称之为“党书”，也足见对党史文献价值的推崇之高。

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在11月4日致电各地高级学习组，明确提出：中央学习组及各地高级研究组要学习研究党的六大以来的政治实践，要“通读”六大以来的八十六个文件，“目的在于获得初步概念，以便在明春可进到深入研究阶段”。

1942年3月，毛泽东在中央高级学习组会上又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报告，提出：“要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这对研究今天的路线政策，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从《六大以来》发出到现在，高级干部学习组、中央党校已经读了半年，别的单位现在也已经开始读。这是一件好事，今天已开始看到了好的结果。”

受到这个“好的结果”的鼓舞，为推动高级干部更深入和全面地研究党史，毛泽东在1942年10月和1943年10月，又先后主持和编辑出版了《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两部“党书”，均作为高级干部整风学习的基本读物。

把阅读“党书”、研究党史作为高级干部整风学习的重要内容，具体针对性何在？

这要从王明的一个举动说起。

1940年3月，王明未经中央同意，将其1932年出版的“左”倾教条主义纲领性小册子《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在延安翻印出版，还在新写的序言中称“本书所记载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许多人要求了解这些历史事实，尤其在延安的各学校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时，尤其需要这种材料的帮助”。看来，王明对他这本过去的小册子很是自信，似乎仍然坚持土地革命后期那套已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东西。

问题还在于，王明的想法并不是孤立的，接下来又出现一件事。1940年12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总结土地革命后期的政策错误，认为遵义会议只说那时犯了军事错误，没有说路线错误，实际上是路线错误。但与会者不少人不同意提土地革命后期犯了路线错误，毛泽东在会后起草的《论政策》指示，只好作了妥协。

即使在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这个问题虽然取得基本共识，但比较多的发言并没有完全否定1931年导致王明、博古上台的六届四中全会。王明两次发言都强调六届四中全会的路线是正确的，至于之后的“左”倾错误，主要负责人是博古，与自己没有关系。王明还对近二十个高级领导干部这样那样的“错误”逐个点名批评，唯独不谈自己的错误。会后，毛泽东找他谈话，仍拒不认错，还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太“左”，建议中央发表声明不实行新民主主义，“跟从”国民党即可。

看来，不仅历史问题和路线是非没有真正解决，对现实政策也存在分歧。这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警觉和进一步思考，由此引发他阅读研究党的历史文献。1941年上半年，在编辑《六大以来》的过程中，他写了篇长达五万多字的文章，后来定题为《驳第三次“左”倾路线》，逐一批驳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发出的九个文件，指名道姓地批判王明的思想错误，火气很大。该文当时只给刘少奇和任弼时看过，没有公开，毛泽东后来说，原因是“写得太尖锐，不利于团结犯错误的同志”。

党史上的路线分歧，实质上反映了在怎样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这个大问题上的分歧。正是因为对这个大问题搞不清楚，才出现大革命后期和抗战初期两次右倾错误，在土地革命时期出现三次“左”倾错误。再加上抗战以来入党的新党员对党的历史和路线分歧，对党在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积累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更是不甚了了。这样一种思想状态，迫切需要改变。毛泽东在1943年提出，对“犯思想病最顽固的”，要“将他们的思想打通”。

“打通思想”的重要途径，就是阅读“党书”。因为反映党的历史、经验和理论的文献，最能说明马克思主义是如何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最能说明哪些结合得好，哪些结合得不好，甚至走错了路。《六大以来》这样的“党书”，也就成为最能说服人、教育人的历史教材和权威的读本。

阅读“党书”，确实为高级干部打开了新的视野。编印《六大以来》之前，党的领导层还没有人提出过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存在着一条“左”的路线；读了该书，说那时中央的一些领导人存在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左”倾错误，就有了可靠的根据。读了《六大以前》，人们进一步了解了从建党到大革命失败后一段时期的党史，看出大革命后期犯的右倾错误，也有助于人们把那时的右倾错误和王明在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做些比较；读了《两条路线》，领导干部对土地革命时期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就有了具体感受和认识。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报告中说，“党书”一出，“同志们读了之后恍然大悟，发生了启发思想的作用”，就是这个意思。

从1943年10月起，党的高级干部整风，进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阶段。1944年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和中央党校第一部发表《学习与时局》的演讲，针对高级干部学习党史中提出的一些问题，代表中央政治局做了五条基本结论。这些重要结论比较准确地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历史决议即《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当中。毛泽东对这个决议修改了7次，并最后定稿。《毛泽东选集》将之作为附录收入，说明这个决议事实上代表了毛泽东和党的领导层当时研究党的历史、总结经验教训所达到的最高认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