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申》和《前线》：“都是反对骄傲的”

毛泽东在1944年春的《学习与时局》演讲中，还提出一个重要概念：“放下包袱。”意思是，通过整风，高级干部的政治水平虽然大大提高了，学风文风党风得到改变，但还有一种不良作风，或者说精神包袱，需要警惕，这就是“从此骄傲起来”。他在演讲中说：“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这里说的“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是指郭沫若纪念李自成起义三百周年写的长篇历史论文《甲申三百年祭》（以下简称《甲申》）。为启发领导干部放下骄傲这个“精神包袱”，毛泽东当时大力推荐的还有一部苏联剧作家考涅楚克的话剧剧本《前线》。这两部作品，成为高级干部整风学习后期的阅读文件。

《甲申》发表于1944年3月的重庆《新华日报》。郭沫若在文中分析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几起几落，攻入北京推翻明朝最后又陷于失败，结果只待了四十八天便失败地退出北京的过程和原因，着重叙述了起义军攻入北京后一些领导人腐化并发生宗派斗争的情形，总结了其功败垂成的教训，得出一条很重要的历史经验：一切以革命为宗旨的阶级或社会集团，在胜利的情况下要防止骄傲。

读到《甲申》，毛泽东立即看出它对处于历史转折关头的中国共产党的警省作用，遂批示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1944年5月，延安新华书店总店又出版单行本。这年11月21日，他给郭沫若的信中明确表示：“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高度评价《甲申》，是基于强烈的现实考虑。在抗战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候，能否保持清醒头脑，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新考验。经过7年抗战，当时确实存在着希望早日获得胜利以松一口气的思想苗头，有的还滋生出厌战情绪。《甲申》所述李自成起义军进北京后，一些领导人骄傲放纵，脱离群众，生活腐化，不讲究政策和策略，对当时党的领导干部，无疑是个警省。毛泽东给郭沫若的信中坦陈，“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直白地道出此番忧虑。喟叹李自成，推荐《甲申》，为的是防患于未然。

无独有偶，大力推荐《甲申》的同时，毛泽东又读到诗人萧三送来的《前线》剧本译稿，读后立即推荐给《解放日报》连载，时间是1944年5月19日到26日，正好是《解放日报》转载《甲申》一个月后。

《前线》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剧中的两个人物。一个是战争前线的总指挥，老资格的布尔什维克戈尔洛夫将军。他有功劳，对党忠诚，打仗勇敢，但却固步自封，骄傲自大。年轻的欧格厄夫军长提出：“今天没有真正的无线电联络，就不能指挥作战，这不是内战。”戈尔洛夫讲了一段经典台词：“胡说，他懂得什么国内战争？我们打败十四个国家的时候，他还在桌子底下爬哩。战胜任何敌人，不是靠无线电通信联络，而是凭英勇、果敢。‘不能指挥作战’？好吧，我们来教训教训他。”剧本结尾是这位总指挥没能经受住反法西斯战争的考验而被撤职。

《前线》中另一个典型人物，是脱离实际、靠捕风捉影甚至编造事实来写报道的记者客里空。他听说戈尔洛夫的儿子在前线牺牲了，没有当面采访便在报道中写道：“老将军知道他的爱子阵亡了，垂下头来，久坐不动。然后抬起头来，他眼睛里没有眼泪。没有，我没有看见!”有人对他凭空虚构的写法提出质疑，客里空辩解说：“我的天呀，假如我只写我所看见的，那我就不能每天写文章了。我就一辈子也休想这样出名了。”

《前线》剧本发表后，毛泽东让人写了篇题为《我们从考涅楚克的〈前线〉里可以学到什么》的社论，发表于6月1日的《解放日报》。初稿不知何人所写，却为毛泽东详细修改，从保存下来的改稿看，改得密密麻麻，整个社论实际上成为了他的阅读评论。

社论说，发表《前线》，目的是要教育大大小小的“戈尔洛夫们”，应该“紧紧的同着时代一起走”。中国共产党“所处的环境，是长期农村分割的游击战争环境，在这种客观环境中，容易产生戈尔洛夫这样的人”。因此，以戈尔洛夫为戒，将帮助我们提高在已经到来和将要到来的新情况下，“胜任愉快地运用新条件来工作的能力”。社论还说：“有价值的批评，像《前线》这样的批评，乃是每个革命者应有的责任。学会赞扬好的，这是很重要的，学会批评不好的，这也同样重要。像《前线》中的新闻记者客里空那样，倒是不好的。”

1944年6月，毛泽东明确把《甲申》和《前线》作为整风文件。6月7日，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联合发出通知说：《甲申》和《前线》“都是反对骄傲的”。李自成之失败在于进北京后脱离群众，“纷纷然，昏昏然”，实为明末农民革命留给我们的一大教训；戈尔洛夫则“粗枝大叶，喜人奉承，压制批评，而不去虚心向新鲜事物学习”。因此，“这两篇作品对我们的重大意义，就是要我们全党，首先是高级领导同志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与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态度，万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与戈尔洛夫的覆辙”。

这个通知还要求各地翻印这两本小册子，在干部中散发，并开展评论，有条件的根据地可排演话剧《前线》。1944年7月28日，毛泽东在为中宣部起草的给各地各级党委的电报中，又郑重地要求把《解放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连同《前线》剧本一道，均作为各地党校、军校、训练班、整风班及普通中学以上学校的教材”。

毛泽东和《甲申》、《前线》的故事还没有完。

1949年春，夺取全国胜利和建立新中国已成定局，毛泽东最为忧虑的，依然是党内容易出现的骄傲自满情绪和革命到头的思想。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他说得很透彻：“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这个时候，他头脑中的镜鉴，依然是戈尔洛夫和李自成。据《杨尚昆日记》记载，1949年3月5日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讲话中，毛泽东还说到：“要提出新任务，使全党同志来不及骄傲!不要出戈尔洛夫。”众所周知，3月23日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时，毛泽东又甩出一句名言：“今天是进京‘赶考’。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在抗战胜利前夕和新中国成立前夕这两次历史转折关头，毛泽东借助《甲申》和《前线》，告诫党员干部防止骄傲，使它们发挥了其他理论宣传文章不可替代的作用。一篇中国史论，一部外国话剧，讲的道理相得益彰，给人的印象鲜明生动，确实容易普及。“绝不当李自成”、“不要出戈尔洛夫”，也就成为新中国成立前后时代精神的一个“主题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