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早在1948年9月，国共两党开始战略决战时，毛泽东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提出，要为迎接未来的新形势而读书，并说：七大提出读五本，如果五本不够，可以选十本，但不要太多。

胜利在即强调读马列，不是平白无故的。当时，确有一些干部认为：“以前我不读这些书，也当了县委书记、地委书记；我现在不读，也能当县委书记、地委书记。”这个话反映到刘少奇那里，1948年12月刘少奇在马列学院讲话中表示：“现在中国革命胜利了，不读书，可不成。以前在山头上，事情还简单，下了山，进了城，问题复杂了，我们要管理全中国，事情更艰难了……因此，不是说胜利了，马克思的书就不要读了，恰恰相反，特别是革命胜利了，更要多读理论书籍，熟悉理论，否则由于环境的复杂，危险更大。”此时强调读马列，显然是为适应“管理全中国”这个更为“艰难”的新形势。

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筹划建国思路，读书问题也提上日程。当时担任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副局长的张仲实回忆，在会议召开前夕，“中央叫我提出一个学习理论的计划，我就同胡乔木同志商量，拟定了一个学习书目，经中央批准，这就是‘干部必读’十二种书”。在现存的档案中，还有胡乔木当时写的十二本书的目录，毛泽东在这个目录上加写了“干部必读”四个字，并请周恩来即刻印发给七届二中全会。3月13日，他在全会总结讲话中说：“过去我们读书没有一定的范围，翻译了很多书，也都发了，现在积二十多年之经验，深知要读这十二本书，规定在三年之内看一遍到两遍——如果在今后三年之内，有三万人读完这十二本书，有三千人读通这十二本书，那就很好。”

十二本“干部必读”，不是随便选择的。如果把马列经典中的科学社会主义内容分为革命和建设两大部分，七大推荐的五本，主要阐述如何革命的问题。此时推荐的十二本书，除七大推荐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五本外，增加的书目是《论列宁主义基础》、《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国家与革命》、《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等。新增书目，涉及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思想方法、国家学说、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建设。强调学习这些内容，显然是为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做准备。他在1949年7月1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还说：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而且要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这十二本“干部必读”，在新中国成立后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一直是党员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读物。

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的执政和建设经验，无疑是中央领导层强调学习的首选。1949年10月5日，刘少奇在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成立大会上，就表达了这种心情：“苏联人民所走过的道路正是我们中国人民将要走的道路。苏联人民建国的经验值得我们中国人民很好地学习。”《论列宁主义基础》提出，列宁主义的实质是，“俄国人的革命胆略和美国人的求实精神结合起来”。毛泽东在1950年2月访问苏联，回国时发表临别演说，讲自己看见了苏联人民“革命精神与实际精神相互结合的作风”，这“将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榜样”。1953年2月，他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闭幕会上，历数中国人向外国学习的历程，结论是：古代和近代这两次学习外国，比起学习苏联的规模和效应，那是差得很远。我们应该在全国掀起一个学习苏联的高潮。

学习苏联建设经验，一本很重要的书就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早在1942年，毛泽东就谈到，这本书告诉我们，在列宁之后，斯大林搞了三个五年计划，创造了社会主义的苏联，“我们要按照同样的精神去做”。1953年10月，他写信给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嘱将十二本“干部必读”中的《联共党史》六条结束语，印发给中央有关领导和在京参加全国组织会议的代表，“请他们利用停会的两三天时间，加以阅读、研究，可能时还加以讨论”。毛泽东当时还规定，中高级干部要普遍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九章至十二章。此时，新中国迎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高潮，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也已开始。这几章论述的，恰恰是苏联建设时期的经验，包括如何“过渡到恢复国民经济的和平工作”，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和实行新的宪法，等等。这些，都是当时中国面临的重大实践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