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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两本苏联经济书阻止“共产风”

事实上,在人民公社化运动普遍搞起来后,毛泽东就意识到一些做法难以为继。1958年10月,他视察河北、河南等地农村,发现许多地方出现了“共产风”,搞“一大二公”的平均主义,无偿调拨农民的财物,急于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理论界也出现了否定商品生产、价值规律、按劳分配的倾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毛泽东开始纠偏、纠“左”。借助的方法,还是阅读。

读什么呢?1958年11月上旬,毛泽东在郑州中央工作会议上有过说明:“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除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这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成系统的东西还没有。”1959年底到1960年初,他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又说:“搞出了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总是一大功劳,不管里面有多少问题。”这确实是不得已的选择,在当时条件下,也只能结合中国的实际来研究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和理论。

毛泽东再次捡起此前阅读推荐过的这两本苏联政治经济学著作。从1958年11月到1961年,几乎是逢会必讲,领导干部要读这两本书,目的是“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

1958年11月4日,在郑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直奔主题:

我们研究公社的性质、交换、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这些问题,可以参考的材料还是斯大林那本《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我大体看了一下,可以找几十本在这里发一下。我们现在看,跟发表的时候看不同了。发表的时候,我们谁也不想这些问题。

11月9日,他给全党县委以上的领导干部写信,要大家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

11月9日和10日,他给郑州会议的与会者们讲解自己阅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体会:“第二章、第三章,讲商品和价值法则,你们有什么看法?我相当赞成其中的许多观点,把这些问题讲清楚很有必要。”“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在这方面,斯大林讲了许多理由。”如此苦口婆心,毛泽东说自己是“搬斯大林,继续对一些同志做说服工作”,即说服大家搞人民公社不能废除商品经济,不能刮“共产风”,必须运用价值法则做经济核算。郑州会议形成的两个文件——《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一九五八—一九七二)》和《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基本上反映了毛泽东当时的这个思路。

在11月下旬召开的武汉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看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整理的材料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的重要修改和补充》,立刻批示印发与会者。11月21日,在会议上又宣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的要点,你们看一下。现在全国也议论纷纷,斯大林的书(指《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每人发一本,把社会主义部分看一遍。

在195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又讲:郑州会议提出研究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大家没有看,要拿出几个月时间,请各省组织一下,为我们的事业和当前的工作来研究政治经济学。

1959年7月召开的庐山中央工作会议,前期议程依然沿着纠偏和纠“左”的思路进行。毛泽东在会议开幕当天的讲话中,把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列为庐山会议要讨论的十八个问题之首。他说:“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县、社干部,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当好好读书。”“中央、省、市、地委一级委员,包括县委书记,要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去年有了一年的实践,再读书会更好些。”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错误发动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会议方向大扭转,实际上影响了领导干部阅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安排。

1960年1月召开的上海中央工作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国民经济计划。毛泽东在会上再次讲:我有一个建议,中央各部门的党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应组织起来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先读下半部(社会主义部分)。以第一书记挂帅,组织个读书小组,把它读一遍;至于上半部(资本主义部分),也要定个期限;今年主要精力恐怕是读经济学;国庆节以前,把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完,读的方法是用批判的方法,不是用教条主义的方法。

1961年6月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谈到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急,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毛泽东依然恳切地说:“我这话一直讲他几年,你们做好思想准备,听厌了,我就不讲了。要重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本书写得比较好,是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三十五年的总结。我们才十一年,写不出政治经济学来。这本书里,斯大林讲了两个经济法则:一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一是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必然性。”

1961年6月12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又谈《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本书只有极少数个别问题有毛病,我最近又看了三遍。他讲客观规律,把社会科学的这种客观真理,同自然科学的客观真理并提,你违反了它,就一定要受惩罚。我们就是受了惩罚,最近三年受了大惩罚。”

在两年半左右的时间里,如此密集地阅读推荐两本书,在毛泽东的阅读史上还未曾有过。正是在他的倡导下,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纷纷组织读书小组研究《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刘少奇组织的读书小组,参加者有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书记李明,以及王学文、薛暮桥等经济学家,时间是1959年11月,地点在海南岛。周恩来组织的读书小组,有李富春、陶铸、宋任穷、吴芝圃等中央和省部级领导干部,还有许涤新、胡绳、薛暮桥等经济学家和理论家,时间是1960年2月,地点在广东从化。刘少奇、周恩来阅读讨论中的谈话或笔记,都有留存。

为了让省部级领导干部能够集中一段时间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共中央在1960年初还专门举办了自学和讲课相结合的学习班。时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的王任重,在当时的日记中,记载了他参加学习班前后的活动和自己的理论思考。为体会毛泽东和高级干部们互动学习的气氛,不妨作些引述——

1月4日:今天听一位同志讲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意见,分析得很深刻,确实是高度的理论概括。

1月7日:这几天,用几个半天读政治经济学方面的问题,很有收获。主席、少奇同志讲的许多观点是一致的。开脑筋。

2月9日:下午乘飞机从汉口机场到广州来。明天正式开始学政治经济学。每天至少要读一章,不能心不在焉,而要用心读。

2月20日:15日听薛暮桥同志讲政治经济学中的若干问题。讲得很好,理论联系实际。16日继续由薛暮桥同志介绍第一单元,胡绳同志传达主席的意见(读书的意见)。18日下午许涤新、吴芝圃、宋任穷、陶铸同志发言。我最后发言,讲了六条,用了半个小时,虽然讲得不深刻,但时间不多。

2月25日:10日开始到昨天读完了政治经济学前言和社会主义改造部分,又读了几本参考资料。打算明天开始写笔记。

3月13日:补半月来的日记。3月2日学习班正式结束了。文件是读完了,听讲也听了许多,但是消化还是不够。3日下午七时半主席找我们谈话——从实践到认识再到实践,这样无限反复地认识问题,丝毫不停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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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阅读史》

陈晋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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