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感慨

在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过程中，毛泽东还提出，“很有必要写出一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根据这个建议，周恩来不久即在广东从化组织的读书小组的会议上，布置了编写《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任务，交由经济学家许涤新负责。该书由于后来受“文革”干扰，一直到新时期才陆续出版，共三卷，二百二十万字。

当时提议研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多少是想了解近代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和规律，进而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提供历史认识的基础。

事实上，毛泽东内心涌动着一股浓郁的心结，希望能够写出适应新形势需要的理论著述。但是，要写出新著作，形成新理论，毕竟不那么容易。对其难处，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他有清醒的认识：

有英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发展成熟的典型，马克思才能写出《资本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至今还不过四十多年，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还不成熟，离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还很远。现在就要写出一本成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受到社会实践的一定限制。

也就是说，没有实践的充分发展，没有足够的经验准备，要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让自己的认识和实践实现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不现实的。

自由与必然，是恩格斯《反杜林论》阐述的一个重要哲学命题。该书从两个方面谈到二者的关系。一是从认识论方面提出，自由是建立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必然性认识的基础上的。一是从唯物史观方面提出，进入社会主义，由于摆脱了资本的束缚，生产力不断发展，人们在控制自然规律的过程中，可以自觉地创造自己的历史，“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

毛泽东对《反杜林论》的这个论断，特别感兴趣。常常从自由与必然的关系角度，来强调认识、把握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规律。比如，1941年，他在《驳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长文中，批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不去认真了解中国革命客观规律时，便引用《反杜林论》关于自由与必然的论述，说明自由不在于幻想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进而按规律去改造世界，由此得出结论：“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中国中去认识中国，又从认识中国中去改造中国，就不是一个好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

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毛泽东再次遭遇同样的难题。为总结和反思“大跃进”运动的经验教训，《反杜林论》的这个论断，再次成为他认识和理解现实问题的思想工具。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他引用恩格斯说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随即评论：“这是对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国民经济的平衡是通过危机达到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有可能经过计划来实现平衡。但是也不能因此就否认我们对必要比例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可见，计划只是有可能实现经济发展的平衡，但必须要有一个认识过程。所谓认识过程，就是从“必然”逐步到“自由”的过程。

1959年的《党内通信》、1960年的《主动权来自实事求是》、1962年的《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都反复引用《反杜林论》关于“自由与必然”的论述，传达出下面这些掌握规律之难的感慨——

中国共产党经历曲折、犯错误，主要是没有把握自由与必然的辩证规律，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自由的活动。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的。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最近几年我们不是干过许多蠢事吗？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要以建国后的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找出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到那时，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在一个长期认识过程中逐步完成的。

关于自己认识和掌握经济规律的不足，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也做了比较坦率的剖析——

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要较多地懂得农业，还要懂得土壤学 、植物学、作物栽培学、农业化学、农业机械，等等，还要懂得农业内部的各个分业部门……我也还想研究一点。但是到现时止，在这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

的确，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误，主要是在生产关系上急于求成，在推进生产力发展方面，办法不科学。这都表现为对经济规律的认识不足，归根到底是忽略和轻视了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条件。

1960年代，毛泽东还从哲学上对《反杜林论》“自由与必然”这个论断做出过自己的理解和发挥。

在1964年8月关于哲学问题的谈话中，他提出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不仅要靠对必然的认识，更要靠对必然的改造：“恩格斯讲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讲得不完全，讲了一半，下面就不讲了。只讲了一半。单是理解就自由了？自由是必然的理解和必然的改造。还要做工作。吃了饭没事做，理解一下就行了？找到了规律要会用，要开天辟地，破破土，起房子，开矿山，搞工业。”

在1964年12月《对政府工作报告稿的批语和修改》中，毛泽东还把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理解为永不会完结的过程：“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

毛泽东对自由与必然这个论断的两个发挥，重点都落到：人类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要永远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