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择书”而读，读出个湖湘学风

怎样才能找到“本源”，毛泽东的思路是比较清楚的。他在1917年8月23日谈论“本源”的信中讲：“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

为求“本源”，他求学时期下功夫读的书，首推经史子集。

青年毛泽东阅读中国传统文史哲典籍的情况，可从他在湖南第四师范（不久并入第一师范）留下的一册听课笔记《讲堂录》中窥知大概。这册《讲堂录》记于1913年10月至12月，内容是修身课和国文课。讲修身课的杨昌济，深研宋明理学和康德哲学，讲课中很注意从道德伦理和为人处世等方面来教育学生，毛泽东所记，主要是传统经典讲修身方面的内容。讲国文课的袁仲谦，特别喜欢唐代韩愈文章，毛泽东所记，主要是韩愈文章的一些词句解释。从他当时的通信和留下的其他文稿看，他比较喜欢和读得比较深的经史子集，有《老子》、《庄子》、《墨子》、《论语》、《孟子》、《礼记》、《中庸》、《大学》和《朱子语类》、《张子语类》等诸子经典；有《尚书》、《左传》、《汉书》、《史记》、《昭明文选》、《昌黎先生集》（《韩昌黎全集》）、《古文辞类纂》、《读史方舆纪要》等。这番阅读，为他打下终生受用的国学基础。

阅读传统典籍，是那时学子们的普遍现象。毛泽东的特点不是被动接受，更多是带着研究的眼光来读。如果有兴趣翻看中央文献研究室和湖南省委共同编辑的《毛泽东早期文稿》，很容易引发一个猜想：假设他后来没有成为革命家，而是当学者做学问，也一定会成为文史领域很有建树的学问家。

1915年6月和1917年8月，毛泽东在两封给同学的信中，都主张为学之道在“先中而后西”。这个思路，可以解释毛泽东稍后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为什么没有选择出国留学。1920年3月14日，他在给同学周世钊的信中表示，自己仍然坚持在国内学习，理由是：“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青年时代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浓厚兴趣和深厚积累，使他后来和那些年轻时就到外国留学，习惯“言必称希腊”的知识分子，习惯照搬马列词句的教条主义者相比，思想基点是不一样的。他注重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在推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上，拥有丰富的思想资源，盖因于此。

渐渐地，毛泽东意识到，要读尽经史子集是不可能的，由此提出了一个变通的法子，叫“择书”。1915年二十二岁那年，作为湖南一师二年级学生，毛泽东在汗牛充栋的国学典籍中，选出七十七种经、史、子、集，开列给朋友萧子升，并在信中说，要有学问，必须读完它们。这封谈论“择书”的信留存了下来，可惜开列的书目却佚失了。不然，我们今天会更确切地知悉青年毛泽东究竟受哪些传统经典的影响多一些。

所幸的是，在这封信中，毛泽东例举了一本他所“择”之书的范本，即曾国藩编辑的《经史百家杂钞》。这是曾国藩选编的一部古文选集，所选文章上自先秦的《尚书》，下迄清代姚鼐的作品，分论著、词赋、序跋、诏令、奏议、书牍、哀祭、传志、叙记、典志、杂记十一类，七百多篇文章，是继姚鼐《古文辞类纂》之后又一部系统的国学经典读本。在编选标准上，除姚鼐强调的义理、词章、考据外，曾氏又增加了一条“经济”，即“经邦济世”、“经世济民”，目的是使选文与政事结合，通过对文章的学习，以了解历代的治乱兴衰。《经史百家杂钞》是崇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曾国藩，为教育子侄后辈成才编选的，本意为自用，后来付梓，清末民初，流行一时。

毛泽东在信中对该书的评价是：尽抡四部精要。意思是该书从义理、辞章、考据、经济四个方面，把经、史、子、集的精要都提炼出来了。他还说，国学的精髓在于“文”与“道”的统合相融，姚鼐的《古文辞类纂》“畸于文”，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却“二者兼之”，“所以可贵也”。

毛泽东的学风渊源，由此奠定。他当时比较多地受到以王夫之、顾炎武为代表的明清实学和晚清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湖湘学风的影响。杨昌济提倡研究船山（王夫之）学问，毛泽东则经常到传承和发扬王夫之学术精神的船山学社听课，他稍后创办的自修大学，也借用船山学社的社址和经费；对顾炎武的《日知录》，他读得很熟，推崇其“经世要务，一一讲求”的学风和作风；岳麓书院在传播湖湘文化上居功至伟，毛泽东耳濡目染书院的文化气氛，刻在院门上的“实事求是”，以及山门上的对联“唯楚有材，于斯为盛”，对他的影响不可小看；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曾文正公家书》、《曾文正公日记》，谭嗣同的《仁学》，以及他的老师杨昌济的《论语类钞》，对他早期思想学风的浸润，更是多多。

青年毛泽东“择书”而读，读出个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湖湘学风，是在情理之中的。

毛泽东出生时，曾国藩刚刚去世二十年。曾国藩是湘乡人，毛泽东的外婆家即在湘乡，离韶山很近。毛氏家族有不少人投入曾国藩创建的湘军，立功受封成为提督、总兵者就有三位。他小时候读过的《曾文正公家书》，保存下来卷五、卷七、卷八和卷十，共四本。封面上写有书名、卷别，右下方竖写有“咏芝珍藏”，均为毛泽东亲笔。从小耳濡目染的“乡贤情结”，还不是主要的，关键在曾国藩治学，讲求“本源”，才做出那样大的事情，成为晚清的“中兴名臣”。

湖湘学风对毛泽东的具体影响，当时主要在修身处世方面。他在当时的书信、笔记或文章中，经常引用《曾文正公家书》、《曾文正公日记》中一些修身立志方面的话来自励。诸如，“精神心思，愈用愈灵，用心则小物能辟大理”，“士要转移世风，当重两义：曰厚曰实。厚者勿忌人；实则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等等。不能小看这类像人生格言的东西，湖南近代出那么多杰出人物，不能说和湖湘文化在学子中的普及浸润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