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才子文章
这里先要声明一句,“才子”并不是骂人的话,“才子文章”也不就是坏文章。相反无论真的才子还是真的才子文章,在文学史上说实话都非常难得。前几天读《周作人晚年手札一百封》,其一九六五年八月二十五日一信有云:
“语堂与梁实秋皆系美材,亦同犯才子之毛病,盖才子到老辄有倚老卖老之病,亦即是才尽也。昔人有一句明言,大意是人如二十而不狂,是没出息,但如三十尚狂,亦是没出息。此言甚佳,准是推之,若是五六十岁而尚有狂态,则自然更是不行矣,也就要看官们‘汗毛站班’了。”
关于这派人和这派文章,我觉得他的说法最有分寸。“美材”谈何容易,真当得起这称呼的人能有几位呢。林梁之后,大约钱锺书算得一个,现在被论家所叫好的董桥也算得一个,如此而已。此外冒充的不算,模仿的也不算。在这前提下,我们才能给予相当的批评。最大的才乃是智慧,依照这里所说,关键在于才子的才或智慧没有长大。我看才子文章的毛病,往往在其自己得意之处。比如柳苏在《你一定要看董桥》里标举的董桥笔下的“野”,也不过就是这里所说的“狂态”罢了;他津津乐道称作佳例的,原来正是董文所有的美中不足。才子自恃才高,按捺不住,下笔便不免炫耀于众,——说到这里倒要对周氏的话略加发挥:其实不论年岁,大凡才子着力使才,即已近乎才尽了。然而话又说回来,他们究系美材,到底有才可使,所以狂也狂得有水准;若效颦学步之辈,则容易在此处露出马脚,那也就非“毛病”二字所能敷衍过去的了。
记得从前闲翻《论语》,在《卫灵公》一篇中看见这样的话:
“子曰:‘辞达而已矣。’”
我不免有些奇怪,这里要说的实在也只是“辞达”二字,干吗还要“而已矣”呢,好像要针对什么给予一个严重的训诫似的。我联想起《述而》中他说“述而不作”,《先进》中他说“过犹不及”,忽然明白大概都是同样的道理。我们写文章,有个意思,于是加以表达,作者自己原本是要限制在表达这一行为本身。表达得好不好,已可看出水平高下;想方设法很好地表达,也就是作者之为作者的地方。此外就不再有自我表现的机会。如果作者把自己也当成与意思相并行的一件东西,非要一并地表达出来,那么就是“作”,就是“过”了。但是找机会表现自己,这本是人性的弱点所在,所以特地要用“而已矣”来予以制止。《雍也》中则说:
“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辞达而已矣”应该说是更多地针对“文胜质则史”而言的,若“质胜文则野”则连“辞”尚且不“达”,正是需要努力,哪儿谈得上什么“而已矣”呢。而“文胜质则史”中所“胜”出的部分,也就是作者所要当个内容表现出来的自我。所以才子文章,毛病就在这个“史”上,也就是还不能做到“而已矣”。再说一遍,才子文章并不坏,只是没有达到“文质彬彬”的最好的程度。比起“质胜文则野”,我似乎替“文胜质则史”更多一点惋惜,因为不是他天分不够;虽然这也是我私心所在,若依圣人之见,则一言以蔽之曰“过犹不及”。他老人家见得多了,不像我这般大惊小怪。
“才子文章”这题目打成腹稿后去见一位朋友,谈起大致意思,特地说明在我看来,林语堂、梁实秋算得才子,梁遇春不算才子。当下这朋友很认真地说,梁遇春当然不算,他很苦的。继而又补充道,才子的欲望都是浮泛的,没有深入到骨子里。我觉得所说正可以弥补我近来考虑不周的地方,所以特地把这番谈话记录在这篇小文的末尾。
一九九八年四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