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张中行
这几年关于张中行写过两篇文章,一篇谈《负暄琐话》和《负暄续话》,一篇谈《留梦集》。这几种书之外,作者出版的著作还有很多,我也买过并读过其中不少,但是就没有再写。其中比如《负暄三话》,我的感想与读前两种“话”时差不多,没有多少新意;又比如《禅外说禅》和《顺生论》,我则是几乎没有什么感想,这样就都不能写。至于那以后作者自谓是“选来选去”的各种书(其实前述《留梦集》性质也是如此),我只在书店略翻一下,因为篇目互相重复太多,觉得不必收存,也就不能评论。直到去年《流年碎影》面世,这是实实在在的一本新著,我又去买来读了,至今已经是将近一年过去,心里还存有些意思,不如再来写一篇罢。
以我读过的张中行的著作论,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讲人或者讲事的,可以三种《负暄》和《流年碎影》为代表;一类是论道的,可以《顺生论》为代表;还有一类是纯粹介绍的,可以《禅外说禅》为代表。如果让我排一个队,我心中的高下便正好是这一二三的次序。平常谈到张中行,有人说他是哲学家,有人说他是文学家,他似乎更是这两者的混合体,但是这里哲学家总归还得要靠文学家来帮忙才行,换句话说,他的道理需要有个具体的根儿扎在那里。张中行的形而上要通过形而下传达出来才有分量,而正因为他的形而下传达了他的形而上,形而下也就不限于形而下。无论如何张中行是本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散文的一个重头戏,我觉得最大的也是最独特的贡献还是在他笔下再现了一种就其整体而言已经不复存在的文化氛围,其中无论是人,是事,既是活生生的,又是意味深长的。在这一点上,与他同辈的人虽然也写过一些,但是就逊色得多,原因之一正是张中行是怀人忆旧而不限于怀人忆旧,他有他的道理的底蕴。记得《负暄续话》出版时,内容介绍中有“记可传之人,可感之事,可念之情”的话,我想他的道理首先就寄寓在这几个“可”字上。张中行写的都是能引发他感受的根由,并不以记叙的成分为主,所以不同于严格意义上的叙事散文。比较起来,最精彩的内容差不多都说在三种《负暄》(尤其是前两种)里,《流年碎影》虽然更完整,更有系统,但到底只是些余绪了。
对张中行来说,形而上也好,形而下也好,都是诉诸文章这一形式;就文章而言,他确实有他一眼就能看出来的特色。从前他在《复杨呈建》中说:
“有事实为证,是绝大多数拿笔杆的,口中,笔下(除描述对话以外),都是两套,甚至确信,既然动笔,就应该是另一套。我没有这样的本领,也用不惯这套新文言的起承转合的规程和‘由于——因此’等等的腔调,所以有时率尔操觚,就只能写成不登大雅之堂的‘闲话体’。”
我觉得中国散文到了八九十年代,大体有两个大的走向,一是文化化,一是个性化。如果这一基本看法没有走眼的话,似乎张中行反倒显得比时下写所谓“大散文”的例如余秋雨辈要更前进一步,虽然两氏的年龄顺序是要倒过来的。所谓“大散文”直可以上溯到几十年前那批抒情之作,乃至清朝的桐城派和“唐宋八大家”,一言以蔽之,写的无非是些滥调而已。关于这路文字,我倒有心要写部《中国坏散文史》的,好好讲一番道理。不管怎么说,它们与张中行“以本来面目见人”的“闲话体”比起来,真不可同日而语。张中行下笔更从容更自信,他从容自信其实都在文化上。说到底滥调还是有所不得已。当然若论文章,张中行也不无可议之处,有时显得啰唆,有时显得重复,“闲话体”的优点变成了弱点。似乎他所标举的“下小本赚大钱”的文章之道自己并没有时时遵守。记得他说的是:“大到某某情节(包括人和事),小到一个词语,都要有用(对表现主旨而言);凡不用也不影响表现主旨的,都应该用奥铿剃刀(西方哲学的名言,凡可以不假定有的,如现象背后的实体,都舍掉)刮去。”(《辞达而已矣》)当然我们也知道那毕竟只是理想而已。
一九九八年十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