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有感而发
最近重读谷林的《情趣·知识·襟怀》和《书边杂写》,发现几乎篇篇都有感慨,而我又每每被他的感慨所打动。然而掩卷一想,感慨不也就是抒情么,我这人一向是反对抒情的,怎么赶到谷林就变卦了呢。倒不是非要自圆其说不可,我觉得这里有些事情值得好好想一想。于是特地打电话到武汉去问亚非兄,他说谷林区别于许多我所不满意者之处就在于他是有感而发。我琢磨这四个字,觉得确实如此。“有感而发”,说来容易,其实里面至少有三层意思,第一是“有”,第二是“感”,第三是“发”。“有”就是说这是真的,不是伪造;“感”则有质量的不同;“发”也有方式与程度的区别,所以并不简单。我很感欣喜,一来因此能对谷林文章的好处有更深的理解,二来自己的思想也得以清理,这真要谢谢亚非兄的指点了。
方才我说谷林文章“几乎篇篇都有感慨”,这本是形容此番重读时我那不大准确的第一感的,其实他倒是惜墨如金,感慨总都是发在轻易不感慨之后。比如《生不逢时尚倾国》中说:
“秦似在序中说,宋先生下放到湖北咸宁时,已经七十多岁,‘在那儿,扛大粪走不动,被踢倒在地踏上一只脚,是经常的事。’病倒后经千方百计设法接回北京治疗,‘直到他逝世,整整九年闭口无言。’论宋先生的遭际,蹉跎两字实不足以尽之,而清泪结梦,殆为后之读者所难免。‘生不逢时尚倾国’,读此书不禁想起林旭《晚翠轩集》中的诗句来。”
又如《雪泥留鸿爪》中说:
“陈蕴珍即巴金夫人萧珊,杨苡在注解里说,‘萧珊是在一九七二年八月由于治病延误而死于癌症’,是这本小书注解中提到死于非命的第三人,前面还有王树常和方宇晨。真该有一个统计,一本名册,一部厚厚的不得终其天年者的传记,留住这么一个触目惊心令人转侧难安理当永矢勿忘的记录。”
写的是那么委婉,蕴藉,仿佛不大像是感慨;然而又极具对心灵的冲击力量,真是“渊默而雷声”。这样的感慨要细细回味才能体会到其中的深意。这里有对历史的反思,有对人的命运的同情,也有来自自身阅历的体验。从前我评论杨绛散文时提到过“过来人的心态”,谷林的感慨也是过来人才有的感慨。只有过来人才能把原本不重的看得不重,同样只有过来人才能把原本重的看得重。这样看似简单的道理好像不花去人的大半生时间是弄不明白的。我们说这种话似乎有些霸道:那么还没“过来”的人就没有感慨或抒情的权力了么,谁又等得及挨到“过来”才去感慨或抒情呢。但是实在也没有法子抹杀这个区别,感慨确实有深厚与否的不同,我只希望两方面的人都真能用其所长,——换句话说也就是藏其所短,好在一个人能说能写的东西另外还有很多。谷林真有感慨,用不着渲染夸饰;他也知道自己感慨的分量,所以予以珍惜爱护,仔仔细细地表达,不让渲染夸饰破坏了他的意思。他对词句的驾驭又使这一切都得以实现。从另一方面说,我也觉得谷林毕竟是我的前辈人,而前辈人毕竟是热心肠,还是希冀着一切都“好”,他的感慨或多或少是由此而来。我想不管受多少苦这也更改不了,与初出茅庐不知天高地厚就鼓吹人类理想者自然是有所不同。对于上一代人来说,总归还是如《庄子》所说的“哀莫大于心死”,然而时代演进,恐怕已该换作“哀莫大于心不死”了罢,在这一背景下,则上一代人之哀又复有一层哀意在也。这是我所能说的对谷林笔下时时流露出的拳拳情意的理解,只是我的理解未必不又是一番感慨。
一九九八年十月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