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背景
周朝后期的几百年里,王室渐渐丧失了权力,政府各部门的官吏也丧失了职位,流落各地。他们就以私人身份靠他们的专门才能或技艺为生。于是他们不再是官,而是私学的师。各个学派正是由这个官、师分离中产生出来的。
先秦诸子各抱救世之志,极力阐扬自家的政治学说,又忙忙碌碌地向各国诸侯游说自荐,以为天下的治乱兴衰,就看这个“药方”的效果了。儒、墨、法都是当世的显学,其代表人物在政治上都下过苦功,成败姑且不论,影响都是很大的。所以将三家的政治哲学并置而论,观其短长,还不单单是为了拼凑文字。
叙述的困难在于各家的内部分歧。我们讲“儒家的政治哲学”,好似儒家就是铁板一块,其实也是“兄弟阋于墙”,孔子死后,孟子、荀子就树立起了分庭抗礼的两大门派,墨家也分裂了。《韩非子·显学》说:“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自命正宗,对“不正宗”的一派就不会很客气了。法家似乎团结一些,早期的商鞅、申不害和慎到侧重点不同,分别强调“法”、“术”(权术)和“势”(权势);后期的韩非包容了这些倾向,基本上统一了法家思想。
虽然各家内部有分歧和冲突,但是既然同为一家,相互间就必然存在某种共同的精神气质或相近的主张。惟其如此,我们才不会把儒家误认为墨家,或把墨家误认为法家。儒家总是重礼治、德治,视“王道”优于“霸道”,即便重现实的荀子,理想主义色彩也没有全然褪尽。墨家提倡“兼相爱”,反对进攻战争,反对奢侈的礼乐;动辄言利,看起来很实在、很功利,但是因为他讲的是“天下百姓人民之利”,也就要削弱上层统治者的利益,所以墨家学说要想推行,其实对统治者的道德要求相当高。儒家构想了一个“礼义的乌托邦”,墨家则构想了一个“功利的乌托邦”,虽然取舍异路,然而理想主义的腔调是一致的。法家的气味完全变了,他们都是彻头彻尾的、冷酷无情的现实主义者,对世界没有一丝温情的念头。法家教君主玩弄赏罚权术,利用人的弱点,让天下人人自危,然后君主坐收渔利:富国强兵,巩固王权。
三家的政治主张殊途,其代表人物的政治命运也悲喜各异。孔子官运亨通的时候,做过鲁国的大司寇(相当于最高法官),但是官运不长,后来恓恓惶惶,“如丧家之狗”,只能靠教书的副业维持生计。孟子也未曾获得“兼济天下”的机会,像齐宣王这样比较贤明的君主,都游说不成,除了效法孔子退而论诗书,“独善其身”,也实在没别的出路。荀子命运好一点,先做过齐国“稷下学宫”的“祭酒”(略似于社会科学院院长),后又投托楚国春申君,当了兰陵令。墨子大概没能在政府部门站稳脚跟。法家的人倒比较显赫:管仲相齐桓公,郭偃相晋文公,申不害相韩昭侯,商鞅相秦孝公,李斯相秦始皇,功业甚为卓著。不过所谓“福兮祸所伏”,善终的不多。韩非在秦国的监狱里自杀,虽然死后被秦国尊为圣人,也仅是庄子所说的“死为留骨而贵”。李斯为赵高所害,商鞅被车裂,申不害受刑戮,管仲若非死在桓公之前,恐怕也难得好死。人生的悲喜剧,往往就是这样变幻莫测,成何足喜,败何足忧!
冯友兰早期对先秦诸家的起源和社会背景论述极详,发表过论文《原儒墨》、《原儒墨补》、《原名法阴阳道德》,大致采用西汉刘歆和前清章学诚的理论,并加以修正。他的结论是:儒家出于文士,墨家出于武士,法家出于法述之士。道家、名家、阴阳家各自出于隐者、辩者和方士,这不在本章讨论之列。
周朝前期是贵族政治,贵族同平民之间存在相对封闭的界限,他们不仅依仗自己的出身,更依靠高贵优雅的谈吐举止来维持贵族的身份、体面。他们专有了知识礼乐,平民不得与闻,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乐专家都是官府所供养的,不可能散落民间。民间老百姓全凭体力吃饭,安分守己,质朴无文,也不知道学以致仕。贵族政治崩坏以后,有不少大贵族失势衰落了,穷得养不起自用的专家。这些专家也是贵族,这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都流散四方,自谋生路去了。他们都是四体不勤的人,不懂得耕种稼穑,只能重操旧业,靠教人知识礼乐为生,这就是儒的起源。后来有的儒不安本分,不止于以教书相礼为事,还要用昔日的礼乐制度治国平天下,并给这种制度加以理论依据,以此说君王,这种人即后来的儒家。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不是儒的创始人。
儒是“士”的一种。士就是前边说的那一类国有知识分子,在铁饭碗被砸破以后,下海打工,出卖技艺,有钱有权的都可以临时雇用他们。他们于是变成了自由知识分子,即“士”阶层。战国时国君及贵公子流行养士,如孟尝君、春申君等,养的就是这种人。其中不少鸡鸣狗盗之徒,只会混饭吃。这也足以见得当初那些国有知识分子,没本事而滥竽充数的不在少数。儒是文士,教人读诗书习礼乐,红白喜事也给人赞礼。另有一类武士,是帮人打仗打架的专家,是“言必信,行必果”的侠士,组成了比较严密的团体,内部纪律严明。墨家即源出此等人中。墨并非一种姓氏,而是古代刑法之一,刑徒和奴隶、仆役差不多。因为墨子的主张,实行起来非常艰苦,像后来“苦行僧”的生活,所以当时的人以墨者称呼墨子的信徒,就是说他们的行为是“贱人之所为”。墨者的团体纪律极严,其首领号称“巨子”,墨子就是第一任巨子。墨子弟子的出处行动,都要受墨子的指挥:弟子出仕后,如果所事之主不能推行墨家的主张,弟子就应主动辞职;如果弟子曲学阿世,不行墨家之言,墨子可以请求弟子所事之主辞退他;弟子的薪水,还得缴纳一部分供组织活动之用。巨子对犯墨家之法者,操有生杀大权。冯友兰认为儒士多来自社会上层的失业流民,墨者多来自原来以农工为业的下层失业流民。这种说法恐未必确切。一个宗派或学派成员的阶级身份,要根据他是领导成员还是普通成员而论。孔子、孟子起居、出游排场很大,大约可以认定原系上流中人。但是孔子做了教书匠,“有教无类”,他的学生看来各阶层的都有,受了儒家教育就成了儒士,未必都是曾经“阔过”的破落户。墨家弟子或许多出自下层,但墨家创始人不大可能是,因为创立一种理论化、系统化的学说,一个组织严密的军事化团体,非下层人士力所能及。比如梁山泊的好汉,坐头几把交椅的,哪一个是下层百姓?
儒墨两家,照冯友兰的说法,虽然都讲政治,也有从政之心,但不是以政治为职业的专家。因此他们对于政治的见解,多偏于理想而远离实际。他们面对社会、历史的挑战,提出了各自的方案,希望社会平稳过渡,各阶级能够和平相处,共同获益。他们想用一个药方,救治所有社会弊病——掠夺、冲突、战争、道德败坏;至于君主权力和国家统一,并非他们的急务。
法家的人多是职业政治家,对实际政治的阴暗面理解很深,对社会现实也观察透彻,因而乐于承认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宁愿向现实妥协而并非向理想妥协。他们往往成为诸侯信任的智囊,有的竟成为丞相,显赫一时,这就是法术之士。是什么社会形势让法家大行其道呢?在贵族政治下,周天子分封诸侯,诸侯分封大夫,大夫分封家臣,这不仅是土地的分割,也是权力的分割。周天子不可能集权,他受到诸侯的制约;诸侯更不可能集权,他受到周天子和大夫的制约。这些贵族相互间都是亲戚,人数又相对较少,处理事务易于遵礼而行,遵循“君子协定”。但是周天子一衰落,整个权力体系存在的合法基础就丧失了。社会变迁较为剧烈,有的贵族失势,有的平民发迹。新的诸侯,既不再受周天子的控制,又缺乏一个强有力的贵族集团对他进行制衡,权力本身和权力野心都在膨胀。他们或为自保,或为扩张,总之都要准备战争,要战争就要动员民力、聚敛民财,这进一步推动了君主的集权。
法家迎合了诸侯的心理,他们鼓吹的治国法术,就是要把权力高度集中于国君一人之手,贵族在他们的政府蓝图里完全没有位置,取而代之的是被国君操纵于股掌之中的平庸官僚。他们还告诉君王,他们的法术简便易行,只要不是傻子就能运用自如,实现无为而治,让属下累死累活,君主一人安享荣华。至于平民百姓,主要作用有二:生产粮食和兵源。他们不是政治考虑的目标,只是实现政治目标的手段。
法术之士就是这样一种人,他们绝不让伦理考虑干扰政治考虑,而伦理、政治不分却是儒、墨两家的共同弱点。法家是真正的管理专家,把管理知识和技术卖给君主,为达到主顾的目标出谋划策,而不像儒、墨两家那样,不识趣地以帝王师自居,擅自给君主设定目标。因此儒、墨、法三家的输赢,现在看起来一点儿也不令人费解。至于儒家后来反败为胜,那又另当别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