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陈 明
一
《列子》是先秦诸子著作中的一种,署名列御寇,按惯例称其书为《列子》。然而,要仔细推究其人其书,还是有许多疑问的。
如先秦许多人物一样,列御寇只是一个通用姓名,有时候也同音通假为列圄寇。关于他的更详细的资料则少之又少,大抵在先秦古籍中只是有些“提及”而已。由于这个人的思想与庄周比较接近,所以《庄子》中多次出现列子其人,甚至还专有一篇名为《列御寇》。不过,众所周知,庄子的书是寓言为主,不可作史料看,自然其中的人物故事也是半真半假。由于正式的历史记载相对粗略,所以那个时代的人,只有留下著作,才能比较详细地为后人所知。不过,文献学中又有一个常识,叫做“古书不皆手著”,即先秦时候的著述风尚与后世不同,并没有很强的著作权概念。加之书写传播的条件限制,导致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诸子著作,往往是在一个编录的原始基础上,掺杂了很多门徒、弟子羼入的内容,甚至还有不少读者的笔记、心得、注释。这样的情况,在当时是不介意的,所以如《管子》、《晏子》之类的书中都很容易找到明显不是出自管仲、晏婴之口的话,无论是从口吻推断,还是从史实考量。
基于这样的现实,列子虽然有书存世,但想通过其书了解其人,也还是有很大难度的,尤其是《列子》风格类似《庄子》。庄子在《史记》中有传,后人尚能从《庄子》中拼接一些素材借以了解其生平,只是庄子爱说寓言,那些以自己为主人公的小故事,究竟哪些是真事,哪些是玩笑,还是不得而知。列子别无传记,庄子书中所说又多令人无法当真,这样,后人只能把列子当作一个符号了。
二
由于《列子》的存在,这书有很高的阅读价值,于是,在无法充分了解作者生平的情况下,更多的人转向只读其书,不问其人。所以,在后世,人们提到列子其人的时候,往往只是联系到“御风而行”,那是庄子在《逍遥游》中提到的,《列子》中也说他“乘风而归”,彼此印证。但是,出自《列子》的故事、典故却十分丰富,早已深入人们的思想与文章,诸如“愚公移山”、“杞人忧天”之类,都已成为极具生命力的语言元素。
《列子》为人所喜闻乐见固是事实,然而在学者眼中,却有不得不辨的问题。作为一部先秦古籍,人们看到的《列子》是这样的:战国列御寇著,晋张湛注,前有刘向的序。后世流传的许多先秦著作,如《山海经》、《战国策》等,都有刘向序——在历史上,中国的古文献经刘向整理而保存至今的确实不少。这一切看似都顺理成章,自然而然。
然而,渐渐地《列子》的读者们发现了很多问题,由于有不少同时代的文献可供比对,加之史籍记载的一些事实,使得书中一些内容令人生疑。这些猜疑由感性到理性、由假设到论证地演进着。
比如大家都知道佛教传入中国是始于东汉时期,佛教文化的滋生则要再晚一些,那么,按理说《列子》中无论如何不应有佛教的元素,但事实上有。最先被怀疑的是《仲尼篇》中所谓“西方之人有圣者焉”,是不是在影射佛祖呢?这只是一种猜疑,并没有实据,一个“西”字并不能坐实什么,所以宋代黄震在《黄氏日抄》中就提出这个段落与释迦牟尼毫无关系。然而,到了近代,陈旦撰写《〈列子·杨朱篇〉伪书新证》,则直接将《列子》文本与《阿含经》等佛经进行比对,以期证明《列子》绝不可能成书于战国时代。
对《列子》的猜疑,可以追溯到唐代的柳宗元,但是,人们历来争执的问题是《列子》是不是那个战国时候的列御寇的手笔,而并非《列子》本身的价值问题。因为我们的习惯是厚古薄今,所以如果这书不够古,或者不像传说的那样古,便成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于是,到了梁启超,干脆为之定案,说《列子》本是张湛伪作,而他本人却以注者的身份隐藏了起来,至于所谓刘向的序,也出自张湛之手。当然,这也只是带有推理支持的假设,因为关于列子其人的可信资料实在太少。
说是张湛伪造了《列子》,也确实有说服力。时代越晚,伪造古书越难,但这样的好事者实在代不乏人,明代丰坊、王世贞等都曾经做过类似的事。而且,在伪造这个行当中,将自己定位于注者,连正文带注解一起生产,是十分常见的。此外,张湛所处的魏晋时代,既是历史上的伪造古书的高发期,又是玄学盛行的阶段,于是,他的技术条件和动机都具备了。
到了1956年,杨伯峻先生独辟蹊径,从汉语史的角度对《列子》文本进行了梳理,以为其中大量的字词语法都只能符合魏晋六朝人的用法,从而推论此书并非先秦古籍。这也算是对争执数百年的《列子》真伪问题给出了最后的一击,在没有明确证据的情况下,得出了一个学界共同接受的结论:《列子》是一部伪书,而并非像一般先秦著作那样仅仅掺杂有后人补入的内容,虽然《汉书·艺文志》可以证明历史上确实存在过《列子》,但并非我们现在看到的《列子》。
三
真伪之说,在古玩市场或许会是比较极端的,真者价值连城,伪者分文不值,但古代文献却往往不尽然。《尚书》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文献之一,但它有今古文之分,《古文尚书》是赝品,是晋人梅赜伪造,这也是学界的定论。但这作为定论是从清代才开始的,之前的一千多年中,人们都认为它是真正的《尚书》,是古老的文献,并将其作为基本的学习资料。于是,一千多年人们精读《尚书》,这部书渗透进了一千多年的历史、政治、思想,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这也是不争的史实。或者说,它是一部伪书不假,但它是一部深刻影响了我们一千多年的伪书,书可认定为伪,但一千多年的丝丝缕缕的影响是真实的。《列子》的情形与之十分接近。
从另一个角度说,造伪书者必有动机,大多是为名为利,但造伪绝非易事,只有造得像,才能骗过大多数人,才能传播开来。伪造古书,不能过于原创,同样的事件,甚至同样的段落出现于不同的书中,这是常态。伪造的内容全出于原创,不仅难度太高,同时也让人觉得不像。所以,既然列子屡屡被庄子提及,那么伪造《列子》固当充分利用《庄子》中的素材。至于《列子》中不见于它书的内容,究竟是造伪者的原创,还是别有所本,今天已无法一一核实了。于是,《列子》便有了价值,至少它保留了一些当时尚存而后来失传的文字。
除了保存资料,《列子》更大的意义在于它对道家文化的贡献。道家本是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思想派别,有着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而在西汉初期,道家思想一度有着很高的社会地位,势必有许多相关的文献资料,根据《汉书》记载,真正的《列子》就是其中之一。到了魏晋时期,虽然社会主流语言强调独尊儒术,但上层社会流行的却是玄谈,玄谈就是以《老子》、《庄子》、《周易》之类为素材,进行哲学化的辨析议论,是极富道家色彩的活动。而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列子》,恰是这个时间段的产物。在一个全社会推崇道家思想、研究道家文献的时代,成功伪造的道家经典,对于后世学者来说,其价值显然不会因其“伪”而荡然无存。
从现存的《列子》来看,在思想性上固然更多的是对老庄的弘扬和发挥,谈不上有多少创意,但是在行文和编次技巧上,却是独具匠心的。全书分为八卷,这个数字当然是《汉书·艺文志》记载所限定的,但每卷内容的设定却很有条理,大抵是按照主题进行归纳的。《汤问篇》中从“匏巴鼓琴”、“薛谭学讴”一直到“造父习御”,连续几个大小故事,主题一致,内容相似,却绝无重复,又各有趣味。对于读者来说,连续阅读这样的故事群,效果远好于零星读其一二。
寓言式的论述,是《庄子》的特色,但庄子的故事往往失之诡谲或粗略。比如“朝三暮四”的故事,是庄、列书中都有的,庄子是这样写的:
狙公赋芧,曰:“朝三而暮四。”众狙皆怒。曰:“然则朝四而暮三。”众狙皆悦。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亦因是也。
列子将其演绎为这样:
宋有狙公者,爱狙,养之成群,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损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匮焉,将限其食,恐众狙之不驯于己也,先诳之曰:“与若芧,朝三而暮四,足乎?”众狙皆起而怒。俄而曰:“朝四而暮三,足乎?”众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笼,皆犹此也。圣人以智笼群愚,亦犹狙公之以智笼众狙也。名实不亏,使其喜怒哉!
在《列子》中这个故事还不算写得出色,但是二者相较,则很清楚可以看到庄子根本无意认真说故事,而列子则有交待,有描写,有情节,显然更具有小说家的自觉意识。对二书中不相同的故事进行比较,这种差距则更为明显。比如“庄周梦蝶”是《庄子》中很经典的故事,但同样是寥寥数语,《列子·周穆王》中蕉鹿的故事则情节完整,起伏有致,人物语言、心理无不精心刻画。如果我们认定《列子》是伪作,那么这也是伪作的一大好处,因为文学是发展的,晚了几百年,在魏晋时代,小说远比战国时更成熟,这时候可以赋予庄子的寓言手段更强的文字技巧,对于宣扬道家思想这个目的,当然是非常有益的。
另外,正如前述杨伯峻先生所论述,《列子》的语言是魏晋六朝的,要证明这一点是一件枯燥的纯语言学工作,但对后世读者而言,越是时代接近的语言,阅读障碍越少,这是不言而喻的。所以,事实上《列子》成了后人接触道家思想的入门读物,由《列子》而读《老》、《庄》,事半功倍。
既然有如此的价值,又何必斤斤于“真伪”二字呢?
四
今传《列子》的版本虽多,但流传脉络并不是很复杂。
尽管历来也有不少白文本《列子》,但它最初当是与张湛注一起出现的,现存最早的是北宋刊本,《四部丛刊》曾据之影印行世。到了唐代,又有卢重玄为之作解,《宛委别藏》中所收《列子解》即不带张注,仅有卢解的一种。此外,唐人殷敬顺又仿陆德明《经典释文》体例,撰成《列子释文》,专门注释《列子》原文和张注中的字词音义;至北宋时,道教学者陈景元又为之作了一些增补工作。
上述三种传统而基本的注释,大致能满足一般读者理解文意的基本需要,所以元明以后许多刊本所附带的大多是这三者。清代以下,也有一些学者对《列子》的旧注进行过较为深入的梳理和考证,但对全书的重新整理,则是由杨伯峻于民国时期完成的《列子集释》,此书问世后多次修订印行。今由中华书局收入《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除了正文和注释之外,历代学者的研究考据成果、与《列子》相关的资料包括作者自己的相关成果都一一附入,实为迄今《列子》最好的专业读本。
现在的整理,是想为爱好传统文化的读者提供一个既充分保持《列子》原貌,同时又尽量能顺畅阅读的普及性本子,并能作为深入了解道家思想文化的阶梯。所以,我们只将《湖海楼丛书》本的原文、张注、释文和《宛委别藏》的卢解相结合,在每段原文之后,按张注、释文、卢解的次序比附各家注语。由于三套注解本来各自成书,所以,对同一个点的注释有时会出现重复或雷同;三书的注音都用传统的反切或直音,释义也不太符合今人的习惯。上述这些问题我们都未加处理,考虑到这样可以让读者直接看到各个注本完整的原貌,通过学习、适应,能更贴切地理解原书的意蕴。
本书采用横排简体、新式标点,书中个别地方因表意或上下文需要,保留有繁体字,比如“迺”字,本当改作“乃”,但注文有“迺音乃”,则连原文也必须保留异体字,否则便不可理解了。另外,在《湖海楼丛书》中,带注原文和释文是相互独立的,释文仅出需要注释的字词作为词头,但有时会有不同,如《黄帝》中“国君卿大夫眎之”,而释文中所出的词头却是“眂”,因此,只能处理成:
“眎”作“眂”:眂,古“视”字也。行,下孟切。
原书中有个别字误或断句的技术问题,我们参考了杨伯峻先生的成果,但为了不破坏全书的面貌,不再在书中另行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