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随国民政府内迁重庆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是民主党派人士云集重庆的关键。没有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也就不可能有大量工商企业、文化教育科研机构内迁重庆，也就不可能有那么多政界、经济界、文化教育科技界的精英云集重庆。
一、迁都重庆简况
1937年7月，中日战争全面爆发。10月，淞沪会战，中国军队失利，首都南京危在旦夕。10月29日，蒋介石在南京国防最高会议上作了题为《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讲话，宣布：为坚持长期抗战，国民政府将迁都重庆，以四川为抗战大后方。
11月16日，国防最高会议决定：“为长期抵抗日本侵略，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迁至重庆办公。”
11月17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文官处、参军处、审计处和行政院等机构干员先行向重庆转移。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布由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签署的《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正式昭告天下：“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
这就公开宣布了将重庆作为中华民国的战时首都。
11月26日，林森一行乘船循长江抵达重庆。12月1日，国民政府宣布在重庆新址正式办公。行政院即通令各省市政府及西康建省委员会、威海卫管理公署，称：“本院依照中央决议，兹经移渝办公，转电知照。”12月7日，国民党中央党部也正式举行迁渝后的首次执监联席会议并开始在渝办公。
尽管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已经在重庆开始办公，但当时迁到重庆的只有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的少数部门，多数部门特别是那些主要职能部门，诸如军政、外交、经济、财政、内政、交通等部门暂时迁到了武汉或长沙等地，政府的主要负责人蒋介石、汪精卫、孔祥熙、何应钦、张群等均齐集武汉，因此当时的武汉才是中国实际上的指挥中枢和领导中心。
1938年夏，日军打到武汉，留在武汉的各中央党政机关又面临着战争的威胁，才又纷纷迁往重庆。8月5日，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驻武汉各机关全部迁到重庆，并相继开始办公。12月8日，在国民政府战时中枢决策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的军事委员会移重庆办公和蒋介石飞抵重庆，标志着国民政府移驻重庆过程的最终完成，重庆从此成为名副其实的战时首都。
二、迁都重庆的原因
1932年1月28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挑起“一·二八”事变，直接威胁到国民政府首都南京的安全。1月30日，时任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和行政院长汪精卫联合签署了《国民政府移驻洛阳办公宣言》，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各机关即陆续迁往洛阳办公。随后，国民党中央决定以西安为陪都，洛阳为行都。但在1938年8月13日，日军再次进攻上海，挑起“八·一三”事变后，国民政府为什么要迁都重庆呢？
这是因为重庆位于中国内陆，是座著名的山城，山高路险，又位于相对封闭的四川盆地中，在和平时期作首都当然没什么优势，但在战争时期的相对优越性就日益凸现了。
一是安全有保障。安全有保障是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迁都必须首先考虑的因素。之所以迁都，就是因为首都南京直接暴露于日军的攻击与威胁之下，安全无保障。重庆在四川盆地的东南部，处于中国的腹心位置，东有巫山和长江三峡，北有秦岭、大巴山，南屏云贵高原，西临横断山、青藏高原，只有长江一线与外部相连，是一个退可守进可攻的军事重镇。当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重庆既远离战区，又有巫山、长江三峡的天然屏障，可以有一个相对安定与安全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环境。重庆地形复杂多样，有利于战时工厂为防空而疏散布局，也有利于战时的民用防空疏散，加上雾季长，可以减少敌机空袭的损害。
二是重庆周边农业发达、资源条件极好。第一，重庆所处的四川盆地，自古以来农业发达、出产丰富、人口众多，是我国著名的天府之国，能满足大量内迁人口生存与发展的需求。第二，重庆周围拥有丰富的能源，能保证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重庆周围有大煤田，而且煤质极好，品位极高，可以炼制焦煤。煤田分布在江河沿岸，水运条件好，还有长寿和小三峡的水力发电资源，以及巴县石油沟和綦江流域蕴藏有丰富的天然气资源。第三，重庆周围拥有丰富的工业原材料，能保证工业经济发展的需求。刘凤梧在1934年出版的《四川矿产勘查纪实》就盛赞道：“吾川矿业之丰，在全中国实鲜伦比，如川省西部五金俱全，……巴蜀盆地则无地无矿，无地无煤。”
綦江铁矿是大后方的重要铁矿之一，这里以赤铁矿、褐铁矿为主，两种铁矿含硫量低，品位很高，是发展钢铁工业进而发展国防工业的最有利条件。此外，重庆附近地区还有丰富的井盐、石棉、锰、磷、有色金属和非金属等矿产资源。
三是重庆拥有相对便利和发达的交通。通过战时经济统制体制可以利用四川全省和滇北、黔东北，以及陕南、陇南的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经济社会资源。抗战时期，交通发达的沿海地区被日军占领，国民党统治区基本上是中国中西部高原、丘陵地区，交通通讯较为落后，重庆交通优势便凸现出来。当时，重庆的公路运输有很大发展。在抗战前开始兴建并完成通车的即有川黔、川陕、川湘等公路，以及在抗战前开工兴建、抗战开始后完全通车的川滇公路，乃至抗战时期兴建的汉渝公路等。而且重庆的航空业也已起步。1930年，中国航空公司将上海至汉口的航线延展到重庆，以后又由重庆延伸到成都、贵阳、昆明。相对而言，方便的航道水运条件是重庆在大后方中最独特的优势。重庆地控中国最大河流——长江的上游，母城位于长江与嘉陵江交汇处。长江支流众多，构成了以重庆为枢纽的中国西部最大的内河运输网，也成为四川盆地与陕南、甘南、黔北、滇北和长江中下游经济联系的枢纽。1927年，民生公司的航线由渝合线驶入渝碚线，同年又增渝叙嘉线。第二年，增开渝合潼线、渝涪万线，不久驶入宜渝汉申线，
由此带来川江航运业的全面繁荣。在当时比较落后的陆路和航空运输以及战争如此激烈的条件下，民生轮船公司为主的川江航运的发展是成功实现沿海厂矿企业内迁的独特优势。1938年底，武汉失守后，日军逼进宜昌，内迁任务更加紧迫。有3万人员、9万吨物资器材集中在宜昌待运，按当时常规运输需要一年才能完成。这些物资器材是内迁工厂的精华，如果抢运不及时落入敌手，将给当时本已十分脆弱的中国工业以致命的打击。为此，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凭借多年的航行经验，组织了一个强大的领导班子，制订了一个周密的抢运计划，指挥24艘轮船（其中仅有两条不是民生公司的），另以2000艘木船相配合，采取“分段运输”的办法，终于在40天内完成了这一被誉为“中国实业界的敦刻尔克”壮举，
为争取内迁工厂迁渝作出了重大贡献。
四是重庆具有西部其他城市难以比拟的经济实力，城市基础设施较为优越。第一，重庆是长江上游最大的商业中心。在长江沿岸的商埠中，重庆仅次于上海、汉口，居第三位。
“重庆是工商世界”，
其繁华程度“差不多可比上海的洋场”。
第二，战前重庆工业虽然比较落后，但在大后方城市中是最发达的。当时居第二位的西安的工业资产只有16万元，仅为重庆的五十分之一。
第三，到抗战爆发时，重庆都市气派十足。重庆城区交通、港口码头、供水供电、邮政电讯、文教卫生等近代城市设施已有了一定的规模，“柏油马路，四五层的立体式大厦，影院、剧场、咖啡室，西餐厅，油璧辉煌的汽车和闪烁光芒的霓虹灯，凡都市所有者，无不应有尽有”。
重庆也素称文教昌明，为川东文化中心，故典籍中往往将重庆与成都相提并论，巴蜀文化遂成为我国古代西南文化的代名词。
三、重庆成为大后方的政治中心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机构设置与南京时大体相同，仍为“五权分立”设置， 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察五大机构都在重庆办公。国民党中央机关、国民政府最高决策机构——军事委员会都迁到重庆办公，国民党党政军首脑人物都来到了重庆。因此，重庆成为国民党名副其实的党政军活动中心。当时，苏、美、英、法、波、荷、比、韩等30多个国家在重庆设立了使馆或办事处，有40多个国家同重庆国民政府保持着各种外交关系。1942年1月3日，同盟国公布成立中国战区，蒋介石担任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重庆成为国际公认的中国战时首都，与纽约、伦敦、莫斯科等世界著名城市齐名。在联合国大厅的世界地图上，仅仅标出了中国四个城市的名字，其中一个就是重庆，原因正在于此。
重庆还成为当时中国各种政治力量的活动中心。中共派驻国民政府陪都的首席代表周恩来和其他代表陈绍禹、秦邦宪、董必武、吴玉章、叶剑英、邓颖超等人先后抵达重庆，其中，周恩来、陈绍禹、秦邦宪、董必武、吴玉章、邓颖超6人与在延安的毛泽东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叶剑英任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兼十八集团军参谋长，为我军驻重庆代表。中共在重庆建立了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同时兼作陆军新编第四军驻重庆办事处，并在此秘密设立了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领导中共在南部中国广大地区以及港澳等海外地区的工作和开展统一战线活动。与此同时，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乡村建设派、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中华职业教育社的中央机构也纷纷迁到重庆。
各中间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当时著名的专家学者、社会名流在重庆时常聚集在一起座谈国是，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爱国民主、抗日救亡运动，催生了民盟、民联、民建、九三学社四个民主党派。如民盟就是由迁移到重庆的三党三派在民主宪政运动中逐渐联合而成的，民联是由谭平山、王昆仑等中国国民党内一部分爱国民主人士为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争取和平民主自由、团结抗日，通过举办民主同志座谈会而逐渐发展起来的一个民主党派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