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随沿海工商业内迁重庆

大量沿海工商企业内迁重庆，随之而来的既有大量工商企业家、金融界代表人物，又有大量职业教育家以及与工商界有密切联系的文教界中的上层知识分子和经济工作者。

一、内迁重庆概况

1937年7月7日，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为使战时大后方建立长期抗战的经济基础，避免沿海骨干企业被日军摧毁，甚至被占领和利用，国民政府决定将沿海骨干工商企业内迁到中国中西部地区，陪都重庆成为内迁的首选地区。

工业方面：1937年12月，首批内迁工厂到达重庆，到1940年，迁入重庆的工厂达351家。 其中绝大多数是民营工厂。据经济部1940年统计，民营工厂内迁的厂数448家，迁到重庆并复工的有243家，占内迁厂数的54%。 迁往重庆的不仅厂数多，门类较齐，而且不少是规模大、技术水平高、全国数一数二的名牌大厂，差不多都各有自己的专长和拳头产品，填补了重庆工业的大部分空白。如大鑫、上海、新民、恒顺、顺昌、大川六家钢铁厂被称为战时钢铁机器业的“六大金刚”，龙章造纸厂被称为“上海新式造纸之鼻祖之一，也是开全国机械制纸工业之先河”、康元制罐厂被认为“其设备与资本素列全国制罐业第一”、益丰搪瓷厂为“全国搪瓷业最大”、美亚绸厂是“中国最大之丝织厂”，还有大中华橡胶厂、中国工业炼气公司、新亚药厂、中国标准铅笔厂、中国亚浦耳电器厂、华生电器厂、华成电器厂、天原化工厂、申新四厂、豫丰纱厂、冠生园食品厂、商务印书馆等都是各自行业的佼佼者。这些厂带来了当时国内最先进的设备，大批熟练技工，加上由政府兵工署直接安排迁往重庆的主要兵工厂，使重庆工业迅速脱胎换骨，奠定了战时后方工业发展的新基础，带动了其他工业的发展和整个产业经济技术水平的提高。

商业方面：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不仅加强了对重庆商业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而且通过组建国营或官商合营企业来加强对重庆商业的调控。如复兴、富华（后合并到复兴）、中茶三家公司就是当时最著名的国营公司，四川畜产公司、四川丝业股份有限公司、四川药材公司、四川桐油公司就是当时最著名的四大官商合营公司。这些公司数量虽然不多，但资本雄厚，发展迅速，并有国家政权作为后盾，在重庆商业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成为行业发展的骨干。同时，从沿海迁来的商贸企业也较多，使重庆汇集了各方资金，各方经商人才，沿海各地所有（而重庆原未有）的商业行业，促进了重庆商业行业的广泛发展。如在重庆饮食业中就有苏州人开设的“陆稿荐”餐厅，北平人的“丘二馆”、“丘三馆”，广东人的“冠生园”，湖北人的“四象村”，浙江人的“状元楼”等各种不同风味的外地餐馆。

金融方面：国民政府迁渝后，为了控制和管理金融，明令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四家银行的总行迁到重庆，并准许各省地方银行在重庆设立分支机构，中央信托局等也迁到重庆。江苏、安徽、湖南、湖北、河北、河南、陕西、甘肃、广东、广西、福建、云南、西康等省纷纷在重庆设置行处，其他省营、商营银行等也纷纷内移，总数多达200余处。未能内移者，也相继在重庆设立分支行处。

交通方面：在抗战时期，沦陷区、战区的机关、企业、学校可以内迁，铁路、公路却无法内迁，但是各交通主管机关及其所属技术员工，用于交通的大量经费、大型交通企业、部分机车、机轨及其他交通器材等，大多移向了西南地区，尤其是重庆。如原长江中下游的一些轮船公司一面承担军运支前和厂矿、机关后撤运输，同时也实现了自身的向西迁徙。撤到重庆的有轮船招商局、三北轮埠公司、三兴轮船局、大达公司等近十家， 以及为数不少的小型轮船。出口物资运输处、中国运输公司等大型运输企业都在重庆设有分部，还有数十家公私合营企业和民营运输商迁入重庆。同时，重庆向东、南、西、北各方，甚至向海外出口通道建设也取得了长足进步。中国两家航空公司中的最大一家公司——中国航空公司本部也于1938年1月迁到重庆，使重庆成为当时大后方的航空中心。

二、重庆成为大后方的经济中心

大量工商交通企业内迁重庆，重庆在成为国统区的政治中心的同时，也迅速成为大后方的经济中心。

首先，重庆成了国统区的工业中心。战前重庆只有工厂77家，资本881万元，分别占全国工业的1.96%和2.6%。 而且轻重工业门类不全，仅有16个主要行业，大部分规模较小，机器使用面低，总体上处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阶段。8年后的1945年，重庆工厂数达到1690家，占到整个大后方工厂数的三分之一左右，尤其是机器制造工厂占到大后方的五分之三左右，资本总额272.6亿元，占大后方的一半 ，初步形成以兵工、炼钢、机械、造船、纺织、化工为骨干的门类齐全的综合性工业区，成为一个大后方工业最集中的城市和中国西部最大的工业基地。这是重庆成为国统区经济中心的坚实基础和主要标志。

其次，重庆成了国统区的金融中心。战前重庆只有9家银行总行及23家钱庄、银号，资本总额（国家银行的资本未计）为1600.6万元 。抗战时期，国家四行（中央、中国、交通、农民银行）两局（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等国家金融机构及其他商业银行和沦陷区省市银行机构纷纷迁往重庆，并专门设立四联总处，蒋介石兼任理事会主席，负责执行政府战时金融政策，使之成为控制全国金融的最高权力机关，使重庆金融业获得空前发展，迅速成为全国金融业最集中、金融资本最活跃的地区，重庆金融业主宰了整个大后方的金融市场。到1943年10月，重庆银行资本总额已达57825.8万元。 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前夕，重庆有省、市、县银行30家，商业银行57家，外商银行2家，钱庄、银号银公司、信托公司等24家。

第三，重庆成为国统区的商业中心。战前重庆虽然是西南最大商埠，但小本经营的商贩较多，资本额较大的民营商业企业为数极少，2000元以上资本者仅700余家， 商业总资本不过1000万元。抗战爆发以后，重庆商业加速发展，行业、商家、资本额、从商人口在全国所占比重都远远超过了战前。据统计，1942年，重庆的商业公司所拥有的资本额已超过了上海。 重庆商业同业公会123个，大小公司商店27481家，商业资本60多亿元 ，而且商业门类齐全，经营品种繁多，形成以重庆为中心，辐射到四川及西南、西北各省的庞大商业网络。

第四，重庆成为国统区的交通中心。抗战前，重庆交通运输业以水运为主体，公路建设和汽车运输仅有初步基础，航空运输则刚刚起步。抗战期间，重庆的航道整治和水路航运、公路建设和公路运输，机场建设和空中运输以及水陆联运等均全面发展。到1942年，以陪都为中心，计有联运干线7条，总长8688千米，支线189条，总长29546千米。到1943年，重庆内河航线增加到112条，改善旧航线7741千米，开辟新航线5227千米。 重庆飞机飞行里程由267.3万千米增长到684万千米，客运人次由23000人增长到36000人，货运量由440吨增长到19752吨。 重庆—香港、重庆—仰光、重庆—河内等国际航空线的开辟，促进了重庆城市国际化，大大提高了重庆的国际声望。

三、民族工商业者队伍的壮大是民主党派在重庆形成的重要社会基础

由于沿海大量工商企业内迁重庆，也由于重庆经济的高速发展，全国著名的大企业家和经济界人士，如胡厥文、章乃器、吴羹梅、吴蕴初、颜耀秋、余名钰、胡西园、范旭东、刘鸿生、卢作孚、崔唯吾、范崇实、古耕虞、何北衡、胡仲实、胡子昂、康心如、林继庸、马雄冠、宁芷、潘昌猷、庞赞臣、寿景伟、宋师度、陶桂林、王性尧、温少鹤、吴承洛、吴晋航、吴麟书、周荟柏、周仲宣、庄茂如等都迅速聚居重庆，重庆民族工商业者队伍迅速壮大。在此基础上，重庆的工商业团体组织相继成立，为民主党派的建立奠定了重要基础。

1938年4月，重庆成立了迁川工厂联合会，其成员最初有40多厂家会员，到1945年便发展到230多厂家会员，几乎包括了所有迁川的重要工厂。迁川工厂联合会的发起人为胡厥文、章乃器、吴羹梅、庄茂如、马雄冠、吴蕴初、颜耀秋、周仲宣等迁川工业企业家，以迁川的上海机器厂负责人颜耀秋、龙章机器厂负责人庞赞臣为正副主任委员，马雄冠、吴蕴初、余名钰、胡西园、林美衍、李奎安、庄茂如等企业家为执行委员。

1938年7月，中国西南实业协会四川分会在重庆成立，以张群为名誉理事长，以经济部长翁文灏、交通部长张公权为名誉理事。 其后西南实业协会总会也于1939年9月在重庆成立，张群、钱新之、缪云台、何辑五、项康元、周作民、吴晋航、周季悔、顾毓、刘航琛、张澍霖、张肖梅、张禹九、何北衡、胡叔潜、林继庸、吴蕴初、蔡承新、程觉民、范旭东、浦心雅、孙越崎、康心如、康心之、潘仰尧、寿毅成、徐柏园、范英士、戴自牧、王志梓、方显廷等35人为理事，刘鸿生、王振芳、朱伯涛、席文光、张丽门、宁芷、何廉、卢作孚等15人为监事。 该会会员以工业界、金融界人士为主，并有经济行政部门主管、经济界专家、学者参加，由于政治上有政界人物翁文灏、张群、张公权等人为背景，是后方最有影响的工业团体。

1938年12月，中国国货厂商联合会在重庆成立，成立大会上选出赵秉三、王性尧、康心如、宋师度、陈叔敬、潘仰山等15人为理事，宁芷等5人为监事， 会长（理事长）一职长期由工业家潘仰山担任。中国国货厂商联合会成立后的活动，“以联络感情，互谋改进业务，力求产销合作，推动国货发展，增进对外贸易及公共利益等项”为宗旨。

1939年2月，中华工商协会在重庆成立，发起人有潘昌猷、宁芷、颜耀秋、吴承洛、何北衡、范崇实、寿景伟、吴晋航、胡仲实、庞赞臣、宋师度、周懋植、欧阳仓、温少鹤、康心如、胡子昂等，个人会员和团体会员共有200多个。个人会员有潘昌猷、宁芷、颜耀秋、吴承洛、何北衡、范崇实、寿景伟、吴晋航、胡仲实、庞赞臣、宋师度、温少鹤、康心如、胡子昂、周荟柏、吴麟书、古耕虞、胡西园、王性尧、吴羹梅、林继庸、陶桂林、崔唯吾等著名企业家和经济界人士，团体会员有四川水泥公司、大原电化厂、龙章公司、上海机器厂、久大盐业公司、永利公司、冠生园食品公司、上海五金厂、聚兴诚银行、中国国货联营公司、中国茶叶公司、四川丝业公司等著名厂商。

1940年10月，西南实业协会发起筹备召开实业界星期五聚餐座谈会，以联合西南实业、金融界，共谋发展，获得了经济部工矿调整处、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等80多个经济团体的支持。参加人员每次一般都有二三百人，最少也有一二百人，星期五聚餐会成为当时后方工商界的盛举。

1943年4月，由吴蕴初、胡西园、颜耀秋等发起，吴蕴初为理事长的中国全国工业协会在重庆成立，开展以手工业合作为主的工业合作事业，在抗战中期比较活跃，是后方民营大中企业负责人为主的一个企业家组织。

抗战胜利后，由于蒋介石集团处心积虑准备发动内战，加之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和压榨以及美货的充斥，国统区的中小工业处境极为困难，为了求得生存，亟待组织起来，寻求出路。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南方局积极推动并帮助建立了中小工厂联合会。该会于1946年3月成立，当时参加的厂家有280多个，到当年9月发展到涵盖全国23种工业的1186个厂家，成了国内最大的由中小民族工业资本家和手工业主组成的工业团体。

各种企业团体的出现，使后方工商企业家群体的力量得到进一步整合。他们在争取经济民主的斗争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如果不问时局，不问政治，只是一味强调经济民主、生产自由，民营企业是没有出路的，从而要求参与政治的呼声日益强烈，成为产生民主党派的重要基础，特别是成为民主建国会的主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