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中共中央南方局对中间党派的统战工作

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党政府允许共产党合法存在。随着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周恩来、秦邦宪、董必武、吴玉章、叶剑英、邓颖超等中共代表也先后抵达重庆。1939年1月13日，在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内秘密成立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凯丰、吴克坚、叶剑英任常委，周恩来为书记。南方局所管辖区域除了四川（川东、川康）、云南、贵州、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上海、江西、福建等省以外，还包括港澳地区党组织以及同海外华侨的联络。到当年7月，在南方各省中共秘密党员就发展到5万余名。南方局的工作以公开合法的八路军兼新四军驻重庆办事处和获准公开出版的《新华日报》与《群众》周刊作为依托，把公开活动与秘密活动、合法斗争与地下斗争巧妙结合起来。南方局成效卓著地贯彻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把一切爱国进步力量都调动起来，汇入人民革命的洪流，为支持、帮助民主党派建立组织做了大量工作。

一、将团结中间势力作为重要工作任务

国统区的中间势力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各抗日党派与政治团体、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地方实力派。他们在国统区有相当影响。毛泽东认为，“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 “争取中间势力是我们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的极严重的任务”。 1939年8月，毛泽东给南方局的工作任务就是：“一、巩固党；二、深入群众；三、向中层阶级发展统一战线。”为此，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等南方局领导人坚定地创造性贯彻执行党中央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和策略，把统战工作作为中心任务，把团结中间势力贯穿南方局工作的始终，对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以及推动和平民主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此，周恩来曾说道：“在1941年只有文化教育界靠拢我们，1945年民族资产阶级也靠拢我们了。”

二、广泛团结党外人士

首先，利用国民参政会这个合法讲坛，团结了一批中间力量。1938年3月，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提议：“为增强政府与人民间的互信和互助，为增加抗战救国的效能，健全民意机关的建立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中国共产党的提议得到各抗日党派和民主人士的支持和响应，他们纷纷发表政见，要求建立民意机关，使人民能够有参政的机会。鉴于当时国民党军事上的危机和外交上的孤立，国民党也深感有必要加强国内团结，决定设置国民参政会为战时最高民意机关。4月，国民政府公布了《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这一举动得到了各党各派的支持和拥护。国民参政会从1938年7月到1947年6月共举行过4届13次会议，除在武汉召开的一届一次会议、南京召开的四届三次会议外，中间的11次会议都在重庆举行。在抗战初期，周恩来即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内容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各党派的共同合作”。在就建立国民参政会的问题同国民党谈判时，周恩来明确建议将各抗日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包容在内。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后，中共参政员利用国民参政会这个合法的讲坛，同三党三派及无党派参政员通过在参政会内外的协商与配合，在坚持抗日、讨伐投降叛国的汪精卫和争取抗日的民主自由等方面建立了密切合作的关系，并推动中间党派的参政员建立了统一建国同志会，为中国民主同盟的成立作了组织上的准备。

其次，采取多种形式，广泛结交工商界朋友。抗战时的重庆已成为民族资产阶级最为集中的地方。周恩来以敏锐的眼光，紧紧抓住这一变化，提出了“争取民族工商界、发展民族工业，支持抗战”的统战策略。为了引导民营企业家争取经济民主，反对官僚垄断资本，周恩来亲自撰写《“七七”四年》等文章，对官僚资本的本质和危害进行深刻的揭露。南方局还通过《新华日报》、《群众》周刊以及《商务日报》发表了大量的报道、社论和专论，同情民族工商业的困难，反映他们的呼声，支持他们反对经济统治的斗争，得到他们的理解与支持。南方局对民族资产阶级统战工作的重点，主要是大后方一些有相当知名度和影响力的民营企业家，如“猪鬃大王”古耕虞、“铅笔大王”吴羹梅、“火柴大王”刘鸿生、曾经担任迁川工厂联合会理事长的颜耀秋、吴蕴初（还担任中华全国工业协会理事长）、潘仰山、胡厥文等，曾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著名工商企业家范旭东、吴蕴初、胡子昂、潘昌猷，大后方重要经济社团西南实业协会常务理事中的民营企业家缪云台、卢作孚、康心如、吴晋航等。这些企业家的工作主要由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王若飞等南方局领导人亲自去做。南方局成立不久，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南方局领导先后参观过胡厥文的合作五金厂、迁川工厂联合会举办的产品展览会、余铭钰的渝鑫钢铁厂等，他们每次参观都题词相赠，与许多迁川工厂的负责人建立了密切联系。重庆谈判期间，南方局还以毛泽东的名义举办茶会，招待大后方著名民营企业家。毛泽东在会见中不仅指出只有建成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民族资本的工商业才有发展的前途”，强调“中国共产党对于爱国的民族资本家，并不是作为敌人，而是作为朋友来对待的” 。1945年10月19日，周恩来又在西南实业协会的聚餐会上发表《当前经济大势》的演讲，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发展民族经济的政策，极大地消除了大后方民营企业家的思想疑虑，“在工商业界中引起了十分强烈的反响”，这对争取和团结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人物起了很大作用。这些著名企业家，后来很多成为民主建国会的骨干。

第三，积极开展对国民党左派及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为了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孤立国民党顽固派，周恩来、董必武等南方局领导亲自抓国民党左派及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在国民党上层人物中，周恩来除了加强与我党长期合作并对我党抗战事业给予大力支持的宋庆龄、何香凝等民主人士的统战工作外，还积极做冯玉祥等爱国将领的统战工作以及谭平山、王昆仑、柳亚子等国民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在抗战初期，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等即分别同四川地方实力派刘文辉、潘文华、邓锡侯等多次会晤，共商团结抗战大计，向他们讲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坚定他们的抗日信心，并应他们的要求派遣中共党员到其部队进行联络工作，还在各部架设电台，以便他们随时同中共直接联系，在反对蒋介石集团的妥协退让倾向和法西斯独裁统治方面相互配合。对云南地方实力派领导人龙云，还在抗战爆发之前，即由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开始与其进行接触。抗战爆发后，中共即派员至龙云部队进行统战工作，并架设联络电台。桂系在抗战初期同中共合作较好，经周恩来同李宗仁直接商谈，在李宗仁负责的第五战区设立了战区抗战委员会，以推动抗日救亡活动，中共还在桂林建立了八路军办事处。皖南事变前夕，桂系白崇禧等为了一己私利，转变了对中共的政治态度，破坏了桂林地区的民主空气。但桂系重要军政人物中仍有李济深、李宗仁坚持民主抗日的立场。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继续通过各种渠道，加强同李济深等的联系，还派中共党员到广西进行统战工作。南方局经过多年艰苦工作，促使西南地区地方实力派的代表人物逐步走向人民阵营，其中谭平山、王昆仑、柳亚子等成为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发起者，李济深、宋庆龄、何香凝等成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领袖，而绝大多数拥有军事实力的人物，在人民解放军消灭了蒋介石集团反动军队的有生力量、蒋家王朝败局已定的情况下，纷纷率部起义，从而大大缩短了人民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进程。

三、积极指导和帮助建立民主党派

民盟、民联、民建、九三学社从酝酿到成立，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统一战线思想和实践的感召，得到了南方局的直接帮助和鼓舞以及政治、经济、社会舆论等多方面的支持。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经常与民主人士接近，不辞劳苦出席各界人士、民主党派召开的各种集会，不分昼夜地接待这些人士的来访，参加他们的茶会、酒会、聚餐会、联欢会、报告会，向他们讲解国内外的政治形势，阐明共产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启发他们认清形势，积极扶持各民主党派的发展和联合。

第一，积极指导和帮助建立民盟，团结广大民主人士。抗战初期，第三党、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等纷纷迁到重庆。进入抗战相持阶段后，蒋介石不但积极反共，而且对民主党派也进行限制、迫害，引起民主党派的日益不满。他们要求抗日，要求民主，他们活动的主要武器便是社会舆论。因此，这些党派不仅是一支抗日、民主的政治力量，也是一支文化舆论力量。若能将他们团结过来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坚持抗战十分有利。而这些民主党派在和国民党斗争的过程中，也深感力量微小且分散。为了自身的发展，也有联合起来的愿望。南方局和周恩来本着“扶持进步团体；照顾小党派利益；进行民主运动，要求各党派有合法地位；要求政治改革”的方针 ，大力支持并援助他们建立了统一建国同志会。1940年12月，国民党政府改组参政会，取消张申府、章伯钧、杜重远、章乃器等参政员资格，其他党派、无党派人士也在参政会中受到压制。在此形势下，各中间党派为争取生存，迫切感到必须加强自身团结，密切与共产党的合作，于是，他们与南方局联系，寻求中共支持。周恩来、董必武对此表达了“极端赞同，并愿予以种种协助之意”。1941年3月15日，周恩来在给中共中央电报中称：各小党派想在国共外成立一民主联盟，以求自保和发展；我们力促其成。不久中央回电，指出“积极支持民盟的方针是很对的”。3月19日，在南方局的支持下，张澜、黄炎培、张君劢、梁漱溟、章伯钧、左舜生、罗隆基等在上清寺特园秘密开会，正式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民盟建立后，周恩来等南方局领导人常去特园，与同盟领导人共商国是，促进内部团结。民盟为争取合法和公开地位，决定派梁漱溟到香港创办同盟机关报《光明报》。对此，周恩来表示热忱赞同，并指示中共在港负责人廖承志给予四千元港币的资金支持，顺利促成《光明报》于1941年9月18日正式出版。10月10日，该纸刊登了民盟在重庆成立消息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由此，民盟从秘密走向公开。

第二，积极指导和帮助建立民联，团结国民党内的中上层民主派。皖南事变后，为抵制国民党反动派，周恩来提出在重庆建立一个包括一部分中共党员与爱国进步人士、国民党左派和上层人士在内的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外围组织，与中共配合工作。为此，1941年夏，南方局派王炳南与王昆仑、许宝驹等国民党左派及中间党派人士筹划酝酿，秘密成立了中国民族大众同盟，后改名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简称民革，为与1948年后成立的民革相区别，习惯称为小民革）。在周恩来的关心、指导下，小民革在组织上向文化界扩展，稳步发展，在政治上对统一战线、民主运动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1943年初，谭平山、陈铭枢、杨杰、王昆仑、郭春涛等国民党民主进步分子在周恩来、董必武等人帮助下，产生了一个举办经常性的时事座谈会的想法，打算把关心时政的国民党民主分子联系在一起，座谈形势、沟通思想，团结民主同志，与国民党内顽固派势力进行斗争。同年春节后，第一次座谈会顺利召开，以后坚持了三年。此间，南方局的徐冰、王炳南、许涤新、熊瑾玎等与座谈会的朋友经常交流，讨论国是。经一段时间酝酿，座谈会发展为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为保险起见，民联成立的大会文件也是交给中共南方局领导的《新华日报》印刷的。这个组织以争取国民党内中高级干部、团结民主派，发展反蒋统一战线、争取民主和平、反内战的爱国民主运动为重心。民联创办的机关刊物《民联》的一个特点，就是每期必有一篇分析形势较有分量的论文，为一般公开刊物所不能发表。这篇论文基本上是拿中共领导同志所作的内部报告加以改写的。

第三，积极指导和帮助建立民建，团结广大工商界人士。在南方局的关心和支持下成立的军布联谊社（1943年下半年）、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1945年12月）和中小工厂联合会（1946年3月），都联络和结交了一大批大后方民营企业家。南方局积极支持和参与西南实业协会发起的星五聚餐会、迁川工厂联合会召开的座谈会和中小工厂联合会的活动，支持他们的斗争、维护他们的利益。特别是在1944年和1945年，南方局多次举办民营企业家的座谈会，有时参加座谈会的民营企业家达三四十人之多。广大工商业者对周恩来和共产党十分信服，在中共的帮助下，进一步实现了联合，与官僚资本对抗到底。《双十协定》签订后，南方局支持黄炎培、章乃器、施复亮、胡厥文、李烛尘、吴梅羹等发起成立了民主建国会。民建成立时，发起人中还有一些人是以个人身份参加民建的中共党员。

第四，积极指导和帮助建立九三学社，团结广大科技界人士。为提倡先进的科学技术，早在1939年春，周恩来就指示潘梓年出面，联系科技界爱国人士，秘密成立自然科学座谈会，1940年初，在周恩来和潘梓年的指示下，座谈会的成员负责编辑《新华日报》的“自然科学”副刊，大力宣传科普知识。《群众》周刊也发表了大量科普文章。特别是1942年为纪念伽利略、牛顿逝世300周年，《群众》周刊7卷8期出了特刊，并在《怎样来纪念这两位科学巨人》的社论中指出：“民族的革新和人类的进步，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坚实基础上。科学是帮助我们获取智慧和光明的巨大力量。” 此外，在周恩来和南方局的指导和支持下，还先后成立了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民主科学座谈会和中国青年科学技术人员协会。为推动当时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从讨论时事的民主科学座谈会到九三座谈会再到九三学社这一组织的建立，就直接得益于毛泽东的启发、鼓舞、支持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