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人生百态
1 348年,“死亡”天罚导致伦敦丧失40%人口。城中死亡人数或许有五万之多。十年后,城墙内三分之一土地仍无人定居。这场灾难被称为“大瘟疫”,也被称为“死亡”,十一年后,它又毁灭性地重现。这个世纪接下来的年月里,伦敦(如同欧洲大多城市)依然腺鼠疫频仍。腺鼠疫不是都市病疫,但都市的环境使其猖獗。病菌通过活跃在中世纪房舍的麦秆茅草之间的老鼠传染,也在近距离交谈时通过呼吸道传染。
然而,伦敦似乎习惯了灾难,没有任何迹象可以表明这个时期的历史有所中断。据说,城里缺乏人手埋葬死人。然而,对于活人来说,这场疫病提供了发财致富的空前良机。譬如说,很多人继承了意想不到的遗产,再有些人,由于劳力匮乏,身价便出奇高涨。14世纪后期,很多家庭纷至沓来,有生意人,也有体力劳动者,从邻近外省迁进这座大城,谋求财富。迪克·惠廷顿的杜撰历史便出自这个历史时期,又开始散布伦敦为“安乐乡”或者黄金遍地的故事。
真实的理查德·惠廷顿是布料商行会的成员,倘若不先理解这些融合行业规矩、宗教戒律、堂区责任为一体的兄弟会本质,便无法准确地理解伦敦的历史。伦敦也许不曾被视为人间的“上帝之城”,但中世纪后期有很多理论家深信,这座城市本身就是人类存在的图式,是世间和谐的象征。
似乎从撒克逊时期以来就有同业行会,称作“gegildan”,后来被称为“兄弟行会”,同时赋有军事或防御职能。在12世纪,一些生意人,譬如面包师和鱼贩,被准许自行收税,不必缴纳王家税务。作为一种相辅而行的过程(倘若不是直接相关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各种行业各自聚集在不同地区,譬如,面包店都开在面包街,鱼店则位于星期五街(虔诚的天主教徒星期五不吃肉)。
手工业行会集中出现在某个专门的地区,跟邻近地区的堂区行会不可分解。譬如,在弗利特河畔操持恶臭手艺的鞣皮匠,习惯去弗利特街的卡默利特楼跟自家“兄弟”会面。13世纪后期,融合手艺行业规矩和宗教规条的兄弟会有将近两百多个。譬如,科尔曼街上的圣斯德望教堂登记有三个兄弟会,大圣雅各教堂有一个细木工人的“过梁会”。这是典型的中世纪后期组织,在经济发展蒸蒸日上的城市背景里,有效地容许自治、自生的社区发展兴旺。14世纪早期,王家颁布一道法令,正式规定没有同行六名成员的保举,不能参加手工业行会;另一条款规定只有手工业行会成员才能享受城市的自由。换句话说,只有市民才能参加行会。如此一来,行会在城内渐渐获得强大的经济权威。譬如,有一条款要求只能从在伦敦居住、有选举权的自由民那里购买艾尔酒或啤酒。
而在伦敦,经济权力转而可以购得政治和社会的领导地位,从而,在1351年和1377年,手工业行会自行选举市议会。同时我们也不该忘记,“很多手艺人”和“小本生意人”在本地教堂聚集单纯是为了做生意。这些手艺人的“会”(mysteries,这个词没有神圣意味,而是缘自法语métier,即职业)遵奉的规矩已经包含了宗教和社会的约束,强调诚实和好口碑。譬如,圣劳伦斯犹太教堂的圣安妮兄弟会会规要求,“倘若任何人有恶名,抢夺不属于自己之物”,此人就要受到规诫。两次、三次规诫仍不悔改,便要被逐出行会,“不至于连累会中正派者的名声”。
这些行会规矩的其他一些方面揭露了当时的时代境况。上述同一份规章里提出,“躺在床上睡觉,不起来去工作挣钱,养家糊口,去酒肆买艾尔酒,浪费时间,会被逐出同业行会”。显然贪杯跟今日可能称之为“爱看球赛”一样,被认为不符合良好的工作态度。在其关于17世纪伦敦手工业的手册里,丹尼尔·笛福也同样地训诫这些都市娱乐活动。出于同样的精神,很多戒条禁止任何人取“诨名”,因为“盗贼、滋事者、拉架人”才会起这种名字;在这里,行会谴责那些破坏公共和谐的人,好似在一个需以极大力气维持和谐的社区里,吵嘴或争执便足以成为罪恶。这里强调的是好名声,避免在同行之间出丑。“小人物”制定规矩保护自己的“好名声”,从而援引规矩来帮助他们在行业里“向上攀升”时抵制残酷的压制,这些都属于这些规矩的典型特征。正因为如此,普通工人或者“雇工”有时试图联合起来抵抗老板雇主,但城市的官僚通常能够抑制低级工人的“联盟”。曾有一段时期,食品供应和生产行业确实就等级和权力展开过激烈的争执。然而从本质上说,这只是焦躁、心怀不满的“低等”行业和手艺人不肯罢休,企图逐步挤入这座城市的社会和政治生活的这一大运动的发展阶段。这是伦敦真正的历史,在史料记载的事件之下散发出生趣和活力。
然而,倘若不理解教会作为这座城市事务的最勤饬、最权威的指导者那种复杂的方式,关于中世纪伦敦的叙述就不能算全面。在单纯的物质领域,教会的管理监护人是城墙内也是城墙外最大的地主和雇主。数千人,或神职人员或庶众,指靠这座城市的大教堂和修道院为生,但也有一些庞大的教会组织拥有城市管辖之外的古老土地和庄园。譬如,圣保罗大教堂的主教拥有斯特普尼的庄园,领地东至埃塞克斯地界,西南至温布尔登和巴恩斯。这座教堂的教士拥有其他十三座庄园,属地包括潘克拉斯、伊斯灵顿到霍克斯顿、霍尔本。这种领地权势直接地传达了世俗与神职的权威,这一权威实在可以追溯到很早时代。罗马治下的英国稳步瓦解之时,这些教会巨头便已成为这个国家真正的统治阶级。各省主教沿袭了“罗马执政官的衣钵”,由于缺乏其他公共机构,堂区教堂和修道院便成为所有组织活动的中心。正因为如此,伦敦最早的行政记载俱强调教会权威的势力。在九百年的记载里,我们讲到“主教和伦敦城辖下各庄头以市民的名义制定法令,经国王批示”。隐修院和修道院的院长担任市府参事也是俗例。世俗和宗教的权威之间没有区别,因为两者皆被视为教会固有的本质。
伦敦本身是一座教堂之城,教堂数目之众,胜过欧洲其他任何城市。老城内有一百多座教堂,单是奉圣马利亚之名的教堂就有十六座,并且可以颇有把握地推断,很多教堂原是撒克逊时期建造的木质结构。沃尔特·贝赞特在《伦敦》里指出:“无论哪条街上,都有自己的修道院、女修道院花园、牧师学院、托钵修会修士、卖赦罪符者、教堂司事、执役兄弟。”这话听来也许有些夸张,然而,虽然并非每条小巷都有修道院、女修道院花园,但是查看任何一幅地图,都会发现每条大街上确实都有或大或小的宗教建筑。除了一百二十六座堂区教堂之外,还有十三座女修道院教堂(包括大圣马丁和耶路撒冷的圣约翰隐修院),还有七座大托钵修会,包括哈特街上的加尔都西托钵修会;还有五座隐修院,其中有史密斯菲尔德的圣巴塞洛缪大教堂和贝尔蒙德赛的圣救世主大教堂;还有四座大修女院、五座牧师学院。至于为病人和穷人建造的医院和收容所,我们读到记载有十七处,散落在诸如奥德门、查令十字街、圣劳伦斯普特内[其中有一所精神病人收容所,位于巴金区(Barking),“狗叫疯”这个说法由此而来]。尚且不提祈祷室、教会学校、私人礼拜堂。可以看得出来,在13、14世纪,这些神圣建筑不断地重建,这是伦敦之圣洁的更进一步证迹。伦敦人的虔诚是毋庸置疑的。
伦敦中世纪留存的遗嘱也颇具重要意义,在葡萄酒酿制人约翰·托克(1428)、鞋匠罗伯特·阿麦瑞(1420)、蜡烛商理查德·怀特曼(1428)、蜡烛商的仆人罗杰·艾尔麦斯莱(1434)的遗嘱当中,都透露一种简单而深刻的虔诚感。这些遗嘱的细节传递了伦敦日常生活的所有琐屑物什,遗赠的有毛巾、汤匙、床铺、毯子。罗杰·艾尔麦斯莱留下一只烤鸡蛋的铁架、数支孔雀毛,以及“我的毛巾滚筒”,但他的主要遗愿是想葬在小塔街圣玛格丽特帕顿教堂“门廊外石头下”。他也十分关心教子的精神归宿,留给他“一个物件侍奉上帝”,还留给他“一个小保险箱,装小物什”。所有这些遗嘱都提到散钱给穷人或囚犯或病人,前提是要这些可怜人替死者的灵魂祈祷。譬如,葡萄酒酿制商约翰·托克给面包街圣美德的神父留下诸般遗赠,让他们“为我的灵魂祈祷”,赠钱给“关押在拉德门、马切尔塞凯杰斯本切监狱”的囚犯,还赠钱给“躺在主教门圣母医院、圣母疯人院、圣母病院、艾尔森医院、史密斯菲尔德圣巴塞洛缪医院,还有萨瑟克圣托马斯医院的可怜病人”。这当中很多机构今天仍在,尽管已经改换面貌,另一些则仅留存在伦敦民间的记忆里。约翰·托克给他的学徒亨利·托米孙留下“面包街上我那间叫作美人鱼的房子”,据说,这就是莎士比亚和约翰逊喝酒的酒肆。伦敦的历史是几经辗转涂改的不同版本的现实,是萦绕不去的真实。
这座中世纪城市的守护圣徒是一位7世纪的修士,是当时掌管伦敦的主教:圣俄肯沃做了东撒克逊王国十八年的精神领袖,辞世之后,惠赐了很多奇迹。俄肯沃主教年迈体衰,不能在堂区走动后乘坐的木车或木轿,成为受崇拜的神物。这副坐骑的断片和木屑被视为赋有治愈灵效,这副坐骑本身则跟圣徒的遗骸一道被供奉在圣保罗大教堂的主祭坛。俄肯沃的遗骸密封在一具“打造为三角墙房屋或教堂状”的铅棺内,从而使得这个神圣的处所赋有这座城市的地貌特征。
俄肯沃崇拜在伦敦风行了数百年,再度举证了伦敦市民的虔诚或轻信。利河畔的斯特拉特福德(如今是工业园)显现了奇迹,圣保罗大教堂周边的大街上据传也显现很多奇迹。事实上,这座大教堂屡遭火灾,而圣俄肯沃的遗骸却幸存下来,这也可算作一桩奇迹,尤其是在1087年那场大火中幸存下来。之后,其遗骸被供奉在与“伦敦最神圣人物”相称的银龛内。我们在记载上读到,教堂仆役在夜里秘密地将圣徒的遗骸迁移到另一神龛,因为倘若白日迁移,便会引起聚集而来的庶众狂喜失控。这种崇拜不仅在平民中间风行,即便在16世纪早期,伦敦城最得意的律师被提名为法学博士之后,就会去瞻仰圣俄肯沃的神龛,游行前往圣保罗大教堂,在这位圣徒的遗体之前参拜。
已故圣徒的传说或许显得无涉主题,但这些正是伦敦生活的一部分韵味。市民最初将俄肯沃的遗体抬到圣保罗之时,宣称道:“我们就像强壮、勇猛的男子汉……就算颠覆、推翻有着强大兵力和武器、严加防御的城池,我们也不能弃这位上帝的仆人的遗骸、我们的守护者而不顾……我们要这座如此辉煌的城市和教众因这样一位圣徒而巩固、荣耀。”21世纪,伦敦城西确实还有一条俄肯沃街。那么我们或者还可以称他为伦敦的守护圣徒,其崇拜盛行了八百多年,及至过去四百年间才消退到暂时的黑暗之中。
因此,我们可以用多种方式去理解这座中世纪的城市,或从其暴力或虔诚,或从其重商精神或宗教守则。教堂的钟声敲响,各行买卖打烊,商人的秤砣在市场十字架上试验、衡量。我们能否说伦敦教会的行政人物全然世俗化?或者说,伦敦市民热衷生意,做得出最凶暴的行为,却怀抱最真诚的虔心?这个问题激发人们对于中世纪伦敦人生活的极度好奇心。也许他们是以永恒的眼光看待生意买卖和家常生活带来的无休的压力,或许他们的生活里有如此之多的暴力行为,实是因为相对于不朽的灵魂,人生被视为相对地低贱。那么,这座城市就成了堕落人类的真正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