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黑暗与拥挤
1 6世纪伟大的古文物学家约翰·斯托给我们留下都铎王朝时代伦敦最生动、细致的描述。他描写城墙外与城内不断涌现的新街道和新建筑,“吞食大街小巷、公共区域”。曾是棚屋或店铺的地方,有个老妪曾在此设摊出售“籽实、块茎、香菜”,而今很多房屋“造在左右两侧,越造越高,有三四层楼,甚或五层”。发展是这座城市始终不变的境况,然而,当这个发展过程吞食、改变他童年所熟悉的鞋匠巷的古老地貌之时,斯托为之痛心。
我们可以跟随约翰·斯托走过圣尼古拉斯屠宰场和臭巷旁的肉铺巷,他论述此地肉价高涨。他说,从前一头肥牛顶多值二十六先令八便士,一只肥羊值一先令,“至于而今的价格,就不需要我赘述了”。在这座城市的编年史家当中,似这般赋有地方色彩的描述,斯托是独一无二的。据说“他叙述琐屑之物、玩具、小玩意,城中如此热闹,他在市政厅待不住,他的笔墨非沾染那好兴致不可”。然而正是这一点,令他成为如此出色的伦敦勘测家、如此典型的伦敦人。在其《伦敦调查》里,他细致又生动地描述自小熟悉的街巷。
斯托生于1525年,至少父祖两代都是居住在针线巷或三枚针巷的油脂烛匠。亨利八世的亲信议员托马斯·克伦威尔霸占他父亲位于这条巷内的花园,斯托懊恼地慨叹道:“某些人遽然摇身发达,飞黄腾达,做起事来便忘了本分。”关于斯托接受的教育,我们所知极少,不过,他很可能上过伦敦免费开设的语法学校。他自己回忆如何徒步到属于米诺里女修道院的一座农场,“我自己多次去买过半便士牛奶”,从这里可以看出,紧靠着城墙就是一片牧地。但他不曾提起其他少年往事。然而,我们知道他以裁缝为业,在奥德门水井旁边那座儿时曾买牛奶的农场边开了一间裁缝店,但他真正的追求还没有开始。
研究古物似乎是伦敦人天生的激情,斯托则依然是这方面最伟大的典范。因此,他的第一部著作便是纂辑乔叟,确实再相称不过。斯托的初衷是研究这位绝妙的伦敦诗人,后来才转向养育了这位天才的城市。他成为“领薪的编年史家”,开始研究伦敦史料,大多存在市政厅。我们可以想象他身处一卷卷羊皮纸、手稿、散了架的书籍中间,试图破译这座城市的历史。在其早期著作《英国编年史概要》里,他写道:“自从眼见我们近代英国编年史纷繁芜杂,人们对过往历史无知,我放下本行,就任圣职,研究我们那些著名的古事,至今已有八载。”这番话或许暗示他丢下裁缝这个行当,全身心投进历史研究之中,但现存史料表明他的裁缝店仍开了一些时候。他抱怨被人称为“刺针佬”(这是对于裁缝的蔑称),并且作证某邻居朝他的学徒扔石头砖块。
他的周围遍布着“古迹”。离他家数英尺处,在比利特巷和酸橙街之间的地底约“两英寻深处”,埋着一堵墙、一道石门,1590年拆除工程之时挖掘出来。斯托研究这些古迹,深信这是四百五十年前斯蒂芬王在位时期的老石砌建筑。伦敦的地面一直在升高,不断地在前身的废墟瓦砾之上重建。斯托走遍每个角落,曾坦白地说,他的求索“耗费无数英里疲乏的跋涉、无数辛苦挣取的便士和英镑,无数寒冬深夜的钻研”。他身量单薄高挑,“神情愉快、和颜悦色;眼力和记忆皆好,十分清醒、温和、客气地对待请求他下指示的人”。
鉴于在16世纪早期,伦敦无疑是文物研究者的乐园,他当时必定需下达很多指示。斯托时常提起伦敦有很多大宅,“古时造在拱顶地窖之上,造有石砌大门”,大约建造时期是11、12世纪。当时必定还有罗马时期留存的墙垣、大柱、人行道。那个时代留下来的砖石早已被劫掠,转用于现代建筑,但无疑可以在伦敦后世的历史里看出1世纪的光景。然而,在斯托勘察之时,很多建筑正被摧毁。亨利八世开始施行的宗教改革,不但导致伦敦人的信仰改革,并且也改变了伦敦城的建筑面貌。原本受到市民狂热拥护的罗马堂区这种组织形式开始瓦解,而伦敦人在此过程中感受的不定和困惑,转而形象地体现在城市本身经受的面貌改换上。修道院、祈祷教堂、贵妇的礼拜堂被恣意毁坏。修道院、教堂,尤其是修道院医院的解散和毁坏,意味着这整座城市正处于摧毁和建造的狂热时期。城市多半地区必定类似大片建筑工地,而另一半则被弃置,用斯托的话说,变成“触目的衰落”。
从很多方面看,当时的伦敦是一片废墟。斯托提到市府参事区街有一处“老法庭”遗迹,而今成了“木匠作坊”;老犹太街上,某市长宅第相继转用为犹太教会堂、修士会、某贵族和某商人的住宅,后来摇身变为店名为“风车”的“酒肆”;有一间礼拜堂,“临街的空间被用作仓库和店铺,楼上是宿舍”;有一位主教的居所转变为经济公寓,等等。其他史料提及一幢西多会建筑被“彻底”拉倒,继而那片地基上造起仓库和经济公寓,还有“供应轮船的饼干烘焙店”;俗称为米诺里的穷克莱儿女修道院也被铲除,以便腾出空间造仓库;拄拐修士会的教堂转变为木匠作坊和网球场;黑衣修士的教堂被用来堆放“庆典”所用车辆和各种器具(这里后来成为黑衣修士剧院,也许这是相当贴切的);大圣马丁被拆毁,旧址上造起一家酒肆。
还有很多例子,但最突出的一点在于,宗教改革之后,都铎王朝后半期的伦敦是一片荒凉破败的景象,大街小巷的店铺和房屋之间,断壁残垣、破门洞、古老的石砌窗隐约可见。即便在城墙外,从河岸街通往泰晤士河一带,俱是主教和贵族的宅第。据一位威尼斯大使说,这些华屋“因周围遍布着无数破败的教堂和修道院而不堪入目”。
饶是如此,哀悼之余,也看得出推陈出新的迹象。在面包街和切普赛德十字街附近的金匠巷,斯托不遗余力地称赞那些店铺和住宅(就在他出生三十五年前建造):“临街的门面以金匠手艺装饰得十分美观……乘坐灵兽,所有这些装饰俱为铅质,绘得五彩缤纷、金碧辉煌。”15世纪旅行家多米尼克·曼奇尼也来到这里,说道:“这里有金杯银盏、彩染的玩意、各色绸缎、地毯、挂毯。”这些都是都铎王朝时代伦敦的真正风味。也许老教堂被拆了,但斯托说,在同一块地基上造起了“结实漂亮的木结构建筑……里头住着各种行业的人”。有个老十字架被搬移,腾出地方修筑闪闪发亮的水渠。有一位贵族的宅第被转用为集市,“销售细呢、粗呢、法兰绒等面料”。有一座十分古老的石砌建筑逐渐被推翻,在这片地基上造起“无数漂亮的房屋”。
这是都铎王朝的伦敦的行当和活力。斯托本人便是典型的伦敦人,往往禁不住地悉数构成城市生活的花园、磨坊、石砌和木质的房屋、酒肆、水渠、马厩、院落、集市、公寓、同业公会会馆。
环绕一个独立院落而建造的伦敦老宅,已不复适宜这座城市的新生存境况。这些老宅或被拆毁,或被蚕食,以便容纳早已以“颇黑暗、颇狭隘”著称的小屋。即便是富裕商贾的宅第也建造得颇紧凑,底楼是店面和仓库,一楼是大厅和客厅,二楼是其他生活起居空间。这样的房屋砌得五六层高,每层有两个房间,以木材和砂浆为建材,实属常见。在这个蓬勃发展的城市里,空间如此宝贵,地窖和阁楼便成了穷人的居所。人口统计只能取大概数字,1565年的数字是八万五千人,1605年便已升至十五万五千。而这个数字不包括住在“铁窗内”的那些人,那里的人数不下两万。借用或许有些时代错误的词语来说,这体现了人口激增现象。
房价如此高涨,即便最逼仄的店面或房舍也无人肯拆毁。因此,城市发展便意味着古代的阴沟原本既作防御,也倒垃圾,如今则被填平,其上造起更多房屋。通往各城门的大道“有所改善”,铺砌了石块,因此,道路两旁很快涌现了店铺和住宅。譬如,据斯托说,通往奥德门的大道,“非但大道旁密密麻麻地造起房屋”,而且“各种小巷两旁也开满了酒肆”。即便城外的田野上,年轻人曾经射箭或沿河水徜徉的地方,“如今不过数年,便不断涌现花园房、小农舍,两旁的原野变成了菜园、晒布场、保龄球场,等等”。
城市如此拥挤不堪,以致伊丽莎白一世于1580年颁布“鉴察伦敦城(自古以来称作她的厢房)及郊区生齿日繁,限令本城居民渐次发展”,从而使得“饮食以及其他生活必需品维持合理价格,欠缺此等必需品,无城市可得以长治久安”。另有一个原因导致城里人口过多成为隐忧,“无数人挤在一间小屋里,大多数人十分贫穷,是的,诸如以乞讨或更糟糕的方式谋生,这等人挤在一处,人丁和仆役众多的家庭挤在一间房屋或狭小的公寓内”。这是关于伦敦过度拥挤的最早记载,诚可读作是第一次描述这座城市自此以降纠缠不去的苦恼。女王的对策是勒令“距伦敦城各城门三英里内不得建造任何新房舍或公寓”。人们认为这是伦敦初次企图在城市周边留出一圈“绿地”,这个揣测至少强调了这座城市所有“现代”规划里显而易见的历史延续性。然而,这则禁令实则可能更是为了保护城墙内的市民(他们嫉妒城外纷纷涌现的行当和店铺)对于买卖的垄断。
这份文诏的另一方面也赋有重要意味,女王及其城市顾问勒令“不得有超过一户以上家庭共同安置或居住在任何房屋之内”。实际上,一幢房屋仅可居住一户人家这一观念,确实是这座城市在17、18世纪发展背后的目标;这甚至被视为伦敦特有的解决方案。之所以说这是伦敦特有的,实是因为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伦敦精神;正如拉斯穆森在《伦敦:绝无仅有的城市》一书中指出,伊丽莎白一世的措施体现了“保守地坚持中世纪的住房政策”。出乎类似的时代精神,唯有造在“老屋基”上的新建筑才能领到批准。我们从这里可以粗浅地认识到伦敦依然呈现的那份延续和永恒感。
然而这道文诏行之无效。伊丽莎白女王颁令后三年内,伦敦城官吏嗟叹城墙外涌现大批棚屋、房屋、公寓。她的继位者也定期颁布各种诏书和法令,然而没有一道得以行之城中,并且无一道在抑制城市发展上发挥丝毫效力。
事实上,伦敦城的发展,无论在从前还是在今日,都无法抑制。这座城市往东沿白教堂的大路,往西沿河岸街,往北朝克拉肯维尔和霍克斯顿,往南朝萨瑟克及其周边,不断地扩展,用斯托的话说,这些地方都“纠集”无数游览胜地、酒肆、妓院、游乐园、戏院。律师学院则挤在霍尔本“郊区”,夹在伦敦城和威斯敏斯特王宫之间,翻修、装饰一新。
不过,从郊区进城的路况并非向来平坦。亨利八世在位后期数年间,议会卷宗记录从坦普尔到“查令村”的大路(现名为河岸街):“坑坑洼洼,十分危险……十分嘈杂、恶臭,多处地段对来往行人,无论步行或骑马者,造成极大隐患。”然而较现代的交通工具也不见得受欢迎。出租马车出现之时,被称为“双轮马车”或“轮车”,引得斯托评论道:“世界在车轮上滚过,但大多父母辈更乐意靠自己的双腿走路。”
在16世纪,首都交通一直是人们抱怨的话题,一如之后世代也是这般抱怨。斯托又说:“双轮马车、平板车、推车、四轮马车的数目,远远超出人们习惯的程度,大街小巷都修得平荡,必定十分危险,正如日常经历所见证。”马车夫绝不探头张望身后便挥鞭驱马驰骋,或者醉醺醺的车夫频频在大道中央蛮横地争吵谁有权先行,这些事都加剧了路况的危险程度。并且,大路上纷嚣得“连大地都在震荡,竖铰链窗碎裂、碰撞、丁当作响”。
然而,对于那些买得起新“奢侈品”的人们来说,都市生活条件有了巨大的改善。人们曾经躺在木板和麦秆床上睡觉,如今买得到枕头和床单;就算较贫穷的人家,吃饭的家伙也从木制换成了锡制器皿,“中等”人家则有了墙饰、黄铜器皿、柔软的床单,橱柜里摆设着绿釉陶盘、陶罐、陶盆。城里还时兴造砖头和石砌的烟囱,这些烟囱转而不但改变了伦敦城的外观,而且影响了气候。
伦敦城将其部分独立性丧失给了议会和君主,甚至到了接受亨利八世举荐市长的地步,但它转而也成为这个统一国家得到公认的首府。城市理想被一种国家理想取代,在如今这个大多数人是移民的城市里,怎能不变成这样?新来者来自英格兰四面八方,康沃尔郡、坎伯兰(据统计,16世纪后半期,六分之一英格兰人变成了伦敦人),外国移民的数目也激增,使得这座城市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性大都会。死亡率如此之高,出生率如此之低,没有这些不断拥入的手艺人和工人,伦敦人口必定会稳步下降。然而,这座城市继续扩展,吸收来自低地国家的啤酒商和书籍装订匠、来自法国的裁缝和绣工、来自意大利的制枪工、来自荷兰及其他国家的织工。切普赛德有个非洲人或“摩尔人”,擅长做铁针,从不肯将丝毫手艺传给别人。时尚跟随人潮,正如人潮跟随时尚。伊丽莎白一世时代(1558—1603),城里涌现大量绸缎店,贩卖金线、银丝袜等等,一应俱全。据说,女王登基之时,乡间绅士“绝不肯穿戴本地裁缝做的斗篷、大衣、紧身外套、袜带或衬衣……必得从伦敦购来”。
倘若说伦敦成为时尚中心,那么这里也成为死亡中心。死亡率超过这个国家其他所有地区,两大死神是瘟疫和汗热病。较贫穷的堂区,平均寿命只有二十到二十五岁,较富庶的堂区则高达三十到三十五岁。这些致命的传染病证实了16世纪伦敦是年轻人之城这一显明的真理。绝大多数市民年纪在三十岁以下。正是这个统计数据,帮助我们解释都市生活以纷呈的形式展现的活力和浮躁。
最触目的典范是嚣张的学徒,他们是伦敦城特有的现象。这些年轻人被束缚于严格的合约,却依然设法保持高亢的情绪、近乎狂热的乐观劲头,这股精神散溢到大街上。他们“聚在酒肆,喝得脸红脑涨,或者在切普赛德街嚼肉末派;但更多时候,按照伦敦学徒的规矩,他们在星期天跟师傅去教堂,然后离开,跑去下酒馆”。有无数打斗和“斗殴”,受害人通常是外国人、“夜游者”,或贵族的仆役,他们被视为沾染了主子的高傲习气。1576年一道法令规诫学徒不得“虐待、骚扰、恶伤任何贵族的粗役、跟从或仆人”。足球赛后常有骚乱,三个年轻人因“在切普赛德足球赛上举止极端无礼、放纵”,被关进当地监牢。学徒、手艺人、孩子都参加1517年“五月节暴动”,洗劫外国人的房屋。16世纪最后十年,暴动和骚乱格外频繁,然而,伦敦不似欧洲大陆的其他城市,从来不曾陷入动荡或无治。
外国旅人的叙述体现了伦敦在这个时期的特殊地位。有个希腊游客描述说,伦敦塔里的宝藏“听说胜过古代传说中的克里萨斯或迈达斯的财富”。有一名瑞士医学院学生描述道:“听说不是伦敦在英国,而是英国在伦敦。”当时有专门为游客设计的标准导游路线,游客先被带到伦敦塔和皇家交易所,再被带到西区,看切普赛德、圣保罗大教堂、拉德门、河岸街,然后前往壮观的威斯敏斯特和白厅。有些道路虽不曾铺设,但骑马仍然比行船可取。魔法师兼间谍乔达诺·布鲁诺生动地描述了他雇船的经历。他与同伴欲往威斯敏斯特,花费了无数时间找船,徒然大呼“船家!船家!”最后,两名老船夫终于摇着一艘小船而来:“反复盘问从何来、往何处、为何、如何、何时等之后,才将船首拨到河畔台阶。”这些意大利人以为终于可以抵达目的地了。然而,船行了三分之一水程之后,两船夫靠向河岸。他们到“站”了,不肯再往前去。诚然,这是小事,却揭示了外国人眼里典型的伦敦人举止的粗鲁和固执。也许同样典型的是,布鲁诺上岸后发现,小径烂泥淤积,无奈之中踩过“丛莽苍苍、阴暗的地狱”。
还有很多叙述强调伦敦百姓的粗暴与仇外。有一位法国医生在1552年至1553年间到伦敦,评论道,“普通人十分兀傲,生性好煽乱……这些市侩恶棍仇恨所有外国人”,甚至“朝我们脸上啐口水”。学徒们搭伙在街头跟外国人寻衅,有个旅人亲眼看见一个西班牙人被一伙群氓追打,逃进一家店内避祸,因为他胆敢公然穿戴其民族服饰。在这方面,那位瑞士医学院学生可能太善良,才会把话说得这般温和:“一般人仍有些粗俗、不文雅……认为英国之外的世界都是蛮荒之地。”
在这些外国人的描述里,这座城市也充满了细节。另一位旅人注意到伦敦街头有很多鸢,“颇温驯”,好似这些街道是其家园一般地悠游闲步,觉得十分稀罕;这些鸟是这座城市的垃圾工,屠夫把动物内脏扔给它们。只有酒肆的数量可以攀比肉店的数目。游客也注意到伦敦人热爱隐私权,邻里房屋之间有石砌墙壁;酒肆也是如此,设有木隔板,“以使一桌不能张望另一桌”。也许在这座拥挤、人头攒动的城市里,诸如此类不受干扰的企图是自然或不可避免的。然而,这也体现了伦敦特色一个重要而永恒的方面。
在其他描述里,“两餐之间也总在街上看见男女老少边走边嚼”。要是这些孩子不是在啃苹果、嗑坚果,就可看见他们在伦敦塔山行刑之后,“捧起绞刑架缝隙间滴下的鲜血”。在这个场合里,行刑者身穿白围裙,“就像屠夫穿的那种”。在这个被暴力、鲜血、肉、无止境的胃口所宰制的城市里,我们似乎已经完满地走完了一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