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地图与古文物研究者
伦敦的历史以伦敦地图史为代表。这些地图可被视为这座城市的符号象征,可以看作是人们试图以流畅、和谐的图式描绘混乱的努力。从16世纪中叶第一幅伟大的铜版地图,到20世纪后期的“地铁”地图,伦敦的地图绘制历史代表了人们试图理解城市的混乱从而将其缓和的努力,也是试图认识不可知之事物的努力。
约翰·斯托本人借鉴的那幅最早地图,总是令观看者惊奇。这幅铜版蚀刻地图不知出自何人之手,但所有证迹都表明,这幅精心绘制的地图是玛丽一世女王所委托。这幅地图的完整面貌(而今仅存三个残片),必定有八英尺高,五英尺宽,囊括城内与郊外所有地区。有些方面极尽细致之能事:利德贺市场肉市每一杆秤、花园里的狗窝、树木的位置或井旁水桶的数目,都忠实地绘制。穆尔菲尔兹晾晒的衣衫和床单,邻近牧地里展开的火枪和射击比赛。教堂和修道院遗迹也清晰可见,有些描摹得如此琐细,连建筑石块和木头都分明可辨。在莎士比亚戏剧里,冈特的约翰把环绕英格兰的大海比拟为“保护一幢房屋的护城河”,我们看过这幅地图之后,便会明白他的观众从肖尔迪奇走上城外通往戏院的路,穿过芬斯伯里原野,恰好经过这样一幢被护城河环绕的房子。16、17世纪的大多伦敦地图,都是参照这幅铜版地图。因此,从线条上,我们可以看到最清晰、最重要的伦敦轮廓。
然而,在某些方面,这幅地图不可避免地有失误。现实里错综、狭窄、密集的小街巷都被遗漏,以便突显大街和要道。从这方面来说,城市被荡涤了一番。房屋的数目和种类也被忽略,以便呈现更划一、悦目的面貌。地图上所绘的市民,或劳作或嬉戏,个头也魁梧得反常,表明这位绘制者希望强调城市里人的维度。饶是如此,地图的蚀刻技艺十分精湛,从而,它成为数年后地图绘制的底本和灵感来源,也并不出人意料。
譬如,都铎王朝中期有一幅彩色伦敦地图,人称“布朗与霍根伯格”,便是那幅伟大原作的小型摹本。在这幅地图上,这座城市显得小巧紧凑,虽然绝非赋有宗教的形状,却与周围一切天然地协调、融洽。舟船排列为优美的队列,在泰晤士河上行驶,通衢大道的路线似乎也依循河道。这幅地图描绘当时盛行的所谓“美丽城市”,但也突出另一重要意义。地图前景里,站着四个伦敦人,比例颇为失调。较年长的男子身穿商贾的长袍和镶皮毛大衣,头戴帽子,右手站着学徒,穿着类似紧身外套的短上装,腰上佩剑,手执小盾。商人的妻子着一袭简洁的蓝礼服,底下衬西班牙式裙撑,侍女穿着朴素的衣裙和围裙。他们属于平常人家,却站在伦敦以北耸立的山顶,作为这座城市名副其实的代表人物。这幅地图可以看作是伦敦商业权势的宣传,这四名伦敦人身后,泰晤士河上航行的船只则表示伦敦作为港埠的地位。
1666年大火彻底烧尽伦敦的面貌之前,还有两幅伦敦“全景图”以类似的精神将泰晤士河作为其地图的灵魂。温斯劳斯·霍拉绘于1647年的全景图令17世纪中期安东尼·范·登·温格尔德的河景图相形失色,但温格尔德的地图价值在于展示了泰晤士河的繁忙景象,有摇桨的、有打鱼的。旅人在星门马渡口等渡船,行人走上萨瑟克高街,朝伦敦桥而去。
诚然,霍拉那幅气势强大的雕版,也许是伦敦全景图当中最美观、协调的。在他的地图上,伦敦是一座世界之城,几乎看不到地平线。这位艺术家站在岸畔圣马利亚奥维丽教堂顶俯瞰城市,因此版画前景是伦敦桥入口那大片屋顶和房屋正面。那些烟囱、窗户、屋顶上的木板与瓦片,表明当时桥南已是人口密集。泰晤士河上有近八十艘大船,还有数不清的小船,河水似一条光与空间交织的大带,使得伦敦尤显壮观。南岸还有很多可人的细节,在密密麻麻的屋顶和烟囱当中,霍拉劈开两截街景,可以看见一条狗、一名骑马的男子、散步的夫妇,各自点缀着一二零丁的人影,所有这些人物都永远地凝固在这幅地图上,成为伦敦图式的一部分。从霍拉的高空视点,可以望见一处围墙内的花园;在花园之外,有两幢圆形建筑,分别标有“环球剧场”和“套熊”。这两幢建筑之外是原野,马儿在吃草。泰晤士河北岸,屋顶和教堂尖塔丛立。尽管圣保罗大教堂近八十年前已经被雷电击毁,这座大教堂的建筑却依然耸立在天际,俯视街巷和码头,可以看见人们在这些地方或劳作,或等候船只。从伦敦塔到沙德井往东,不断地立起新建筑,城市边界朝西则一直延伸到白厅。这幅地图以巍然的视域呈现浩繁的活动,为城市赋染了荣光。就好似形形色色的古典神祇完成这幅全景图,伸展翅膀飞到天空,展开这座城市的景象,为之喝彩。阿波罗的形象在圣保罗大教堂外隐约可见。
这幅全景图也许是伦敦最精湛的代表作,倘若不是的话,那么无疑是1666年大火之前这座城市最伟大的图画。后世的地图,诸如诺登、纽科、费索恩的地图,风格和精神都是借鉴第一幅伟大的铜版地图。同样地,我们今日所熟悉的伦敦地下地图,也跟1933年第一幅以清晰为意旨而绘制的地铁地图相辅相成。第一幅地铁地图仅大致接近地铁和地铁站的真实位置,然而就审美来说,却如此地悦目,因而其线条从来不曾被改动。
1658年,温斯劳斯·霍拉完成另一幅城西蚀刻地图。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多原本是田野、野径、村路的地方,广场、集市、住宅代之而起。有些房屋高达数层,有些则低矮,所有房子都呈现悦目的对称,然而这种对称实则子虚乌有。以我们后世的眼光回顾,这幅地图有一特点十分显著:街巷和空旷的地方不见人影或活动的迹象(城市已经大得让绘图师难以捕捉市民的典型象征),从而使得这座城市看似一片广袤的虚空,默默等待大火来将它毁灭。
然而,大火烧尽数日内,便出现了很多建造新伦敦的规划图。这些都是耽于幻想的规划,从某种程度上说,类似巴黎,以及即将在19世纪华丽展开的纽约城的规划结构。在这些17世纪的规划图当中,很多将棋盘式街道布局融入交错的通衢大道,以林荫大道连接主要的公共建筑。雷恩和伊夫林以上帝之城的图式为基础,设想了一座人性化、文明的城市,而他们的一些同代人则以数学原则为基础,设计高妙的道路和广场系统。所有这些高明的规划都不可能施行。击败它们的是这座城市的本性:其古老的根基扎在任何大火都无法触及的地底,这个地方的精神依旧安然无恙。
伦敦从来不是文明或优雅的城市,尽管那些地图意欲呈现那一番景象。这座城市迂曲难行、笼统、令人窒息,根本不可能再以数学的精确性加以重新规划。无论如何,至少由于街道和产权的漫长历史,业主、地主、房主各有所有权或特权,其中纠缠着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复杂关系。这既是社会现象,也是地形事实,但转而隐示了伦敦又一个显明的方面。这是一座立基于效益和投机,而不是需求的城市,市长或王室都无法抵挡它最本质的意志。
正因为如此,重建后的伦敦地图(火灾十年后出版)显示这座城市已经大致恢复原貌。从泰晤士河到市政厅新修了一条大马路,即新的国王街和王后街,但新马路周围那些小街巷(牛奶街、木头街、参事区、老犹太路等)照样凌乱地出现。依照更严厉的火灾预防措施,大马路修得较宽阔了,也开始施行建房规章制度,但街坊邻里最基本的地貌还是恢复了原样。
还有另一大变化。火灾后,地图测量员约翰·奥格尔比和威廉·摩根说他们将根据“测量和规划”的科学原理,以经纬仪和测量罗盘,绘制“所有小街小巷,所有场院、胡同,所有教堂和墓地”。换句话说,这座城市初次经受科学测量,从此以往,它不能再被描绘为一种美学或和谐的整体。吊诡的是,这座城市也从而变得零碎、混乱、不可知。在二十张地形测量图纸上,全都是长方形和数据(“I90……B69……C54”),旨在帮助人们快速地辨认,实际上却造成令人困惑、眼花缭乱的复杂。当伦敦被抽象的数据和度量衡描述之时,就变得难以想象。
不过,指南书取地图而代之,开始时髦起来,使伦敦变得可亲近、可辨认,其中有库奇著于1681年的《历史品鉴》、德·劳恩的《伦敦现状》、考尔松尼著于1693年的《伦敦指南》。跟这些书籍相得益彰的有诸如《伦敦和威斯敏斯特的古迹》这类卷册,记载城渠、城门、学校、医院、教堂、选区。
及至18世纪,那些侧重于“壮观、高雅、新奇或实用当中最显著”的书籍臻及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还有专门为游客或新迁来的居民编撰的导游书,以及指导初来乍到者在城里的得体举止。譬如,有本书建议说,倘若抬轿的人举止鲁莽无礼,“记下该轿号码,如同记下马车号那般,向上述公署投诉,该司将督正其无礼行径”。著于1790年的《伦敦顾问和指导》也给予类似的建议,并且指出,倘若被投诉当街说脏话,平民须罚款一先令,绅士面临更高的五先令罚款。书中不曾提及定罪的数目。
1783年,约翰·罗克接继绘制一幅详尽、完备的地图这一壮志。他的地图侧重于突出那些如今已是避无可避的问题。街道的三角学测量衡不符合实际的测量,街名混乱无章。他的项目费了七年才告成,与此同时,罗克本人濒临破产。这幅地图本身十分庞大,出版商建议印为滚轴,以免“干扰其他家具摆设”。然而,这绝对算不上是详尽又彻底的测绘。一些较小或不起眼的细节被省略,很多地名被遗漏,并且不包括形形色色的建筑。在这样一幅覆盖近一万英亩建筑面积的地图上,这样的状况实属常情,出版商十分圆通,邀请、鼓励认购者指出“失误和遗漏”。因此,在很多方面来说,这幅地图仍然属于印象派的测绘,真实的街巷、公寓楼、店铺被简化为小片阴影,以《地图上的伦敦史》作者的话说,这幅地图赋有“隽永的魅力”。然而,那是远处的魅力。
18世纪末,英国印刷了历史上最大的地图。在当时看来,这幅地图似乎传达了伦敦的庞大。理查德·霍伍德的地图近九平方米,包括街名、房屋、门牌号。此项目进行四年,但地图出版四年后,霍伍德身心交瘁辞世,卒年四十五岁。从相继出版的四种订正版上,我们可以看出他所面临的一些困难。在短短十三年间,毗邻商贸路的原野上,渐渐地盖起了房屋和排屋街道。继而二十年间,麦尔安德的房屋数目翻了三番。在某种意义上说,伦敦永不懈怠的孳生繁盛累死了它的地图绘制者。
霍伍德的目的多半是功利与实用。这个项目的赞助商是凤凰火灾保险公司(伦敦最重要的一大机构),其宣传广告自称是“驱逐租户或反驳诉讼,房产租赁或过户等”不可或缺的机构。在这一点上,这幅地图确实做得很成功,纵然仅因为从此往后,城里某房屋或建筑楼企图过户之时,都被淹没在城市自身的庞大之中。譬如,1850年,伦敦土地测量局完成了伦敦测绘,总共画了847张图纸,付印时大加缩减,但是如此一来,由于尺寸过小,于游客和居民无益。这幅地图,以及维多利亚中晚期的地图,都仅以交织的线条表示街道,不加区别地用阴影表示店铺、公署、房屋、公寓楼,以及其他公共设施。
我们当代人所熟悉的A—Z地名索引,也是继承前辈的事业。在这样的索引里,这样一座无法以一个大形象去辨认或理解的城市,便需要数百页来罗列。A—Z地名索引的始创者菲丽丝·皮尔索尔痴迷于伦敦的庞大浩瀚,“凌晨五点起床,每天行走二十九公里”,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辑录了首部索引。她走了四千八百公里街道,收录两万三千条记载,装在床下一只鞋盒里。《伦敦》的作者迈克尔·赫伯特披露说,那些地图“是一名绘图员独力完成,而皮尔索尔自己则辑撰、设计、校读该书”。然而,出版商俱无兴趣印刷这部索引,最后她把稿本装在独轮车里,推到W.H.史密斯公司的一位采购员那里。1996年,她去世时,伦敦的街道数目已增至近五万条。
19世纪的城市,似乎已经大得超越理解力,有的地图分门别类为不同的主题。诸如“打的费地图”,勾画某个金额可乘载的距离;路况改善地图,以鲜红色勾勒翻新过的马路;“伦敦现代瘟疫”地图,以红点标示酒吧;还有绘制霍乱死亡发生率的地图。地铁、有轨电车,以及关于其他现代交通工具的地图随即涌现,伦敦从而成为地图之城,一张地图覆盖在另一张地图之上,如同反复涂抹书写的羊皮纸。这座城市从不停歇地蔓衍,并且同时永远焕发着斑斓的色彩:死亡、酒精、贫穷的色彩,跟改善和铁路的色彩相竞逐。
1869年,亨利·詹姆斯写道:“及至此时,单是伦敦的巨大已然把我压垮,其不可想象的巨大,如此地压迫,以致我的思想瘫痪,从而不能欣赏细节。”然而,对于伦敦真正的古物研究者来说,这些细节存活在记忆里,任何规划图或测绘都无法企及的记忆。在16世纪,约翰·斯托就已经写过:“我记得,城里的虔诚人士,无论男女,通常都有个习惯:每个星期,尤其是星期五,专门走那条路去[狗沟]施舍;贫穷的男女躺在床上,窗户朝街,开得那么低矮,外面的行人看得清清楚楚。”在这个到处是热闹场面和仪式的城市里,这幅景象依然显得分明、醒豁。他接着写道:“我记得,在这五十四年间,马姆齐甜酒不可超过一个半便士一品脱。”在这里,须用记忆辅助观察的任务,即便仅是为了“堵住那些不识好歹者的口舌,这批人总要质问,你怎么没看到这个,或者那个?并且毫不感激你所做的”。
斯托依然是后世心怀同等抱负的伦敦人的守护神,他们用自己对已经过去与正在流逝的时间的记忆,来充弥这座城市。19世纪20年代,就有查尔斯·兰姆在坦普尔游荡,看到“那些早已磨灭了刻痕的日晷,以及所镌的训诫铭文,散发如此古昔的气息,似乎与它们度量过的时间一般古老”。他又说,这些是“我最早的回忆”。十年之后,麦考利说起未来某个时代,伦敦的市民“将会在新修的街道、广场、车站之间徒劳地寻找那些旧址,似这般古老、庞大”,那些曾是他们年轻时代的人生和命运中心的地方。1848年,雷·亨特在《伦敦城》里这样评论:“也许伦敦城没有一处不向我们展现过去,或以老建筑的形状,或至少以街名提醒我们。”19世纪初,一名被称为“阿列夫”的伦敦记者走过洛思伯里,回想起以往此地“那些高耸楼房所构成的弯弯曲曲、暗淡的景象”,照明的只有煤油灯,自从阿列夫走过之后,这里早已几经变更,却依然独特而显著地昭然可辨,尤其是那惯有的“暗淡”和“高耸”。
听说,石头永不离开伦敦,而是被反复地回收使用,砌成另一幢建筑,奠定这座城市屹立的基础。这里的悖论是不断的变化与永恒的根本特征。这正是古物研究者的激情所在,求索那不断变化、拓展的城市,它是迷失的记忆和未酬的欲望的回音室。或许正因为如此,普里切特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说:“伦敦有一种让人感觉自己具有历史性的魔力。”他还曾写道:“怪的是,伦敦虽抹除过去,却不太遗忘。”那么,每一次穿越伦敦的街道,便成为走进过去的旅程,并且总会有一些伦敦人痴狂地为过去而激动。20世纪20年代早期,另一位伦敦幻想家阿瑟·梅琴走过卡姆登镇,感觉似乎目睹1840年的城市起死回生了,街上跑着小马车,车厢内隐约透出灯光,而所有这一切全是因为骤然间瞥见“小马车和小马厩;一种早已消逝的生活模式的幻景”。
及至近年间,还可以发现贝尔蒙德赛的居民依然(用一位记者的话来说)“醉心于其区的历史”。这是地道的伦敦激情。托马斯·哈代在大英博物馆所陈列的古石间听得见“保罗的声音”,伦敦人则在最逼仄的房屋和最狭隘的街巷里听见过去的所有人。查尔斯·兰姆记得南海屋里有一个名叫伊万先生的出纳,善谈“老伦敦和新伦敦的关系……老剧院的旧址、教堂、塌坏失修的街道……曾经的罗莎蒙德池塘……桑树园……还有切普的水渠”。《伦敦的公路和小道》的作者E.T.库克女士,某冬季黄昏站在威斯敏斯特桥头,“日光转暗、薄雾渐起之时,我眼前恍惚看不见现代建筑的形状,仿佛在梦幻中一般,看见遥远过去的拓尼岛”。然而,就在这位20世纪初的观察者看见8世纪的幻影之时,一名丐妇讨钱的祈求打断她的沉思。“我晚上没地儿过夜。上帝知道我没地方睡,亲爱的女士。”过去与现在以千百种殊异的方式碰撞。罗斯·麦考利参观第二次世界大战轰炸后的废墟之时,恍惚看见“在伦蒂尼亚姆之前的原初的混沌和古老的黑夜”。19世纪的雷·亨特也曾说圣保罗教堂的墓地“是你可能获得最新的小说灵感、找到老布立吞人和海洋遗迹的地方”。亨利·詹姆斯虽然畏惧这座城市的浩大,却也亲身体验到“老伦敦那种幽灵般、游魂般的存在感”。泰晤士河下有一条河底人行道,联接格林尼治和狗岛,似乎蕴藏着某种神秘的气息。在《伦敦的夜》的作者斯蒂芬·格雷厄姆看来,这条隧道“讲述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谜;伦敦的悲伤、负担、奴役的谜”。
一直以来,总会有畸零的伦敦人思索城市的过去,甚或沉思过去类似眼前这般的文明的衰落和消逝。爱德华·吉本孑然一身坐在邦德街寓舍,耳听马车轰隆声,沉思罗马的衰亡。年轻的约翰·弥尔顿在面包街的卧室枯坐了大半夜,烛光在窗上映现闪烁的微光,而他则在构想古老的伦敦及其开创者。每一个世代都有这样的人“将生命抛掷在研究这座城市的可敬的古代之上”。他们当中最早的是费边,一名治安官、市府参事。他撰就《编年史或历史索引》,初版于1485年刊行。在他所集辑的诸多主题当中,有关于圣保罗大教堂相继使用过的风向标。阿诺德的《编年史,或伦敦风俗》于1521年出版,关于伦敦各种章程的记录之外,还可在书中读到“关于伦敦生活的看法”,还有一道“腌鲟鱼”食谱。
斯托的著作相继经由芒戴、戴森、斯特赖普之手的编辑、订正,他们也俱自诩为伦敦的忠实的记录者,因为这里是“生养我们的地方”。威廉·斯蒂克利追随他们之后,在圣潘克拉斯老教堂附近发现尤利乌斯·恺撒的军营遗迹,在18世纪的伦敦追溯罗马时期的道路走向。如同无数伦敦人,他“看似赋有成为古文物研究者须备的所有安详的品格与温和的性情,也即活在过去的半幻想世界里的人”。他在王后广场逝世,遵照他殊怪的指示,葬在东哈姆荒凉的教堂墓地。
不过,最详尽浩博的古文物研究要属19世纪中期的著作。这是百科全书式调查盛行的时代,包括索恩伯里和沃尔福德所编辑的六部巨著《老伦敦和新伦敦》。还有数百种著作记述世上最大、最富饶城市的“珍稀品物”和“显达闻人”。也是在这个时期,出现关于伦敦的形形色色的历史,这个传统一直传到20世纪初“人民之宫”的创始人沃尔特·贝赞特爵士手里,而今,在亨格福德铁路桥下可以看到他的纪念碑。贝赞特临终时说:“我在伦敦走了三十年,每天都看到新鲜事物。”每个迷恋伦敦的人都会认同这句话。
迄至19世纪70年代,当都市编年史家开始歌颂新城的庞大和多样化之时,另有一些人,跟以往世纪的那些先辈一样,哀悼消逝的老城。由于沃里克巷牛津兵工厂面临拆除威胁,从而促动了老伦敦遗迹摄影协会于1875年成立,与这个协会互补的书籍有《已消失与正在消失的伦敦》《未知的伦敦》等。还有一些独立作家,大多是伦敦报刊的记者,探索隐藏在老场院和旧广场之下的过往痕迹。他们的辛劳转而反映在20世纪出版的著作里,诸如《伦敦秘史》《已消失的城市》《失落的伦敦》。这座城市总是激发失落和短暂无常的情愫。
然而,古文物研究可以有很多方式。19、20世纪之交,伟大的行政史学家劳伦斯·戈姆爵士撰写了一系列著作,提出伦敦在罗马统治时期便已赋有领土和司法独立性,尽管他没有完全证明这一主张。从而,伦敦的变化印证了其恒常的本性。在某种意义上,刘易斯·斯彭斯的《传奇伦敦》补充了戈姆的著作,将这座城市的历史联接到凯尔特部落的特征与德鲁伊的巫术。
遗憾的是,他们对于伦敦历史的贡献不是被忽略,就是遭人嗤诋。这多半由于伦敦诸考古协会的工作成果非常宝贵,就这座城市的发展作出更精确、“科学的”记载。但更根本的挑战来自无数社会学家和人口学家,在战后,他们更关心重建与城市规划的新格局。
因此,古文物研究本身可能被认为已经过时,唯一留存的迹象是圣安德鲁安特沙夫教堂一年一度举行的独特仪式。约翰·斯托的墓地筑于此地,这位都铎王朝的古文物研究家的纪念塑像立在墓上,手持一管翎笔。每年4月初,伦敦市长大人率一位著名史学家参拜这尊纪念像,将一管新翎笔奉置在斯托的石头手心。也就是说,这座城市尊奉它生养的最伟大的市民之一。翎笔的更换,实是肃穆地象征着撰写伦敦历史这桩事业永远不会停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