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十字路口
根据一份教堂报告,原野上的圣贾尔斯教堂大钟“虽年深日久,状况却甚良善,颇为响亮”。这些大钟已有三百多年历史,但每星期四午餐时分依然听见它们敲响。不过,这个伦敦堂区的历史还可以追溯得更远。
在圣贾尔斯教堂的现址上,曾有一座撒克逊教堂以熟悉并且几乎属于伦敦特色的方式矗立于其上。德鲁里巷曾名为“奥德维奇路”,是从伦敦维克或科文特花园的聚居地通往沃特林街的主干道。北面有个村庄十字架,有一座由“好口碑约翰”主持的礼拜堂。12世纪初数年间,这片地基上专门为麻风病人建造了礼拜堂和医院。这些建筑都冠名为圣贾尔斯,这位圣徒是麻风病人的守护圣人。这些建筑坐落在原野和沼泽里,将传染细菌远远地隔离于城市之外。不过,圣贾尔斯也是乞丐、跛子、受苦受难者或孤独伶仃之人的说情圣人。他自己就是跛子,却拒不接受治疗,以便能够更虔诚地禁欲。
孤苦和凄凉的祈祷,最早彰显于这片12世纪的地基上,此后便从未彻底离开。这里一向是日暮穷途之人和社会弃儿的出没之地。而今,连流浪汉也来这边街头游荡,教堂周边依然是流离失所之人的聚集地。
附属医院的那片土地,最终纳入圣贾尔斯堂区的辖地,如今大致由查令十字街(曾名为猪巷,再早些名为艾尔德斯特拉特巷)、新牛津街和沙夫茨伯里大道的三角界定。及至15世纪,这里仍是麻风病人的收容所,当时也给养贫病之人。援用伦敦郡议会调查报告的话来说,这里赋有“殊异的伦敦体制”。收容所旁出现了一个村庄,涌现很多小店铺,迎合病人的需要。医院的档案里记载有一名叫吉尔瓦塞尔·林吉德拉普(棉布商)的中世纪晚期商人。宗教改革之际,收容所被解散,礼拜堂改用为原野上的圣贾尔斯堂区教堂。第一座后天主教建筑于1631年建造,然而,及至这个时期,此地区的本质早已改变。这里向来是界定模糊的地区,处于城市和乡村之间,在9世纪,这里地处撒克逊要道,随着伦敦日渐繁荣,贸易和交通日渐增加。1585年伊丽莎白的诰令颁布之后,又有另一类游民拥进此地。因为很多外国人被从城里驱逐出来,来到邻近地区定居。流浪汉和穷途末路者转而跟随这批人前来。同时,圣贾尔斯堂区位于城外,毗邻威斯敏斯特,吸引各等贵族在此筑造豪宅,将牧地改造为花园。17世纪时,圣贾尔斯堂区以惊人的贫富差异而著称。穷人聚集在堂区南端,在现名为新牛津街的地方。数百年以来,这个地方一直十分混乱。19世纪一位堂区编年史家这样写道:“居民人口一方面似乎以深重的苦难为计数,另一方面似乎以极端的奢侈来度量。”
那么,这里既是入口,也是出口。它热情地招待新来者,接纳城里驱逐的人。这里是十字路口,具有这个词的任何一种意义。在今天的托特纳姆场路、查令十字街、牛津街和新牛津街交汇处曾设有绞刑架。在如今被称为圣贾尔斯环线的地下,铺设有地铁系统北线和中央线的交汇点。圣贾尔斯堂区也一直是时间和永恒的交汇处。教堂堂会理事的账本上有一条记载:“施舍给绞刑架上绞死的贫穷老妪的裹尸布。”即便在15世纪后期,绞刑架被移走之后,圣贾尔斯依然守卫着通向死亡的门槛。所有罪犯在前往泰伯恩刑场的路上,都要在原野上的圣贾尔斯教堂那道名字再恰当不过的“复活门”前停步,在门前领一碗艾尔啤酒,以慰藉他们的旅途。这简直可以说是当地的喜事,因为圣贾尔斯当时以出产刽子手而著称,并且也是绞刑犯的第二大产地。用一首老歌来说:“圣贾尔斯的种,吊起来比种下合适。”
在另一层意味上,履行人生一大仪式之时,喝这样最后一杯酒也很适宜,因为这个堂区素来因为酒肆数目和酒后滋事,或被歌颂或被谴责(根据各人的趣味取向)。13世纪修建的白鹿巷,如今至少在特鲁里巷角落里还留存着名字,但其他很多街巷已经化作尘土。譬如德约特街的梅登巷、坎特巷的鸱鸮碗,以及黑熊、黑杰克、黑羊羔、葡萄藤与玫瑰等。特鲁里巷外的月中仙子古怪地被查令十字街上的水中月所取代。这里还有一个地方跟酒精相关联:今天的葡萄街跟医院的老葡萄园并行。
这里也是威廉·荷加斯《杜松子酒巷》的素材来源地。根据19世纪约翰·廷布斯所著《伦敦珍奇》,喝最后一碗酒或“圣贾尔斯一碗酒”这个传统,“使这里成为这些可恶、卑劣的社会弃儿的隐退处”。然而,再没有哪个描述能够企及这幅18世纪版画呈现的混乱和绝望。荷加斯为此地设置了最本质的精神。今天,流浪者依然三三两两地提着艾尔啤酒罐坐在一起,羸瘦的年轻男子、患梅毒的烂醉女人、自杀的、草草埋葬的,以及眼看要摔死的孩子,所有这些都呈现在圣贾尔斯直面死亡的酗酒现实里,同时也奇异地预示了19世纪早期被称作“乌鸦巢”的贫民窟,五十年后将在这同一个地点出现。
1818年,酒精给原野上的圣贾尔斯带来另一场灾难。马掌啤酒厂位于十字路口北首的大酒桶发生爆炸,释放出一万加仑啤酒,啤酒洪水冲走货摊、板车、房屋墙壁,旋即灌进附近房屋的地窖,淹死八人。杜松子酒巷和啤酒巷从而相互交汇。
如此致命的地窖也自有历史。“住在圣贾尔斯一个地窖里”这个表达是人们指代龌龊和悲惨的口头禅。早在1637年,教堂堂会理事的记载指出“穷苦之人大量拥进堂区……家住在地窖以及其他不宜居住处”。这些地窖之所以污名远扬,纯粹是因为其所在位置———原野上的圣贾尔斯素有“潮湿、肮脏”的恶名。1606年,一条议会法案谴责德鲁里巷及周边环境“令过路人极其不快、感到危险”。克里斯托弗·雷恩爵士提交的一份报告中控诉,由于周围环绕着沼泽、水渠、开敞的阴沟,这里散发“恶浊之气”。同一时期,有一项调查在威斯敏斯特展开,调查报告抱怨此区“水流泛溢街衢”,“泥泞、肮脏、危险得超乎想象”。
这种危险并不只有一种含义。从德鲁里巷及其左近众多小场院里,酿出了后来称为伦敦大瘟疫的祸害。1664年最后数星期里,最早接触传染病菌的那些人都住在这条小巷的北角,对过就是十四岁的妮尔·格温居住的科莱场院。丹尼尔·笛福在《瘟疫年纪事》中写道,瘟疫的爆发导致“人们将目光转向那个地区”。这个堂区的葬礼陡增,使人人都误以为“瘟疫在这座城市尽头的居民中间蔓延”。于是这个倒霉的地方成为混乱的源头,威胁着要摧毁伦敦居民,直到最后被大火焚尽。很多房屋关闭,1665年6月7日,塞缪尔·佩皮斯在日记中写道,他“不由自主地”看到木板门上涂抹了红十字。人们以一种古怪的方式把剧毒的疾病归咎于这个地区。托马斯·佩顿写道:“伦敦某个名为圣贾尔斯的堂区给我们带来所有这些祸害。”招惹这个坏名声的,极可能是此地作为穷人和弃儿的胜地这一模糊身份。可以说,这座城市原先甩脱的废物以最威吓的形式回城。
然而,这不是圣贾尔斯悲惨遭际的尽头。穷人大批拥进,通常住在经年间辗转改造为经济公寓和地下室的大楼。鉴于这里原是医院,又颇有施善济贫的名声,若说圣贾尔斯本人的精神气质吸引穷人来圣贾尔斯,那也不算是离奇的设想。17世纪中叶,堂区的账本中提到:“施给托特纳姆场病重的麦格一先令,施给唱芭蕾曲的鞋匠一先令……施给老费利兹维格一便士……为疯贝丝付房租十四先令六便士。”很多记录提到施舍给“遭掠劫的可怜的爱尔兰人”,“爱尔兰来的”家庭。实际上,爱尔兰人在这个地区的稳固地位近两百年不衰。不过,法国人也跟着来了,他们因为流浪罪被从城中驱逐,还有沦落为乞丐的黑仆,被人们唤为“圣贾尔斯的乌鸫”。自从这个地区出现了行乞传统,便至今无法彻底驱除。早在1629年,便有呼吁遣走“无业人员”,同时代人抱怨这个堂区是“爱尔兰人、外国人、乞丐、游手好闲之辈”的好去处。三代人之后,这个地区被视为“负担过多穷人”。研究这个小地方,就可以理解伦敦的整个流浪管制历史。
也许最悲惨的是那些被载入济贫编年史的个人的悲惨命运。18世纪中期,“老西蒙”和他的狗住在德约特街一幢废屋的楼梯下。J.T.史密斯在《雨天宜读之书》中给他所作的描绘,类似20世纪人们或能给游民所作的描绘。“他有数件马甲,同样数目的外套,一件比一件大一号,从而,他可以用最外面的衣服包裹大部分包裹,颜色各异的破布,系在身上形状各异的包裹,有书,有装面包芝士以及其他食物的罐子,还有火柴、引火盒、喂狗的肉。”养狗或者狗的陪伴似乎是伦敦流浪者的一个固定特征。
七十年后,“老杰克·诺利斯,爱唱歌的虾贩”住在同一条街上(已改名为乔治街)。这个乞丐表面上卖虾,实际上“乞讨蹭饭吃”,后来饿死,或者以陪审团的话说,“天赐死亡”。还有一百〇五岁的安妮·亨莱,1820年春天在斯马特楼去世。“她总是坐在霍尔本各幢房屋门前卖针垫。她身材矮小,举止温和谦卑,衣着洁净,通常穿一件灰罩衣。”
笔者写作之际,一名剃光头的粗壮妇女正坐在位于恩尔肖和德约特街(恢复了旧名)之间的新牛津街。她手中提着数个装满报纸的包,不停地自言自语,但从不向路人讨钱。不知她究竟何以非得每日选择同一个公共场所,我们禁不住地揣测,德约特街的老魔力也许未曾在重建工程之中尽然消失。有个年轻男子理着极短的平头,戴着钢丝边眼镜,坐在德约特街旁的角落乞讨。恩尔肖和德约特街之间的圣贾尔斯高街上,有个中年人坐在一幢废弃写字楼的台阶和门口讨钱,“想买杯茶吃”。圣贾尔斯的确依旧是乞丐和流浪者的庇护所,他们中间有一个女人,坐在高霍尔本附近某个尿臭的角落,身边围满鸽子;多米尼昂剧院旁坐着一个老人,总是醉醺醺的,却从不乞讨。这个地方曾是啤酒厂。年轻的流浪者在剧院街角向过路人讨钱。他们躺在睡袋里,正对过就是基督教青年会的招待所,这就更加彰显了在圣贾尔斯堂区的生活里,过客从来不曾消逝。
圣贾尔斯堂区的边界,高霍尔本的大道过了南安普敦里和普罗克特街的入口之后,便总能看到流浪者,或孑然一人,或三五成群,仿佛是这个地区的守卫。他们也在原野上的圣贾尔斯的墓地逗留,络腮胡子,脸盘红润,喝着烈酒,仿若从前的先辈。
在这些关于个人的故事里,我们便有余暇注意此地典型短暂人生的终点,正如堂区档案的记载,譬如,“伊丽莎白·奥特莱,还有某个名叫格蕾丝的女人,被禽肉胡同一根断落的烟囱砸死……科莱场院的农夫之子,淹死在一桶水里……一名男子死亡,被男仆戳眼睛而亡……某个名叫戈蒂特·怀特的女人自溺身亡……豪格巷一女子上吊自尽……长野南安普敦伯爵府,一名孩童死亡,部分肢体被狗或猫啃掉……一名男孩被谋杀,弃尸在国王头酒肆后面……状告普丽西拉·欧文咬伤其夫手指,直接导致死亡”。
另有一种方式可以描绘此地的居民。在形象生动的叙事里,他们被视为某类城里人的象征,其堕落或酗酒不可避免地导致他们因疾病而早死,或者上绞刑架。那么,死亡又归圣贾尔斯管辖了。荷加斯的《妓女生涯》这个丧命图景便是以德鲁里巷为背景,在附近一家地下夜店里,荷加斯所刻画的“游手好闲的学徒”因谋杀罪被捕,然后被送上绞刑架。荷加斯另一出名的角色,《残忍的四个阶段》中的汤姆·尼禄,在圣贾尔斯堂区靠赈济过活,最后也上了绞刑架。由于圣贾尔斯的死亡率居全城第二位,那么在另一层意义上,这个堂区也充斥着死亡。
当这里的生活经由那些颇好新哥特风奇闻秽事的人们复述之后,穷人也会成为另一种叙述方式的对象。查尔斯·狄更斯屡次被吸引到这里,或只身前来,或由警员陪同,在其《蒙茅斯街沉思录》一文中,他描绘了这里最著名的一条大道,使其百世留名。托比亚斯·斯摩莱特写道:“两个衣衫褴褛之人自圣贾尔斯附近走来,两人加起来只有一件衬衫,一条裤子。”1751年,亨利·菲尔丁(又一位伟大的伦敦小说家)出版自己就圣贾尔斯的那些丑事所作的记载:“男女通常互不相识,淫乱地睡在一起,双人床价不过三便士,以便鼓动他们一起睡:因为这等地方惯于卖淫,于是也不免酗酒,鉴于所有酒肆以一便士一品脱出售杜松子酒……其中一间屋里,面积不大,他[威尔切先生,霍尔本的高级警员]清点共有五十八名男女,室内恶浊之气让他吃不消,只得退出。”醉酒、性交、恶臭在这里融合为一种飘飘然的混合物,意在挑惹那些平常幸运地能够躲避此地的人们的感官。正是这些场景和气味,使得菲尔丁无法在正式的小说里畅快地予以描绘,而在报告文学里,他大可以放纵小说家好“污秽”和“恶浊”的脾胃。
我们没有必要强调圣贾尔斯区穷人的生活着实悲惨,也没有必要强调这个堂区颇有几间男女幽会的肮脏场所。然而值得一提的是那些伟大的伦敦小说家,诸如查尔斯·狄更斯和亨利·菲尔丁,他们创造了一幅古怪的都市形象皮影戏。他们笔下那些或自闭或成痴的角色,与这座城市的黑暗力量交织,创造了一个戏剧化、象征性的伦敦。很多时候,他们的伦敦取代了诸多方面的“现实”。
关于原野上的圣贾尔斯最耸人听闻的记载要属19世纪最初几十年的记录。这是“乌鸦巢”的年代,圣贾尔斯高街、班布里奇街和德约特街大致圈定了这个地下室和廉租公寓的孤岛。在这个倒霉的三角里(新牛津街还没有修筑,不曾变成贫民窟之前)有教堂巷、梅纳德街,卡里尔街、常春藤巷、教堂街,以及众多场院、胡同,使这片地区变成一座迷宫,既是栖居者的渊薮,也是藏身处。爱德华·沃尔福德在《老伦敦和新伦敦》里写道:“外人不会来此办事,倘若有事,他们也会尽可能赶紧办完离开。”
因为这里栖居着很多爱尔兰人,“乌鸦巢”也被称为“小都柏林”或者“圣地”。但这里也住着盗贼、造假币的、娼妓、流浪者,还有苦力、扫马路的、摆地摊的。这里街巷狭隘又污秽,糟朽的廉租公寓的破窗塞着破布破纸,室内则潮湿而不卫生。墙壁凹陷,地上散满了垃圾,低矮的天花板霉迹斑斑。那股混合的气味糟不可言。在《伦敦的贫民窟》里,托马斯·比姆斯描述这些恶劣的街巷:“屯聚着无所事事之徒……女人嘴里咬着烟斗、面庞肿胀,从开蔬果店到捉鸟,男人什么行业都干。”这里还住着“污秽的儿童,憔悴的男子留着蓬乱的长发,身穿破衣……狼一般凶残的狗”。这条最繁忙、最拥挤的大街背后,是这等陈腐的停滞与困穷的倦怠。这是伦敦城最亘古也最难以克服的对比。因其怂恿酗酒和嚣乱,俗语称这里的夜宿为“乞丐的歌剧”。
数世代以来,这里还有一年一度的乞丐嘉年华。事实上,也只有性和酒让这种生存境况堪可忍受。据1847年一份官方报告,一幢房屋的一室“白日仅三家住户,夜里则容纳尽可能多的人口”。一间狭室通常接纳二十多人过夜,连同他们在街头摆卖的货物,其中最畅销的是橙子、洋葱、鲱鱼、水芹。教堂街背后某胡同里有个房间,类似“牛棚”,住着“十七人,吃、喝、睡都在一处”。在这个可怕的房间里,“地面潮湿,位于院子地底下”。
这个堂区特有的潮湿和恶臭,便是雷恩爵士以及其他作家所抱怨的“恶臭”,在此再次得到强调。这片地区充满了形形色色的毒菌,在这样的境况里,热病、霍乱、痨病层出不穷。托马斯·比姆斯见到一年轻男子患重症痨病,咳嗽不已,写道:“他简直全身赤裸,背上没有丝毫破布,但身上盖了一条蓝色薄毯,类似马鞍毯。他揭开毯子让我们瞧底下当真没有衣服。”患不治之症的患者,大多任其独自死去,无人照料看顾,“他们一声不吭地死去……嘴里全然不流露丝毫虔诚,丝毫不曾感受上帝在这个世间。”无人在他们身旁低语:“圣贾尔斯,保佑他们!”因为人们或许会说,这位守护圣人早已逃离此地。爱尔兰人深信自己走进了“异教徒之城”,从而恣行无忌、猖狂。“乌鸦巢”象征着伦敦整个历史上最悲惨的生活境况。这里也是人类被死亡攫获之前所能沦落的最低点。在爱尔兰人眼里,这座城市及其居民都已落进恶魔手里。
然而这些居民不是落进恶魔手里,而是落进地主手里。伦敦奠基于商业利润和经济投机,其住房图式自然也遵循类似的规则。大多房屋原是投机性建筑,跟随投资和追求利润的浪潮而扩建,同时也会因经济萧条而暂时停滞。圣贾尔斯堂区是尤其耐人寻味的剥削范例。一小群人持有这片地区的房屋股票,譬如说,大概八人持有教堂巷小区80%的房屋,这些个人转而按街道租赁。某人以议定的年租租下整条街,然后以星期出租街上的房屋,每幢房屋的租主转而出租各个房间。租房间的租户转而向占据室内一个角落的人收租金。这个图式代表了一种绝对的需求或者绝境的等级体系,在这种体系里,无人为这种可怕的生存境况承担责任。反过来,他们全都归咎于“爱尔兰人”,或者“底层人”的恶行,指责他们自作孽。荷加斯的讽刺蚀刻画,或者菲尔丁的报告文学,都是诅咒受害者,而不是谴责那种压迫。
圣贾尔斯堂区也出现了“群氓”,这群人跟旁人无异,却对城市的秩序和安全构成威胁。彼得·莱恩博在《绞死的伦敦》里叙述,警方持械突击搜查“一处爱尔兰人巢窟”之时,“整个地区都被惊动,数百人向我们冲来:男人、女人、小孩。没错,女人!这些女人面目如恶魔一般狰狞,身体半裸”。在这里,描绘异教徒之城的恶魔语言被用于形容受苦受难的人。然而,我们倘若仔细观察这伙“群氓”,也许就会看出他们形色各异。人们通常认为,因为圣贾尔斯堂区是过客的栖息地,所以这里全是暂住人口。然而,事实上,根据这个时期的定居档案和调查档案看来,这里的人口相对固定,堂区的迁移仅局限于截然分明的界限内。换句话说,穷人死守着这块邻近地区,全然不想往外搬。后来,这个地区重建,迁移大片“乌鸦巢”,但居民只是搬到附近的街巷,导致那些街巷越发拥挤。实际上,这是伦敦人的典型特征,他们的日常活动范围相对局限。譬如说,即便在今日,有些住在哈克尼区或雷顿斯通的人,可能从未去过“城西”,同样地,住在贝斯沃特区或阿克顿区的有些人,可能从未去过城东。至于原野上的圣贾尔斯那些身无分文的人,地域规矩则更加强大。他们活在数平方米的地面上,身边有他们需要的店铺、酒肆、集市、社交圈,也死在这里。
伟大的社会地志学家查尔斯·布思将原野上的圣贾尔斯形容为“寻常劳力”的宝库。然而,跟“群氓”一样,这个词语也不曾贴切地传达伦敦底层的工种本质。事实上,这里活跃的有磨刀的、街头卖唱的、卖水果蔬菜的、织门口地垫的、驯狗的、替人清道的、卖鸟的、做鞋的、推销印刷品的、叫卖鲱鱼的。
及至1666年,这个堂区的南部仍然是荒野,被称为考克和皮亚荒野。直到1693年,这里还没有完全城市化。那年之后,这里修了七条马路,在中心交汇,构成一个星形,从而被称为七星盘。也许17世纪末这一发展的象征性意味,在相当大程度上鼓励了占星术士汇集到此地。有个叫作吉尔伯特·安德森的,住在十字街一家叫作摇篮与棺材的客店,是个“出了名的江湖郎中”。还有个叫作詹姆斯·蒂尔伯里博士的,住在原野上的圣贾尔斯教堂旁的黑天鹅客店,卖的草药据说掺了金粉。W.贝纳姆住在圣贾尔斯堂区七星盘附近的圣马丁巷,替顾客预卜“赛马或赛跑的冠军”。再有,“贾尔斯堂区七星盘附近住着一位女士,是第七个女儿的第七个女儿”,能够预卜妊娠和诉讼结果。“她也解梦。”另一出名的江湖郎中、炼金术士住在“圣贾尔斯教堂旁,你可以在他的门上看到一纸布告”,承诺为你揭示“硫黄和水银”的奥秘。还有那位声名狼藉的杰克·爱德华兹,住在“原野上的圣贾尔斯堂区城堡街”,出售药品、药丸、药水,治人,也治畜牲。所有这些人都见于C.J.汤普森的《老伦敦江湖郎中》。
这些我们今日或许称为替代疗法的范例,都是引自17世纪和18世纪早期,但这里从来不曾抛弃其出名的秘术和奇门怪术。继后年代里,共济会、史威登堡会、神智会、黄金黎明会在这个堂区确立了自身的地位。蒙茅斯街数百米外有一家书店,叫亚特兰蒂斯书店,至今仍是英国最著名的神秘文学书库。那么,这也许再次彰显了地域规矩或地方精神,将居民和活动局限于同一片小范围内。
杰克·爱德华兹是民谣歌手,也是医生。七星盘的民谣因其所歌唱的事迹和人物而出名。住在蒙茅斯场院的詹姆斯·卡特那赫最早制作和推销单页印刷小报、歌曲、手册,在18世纪的伦敦大街小巷流传。这些印刷品一便士一张,从而被称为“卡特那赫便士”,可以说体现了他的销售才能。然而,因为无人敢碰他手里的铜币,怕感染硬币上蹦出来的病菌,他只好送到银行更换。七星盘名声素恶,让人觉得晦气,不过卡特那赫拿钾碱和醋煮他的便士,使之焕然一新,从而挽救了名声。
圣贾尔斯附近还有五人在印刷民谣、出版街头文学,诸如《哈克尼区的不幸女士》《耶稣基督的信函》《某某人临终之言》等。对于伦敦人来说,这些印刷物是民间传递的真实“新闻”,大多是扰乱式或鼓噪式的新闻,关系到市民切身经验的事件。譬如,18世纪中叶,七星盘流传出一首民谣,唱的是当地的劳动救济所:“劳动救济所残酷,劳动救济所变成监狱,监狱狱长变成刽子手。”“某个名叫玛丽·惠斯勒太太的人”死在这座机构里,这一事件引起了公愤。还有民谣控诉穷人和乞丐的生存境况,很多人就是死在民谣诞生的街巷里。在这层意义上,也许因为这些愤怒的居民与可怕的死亡率,原野上的圣贾尔斯成为权威的另一来源,使其适于庇护“造假币者”,这些人实则是发行另一种形式的钱币,以扰乱正规的商业和经济体系。这个正规的体系在此地区的贫穷居民身上投下鲜明又浓重的阴影。
那么,这个堂区包藏娼妓和“夜店”,也就没有不妥当之处。以德鲁里巷为中心的场院和小巷是这门行业最出名的地盘,在其出版于1851年至1862年间的《伦敦劳工和伦敦穷人》里,亨利·梅休描述一名妇女,“四十多岁,衣着破烂、一副招人嫌恶的邋遢穷相”。梅休的叙述十分出色,引述市井生活、街谈巷议。尽管他的真实性与准确性时或受到质疑,但这多半由于他是属于维多利亚中期那一代作家,颇好渲染或虚构作为伦敦“大疮”的事件与居民。但梅休的基调和真诚是可以信赖的,正如这个不幸女人的故事:“我现在住在德鲁里巷上的查尔斯街,以前住在诺丁汉场和伯爵街。不过,先生,我住过的地方多了,说了你都不会信,我敢保证你连一半都不会信。我一直换地方,从这里到那里的,敢情你会说,像风一样……我不太想过我这种生活。你们这等人金贵,有尊严,有品格,有感觉,没法理解我这种人,那些东西早就给践踏没了。我没感觉。我习惯了……我想我不会活很久,这是让我高兴的一件事。我不想活,不过,也没在乎得想弄死自己。我没有自杀的人拥有的那么多感觉。事情就这样了。”梅休表态道:“她已经变得残酷。”事实上,是这座城市在残酷地对待她。
不过,D.M.格林在《贫民窟里的人》中描写的那些人,并不一定认同她听天由命的心态。格林在书里论道,由于悲惨的生存境况,圣贾尔斯堂区蕴藏着“革命的种子”。1903年,列宁组织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托特纳姆场召开,这次会议导致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分裂。正如《列宁在伦敦》的作家莱昂内尔·柯查所写:“可以说,布尔什维克作为一个政党,实则成立于托特纳姆场。”那么,原野上的圣贾尔斯堂区确实蕴藏着社会暴动的“种子”,纵然这种本能的复仇来自一个遥远的国度。
用当时的俗语来说,圣贾尔斯的周边地区是一个“疮疥”或一块“脓肿”,可能会毒害全身,因此便隐而不发地预设须以某种方式清除或烧灼这块脓疮。于是,1842年至1847年间,这个地区修筑了一条大马路,剖断这片地区,这条马路称为新牛津街,修建工程彻底地拆除了最糟糕的街巷和场院,迫使贫穷的住户迁移,尽管绝大多数人仅往南搬到数条街外。当代道德家再度启用这个身体譬喻,通常绝无例外地歌颂这项拆除工程为清除“一块腌臜”。然而这个地方那股浓烈的气息绝不曾断绝,被驱逐的穷人仅是陷入较从前更糟糕、更拥挤的境况,而新马路上的新楼和新商铺数年无人租赁。这条马路依然阴湿、惨淡、“恶臭”,鲜能招徕住户。现今依然如此。新牛津街是伦敦最无趣的马路,除了中心广场的阴影里闪现的一些可疑迹象之外,没有丝毫特色。中心广场位于老绞刑架旧址上,也许可以看作是相当合适的继承人。在今天,这片地区毫无特色或目的,开着一些电脑器材店,还有阿戈斯百货,以及一些不起眼的写字楼、专门兜揽游客的商店。仍有些流浪者窝在某些角落不肯离去,聊作这个地区过去历史的象征。然而,对于这个曾经充满了生活和苦难,而今只有惨淡的安宁的地方,圣贾尔斯本人也束手无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