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开封城下城
——古代开封城的历史演变与考古研究

一
开封城下城的基本概况

大量的考古勘探发掘表明，开封城下共埋有六座城池：战国时期魏国的大梁城、唐代的汴州城、五代及北宋时期的东京城、金代汴京城、明代开封城和清代开封城。这六座城池按照时代由早到晚，地层自下而上地叠压在了一起。经考古实测，大梁城约距今地表12—14米深；汴州城约距地表10—12米深；东京城约距地表8—10米深；金汴京城约距地表6米深；明开封城约距地表5—6米深；清开封城约距地表3米深。

叠压在今开封城之下最深处、也是时代最早的城池，是战国时期的魏都大梁城。

魏大梁城不仅是开封城市史上第一个有明确记载的城市，而且也是开封城市史上第一个有史可考的国都。据《竹书记年》等史书记载，战国时期，雄心勃勃的魏惠王为了西避强秦侵扰，同时向中原地区发展霸业，于魏惠王六年（前364），将国都由安邑（今山西夏县）迁至开封，在此兴筑了大梁城。后经过魏惠王、魏襄王等六君140年的苦心经营，大梁遂发展成为“人民车马往来，日夜不休”的名都大邑。秦王政二十二年（前225），秦派大将王贲进攻魏国，由于大梁城池坚固，久攻不下，王贲就引鸿沟水灌大梁，大水围城三个月，最终城破魏亡。大梁城遂在滔滔黄水中化为废墟一片，开封也自此走完了其城市发展史上的第一个光辉历程。大梁城遗址虽然至今尚未探明，但我们可根据有关史籍的记载对其位置作粗线条的勾勒。近年来，我们还尝试利用航空遥感等新技术在今开封市的西北郊地区进行了一些考古测试，为今后寻找大梁城遗址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线索。另外，结合我们在河南大学新校区和河南省黄河水利技术学院新校区的考古勘探材料推测，大梁城遗址约深埋于今开封城下12—14米处。

今开封城下自下而上摞着的第二座城池是唐代的汴州城。唐代，是开封城市史上又一个大发展时期。开封自秦汉以来，经过数百年的衰落期，到了这时，渐渐开始复苏起来，北周时将开封改称汴州。特别是隋统一后，政治安定，经济迅猛发展。而位于京杭大运河汴河段要冲处的汴州，更是得此良机，很快发展为日益繁华的“水陆大都会”，成为中原地区的一大军事重镇。盛唐时期，大诗人李白、杜甫、高适曾结伴畅游汴城，怀古赋诗，留下了一段文坛佳话。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军事上的需求，使南北朝时遗留下来的狭小的汴州城已远远不能满足其需要。唐建中二年（781），驻守在此地的永平军节度使李勉对汴州城进行了“重筑”。

根据《北道刊误志》等文献记载，李勉重筑的汴州城周长为20里155步，面积较现存的开封城略小。近年来，在现存的开封明清城墙东西墙缺口处的勘探和对北宋东京内城北墙的考古发掘过程中，在宋内城城墙遗址下发现了唐汴州城遗址。残墙残距地表深10—12米，残宽10米左右，系夯土版筑而成。残墙基厚约30厘米，墙基下是一层厚约10厘米的碎砖瓦层，作为城墙的基础。

今开封城下自下而上摞着的第三座城池，就是规模最大、蜚声中外、气势磅礴的北宋东京城。北宋东京城是在后周时期东京城的基础上修筑而成。后周时期，随着社会秩序的逐步稳定和经济的日渐复苏，原来的汴州城已显得制度狭隘，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于是到了周世宗柴荣执政时期，遂对东京城进行了扩建。世宗扩建之东京城，周回40里233步，为了与唐汴州城相区别，号曰外城，也称新城，原唐汴州城遂被称作内城、旧城。公元960年，后周殿前都检点赵匡胤在开封城北发动了“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了北宋王朝并仍然定都开封。由于当时开封地处中原，地势坦荡，无山峦天险可守，是古代建都的大忌，因此北宋王朝除派40万重兵常驻开封外，还对北宋东京城进行多次大规模的增筑和修葺。

大量的考古勘探发掘表明，北宋东京城共分外城、内城、皇城三道城墙，形成了层层套叠、壁垒森严的国际大都会的宏大气势。外城，是东京城军事防御的第一道屏障，由于历代的兵灾水患，昔日巍峨壮观的外城已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并全部淤埋于地下约2—8米深。经过多年的考古勘探发掘，外城的形制、轮廓、范围及主要城门的位置已基本清楚。经实测，整个外城呈一南北稍长、东西略短的长方形，四墙全长29120米，合今29公里左右。北宋时期，外城共有城门14座、水门7座，目前已探出10余座，多为直门两重或屈曲开门的瓮城门。尤其是西墙上的正门新郑门遗址，面积近2万平方米，其规模之大，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是极为罕见的。内城，是在唐汴州城的基础上修建而来的。内城的位置、形制和部分门址也已基本探明。整个内城略呈正方形，其南墙位于今开封城南墙北约300米一线，北墙位于龙亭大殿北约500米的东西一线，东西墙叠压在今开封城东西墙的下面，四墙总长约11550米，其面积较现存的开封明清城墙略小。皇城，又称宫城或大内，位于今开封龙亭大殿前的潘、杨湖一带。经过考古勘探发掘，现已摸清了宋皇城的大致范围和形制。经实测，皇城呈东西略短、南北稍长的长方形，四墙总长2500米左右。皇城共辟有六门，其中宣德门是皇宫正门，威严壮丽，因是高大门楼，故亦称宣德楼。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队在今开封新街口附近，探出了一处早期门址，后经90年代勘探验证，该门址就是宣德门遗址。在大量的考古勘探工作的基础上，我们还选择重点区域对皇城遗址进行了解剖试掘，从试掘的情况来看，北宋皇城遗址则又分别与金皇城、明周王府紫禁城遗址相叠压，这也是开封城下“城摞城”的又一典型例证。

北宋时期的东京城，不仅有三重城垣三层围护，更有四条河流横贯其中，其中最著名的当数汴河和蔡河。汴河，是流经东京城的第一大河流。迄今为止，已探明了外城汴河西水门至古州桥之间约4000米的地段，河底深约12—14米，河床宽约20余米。同时，还初步探明了汴河上的东水门、西水门、汴河西角子门和古州桥等重要遗址。蔡河，又称惠民河、闵河，是东京城内的第二大河流，北宋时期，横贯京城南部。近年来，我队在旧城区南部的中山路至迎宾路之间的东西一线探明了其一段遗迹，河底距地表深约11.5米，河床宽近20米，探明长度约800米，同时还基本上界定了其上著名桥梁龙津桥的位置。

开封城下“城摞城”的第四座城池为金代的汴京城。靖康元年（1126）的宋金战争之后，北宋王朝轰然崩溃，统治大宋赵氏政权的南宋王朝，只好退守一隅，定都临安（今杭州），偏安江南，江淮以北的中原诸地从此更鼎易主，落入金人统治。金人立国期间，都城曾几易其地，分别定都上京（今黑龙江阿城县）、燕京（今北京），其中金废帝（完颜亮，后称海陵王）和金宣宗（完颜珣）二帝还曾短时期定都汴京（今河南开封）。金废帝曾在汴京大肆营建宫室，史称金故宫或汴故宫；金宣宗时期曾在汴京“再筑子城”。金汴京皇宫是在北宋都城东京（今河南开封）皇宫的旧基之上加以改造、扩建而来的，范围已扩至“九里三十步”；金宣宗时期的“再筑子城”实际上就是对原北宋东京内城进行展筑。通过金人对汴京城的营建，使金代的汴京城较北宋时期的东京城而言，其结构布局发生了一些变化：内城的范围进一步扩大，皇城与宫城正式分离，宫室制度更趋完善。为探明宋金城墙的结构和叠压关系，我们曾在宋内城北墙西段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情况表明，金皇宫北墙叠压在明周王府萧墙遗址之下，其下又叠压着宋内城北墙遗址。金皇宫北墙距地表深4.15—4.45米，残存厚仅有0.3米。夯土呈灰褐色，土质较上层的明代城墙松软，很难看出明显的夯筑痕迹。夯层夯窝亦不明显。城墙底部铺垫有一层厚约5厘米的砖层，均为残青砖。墙体内出土的主要包含物有：宋白釉瓷片、临汝窑瓷片、绿釉及黑釉瓷片、唐民窑白釉瓷片、粗布纹瓦片和灰色带花陶片等。

开封城下“城摞城”的第五座城池是明代的开封城。明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遣大将徐达攻下开封，改汴梁路为开封府，号为北京，开封前后又做了十年的陪都。由于明初朱元璋曾意欲迁都开封，因而曾在北宋东京内城和金汴京城的基础上对开封城墙进行加高增筑。除墙体仍为夯土外，城墙外表全部用砖垒砌，使之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砖城。明洪武十一年（1378），朱元璋封第五子朱 为周王，领地开封。翌年，在宋金故宫基础上营建了规模宏大的周王府。周王府设萧墙和紫禁城两重城墙，萧墙为其外围城墙，系在金汴京皇宫皇城的基础上加高建造而成，周回九里十三步。紫禁城则是在宋故宫基址上建造而成，周回五里，是周王的活动中心所在。考古勘测表明，明代文化层距现地表下约5米深。明开封城墙叠压在宋内城和金汴京城之上、清开封城之下。明周王府萧墙遗址平面基本呈南北稍长、东西略短的长方形，南墙约位于今开封东西大街一线，东墙约位于南京巷、开封二十八中学南北一线，西墙约位于大兴街向北至开封渔场一线，北墙约位于开封市体育场东西一线，周长约5310米。明周王府萧墙至今保存大部分完好，淤埋于地面下3—5米深。明周王府紫禁城遗址与宋东京皇城的位置与范围完全一致，据探测，今午朝门以北龙亭大殿以南，包括潘杨两湖的区域便是紫禁城遗址所在地。皇城为一东西较短、南北略长的长方形，周长约2520米。从周王府紫禁城北墙的城墙解剖情况看，发现城墙分为两部分，上层为明周王府紫禁城北墙，下层为宋皇城北墙，两墙相互叠压在一起，证实了明周王府确系利用宋皇宫旧基建造而成。

开封城下“城摞城”的最上面一座城池，即第六座城池为清代开封城，平均距地表深3米左右。清代开封仍为河南省的省会，是全省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由于明末那场特大黄河水患，高大的开封城墙几近淤平，只露出城垛和女儿墙，至康熙元年（1662），清政府对开封城进行了复建。这次复建，主要是在明代城墙基础上进行加高重筑，城市格局尚无大的变化。道光二十一年（1841），开封又一次遭受了黄河特大水患，大水围困开封城八个月之久，开封城墙因遭洪水冲刷而再次破烂不堪，并淤埋了3—4米高的城墙。道光二十二年（1842），清政府再一次对开封城墙进行加高修葺，本次修葺之后，就是今天人们所看到的开封城墙。另外，清代开封城的格局还发生了一个明显的变化，那就是在开封城内龙亭以北，出现了一座满城。2000年5月，我们还在开封城墙西门北侧古马道遗址的发掘过程中，发现有地层上下叠压，时代早晚不同，修筑方法和形制也各不相同的三层马道遗址，这三层古马道上下层层相叠，宛如“叠罗汉”，以立体的形式真切地展示了开封城下“城摞城”的奇特景观，也再次为“城摞城”现象的研究增添了更为确凿的实证。

二
开封城下城的特点

通过对开封地下历代的古城址进行历史学和考古学的考察不难发现，若和我国其他的古都或古城相比，今日开封城下埋藏着的古代开封城址明显地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城摞城：纵观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在华夏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大部分都城由于兵火战乱城毁国亡等原因，都是抛开了旧都城，另选新址营建新都城，如秦都咸阳城，汉、唐长安城，汉魏洛阳城，明清北京城等，这些历史上著名的都城遗址与今日的西安、洛阳、北京等城址均不是在一处完全相同的位置上，而是要么局部相重叠、要么相毗邻、要么相距数公里乃至于数十公里。而古都开封，虽历经兵燹水患，但基本上都是在旧城址上屡淹（毁）屡建，由此形成了奇特的“城摞城”现象。

二是城套城：已经调查、勘探和发掘的战国时期魏大梁城、唐汴州城、北宋时期的外城、内城、皇城、金代的汴京城、明代的汴梁城、明周王府的萧墙和紫禁城、清代开封城等城址，除了战国时期的魏大梁城位于今日开封的略偏西北一带、局部与今开封城相重叠以外，其他各时期的古代城址要么和今日开封城墙完全相重叠，要么其城垣的四壁互相平行，从而形成了层层套叠的态势。

三是门摞门：今日开封城墙的东门和西门仍分别叫作宋门、曹门和大梁门，其名称就是源自唐代的汴州城。另经考古调查和历史考证，虽然已经历了一千余年的历史沧桑，其门址的位置较唐代也基本未变。另在今开封西大街与中山路相交汇的新街口处的文物勘探中，也发现明代的午门遗址与金代的五门（承天门）遗址、北宋时期的宣德门遗址在同一位置上下叠压。不仅如此，2000年5月，我们还在今开封城墙西门的北侧发掘出了时代由晚到早的三层古马道遗址自上而下互相叠压，更为古代开封城“门摞门”现象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四是路摞路：北宋时期，由皇城的正南门——宣德门向南经内城的正南门——朱雀门通往外城的正南门——南薰门的大道，是东京城南北中轴线上的一条通街大道，亦称御街。经考证，这条开封城古代历史上的传统布局的中轴线早在唐代汴州城时就已基本形成，其后经五代时期后周的发展至北宋时期渐趋完善，以后再历经金、元直至明清，其位置始终没有移动。已经发现的宣德门、朱雀门、南薰门遗址均位于今日开封城纵贯南北的中轴线中山路路面以下，这表明自北宋以来的千余年中，开封虽饱受兵灾水患，不仅城市的格局基本未变，甚至连城市的中轴线也一直未有大的变化，这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是十分罕见的。

三
开封城下城的形成原因

那么，形成开封城地下“城摞城”、“门摞门”、“路摞路”这些在中国古都发展史上的奇特现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究其原因，除了和以上所介绍到的历史的变迁、王朝的更替、战争的破坏等政治因素有关以外，另外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是和开封城在古代历史上曾遭受过多次重大的水患分不开的。

1. 水患

开封历史上的第一次特大水患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当时，魏惠王迁都大梁之后不久，便开凿了一条大型的人工运河，也就是后来举世闻名的鸿沟。然而也正是这条运河，最后导致了魏国国亡城毁的厄运。在战国末年连年的诸侯争霸和战争兼并中，面对秦军的节节紧逼，魏国屡吃败仗，终于面临了都城保卫战的严峻时刻。秦王政二十二年（前225），秦在统一六国的战争中，派大将王贲攻魏，遭到了大梁城军民的殊死抵抗，久攻不下，王贲乃决鸿沟之水灌大梁城，魏王在大水围城中坚守3个月，终因粮尽援绝，被迫投降，大梁城遂在大水和兵燹中化为废墟，一代名城作烟云散。王贲这次水淹大梁，也是开封城市历史上的第一次水淹城毁的悲剧，给当时的大梁城带来了灭顶之灾。汉武帝时，大史学家司马迁曾专程到开封实地勘察，“求问其所谓夷门”，面对残破凋零的大梁城遗址，司马公感慨万分，用“屠大梁”来形容这次秦魏之战，并叹之谓“大梁之墟”，给大梁作了最后的终结，不亦悲乎！千余年后，唐代大诗人高适还曾赋诗吊之曰：“魏王宫阙尽禾黍，信陵宾客随灰尘……全盛须臾哪可论，高台曲池无复存。”自此，开封城走完了其城市发展史上的第一个光辉历程，进入了长期的衰沉期。

之后开封历史上的水患都和黄河有关。历史上的开封与历史上的黄河有着割舍不断的关系。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这座城市的兴衰以及历史上其与黄河的关系的话，那就是“兴也黄河，败也黄河”。隋、唐之际乃至五代、北宋时期开封的一步步走向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是与黄河给这座城市所带来的丰富的水资源分不开的，然而随着金元之后的黄河改道，河床一步步逼近开封，在黄河洪水的多次吞噬和黄河泥沙的不断淤淀之下，历史上曾经几度风流无比的开封城便也一步步无可挽回地走向没落了。据《祥符县志》和《开封黄河志》记载：从金大定二十年（1180）黄河在开封县境决京东埽起，到民国三十三年（1944）尉氏荣村决口止，前后764年间，共决溢338处，平均两年多决口一处。据统计，在黄河的多次决溢中，开封城曾七次被淹（元太宗六年、明洪武二十年、建文元年、永乐八年、天顺五年、崇祯十五年、清道光二十一年），其中明崇祯十五年（1642）和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的两次特大水患，均使开封城遭到了“灭顶之灾”。

明朝末年，爆发了著名的李自成农民军起义。崇祯十四年二月至次年九月，义军三次攻打开封，官军殊死抵抗，双方在开封展开了数场激烈的战斗。明崇祯十五年，官军企图水淹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以解开封之围。先于六月决朱家寨，又于九月重决朱家寨和马家口。溃水在开封北郊的护城堤外合为一股，决开护城堤，围困开封城。九月十五日，洪水先后冲破曹门、北门灌入，全城覆没。城内水沙淤漫，街市房舍尽被埋没，低洼处水深数丈。“波中可见者，惟钟鼓两楼及各王府屋脊、相国寺顶、周王府紫禁城、上方寺铁塔而已。”“居人溺死者十有八、九，救援不及一二，叫苦连天，呼救满河，如鱼之游于沸鼎之中，可怜数十万无辜生灵，尽葬鱼腹之内。”这次洪水退后，黄水所挟带的泥沙把一座死城尽淤地下，城墙只露出水面，河流全被淤没，四城周围地貌完全改变，千里沃土，变成了无边的盐碱之带，正是所谓的“黄沙白草，一望丘墟”。这是开封自魏大梁以来的第二次特大水患，也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洪水退后，城内原有的37万6千人口，幸存者仅有3万余人。从此，开封昔日的繁华、历代的经营，便连同30余万枯骨一起，被厚厚的淤泥掩埋于地下了，只剩下夷山上的铁塔、繁台上的繁塔和延庆观之玉皇阁等极少数高大的建筑成为这场特大水患的历史见证。

开封城历史上的第三次特大水患是在清代的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十六日（1841年8月2日），河决祥符（即开封）上汛堡（今郊区张湾村）。入夜，水抵城下，将五门囤堵。十七日早晨，城外洪水一望无际，四顾不见村落。午后，从城东南角水门洞向城内灌水。接着，洪水突破南门，顺东、西城墙四面环绕。守城官兵慌忙关闭城门，但由于城门和水门洞不断渗水，不久城内如同湖泊，水深3—9尺不等。至十四日城墙接连蛰陷，城内官民全力守城，分别在城东、西、北三门各设砖局，每天收购民砖数十万块，仍不敷用。后又拆庙宇、扒贡院，连相国寺内的太湖石，东棚板街阴沟上的石盖板都被运到城头抢险。城内树木尽成枯桩，民间的床箔几乎用完。“危急时，巡抚跪泥淖中吁天号泣，大呼百姓助我。”这次洪水围城达八个月之久，后经大学士王鼎及林则徐等率众堵口，方于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初八（1842年3月19日）合龙，开封城才得以保住。此次洪水退后，开封城变为盆地，惠济河也被淤塞，城内积水长期排不出去，土地碱卤、井泉苦涩，遗患无穷。

黄河是举世闻名的“地上悬河”。黄河每年从其中上游特别是黄土高原一带挟带来的巨量泥沙，在进入广阔的华北平原以后，由于地势平坦，流速降低，便大量地沉淀了下来。这种现象在一马平川的开封尤为明显。据统计受此影响开封段的黄河河床每年平均抬高约10厘米，这样日积月累，年复一年，使黄河的开封段早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地上悬河”奇观。如清代靳辅在《治河奏绩书》就曾有这样的记载：“开封之境皆浮沙，河流迅驶，一经溃决，如奔马掣电，瞬息数百丈，工程必大，而下埽更难。故前代河决之患，此地常十居七八。”据开封黄河河务局1985年的实测，开封柳园口黄河段的河床底部，比当时开封龙亭公园院内的地面还要高出11.49米。历史上的每次洪水过后，在开封城所沉积下来的泥沙更厚。据近年来开封城区内的考古勘测资料可知，仅明崇祯十五年那一次洪水所形成的沉积层就厚达3米左右，局部地区甚至厚达5米。这样，一次次无情的黄河洪水所挟带的大量泥沙便把开封古代历史上的一座座城池按照时代早晚的顺序自下而上深深地淤没在了地下，从而形成了开封“城下城”、“城摞城”的奇特景观。

在谈到黄河与开封“城摞城”的关系时，从事过开封“城下城”考古工作20余年，历任开封市文物工作队队长、开封市文物管理处处长，现为海南省博物馆馆长的丘刚先生曾这样说过：“黄河在中国古代沿黄城市的兴起、发展、衰亡，以及对中华民族的繁衍、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影响力，都生动、具体地浓缩在了开封‘城摞城’中。从另外的意义上说，开封‘城摞城’对于研究黄河的泛滥、泥沙的淤积和灾变现象等等，都提供了大量材料。”

时至今日，曾多次遭受黄河水患之苦的开封城墙，仍屹立在历经沧桑的中原大地之上，其饱含、浸透着黄河水的一砖一瓦，似乎都可以作为历史的证人，在向世人讲述着古城开封的兴衰。在今开封城郊内外，从地表以下所淤积的厚厚的泥沙中，人们至今仍然可以感受到滔滔的黄河水给这座古老的城市所带来的一次又一次深重的灾难，给这座城市的先民们所造成的一次又一次心灵的创伤，从而领略到开封城历史的厚重。

建国以后，随着新中国政府对黄河治理力度的不断加大，黄河对开封的威胁也日渐减小。早在1952年，毛泽东在来汴视察黄河时就曾经指出：一定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如今，坐落在黄河中游之上的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已经竣工并投入运行，它早已向世人宣告：黄河肆虐为患的日子将会永远成为历史，在未来的岁月里，它更多的将是造福于我们人类！

2. “夷门自古帝王州”的思想理念

形成开封“城下城”、“城摞城”的另外一个主要原因，当和古代开封优越的地理环境、发达的水系工程、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以及古代人们心目中“夷门自古帝王州”、“得中原者得天下”的思想理念有关。

综观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大多数著名的古都其自身在不同时期的城址的位置是不同的，多因战乱兵火国亡城毁等原因，而采取了抛弃原城旧址而另辟新址重新营建新城的做法。如秦都咸阳城，汉唐长安城，汉魏洛阳城，隋唐东都洛阳城以及金中都、元大都和明清北京城等。上述都城在建新城时有的是在原城的旧址上把位置略作它移，如北京城、南京城等；有的则是相距十几里甚至几十里另辟新址，如西安城、洛阳城等。而在古都开封，一次次的兵燹水患将原先的城市毁灭吞噬殆尽，而后来的人们便一次次在脚下的这块热土之上重建新城，这样屡淹屡建，又屡建屡淹，再屡淹屡建，从而形成了罕见的“城下城”、“城摞城”现象。这种现象虽然在我国岭南地区的三朝都城广州和西南地区的巴蜀府城成都也曾出现，但都不如开封这样典型。

近年来，因为工作的关系，本人曾接受过国内多家新闻媒体的采访，而在采访的过程中，几乎都会被问及同样的一个问题，那就是面对着一次次已经成为一片废墟的开封城，后来的人们为什么不放弃原先的城址而偏要执著地在这片废墟之上重新筑城呢？其实，对于一名长年工作在古城开封的考古工作者来说，本人也一直在思索这个问题。我想，这应该和古代的开封有着优越的地理环境、便利的交通条件以及古时人们“夷门自古帝王州”的思想理念有关。

上古时期，开封位于黄河冲积大平原的西部边缘，是华北平原与黄河平原的交接地带，东北离渤海约500公里，而距豫西丘陵地不过50公里，地势坦荡，土层深厚，适于农牧。这里的气候特点是大陆性强，雨量多集中于夏季而变率大，气候较现在温和。而且当时的开封附近河湖交错，水道四达，森林繁茂，水涝旱灾极少发生，更不存在像今天这样的土质盐碱化问题。总之，在古代，开封附近的自然环境还是比较优越的，这种优越的自然环境，非常有利于早期开封城市的产生、形成和发展。正因如此，战国时期的魏惠王才审时度势，把国都由山西迁到了开封。

魏惠王迁都大梁后，为繁荣大梁，曾于公元前360年到前339年在大梁附近开凿运河，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鸿沟。鸿沟开凿之前，大梁附近虽然河网密布，但不成系统，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于是魏惠王从“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即从大梁以西的荥阳引黄河水入郑州以东的圃田泽，再从泽东引水至大梁城北，然后折向东南到今淮阳东南与颍水交汇，东流入海。从此，黄河水系和淮河水系通过鸿沟连接起来，千里中原变成了水陆通道，灌溉交通更加便利。鸿沟的开凿，使大梁很快成为了“北据燕赵，南通江淮，水陆都会，形势富饶”之地，极大地促进了大梁乃至魏国经济、文化的发展，直接确定了大梁在当时七雄中的经济地位，也为以后开封成为驰名中外的大都市，创造了必需的先决条件。

隋代，隋炀帝继位之后，为了大规模发展漕运，于公元605—610年之间，开凿了举世闻名的京杭大运河，成为我国古代贯通南北的交通大动脉。其中大运河中段通济渠的黄河到淮河段，是利用古代的汴水改造而来，亦称汴渠。它西通河洛，南达江淮，是大运河中最主要的河段，南方的物资和商旅，从水路到洛阳和长安，都要从这里经过，因而显得特别重要。当时的汴州（开封）就坐落在汴河岸边，西距洛阳、西安之地较近，成为隋朝东部沟通江淮的东大门户，较运河岸边的其他城市发展更为迅速，所以汴州城很快便成为南北物质和人才的会聚之地，为唐代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唐代，通济渠更名为广济渠，汴州仍居渠之要冲，“北通涿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交通地位愈加显著。值此良机，汴州城得以迅速发展，“当天下之要，总舟车之繁，控河溯之咽喉，通江湖之漕运”，很快便成为当时全国闻名的水陆大都会。于是才有了唐德宗建中二年（781）汴宋节度使李勉扩建汴州城之事。

北宋时期的东京，不仅以宏伟的皇家宫殿著称于世，幽美的皇家园林流芳千古，而纵横交错、屈曲回绕的河流也使这座风流无尽的一代都城颇具江南水乡的特色。当时穿城而过的河道主要有汴河、蔡河、五丈河、金水河等四条。四条河流之中，汴河、蔡河、五丈河皆通漕运，太祖赵匡胤曾风趣地将其比喻成为“京都三带”，其中仅汴河就“岁漕江、淮、湖、浙米数百万石，乃至东南之产，万物众宝，不可胜计。又下西山之薪炭，以输京师之粟，以振河北之急，内外仰给焉”。以上四条河流，在当时的东京城附近构成了庞大的水利网，使京城的水利交通空前地发展起来，形成了“天下之枢”、“万国咸通”的有利地位，把全国各地的物质源源不断地运抵京都，极大地满足了东京城的物质供应。北宋之所以定都开封，其他因素暂且不论，和汴河等河流方便的漕运以及四条河流所带来的丰富的水资源是分不开的。

直到明代，开封仍然以其便利的交通条件而奠定了其中原重镇的地位，如《如梦录》在记载明代开封城时就称其为“五门六路，八省通衢”。

综上所述，正因为古时的开封就有着地理、自然、经济、交通等多方面的优势，故自古以来一直被认为是谋求发展的理想之地，建都立业的理想场所。当年的魏惠王之所以选择大梁作为迁都之地，就是因为当时的大梁有着相对优越的地理环境条件和极重要的战略地位，有助于他谋求霸业。在政治上，当时的大梁地处天下中心，西离东周都城洛阳不远，会盟朝拜极为便利。在军事上，当时的大梁虽处四战之地，但东可窥齐、南能攻楚、西利御秦，在锐意称霸的魏王看来，攻伐掠野，居中原而觊觎天下，四周皆可发展。这正是所谓的“得中原者得天下”的思想理念。一代大梁的空前繁荣，从此奠定了开封作为“王者之都”的历史地位，这才有了金代李汾“琪树明霞五凤楼，夷门自古帝王州”的千古名句。隋唐时期随着京杭大运河的开通，使开封的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五代时期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在开封的定都，更使开封的政治地位一路飙升。北宋时期的开封，是开封作为“王者之都”的鼎盛时期，也使开封作为“王者之都”的历史地位达到了极致。北宋人柴宗庆曾有这样的诗句：“曾观大海难为水，除去梁园总是村”；后人亦用“汴京富丽天下无”来形容宋代开封的繁荣。东京城的极度繁荣，更是使人们心目中“夷门自古帝王州”的传统思想理念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北宋灭亡以后，开封城的政治地位虽然在日趋下降，但它曾经作为“人口上百万、富丽甲天下”的一代名都、曾经创造出的极度辉煌而在人们心目中所留下的深刻印象，却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无法磨灭。到了这时，“夷门自古帝王州”已经成为一种坚定的信念烙在了人们的心灵深处。到了明代，开封城的布局结构仍然很有讲究，按《如梦录》记载：“汴梁地脉，原自西来，故惟西门直通，余四门皆屈曲旋绕，恐走泄旺气也。”位于明开封城内的周王府也由于是建于宋、金故宫基址之上，故其王府规模大大超过了当时的工部所制定的标准，府内宫殿修建的华丽程度也远在当时分居其他各地的王府之上，正如明末清初时期的大梁人王紫绶所说：“天下藩封数汴中。”由此可见当时开封城的“王者之气”仍然很重，也正因如此，才发生了明初建文帝在开封“铲王气”这一著名的历史故事。直到清初的开封，尽管因为明代末年的那次特大洪水的洗劫已经破败到了“黄沙白草，一望丘墟”的地步，但当有人提出把当时的省会由开封迁至许昌时，仍很快遭到了大多数人的反对而最终未被清政府采纳。可见，在人们心目中，开封“王者之都”、“夷门自古帝王州”的理念早已根深蒂固。

正因如此，开封历史上一代代的先民们，才特别地热爱自己脚下的这块热土，才特别地眷恋我们的祖先世世代代居住的家园。一次次的战争、一次次的洪水毁掉的只是原来的城池，而我们的先民们仍毅然在这块沧桑的土地上顽强地站立着，面对着一次次洪水退后的一片片废墟，在含着悲痛掩埋了亲人的尸骨之后，便重新对这片厚土寄予了满腔的热情与期望，一次一次重建家园，一代一代生生不息！千百年来，也就造就了一种精神，造就了开封人坚韧、勤劳、勇敢、豪放的人格魅力。正如河南省文物局原局长常俭传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所说：“城市的叠压其实就是文明的叠压。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开封城几度被深埋，但开封人民始终没有放弃，一次又一次重建文明，体现了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精神。”这种不向困难低头，敢于向命运抗争的精神至今仍是开封人民的传统。1996年，开封城墙被国务院颁布为全国重点文物单位之后，一时间，开封人民心潮涌动，纷纷对古城开封的再度辉煌寄予了更高的厚望和更多的热情，众志成城，短时间内社会各界就自愿捐资数百万元，修复开封城墙和城门楼。如今，一座高大雄壮的城楼早已耸立在了历经沧桑的开封城墙西门之上，不仅成为开封改革开放的西大门户，还成为古城开封的标志性建筑，更成为古城人民心中的一座丰碑。

2011年10月22日至23日，第四届“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古城开封举行，来自国内外的四十多位学者聚首开封，从民俗、历史、考古及文学等多个角度探讨了古都开封的“前世今生”。本人作为学者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在大会上发言。有一个道理我非常明白，本人之所以有幸受邀参加本次会议，并非是自己的学术平高，而是因为本人长期所从事的开封考古工作与这次会议的主题关系密切：其一，关于开封的文化记忆问题，近年来开封的城市考古所出土的每一件文物、今天在我们开封人脚下依然埋藏着的座座城池，就是开封都市文化记忆的最直接、最客观的、最有价值的物质载体；其二，关于开封的都市想象问题，近年来，通过开封考古工作的开展，虽然已经初步揭开了开封城下城的神秘面纱，但是，截至目前，相对于国内其他著名的古都而言，开封的考古工作起步较晚、开展的工作较少、留下的空白点相对较多等，也恰恰给世人有关开封的都市想象问题留下了很大的空间。还是莅会表示祝贺的开封市委书记祁金立高屋建瓴，正如他在大会贺词中所概括的那样，开封历史文物遗存众多，埋在地下的都是“想象”，都是“记忆”，可谓一语中的。

开封是我国历史上一座著名的古都。战国时期的魏（前361—前225），五代时期的后梁、后晋、后汉、后周（907—960），北宋（960—1127）和金代后期（1214—1233）都曾在这里建都，素有“七朝古都”之称。特别是北宋时期，经过长期的营建，使这座名震四方的一代京师成为“人口上百万，富丽甲天下”的国际大都会，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然而，在经历了两个多世纪如诗如梦的繁华岁月之后，古都开封一步步走完了其城市发展史中一段段令人神往的路程。由于时代的变迁、王朝的更替、战争的破坏、水患的吞噬等，特别是金元之后滔滔的黄河水一次又一次地将古代的开封城连同其昔日的铅华淤没殆尽，深深地掩埋在了地下数米乃至数十米之深。同时也由于这些古城址地下埋藏深、历代的城址互相叠压且堆积杂乱、今开封城地面以下淤沙层堆积厚、地下水位高等原因，给文物考古工作的开展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因此，长期以来，开封被史学界公认为“有古难觅”之地，20世纪80年代以前，这里也确未开展过任何正式的考古发掘工作，开封的城市考古始终是一个空白点，人们只能通过文献来追忆开封昔日的繁华，对古代开封城市发展历史的研究也只能停留在史籍上，而古人对开封历史支离破碎甚至是千差万别的描述，又造成了史学界对一些重要的学术问题的诸多争议，从而也影响了一系列重大学术课题的深入研讨。

1981年春，开封市园林部门在旧城区东北隅的龙亭东湖（潘湖）湖底清理淤泥的过程中，意外地发现了明周王府和北宋皇宫遗址的部分遗迹，从而揭开了开封城市考古的帷幕。之后古城开封的考古工作者经过了30年的艰辛努力，已相继调查、勘探和发掘了清代的开封城遗址；明代开封周王府的萧墙和紫禁城遗址；金代开封的部分皇宫遗址；北宋时期东京城的外城、内城和皇城遗址；唐代的汴州城遗址等多处重大的古代文化遗址，同时还利用航空遥感、计算机等现代技术对战国时期的大梁城遗址进行了考古试验研究，已基本搞清了不同时期开封古城址的所在位置、分布范围、城的基本结构和城内的基本布局等，正在逐步揭开开封城下城的神秘面纱，为研究古代开封城的起源、发展、鼎盛、衰落的历史提供极其珍贵的考古资料。特别是对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的北宋东京城的考古，更是收获颇丰，不仅已搞清了其三重城垣的位置，还探明和发掘了东京城的朱雀门、南薰门、新郑门等多处重要的城门以及城外金明池和城内州桥、汴河、蔡河、御街等一大批重要的遗址，填补了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的一段空缺，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结语

开封“城下城”、“城摞城”现象的揭示，以立体的形式，向人们展示了自战国时期直至明清两千余年的历史和地层结构，使人们对古代开封城产生、发展、繁荣、鼎盛、衰败演变轨迹的研究开始从文献走向了实体，同时为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的研究提供了最新的考古资料。特别是北宋东京城遗址的勘探发掘，填补了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意义重大。一直对开封“城下城”考古工作倍加关注的河南大学宋代历史研究所所长程民生教授曾这样说过：“六座开封城像塔一样层层叠压，特别是从唐代到现在的两千多年间，这座城市的中轴线没有变化，这不仅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顽强向上精神的典型代表，也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个奇迹。”作为宋史专家，程民生教授对考古过程中揭示出的北宋东京城特别感兴趣。他说：“中国古代的城市主要是官府所在地，到了北宋东京城才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城市。那时的东京城市结构已打破了以往封闭的坊市制，呈现出开放的新型城市面貌，在中国都城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开封‘城摞城’现象为对比研究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城市变迁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著名的历史地理专家、中国古都学会会长朱士光教授也对开封“城摞城”现象的学术研究价值给予了高度评价：“由于黄河多泥沙的独特水文特性，黄河流域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城邑遭受了与开封城同样的命运，但开封是七朝古都，像它这样叠压得层次之多、规模之大，在中国5000年文明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考古史和都城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层层叠压起来的6座城池，立体地展现了开封自建城以来2000多年来的古代城市变迁史。它就像‘活的化石’，层层对其进行准确的剥离，对于研究中国古代都城的布局、特点、建筑规制有着重要意义，同时也为研究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以及相关时期的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证据。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一座开封城，也是一部王朝更替史。”

考察、发掘开封的城下城，就像是一页一页地掀开了开封城的古代历史。开封的历史就像是一个梦，一个令世世代代的古城人魂牵梦绕的梦，而如今，梦已经开始苏醒。汴梁沧桑的意义，在于昭示当今乃至后世的人们，在培育了古都文明的这块土地上，曾有着非凡创造力和顽强生命力的古都开封，可以说是华夏之魂的一个缩影。汴梁沧桑的过程，蕴涵着极其丰富的民族文化信息，它浓缩了数千年的中华历史，在世界范围内播撒了古老而灿烂的东方文明。这个梦不仅是开封的，也是中国的，还是世界的。它是一曲荡气回肠的华夏颂歌，在开封城的土层深处珍藏，从历史的深处传来，指引我们去寻觅一个伟大国度的民族之魂。

如今，开封“城下城”考古已经走过了二十多年的风雨历程，回顾过去，我们有收获，有喜悦。但是，作为一名长期工作在开封“城下城”考古最前沿的考古工作者，笔者也清醒地认识到，截至目前，我们所撩开的还仅仅是蒙在开封“城下城”之上的一层薄薄的面纱，我们对它的感觉仍然是朦胧的，对它的认识仍然是肤浅的。对于开封“城下城”、“城摞城”考古来说，还有许多工作等待着我们去做，还有许多课题亟待我们去发掘、去研究，如最早在开封建都的魏大梁城城址的位置还没有找到；各个时期城址的内部布局和结构还不够明朗；尚缺乏充分的考古发掘材料尤其是地层材料来进一步揭示开封“城下城”、“城摞城”的发展演变轨迹等。因此，在对以往二十余年来的考古成果进行盘点和总结时，我们所感觉到的不仅仅是欣慰，更多的是自己肩上担子的沉重，展望未来，我们依然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