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资源约束趋紧

人口多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全国总人口为1370536875人，其中内地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人口共1339724852人，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口为7097600人，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口为552300人，台湾地区人口为23162123人。2000—2010年平均增长率为0.57％。尽管我国人口增长率已经很低，甚至低于发达国家，但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对物质生活需求的渴望必然给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带来沉重压力。图1-1是我国主要物质资源的消耗与世界平均水平的比较。

2000—2011年这12年我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为2035.79立方米，2012年为2100立方米。2009年人均水资源量已逼近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确定的1750立方米用水紧张线，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8％。我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居世界第110位，已被联合国列为13个贫水国之一。更紧要的是，目前全国城市中约有2／3缺水，约1／4严重缺水，水资源短缺已成为制约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爱德华·格莱泽在《城市的胜利》一书中明确指出了注重垂直化的高楼大厦、人口密度很高的城市本质上采取的是环境友好、资源集约化的发展方式。 尽管这种方式有着集聚和规模双重效应，但人口增长、地域扩张、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都需要相应物质资源的支撑。如果技术水平不变，那么城市化就是对资源环境的消耗，城市化的速度和规模决定着对资源消耗的强度和数量。城市化和资源环境消耗的关系大体沿拉平的S形路径推进。在城市化初期，城市发展水平较低、速度较慢；在城市化中期，产业和人口向城市集聚，发展速度加快，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在城市化后期，城市发展速度又趋于缓慢，甚至停滞。我国用近47年时间完成了城市化初期发展，1996年开始进入城市化发展中期，即城市快速成长阶段。根据统计数据，过去10年城市化速率为年均1个百分点，每年约有1300万人进入城市居住生活，到2011年人口城市化率达到51.27％、户籍城市化率达到35％以上。这意味着我国在过去30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城市化历程。

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00年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4.5594亿人，占总人口的36.09％；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城镇人口为6.6557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49.68％，比2000年提高13.59个百分点。由此可见，10年间城市人口总量增加了2.10963亿，接近全部城市人口的0.5倍。2012年城镇人口为7.1182亿人，占总人口比重的52.6％。人口增加必然导致城市用地规模增速异常迅猛。2001年我国地级以上城市市区面积为489421平方千米，建成区面积为17605平方千米；2010年地级及以上城市行政区域土地面积为628573平方千米，其中建成区面积达31766平方千米。10年间建成区面积增长近一倍，主要城市体系和空间分布发生了急剧变化。据《中国1990—2010年城市扩张卫星遥感制图》显示，城市建成区平均海拔明显下降，以上情况至少说明两点：

第一，未来10年乃至20年，我国城市化率将以平均1.2个百分点的速度提升，每年新增城镇人口接近2000万人。更重要的是，城市化率人口新增1％就得新增建设用地3460平方千米，分别是过去30年全国城市化率每提高1％需新增城市用水量和城市建设用地量的1.88倍和3.45倍。这将导致城市占用更多耕地资源。实际上截至2010年年底，我国耕地面积约为182万平方千米，人均耕地不足1000平方米，还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2、发达国家的1／4，只有美国的1／6、阿根廷的1／9、加拿大的1／14。

第二，城市化耗损的资源急剧提升，根据城市化与资源消耗S形的曲线关系，我国还没有达到拐点。根据中国相关部门统计数据，中国城镇化率每提高1％就需消耗6000万吨标准煤（其中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气等），6亿吨钢材、水泥等物资，新增用水17亿立方米。城镇化速率低于物质资源和环境消耗速率，2001—2010年城镇化的年均增长率为3.12％，远低于建成区面积的年均增长率5.84％，城镇用电量的增长率为12.62％，也低于城镇生活垃圾产生量增长率5.64％以及城镇生活污水排放量的增长率5.72％。 可见，更多资源投入只取得相对较低的成果。根据环保部规划研究院测算，未来15年城市化水平每提高1％还需新增城市用水量32亿立方米（其中需新增城市生活用水22.4亿立方米、城市工业用水9.6亿立方米），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我国总的能源利用效率和水的利用效率都异常低下，仅为33％，与发达国家相差10个百分点，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分别是日本的11.5倍，意大利的8.6倍，法、德的7.7倍，英国的5.3倍，美国的4.3倍，加拿大的3.3倍。

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人口急剧扩容，建筑物总量相应增加，建筑物不仅占用土地，消耗能源和物资，还产生废水、废气和固体垃圾，因而是环境治理和经济发展的重要结合点。建筑耗能占社会总能耗的30％，再加上建筑使用、运营等过程中的能耗，接近总能耗的50％，与工业、交通运输并称为三个耗能大户，成为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源头。我国每年城乡新建房屋建筑面积接近20亿平方米，预计到2020年，新增住宅面积将达200亿平方米，如果不对这些建筑能耗加以控制，不但会造成巨大的能源缺口，还极可能使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40％～45％的目标落空。这些数据充分说明了绿色建筑在减轻环境负荷、节约能源及资源等方面的重要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发展绿色建筑已经关系到“十三五”规划和2020年中期节能减排目标能否顺利实现。目前，我国水资源和土地供应难度增大，城市化进程面临的用水与用地保障形势十分严峻，由此中国城镇化的边际资源环境压力依然处于上升时期。

中国的城市化不仅消耗了大量国内资源环境需求，还消耗了大量国际进口资源，其主要表现在铁矿石、石油、天然气等几个方面。在铁矿石方面，需求量成倍增长，紧缺态势明显，国内铁矿石需求以每年5000万吨的速度猛增，铁矿石进口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导致中国钢铁企业寻求海外矿石资源已成为一种趋势。宝钢、首钢等已与非洲、澳大利亚、巴西等地区和国家达成开矿意向。

在石油方面，2011年，我国国内原油表观需求量超过4.5亿吨，进口量略超2.5亿吨，产量基本维持在2亿吨。2013年原油表观消费量达到4.87亿吨，累计进口原油2.82亿吨，石油产量2.1亿吨，净增370万吨，对外依存度接近58％。按照国际通行观点，如果一国石油进口依存度达到或者超过50％，说明该国已进入能源预警期。此外，中国石油进口的一大特点是进口国主要集中于中东和非洲。中东、非洲一旦发生战乱，原油供应链中断，将会给中国经济造成巨大损失。值得关注的是，伊朗石油禁运事件持续发酵，波及我国市场，引发国内成品油大幅度调价。在煤炭和电力方面，“十二五”规划实施之后，随着中央领导层的更换，经济刺激计划的实施，很多项目纷纷上马，能源需求持续增长，尤其是电力需求增长飞快，使煤炭供应捉襟见肘。

在天然气方面，随着新气田的发现和技术发展，天然气产量逐年增加，却仍然赶不上国内需求的增长速度。近年，我国进一步开拓其他气源引进渠道，加快储备库、液化天然气接收站建设，进入天然气管网建设高峰。管网建设为我国天然气供应带来安全保障，但对外依存度上升、成本上升带来的价格上涨也随之而来。中石油数据显示，2011年全年我国液化天然气进口166.12亿立方米，增加了30.6％，管道天然气进口140.98亿立方米，天然气进口量合计307.10亿立方米，而2010年全年天然气进口量为162.52亿立方米，增加了89.0％。与此同时，在出口方面，液化天然气没有出口，而管道天然气则在2011年全年出口31.42亿立方米，比2010年的39.72亿立方米减少8.3亿立方米，减少了20.9％。2013年，我国天然气表观消费量达到1676亿立方米，同比增长13.9％，超越伊朗成为全球第三大天然气消费国。而未来数年，我国天然气消费可能继续保持每年10％左右的增长速度。我国天然气对外依存度不断提升，2013年已达30％，2015年天然气供需缺口继续上升至900亿立方米，相当于对外依存度的35％。随着天然气需求量不断提升，国内产量短期内无法满足需求的增长，进口天然气对于保障天然气价格的稳定变得相当重要。经济增长迅猛、大众消费型社会对钢铁、石油、天然气、煤炭和电力等能源资源的消耗必然冲击西方的大众心理，使得国际社会对中国不断施加压力。发达国家除了施加种种外交舆论压力之外，在煤炭、石油、天然气以及铁矿石等重要矿产资源方面还掌握着定价话语权，迫使中国接受对它们极为有利的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