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环境污染严重
全国整体环境状况持续恶化已是不争的事实。首先是水。根据《2012中国环境状况公报》的数据显示,全国地表水水质总体为轻度污染,湖泊富营养化问题突出。截至2011年上半年,长江、黄河、珠江、松花江、淮河、海河、辽河、浙闽片河流、西南诸河和内陆诸河十大水系监测的469个国控断面中,Ⅰ~Ⅲ类水质断面比例为61.0%,劣V类水质断面的比例为13.7%,其中海河水系劣V类水质断面比例超过40%,为重度污染,其余水系均为中度或轻度污染。我国1200条河流中,有850条江河和超过90%的城市河段受到不同程度污染,130个湖中有50多个处于富营养化状态。河流遭受污染不仅对动植物生长不利,也使饮用水安全受到威胁。《环境统计公报》指出,2011年尽管全国地级以上城市86.6%的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已完成保护区的划定和调整工作,重点城市供水量、水质达标率提高到84.8%,仍有20%城市居民的饮用水水源不达标,更有超过一半城市市区地下水污染严重,57%的地下水监测点位水质较差,甚至极差,仍有2.98亿的农村居民饮用水不安全。
其次是空气。空气污染日趋严重,城市大气污染物浓度远远超过国际标准。世界银行报告称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前20个城市中16个位于中国,依照新的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评价,我国大部分城市(尤其是北方城市)空气质量超标严重,如果增加PM2.5监测指标,则全国将会有70%的城市空气质量情况由达标变成不达标。
再次是固体废弃物。我国60%以上的大中城市陷于垃圾包围中,垃圾堆存量超过100亿吨且以年10亿吨的速度继续囤积,循环利用率仅为50%左右,多数被简单堆放或填埋降解,这会造成土壤和地下水的污染。
最后是土壤污染。土壤污染扩散趋势亦是不争的事实,有的甚至已对食品安全构成重大威胁。中国地质科学院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查研究所等机构的检测数据显示,我国局部地区土壤污染严重,长江中下游某些区域普遍存在镉、汞、铅、砷等异常,城市及其周边普遍存在汞、铅异常,部分城市明显存在放射性变异。与1994—1995年采样相比,2010年监测到的数据显示,土壤重金属污染分布面积显著扩大并向东部人口密集区扩散。根据中国水稻研究所与农业部稻米及制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2010年发布的《我国稻米质量安全现状及发展对策研究》的数据显示,我国1/5的耕地受重金属污染,其中镉污染涉及11省25个地区,湖南、江西等长江以南地带,这一问题更加突出。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成因,既有工业造成的点源污染,也有农业投入品滥用造成的面源污染。我国耕地化肥平均施用量是国际化肥安全施用上限的1.93倍,耕地农药残留率达60%~70%。水污染、土壤污染造成的后果是食品安全遭受重大威胁,食源性疾病增长。我国2200种食品添加剂中还有近60%无法检测,存在重大隐患。
2009年4月,《凤凰周刊》以封面故事的形式讲述了我国百处致癌危地。同年,华中师范大学地理系学生孙月飞在题为“中国癌症村的地理分布研究”的论文中指出:“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癌症村总数超过247个,有197个癌症村记录了村名或得以确认”,有2处区域分别描述为十多个村庄和二十多个村庄,还有9处区域不能确认癌症村数量。这样,中国癌症村的数量应该超过247个,涵盖中国内地的27个省份。
2013年1月底,北京律师董正伟向环保部申请公开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方法和数据信息。2月,环保部对此作了长达22页的回复,但提到调查数据时,却以“国家秘密”为由拒绝公开。实际上,全国土壤污染调查7年前就已展开,新华社2007年7月18日的消息声称:“为全面、系统、准确掌握我国土壤污染的真实‘家底’,环保总局和国土资源部当日联合启动了经费预算达10亿元的全国首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环保总局还公开承诺,一旦结果出来,“将第一时间向新闻媒体公布”。2010年,这场被称为我国有史以来最大、最全面的土壤污染调查终于完成了,但令人意外的是,最终结论秘而不宣,几乎所有和土壤污染调查有关的人员都避而不谈。信息不公开的原因很简单,“不愿公开”或“不方便公开”。不公开全国土壤污染信息,从程序上看没有问题,不存在明显的“硬伤”。我国《保密法》规定,涉及国家安全和利益,泄露后可能损害国家在政治、经济、国防、外交等领域的安全和利益的七大类事项,应当确定为国家秘密,其中之一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秘密事项”。同时规定,中央国家机关、省级机关及其授权的机关、单位可以确定绝密级、机密级和秘密级国家秘密。全国土壤污染信息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事项,如果公开将可能损害国家安全和利益,所以环保总局有权将其确定为国家秘密,并以此为由拒绝向社会公开。问题在于,土壤污染信息公开后到底会不会损害国家安全和利益,应作出客观、理性的判断。
根据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所长王树义教授的论述,从20世纪90年代到2009年,中国受污染的土地超过了10万平方千米,而且有的地方土壤污染严重到需要被迫放弃耕种的程度。土壤污染呈现多样化趋势,既有重金属造成的,也有不恰当使用农药、化肥或者放射性元素造成的。2012年10月31日,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工作。会议提出,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结果表明,土壤环境状况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工矿业、农业等人为活动是造成土壤污染的主要原因。其实,重庆、北京等地已出台一系列地方法规和文件保护土壤,但国家没有立法。目前环保法中包括了14种环境要素,但没有将土壤列入其中。环境污染监测过程表明,各种污染将最终被土壤所接受,水污染包括地下水污染都跟土壤有关,大气污染和固体废弃物等造成的污染,最大的受害者也是土壤。土壤污染是一个不断累积的过程,如果不治理,时间越长、污染越严重。土壤污染第一个造成的就是农产品的不安全,农产品污染就是食品污染,而食品污染会直接威胁人的健康。2013年湖南爆发的“镉大米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因此,必须采取措施进行治理。首先是建立完善的土壤品质状况评估机制。经过土壤品质状况评估,如果认定土壤已经受到污染,那就要对它进行修复或者整治。另外,政府应该对耕地进行详细普查,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技术修复。污染比较严重的土壤,可以尝试轮耕,栽种其他非食用类的作物,或者对镉吸附能力较低的作物。
2014年4月17日下午公布的全国首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结果显示,19.4%的耕地土壤点位超标。以182万平方千米耕地面积计算,中国约有1/5的耕地被污染,全国土壤总的点位超标率为16.1%。从土地利用类型看,耕地土壤的点位超标率高于其他土地利用类型,点位超标率为19.4%,林地和草地土壤的点位超标率分别为10.0%和10.4%。在点位超标的耕地中,轻微、轻度、中度和重度污染点位比例分别为13.7%、2.8%、1.8%和1.1%。耕地土壤的主要污染物为镉、镍、铜、砷、汞、铅、滴滴涕和多环芳烃等。在此次土壤污染调查中涉及的55个污水灌溉区中,有39个存在土壤污染。在1378个土壤点位中,超标点位占26.4%,主要污染物为镉、砷和多环芳烃。土壤污染导致的环境、生态、健康问题逐步显露,“镉米”危机就是其中一例,有学者预计中国约10%的稻米存在镉超标问题。
综合水、空气、固体废弃物和土壤污染情况,许多专家认为未来10年将是中国环境危机集中爆发期,主要体现为:一是过去30年污染和排放引发的环境后果逐步呈现;二是本来已贫乏的主要资源,譬如淡水、土地、海洋等持续受到大规模污染;三是突发性环境事件层出不穷。在这三方面,突发性环境事件凸显了总体环境的脆弱性,其频率和烈度成为最佳指示器。中国环境统计数据显示,2007—2011年全国突发环境事件一直居高不下,2007年为462次,2008年为474次,2009年为418次,2010年为420次,2011年为54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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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近几年突发环境事件次数
自1996年以来,环境群体性事件一直保持年均29%的增速。特大环境事件高发、频发,2005年至2012年年底,环保总局直接接报、处置事件共927起,重特大事件72起,其中2011年重大事件比上年同期增长120%,特别是重金属和危险化学品突发事件呈现高发态势。根据环保总局公布的《化学品环境风险防控“十二五”规划》,2008—2011年我国共发生突发环境事件568起,相当于平均每2.6天发生一起,其中涉及危险化学品的287起,占51%。2010年全国石油加工与炼焦业、化学原料与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三大重点行业的环境风险及化学品检查发现,被调查企业中有18.3%存在重大环境风险,22%存在较大环境风险。一些学者对历史上发达国家城镇化与环境事故的关系进行了统计,发现在城镇化率达到50%时都出现了重大的环境突发事件,譬如1851年英国城镇化率达到50%,出现了伦敦烟雾事件、公共卫生环境恶化、泰晤士河河道污染、霍乱肆虐;德国城镇化率达到50%是在1893年,此时鲁尔工业区出现了大量雾霾、疾病,莱茵河河道污染;美国城镇化率达到50%是在1918年,西部大开发如火如荼,植被被破坏、土壤贫瘠、森林被砍伐且流失、矿区掠夺式开发使生态破坏严重、工厂废水废气废尘排放加剧,导致了洛杉矶化学烟雾事件的爆发;日本城镇化率达到50%是在1953年,此时水俣病、哮喘病流行,使得数十万人短时间内得病;韩国城镇化率达到50%是在1977年,出现了蔚山污染事件、斗山集团污染洛东江事件,这充分说明城镇化率达到50%将是城市生态环境事件的转折点。
表1-5 2002—2013年重大环境污染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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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看出,生态环境事件不仅造成经济社会损失、威胁人体健康,还成为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什邡事件、启东事件、宁波PⅩ事件等环境群体性事件说明任何项目只要产生环保问题,群众普遍不支持、强烈反对将成为常态。这种脆弱的社会心理环境一旦普遍蔓延,不仅威胁社会的稳定,还对未来发展构成空前挑战。一些专家甚至指出,如果不采取严厉措施,那么人类历史上突发性环境危机对经济、社会体系的最大摧毁将出现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