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全球性议题深入影响

全球环境变化多种多样，种类却并非一成不变，随着科学发现和实践层面的推进，一些原先意料不到或者不甚显著的环境变化也愈加明显，譬如气候变化和生物入侵，而原先关联度并不突出的水、能源、土地、海洋、农业和灾害等，其相互贯穿性、连通性、纽带性关系也日益凸显。2012年6月20日至22日召开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里约＋20峰会）关注两大主题：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背景下的绿色经济、可持续发展制度框架，聚焦七大关键议题：就业、能源、城市、粮食、水、海洋和灾害，但这七大议题并无有效解决办法，反而出现了解决方案相互矛盾、否认和抵消的情况。过分强调某个问题很可能引起其他问题恶化，譬如过分强调解决水资源安全则引致农业和粮食生产遭遇挑战，而过分强调风能、太阳能、光能等可再生能源则可能引致稀缺贵金属的浪费和土地资源紧张，过分强调为了能源供应而发展生物燃料则会对粮食价格产生潜在的负面影响，过分强调为了预防公共灾害而关闭核电站则会使能源供应出现困难，过分强调粮食安全就会导致水资源供应的急剧恶化等，最终导致所有问题都趋于恶化。因此，人类在集体推进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中出现了越来越多两难、三难进而不知所措的情况。虽然世界各国在应对气候环境变化、推进可持续发展过程中都会遇到一些共同性问题，但中国所面临的形势更为严峻、矛盾更为尖锐，其表现是核心资源、能源对国外的依存度越来越高，地缘经济越来越向美国、澳大利亚等国集中，朝着不利于我国的方向发展。此外，中国的现代化和全球化、工业化、城市化同步展开，全球化造成消耗产业向中国转移，工业化造成消耗强度不断攀升，城市化促成生活方式不断变迁，与地球承载力构成尖锐矛盾。

最近查塔姆研究所出台了《资源未来》报告，对来自200多个国家的1200万份数据以及1200种自然资源进行了分析和咨询研究，分析了关键原材料或半成品（从作物、燃料、渔业、林产品、金属到肥料）的生长、贸易和消费的最新发展趋势。统计数据显示，过去10年新兴经济体的快速成长已经使其成为主要的资源消费中心，而资源生产仍然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资源贸易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全球范围内一个更加复杂的资源贸易关系网络正在形成。在这种资源贸易网络关系中，中国虽然也是资源生产大国，在全球产量中占很大份额，譬如谷物产量占全球的19％、大豆占6％、木材占9％、鱼占35％、肉类占27％、铁矿石占26％、铝土矿占21％、煤炭占44％、铜占8％、石油占6％，但中国更是资源消耗大国，譬如谷物、大豆、鱼、煤炭、钢铁、棕榈油、肉类、石油的消耗量分别占世界的19％、25％、34％、46％、43％、15％、27％、11％。对比这组数据可以得出以下两个结论：第一，煤炭、钢铁、铜等生产性物资的生产和消费比例最高，说明中国处于快速扩张阶段。第二，中国在谷物、大豆等农产品方面不能自给自足，作为牲畜饲料和战略储备物资，农产品的进口量增长迅速，对外需求急剧增加。从美国输入的大豆由2002年的价值12.3亿美元上升到2010年的价值125.3亿美元，数量上将由2000年的7.16百万吨上升到2020年的27.87百万吨；从阿根廷输入的大豆将从2000年的2.87百万吨上升至2020年的11.90百万吨，当然由于阿根廷为了满足本国畜牧业发展需求，其限制大豆出口的压力越来越大；巴西已成为最重要的大豆出口国，未来几年还有可能取代美国成为中国最大的大豆供应国，由2000年的1.90百万吨上升到2010年的42.68百万吨；马来西亚是仅次于印度和欧盟的中国棕榈油的第三大进口国，中国从马来西亚进口的棕榈油由2000年的价值3.2亿美元上升到2010年的价值27.1亿美元。以上数据说明中国资源缺口在不断扩大，寻求资源供给的能力在持续加强，中国对外部的依赖关系持续升级，然而由于资源供给地较为集中，如果供应中断、国际资源价格迅速攀升，那么中国的经济增长以及社会承受力、环境资源承载力将受到重大影响。更重要的是水源短缺对于资源的生产方和消费方来说都是一个重大的挑战。随着人口的增加以及气候变化的影响，资源行业与社会之间的竞争必定会愈加激烈。

其实中国所面临的诸多输入性环境问题中，以气候变化最为突出。气候变化给中国带来的挑战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经济社会的脆弱性，另一方面是国际社会要求中国接受强制性减排约束。按照2008年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和行动白皮书》，气候变化对中国自然经济社会造成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农牧业的影响，对森林和其他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对水资源的影响，对海岸带的影响，对社会经济等其他领域的影响。未来10年，上述负面影响还将更为严峻：小麦、水稻和玉米三大作物可能减产；生态系统变迁，脆弱性愈加明显；水资源年内和年际变化加大，洪涝和干旱等极端自然灾害发生概率增加；沿海海平面将继续升高，海水入侵、土壤盐渍化、海岸侵蚀，沿海城市市政排水工程的排水能力降低，港口功能减弱；国民经济损失巨大等。为应对气候变化，国际社会制定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附件《京都议定书》，并通过哥本哈根、坎昆和多哈会谈积极谋求后京都时代的制度安排。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碳排放总量日益关注并明确提出强制性量化减排要求。根据国际能源机构（IEA）2011年最新统计及国家发改委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12年度报告》，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已居世界第一。随着经济进一步增长、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继续推进，碳排放量还会持续增加。党的十八大报告要求到2020年人均收入再翻一番，增加到8400美元，甚至更高，要实现这一目标，经济增长率至少要达到7％。根据2012年的《低碳经济蓝皮书》，到2030年，我国温室气体排放可能达到128亿吨，碳排放量占世界总量的30.5％。在温室气体等诸多空气污染物成为国际社会负外部性的前提下，中国担负的国际责任和强制减排的义务愈益凸显，然而目前就我国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而言，根本无法承担国际社会提出的绝对减排的责任。

表1-7　中国面对的重要环境与发展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