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一、让世界了解中国

大国的成长和强大会对现存国际体系产生直接而深远的影响。中国这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大国，正在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的发展和强大吸引着世界目光“向东看”，尤其在世界主要经济体深陷金融危机的泥沼、低迷不振的状况下，中国经济发展依然保持强劲势头，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俨然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定阀”和“压舱石”，为世界经济稳定和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创造的“奇迹”引发了国际社会研究“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经验的热潮。

国际社会关注中国，一方面是希望找到中国保持经济持续高增长的动力所在，希求能够为本国低迷的经济发展注入活力；另一方面是出于政治考量和战略忧惧。国际社会更关心强大起来的中国对世界意味着什么？中国是否会重蹈西方大国“国强必霸”的覆辙？是否会对现存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构成挑战和威胁？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历史由来已久，然而“将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作为公开、明确的对外政策宣示，却是在2004年提出的。2004年4月24日，胡锦涛在博鳌亚洲论坛2004年年会开幕式上作了题为“中国的发展，亚洲的机遇”的重要演讲，他强调：“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亚洲，亚洲的繁荣也需要中国。中国将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同亚洲各国共创亚洲振兴的新局面，努力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这是自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首次公开提出走“和平发展道路”。2004年8月22日，胡锦涛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讲话，进一步对“和平发展道路”作了明确表述：“中国的发展，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也有利于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我们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加强和扩大同世界各国的交流和合作，永远做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坚定力量。” 这一明确表述意味着“和平发展”正式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主题词，“和平发展道路”正式成为中国对外交往的名片。 2005年9月16日，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演讲时重申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立场、坚定不移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

此后，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不同国际场合多次向世界宣示：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党的十七大报告、十八大报告专辟一部分阐述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抉择和中国为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而不懈努力的信心和决心。同时，2005年12月、2011年9月，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和《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向世界阐明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精髓、内涵和特征。2011年发布的白皮书中将“和平发展道路”归结为：“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在强调依靠自身力量和改革创新实现发展的同时，坚持对外开放，学习借鉴别国长处；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潮流，寻求与各国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这条道路最鲜明的特征是科学发展、自主发展、开放发展、和平发展、合作发展、共同发展。”

2013年1月28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夯实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础”；2014年3月2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应德国科尔伯基金会邀请，在柏林发表重要演讲，阐述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强调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是中国人民从自身经历中形成的自觉选择，是思想自信和实践自觉的有机统一，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也真诚希望世界各国都走和平发展道路；2014年5月1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并发表重要讲话，再次明确表达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和睦相处、和谐发展，共同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的诚意和决心。

为了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发展不会妨碍、威胁任何人，只会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为了让世界了解中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抉择，我们国家从事学术研究、理论宣传和政策解读的部门和机构多管齐下，不断向世界阐明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这条道路是如何形成的，这条道路致力于实现什么样的发展目标，这条道路的国际影响和世界意义等问题，种种努力让世界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了中国。然而让世界真正了解中国，化解“中国威胁论”，为中国赢得和谐稳定的发展环境并促进世界的和平安宁，依然任重而道远。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采取一种主动姿态，深度阐释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让世界真正了解中国、全面认识中国，以化解西方对中国发展强大的误解，为想了解中国却苦于没有途径的国际人士提供全面、翔实、深刻的中国阐释。曾有学者指出：“挡在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这堵墙太厚重了……今天中国有耐心等待世界认识中国。”然而仅仅有耐心等待世界认识中国是不够的，还要自觉拆除横亘在中国与外部世界之间厚厚的心墙。

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困境和“言必称希腊”的弊端

毛姆的戏剧《谢佩》中有一则著名故事“相约萨迈拉”（Appointment in Samarra），这则故事是以死神的口吻讲述的。死神讲述：“巴格达有一个商人，他让自己的仆人去买些食品，时间不长那仆人便跑了回来，脸色苍白，浑身颤抖。他说，主人呀，刚才我去市场，被人群中的一个女人推了一把，我回过头来，你猜怎么着？我看见推我的人竟是死神。她注视着我，还做了一个可怕的动作。主人，把你的马借给我吧，我要骑着它远走他乡，去躲过这一场劫难。我要去萨迈拉（Samarra），那样死神就找不到我了。商人把马借给了他，那仆人飞身上马，疾驰而去。不久，商人也来到市场，他看见我站在人群中，就走近我，对我说，你今天早晨看见我的仆人，为什么要对他做一个可怕的动作？我说，那可不是什么可怕的动作，我只是被吓了一大跳，我感到惊讶，因为我和他今天晚上在萨迈拉有约。” 仆人把死神的注视和“可怕的动作”视为死亡的预示，于是极力逃避死亡的命运，然而却因为逃避本身再次与死神相遇，最终应验死亡的命运。

与毛姆戏剧中“相约萨迈拉”的故事寓意相同，古希腊神话“俄狄浦斯弑父娶母”也蕴含着同样的悖论：一个人预先知道了自己未来的命运，会想方设法逃避命运，然而结果常常是因为逃避行为本身兑现了关于未来命运的预言。在国际关系领域，我们可以找到其相应的现实对应物。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曾经发出这样的警告：如果美国把中国当作敌人，那中国真的就会成为一个敌人。这就是在国际关系中常常被人论及的所谓“自我实现的预言”。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很大程度上就扮演了预言家的角色。国际关系理论通过对国际现实进行说明和解释，对国家对外战略和外交决策提供理论参考。换言之，一个国家对国际现实的判断、评价以及基于此形成的战略决策深受本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理论研究的初衷是希望通过总结战争带来的惨痛教训和沉重代价，探索国际关系的经验和规律，为世界事务提供一种经验指南。

经过近百年的发展，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形成了众多的思想流派，影响比较大的有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建构主义等。其中，现实主义学派最具代表性，也是迄今为止仍对国际关系理论产生重大影响的学派。王逸舟研究员曾如此评价现实主义学派的核心地位：“不管人们承认与否或喜欢与否，现实主义永远是国际政治中最重要的和最有影响的一个学派；只要国际政治存在，只要有国际政治的理论研究，这种局面就不会消失。从国际政治学大半个世纪的发展中可以看出，任何其他学派的崛起或发生作用，总是首先以现实主义的对立面或挑战者的姿态出现，然后在论战中建立自己的有别于现实主义的论点论据体系；有意思的是，它们的消失和地位下降却并不一定伴随着现实主义地位和影响力的消失或地位下降。”

鉴于现实主义学派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居于核心地位，并具有绵长的影响力，那么我们不妨以现实主义学派为例，看看依据这一理论，中国的发展强大对世界意味着什么？

现实主义流派中有古典现实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新古典现实主义等几个代表性学派。不管现实主义流派如何分化演变，其核心观点具有一致性。现实主义认为国家是国际社会的主要行为体；国家的行为是理性的，追逐权力和利益是国家的目的；国际无政府状态是塑造国家动机和行动的主要动力。在现实主义看来，国际政治就是权力政治。权力既是国家追逐的目标，同时也是国家的手段。“国际政治像一切政治一样，是追逐权力的斗争。无论国际政治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权力总是直接的目的。”

按照现实主义的逻辑，国家作为国际社会的主要行为体，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是由权力界定的。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国家必然会追求与本国实力相当的权力，追求权力的同时就会打破既有的权力均衡，或者通过重新划分领土疆界、重新瓜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或者通过结盟、军备竞赛等方式。总之，对权力的追求总会导致冲突，冲突的最高形式便是战争。综观世界历史，每个时期都有若干国家为扩大或维持权力而进行殊死的斗争。“国强必霸”便是现实主义的基本逻辑。

依照此种逻辑，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实力不断增强的中国当然会在亚洲乃至世界谋求与本国实力相称的权力，通过权力保证本国的生存和发展，运用权力实现国家的目标。由此而来的必然结果便是中国将会打破既有的权力均衡和国际秩序，挑战既有的大国、强国，为自己在国际体系谋求新的霸权地位。

依照此种逻辑，中国多次对外宣示和重申的和平发展意愿岂不成了一厢情愿？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岂不是隐藏称霸野心的“烟幕弹”？站在西方国家的立场、运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逻辑思维，再加上西方国家观察中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偏见，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是无论如何都无法得到理解的。因为按照西方现实主义学派的逻辑，国家强大—追求权力—争夺霸权本就是强国崛起的路径，历史上的大国也都是沿此路径发展起来的。如何判定中国就是个例外？陷在西方思维中阐释中国和平发展问题非但不能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强大的猜忌，反而有“此地无银三百两”之嫌。

早在七十多年前，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所作的题为“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就激烈地批评了那种“言必称希腊”的错误思想倾向，并告诫我们：“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 研究中国问题、阐释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当然也要从中国人自己的角度，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运用中国人自己的思维方式、话语体系，回溯中国古老的和平主义传统，结合中国的现实国情和当代国际形势，阐明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内涵、实践和问题，提出中国人的新思想和新思维，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融入世界。一句话，要中国式研究中国问题、中国式总结中国经验、中国式阐释中国道路。这是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学术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增强国家软实力的必由之路。

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阐释中国的和平发展除了“水土不服”以外，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本身也是有局限的，并非完美无缺。任何一种国际关系理论都有其特定的理论假设、理论前提，并在此基础上得出自己的结论。为了更具解释力，理论一般具有抽象性，是从大量带有偶然性、经验性的个案中概括提炼出具有相对普遍解释力的规律性的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理论像一个精巧但过于简单的模型，甚至简化到和现实不再沾边的地步。例如摩根索曾经在《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一书中自信而雄辩地说：“一个社会越是稳定，出现主张对外扩张的攻击性民族主义社会思潮的可能性就越小。”但是他又在脚注中宣称在很多情况下，这一推断可能不会成立。这一论断的成立需要附加条件，也就是需要假设一个国家不会受到“阶级斗争、革命、城市暴力和内战”的影响。问题是，这些被排除在外的因素，有哪个不是创造历史的力量呢？正是因为摩根索认识到了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人类行为复杂性的困难，认识到“现实生活中的政治充满了偶然性和系统性的非理性”，所以他这本让总统、外交官和学者同时着迷的名著《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才会有大量的脚注说明，并且要在正文和脚注中来回穿梭才能真正理解该书，以致有人评价阅读该书就像看一份药品广告，先是告诉你疗效显著，然后接着用小字列出来一大串可能会出现的不良反应。据说，摩根索也曾经为自己提出的观察全球政治的新视角存在大大简化全球秩序的弊端而感到痛苦。

同时，任何一种国际关系理论都有自己的侧重点，能够解释一部分国际关系现实，但不能解释全部。因此，客观上才有了多种学术流派，多角度对国际现实提供解释和说明，也使得各学派之间的争鸣成为必然。

除此以外，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本身也处于不断发展、分化、演变之中。时代的变迁、国际现实的变化激发理论求变、求新，试想一种陈旧、僵化、凝固的理论如何能够对复杂多变的世界事务作出始终正确合理的解释呢？我们所处的时代就是一个快速发展的时代，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国际政治完全有理由被视为一个复杂体系。最早提出“北京共识”的乔舒亚·库珀·雷默把全球化政治秩序比喻为一个沙堆：“如果你把一粒粒沙子堆起来，就会形成一个金字塔形的沙堆。刚开始的时候，每往上面放一粒沙子，其他的沙子都会自动调整，整个沙堆会变得更加紧密、更加稳定一些，但一旦超过某种临界状态，整个系统就会变得非常不稳定。我们知道最后总会有一粒沙子，导致整个沙堆的坍塌，但是我们无法预测，到底哪一粒会是最后一粒沙子。”全球政治秩序的复杂性就如这个沙堆，每天都会有新的沙砾落下：“可能是新的病毒，新的NGO，新的发明创造，或是离开家乡进入城市的印度农民……我们正通过各种方式组织起来，但却变得越来越不稳定。”

国际体系的复杂性在增加，线性的、模型化的理论根本无法为复杂的国际事务提供有效的参考。因为在复杂的国际体系中，特定的行为不一定产生同样的后果，更何况世界事务之间还存在复杂的、不可预期的相互影响。对复杂的国际体系不能再用简单的单向线性思维进行判断，不确定性是这个复杂国际体系的常态。面对复杂的国际政治体系，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本身必须不断发展、调整、变化，以增强解释国际现实的说服力。

综上，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体系和走马灯般变幻的国际风云，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自身深陷解释乏力的困境，并且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也无法解释清楚中国和平发展道路，那么我们当然要跳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苑囿，用中国人自己的话语系统讲述中国人自己的事情。

三、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是科学发展与和平发展的统一

运用中国人自己的思维和语言方式，站在中国人的角度，从世界人民的利益出发，阐述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最主要的是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框架内阐明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只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才能完整、正确地阐释中国和平发展道路。

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为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人民探索中国社会进步实践经验的总概括，是我国发展的总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和外延有一个不断丰富拓展的过程。自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在具体实践中先后总结概括出了科学发展观道路、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中国特色节约型发展道路、中国特色水利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中国特色医疗卫生改革发展道路、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道路、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和平发展道路等，涉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党的建设和对外战略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重要领域。这些具体道路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和外延更加丰富、具体，赋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实的实践基础。 胡锦涛指出：“这些具体道路，都需要我们在新的实践中继续探索和发展，从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我国发展的总道路。”

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显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对外战略加以定位的。如果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分为内政、外交两个大的层面，那么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外交层面，重点关涉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包括中国如何处理与大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中国奉行何种发展战略等问题。

同时应该强调的是，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不仅仅是国际战略问题，而且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贯穿内外的标志性特征，更有学者认为，和平发展“首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贯穿内外的标志性特征，是中国国家发展战略和方向在对外领域的自然延伸，是中国国家本质在国际上的自然展现” 。正如胡锦涛在博鳌亚洲论坛200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演讲《坚持改革开放，推进合作共赢》中所指出的，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这一战略抉择“立足中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体现了中国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的统一，中国人民根本利益与世界人民共同利益的统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在国际上表现为和平发展，不争霸、不称霸，在国内表现为坚持以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统领国内发展全局。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是和平发展与科学发展的统一，体现为既通过争取和平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增强本国实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同时也以自身的发展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各国发展，实现中国发展与世界和平的良性互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外政策的统一，是科学发展与和平发展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