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贫富差距问题的历史考察

一、历史上的贫富差距

（一）奴隶社会的贫富差距

贫富差距是伴随着奴隶社会出现而出现的，至今仍然是阻碍人类社会发展，造成社会不公的顽疾。据说，有关贫富差距最早的文字记载可以追溯到《圣经》。《圣经》中马太福音第25章讲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这也就成了著名的“马太效应”的出处。

在古希腊的传说中，米诺斯王宫令人叹为观止。据考古显示，此宫曾多次遭到破坏（可能和地震有关），但每次破坏后都修造得更为宏伟富丽，最后落成的王宫是一组围绕中央庭院的多层楼房建筑群，面积达2.2万平方米，宫内厅堂房间总数在1500间以上，结构曲折复杂，厅堂错落有致，曲径通幽，外人难觅其究竟，因此在古希腊神话传说中被称为“迷宫”。而这样的迷宫，正是国王财富的象征。

实际上，在古希腊的梭伦改革时期，就把公民按其土地的年收成分成四个等级，每个等级的财产标准分别是第一等级五百麦斗，曰“五百斗者”（Pentakosiomedimnoi）；第二等级三百麦斗，曰“骑士”（Hippada Telountes）；第三等级二百麦斗，曰“双牛者”（Zeugitae）；最低等级的年收成在二百麦斗以下，曰“日佣”（Thetes）。据此推测，富有公民是年收入五百麦斗以上者，二百麦斗以上至五百麦斗者为中等阶层，二百麦斗以下者则为贫民。贫、富公民的年收入之差至少为三百麦斗，富者的年收入为穷者的1.5倍以上。 贫富差距的背后是政治权利的差距：第一等级可任执政、司库及其他一切官职；第二等级与第一等级同，唯不得任司库；第三等级可任低级官职，与执政官等高官则无缘；第四等级则不得担任一切官职，但可和其他等级一样充当陪审法庭的陪审员。亚里士多德在《雅典政制》中指出：“贫民本身以及他们的妻子儿女事实上都成为富人的奴隶，他们被称为保护民和六一汉（因为他们为富人耕田，按此比率纳租，而全国土地都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如果他们交不起地租，那么他们自身和他们的子女便要被捕，所有借款都用债务人的人身为担保，这样的习惯一直流行到梭伦的时候才改变。”“这时雅典的政治完全是贵族寡头的统治，在民众眼中，宪法上最残酷最苛虐的部分就是他们的奴隶地位。” 古希腊的奴隶没有地位，生活十分悲惨。

马其顿君主亚历山大大帝死后，其将军希腊人托勒密一世统治埃及，建立了托勒密王朝。托勒密国王把埃及全部土地都视为己有。他把这些土地的一部分收归王室经营，称为“王田”；其余的统称为“授田”：或赠予神庙（神田），或赐给官员私人（赐田），或分配给军人作为份地。留在国王手中的土地由王田农夫（劳伊）耕种。除耕种土地外，王田农夫还要服必要的劳役，如修堤坝、开运河等。他们还须缴纳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连租带税占一年收成的50％以上。此外，纺织、皮革、矿业、盐业、钱庄，甚至印染、皮毛、香料、化妆品、玻璃、陶器、酿酒等行业也都由国家垄断或控制。严密的税收制度与严格的垄断经营，使托勒密王朝搜刮到尽可能多的财富。

古罗马是建立在奴隶主独享政治权利基础上的公民社会。奴隶须为奴隶主干活，无报酬，且无人身自由。奴隶一般来源于战俘、被占领地区原住民、负债者和罪犯，也有从非洲等地拐卖到奴隶市场的人。古罗马的奴隶种类繁多，有手工业奴、农业奴、家内仆役、教师、医师、乐师、兵奴、角斗奴、官府卒吏等。奴隶的处境十分悲惨，他们被看作一种“会说话的工具”，奴隶戴着脚镣在监工的皮鞭下劳动，夜里被幽禁在一种半地窖式的房子里，奴隶没有人身权、婚姻权、家庭权和财产权。奴隶可以随意被打骂、转卖、处死。古罗马根据财富的多寡将公民分为六个阶层。这六个阶层大体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富有的精英阶层，如贵族（patrician）和长老；一部分是平民阶层（plebeian）。此外是奴隶和妇女——他们是不享有任何公民权的，被完全排斥在古罗马政治过程之外。平民阶层占罗马公民的大多数，但是富有阶层几乎垄断了古罗马所有的政治资源。元老院和那些所有选举和任命的官员都来自于最富有阶层。后来由于下层公民的抗议，才成立了下层公民的“议会”，专门处理下层公民的事务。 富有阶层和下层公民之间的贫富悬殊，导致古罗马长期不断的内部动荡，最后使古罗马走向消亡。

在中国，奴隶是商代农业劳动的主要承担者。卜辞中所见的众或众人就是奴隶，商王也是最大的奴隶主。为商王种田的不仅有商人，而且还有外族人。周代同样有大量奴隶存在。蓄养奴隶，是战国秦汉时期社会上极为普遍的现象，家有奴隶多至上万，或数千，他们是战国秦汉时期的高层奴隶主。湖北江陵凤凰山出土汉墓的墓主生前爵位为“五大夫”，是个中层小贵族。他有四个男奴和四个女奴，另外还有小奴隶。汉代做小官的，总是要有个奴隶的。崔寔说，百里长吏，“虽欲崇约，犹当有从者一人。假令无奴，当复取客”。“假令无奴”，说明百里之长有个奴隶是正常现象。据估计，社会的上层，如京师的大贵族、大官僚，各地的大商人、大手工业、矿业、渔业家，均有成千甚至上万的奴隶。社会的中产阶级、中等贵族、官僚、工商业家等，可能有十几、几十和上百的奴隶。中产阶级的下层家庭，可能有一两个奴隶。如百里之长，已是“假令无奴”，这样的家庭一般有奴隶，但也常无。贡禹有田一百三十亩，自说是“年老贫穷，家赀不满万钱，妻子穅豆不赡，裋褐不完”（《汉书·贡禹传》）。他没说他家有无奴隶，假定他家没有奴隶。因此，汉代十之七八的家没有奴隶，十之二三的家庭（把有成百上千奴隶的大奴隶主家的奴隶和有一个以上奴隶的家庭的奴隶都平均到这个十之二三的家庭）每家平均有两个奴隶，那么汉代的户数，只有平帝元始二年的统计，约为一千二百万有奇，这是“汉之极盛”（《汉书·地理志下》）。以一千万户计，十分之二三即二百万到三百万户。一家有两个奴隶，汉代社会的私家奴隶约为四百万到六百万人。官奴隶、官刑徒以五十万计，汉代的奴隶总数约为四百五十万人，或六百五十万人左右。 尽管学界对中国奴隶制社会问题还存在一些争议，但是夏商周以及秦汉时期社会上存在极端的贫富差距是不争的事实。

（二）封建时代的贫富差距

从公元9世纪起，西欧社会开始流行一种新型农业经济组织形式——封建庄园。一般而言，封建庄园的剥削方式都以劳役地租为主，庄园结构的基本特征是，庄园土地分为领主自营地和农奴份地两大部分。庄园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劳动者不仅把部分劳动或产品交给土地所有者，而且他们还是领主军队兵力的来源。封建领主派管家监督农奴耕作，并在庄园建有仓库、马厩，备有耕畜和一些农具，自营地的收益全都归封建领主所有。而农奴则靠耕种自己的份地维生。农奴对份地只有使用权，而无所有权，其所有权仍归封建领主。农奴除了必须对封建领主缴纳地租，也需负担教堂捐、结婚金、教堂的什一税、皇税、领主牧地上放牧的权利金等。莎士比亚笔下著名的威尼斯商人夏洛克，表达了那个时代人们对农奴的普遍态度：“我又不干错事，怕什么刑罚？你们买了许多奴隶，把他们当作驴狗骡马一样看待，叫他们做种种卑贱的工作，因为他们是你们出钱买来的。我可不可以对你们说，让他们自由，叫他们跟你们的子女结婚？为什么他们要在重担之下流着血汗？让他们的床铺得跟你们的床同样柔软，让他们的舌头也尝尝你们所吃的东西吧，你们会回答说：‘这些奴隶是我们所有的。’” 显然，庄园中的农奴时常处于难以忍受的贫困状态之中。

在十四五世纪农奴制解体过程中，英国新兴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通过暴力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强占农民份地及公有地，剥夺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限制或取消原有的共同耕地权和畜牧权，把强占的土地圈占起来，变成私有的大牧场、大农场。这就是英国历史上的“圈地运动”。圈地的主要对象是公地和荒地，甚至在国会圈地时期圈占的土地中，公地和荒地所占的比例仍较大。据估计，在英格兰，19世纪30年代前通过议会法令圈占公地、荒地达2307350英亩，占圈地总面积的34％。很多农民因此被迫出卖土地或者破产。“圈地在一个又一个的村庄摧毁了勉强维持生存的贫民经济”，“在公有地丧失以后，受救济的权力就是劳工最后的——和仅有的——权利了”。 英国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把“圈地运动”形象地概括为“羊吃人”的罪恶过程。在他的笔下，贵族、主教、绅士就是那贪婪的羊的主人，既是圈地的发起者，更是圈地的最大利益获得者。

自从周秦之际土地转化为地主个人所有以后，中国就产生了一个新兴的地主阶级，并且建立了以地主阶级为基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体制。从此以后，这个新的封建统治阶级——地主、官僚、贵族、皇帝便利用政治权力进行土地的收夺，把自己变成大土地所有者，使得大部分的农民只有很少的土地或没有土地。

在封建时代的中国，最大的地主是皇帝。中国的皇帝是全国土地名义上的所有者，又是荒地和无主地的主要霸占者。他们和一般地主一样拥有自己的庄园，这种庄园或称苑囿，或称御庄、皇庄。这些庄园的面积很大，少的有田数十顷，大的相当于一两个县。其次是贵族官僚和当权的地主，这些人都是封建社会中最有权力的人物，他们把封建剥削的所得投之于土地的再收夺，或者利用政治权力公开地强占农民的土地。东汉时，外戚樊氏拥有土地三百余顷，阴氏拥有土地七百余顷，光武之子刘康收夺的土地竟达八百顷。到东汉末年，当权的宦官如侯览前后夺人田土一百一十八顷。西晋时，贵族豪门除了依官品的大小占有田土自十顷至五十顷不等，又自由兼并。东晋南朝，自从司马氏在江南再建了地主阶级的统治以后，很多亡官失守的北方流亡地主都纷纷逃到江南，到了江南以后，就利用政治权力从江南农民手中夺取土地，因而不久以后，他们又再度变成了大地主；可是江南的农民却因此而流离失所了。因为农民的私有土地在东晋时已经被收夺得很多了，南朝的地主便不得不霸占山泽，侵夺公田了。例如刘宋时，孔灵符在永兴霸占的山泽，周围三十三里，水陆地二百六十五顷，又有果园九处。继五胡之后，北魏、北齐、北周都实行均田制。所谓均田制，就是强制农民耕种一定量的土地，缴纳一定量的收获物，实即变相的农奴制。与此同时，游牧部族或种族的统治者仍然“禁封良田”以为牧场，甚至驱逐农民，强夺土地。隋唐的贵族官僚，皆由政府配给永业田，多者百顷，少者数十顷，此外又恣意兼并。例如在唐代，太平公主田园遍近甸，中叶以后，富者占田多至万亩。北宋时，地主占田而不输税，俨如封建王侯。有一李诚庄，方圆十里，河贯其中，尤为膏腴，有佃户百家，岁纳租课。到末年，兼并之风更盛。南宋时，贵族官僚到处圈围湖沼，以为圩田，宁国一府大小各圩的圩岸之长共千余里。一圩面积之大，多至数百顷，如属于秦桧的永丰圩，纵横五六十里，有田九万五千余亩。史载当时有些大地主收租多至一百万石。辽、金、元等游牧民族统治时期，皆圈地以为牧场。史载鞑靼贵族占田多至千顷，谓之草场，专放牛羊，甚至欲空中原之地以为牧场。当时寺院占田之多，尤为惊人。例如元世祖时，江南释教都总统杨琏真伽占民田三万三千亩，役使农民二万三千户。元成宗时，江南诸寺佃户五十余万。元仁宗时，白云宗总摄沈明仁强夺民田二百万亩，役使农民十万人。同时，汉族地主也趁火打劫，放手兼并，如朱、张两家，田宅遍于吴中。明初，朱元璋赐公侯丞相以下庄田多者万亩，亲王田十万亩。孝宗时，畿内勋戚中官庄田三百三十二处，共占耕地三百三十万亩。熹宗时，桂、惠、瑞三王及遂平、宁国两公主的庄田，动以万计。及至晚年，福王分封，竟欲赐田四百万亩。此外，一般官僚权势无不狂热地进行土地兼并。清初，八旗所占土地总计十六万顷左右，又有马厂牧地。顺治年间规定马厂占地面积，亲王方八里，郡王方四里。实际上历朝侵占有加无已，至乾隆二十一年，马厂占地竟达十一万五千一百二十六顷。除满洲贵族以外，汉族的官僚地主也肆行兼并。从这些例子中已经可以看出，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对土地的收夺，愈到后来，愈是厉害，一直要迫使农民无立锥之地。

最后，说到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奢侈。皇帝不消说，锦衣玉食，好像是他们的天赋特权，就是贵族官僚以致一般地主阶级亦无不穷奢极欲，养尊处优。例如东汉时，光武之子刘京，殿馆壁带皆饰以金银。梁冀游观第内，多从倡伎，鸣鼓吹管，酣讴竟路。侯览别墅十六所，皆有高楼池苑，堂阁相望，施以绮画、丹漆之属。西晋时奢侈之费甚于天灾，齐王冏大筑第馆与西宫等，倖妻嬖妾，名号比之中宫。石崇以椒涂屋，以蜡代薪，其厕所亦施绛纹帐，裀褥甚丽，并有两婢侍立，手持香囊。大臣何曾日食万钱，犹曰无下箸处。其子何劭，一日之供，费钱两万。又如羊璓冬月酿酒，令人抱瓮；王济宴客，以人乳蒸肫。在唐代，杨国忠之家土木被绨绣，栋宇之胜，两都莫比。至冬月，常选婢女肥大者行列于前，令遮风，谓之“肉屏风”。郭子仪“宅在亲仁里，居其里四分之一，中通永巷，家人三千，相出入者不知其居，前后赐良田美器，名园甲馆，声色珍玩，堆积羡溢，不可胜纪”。在明代，严世蕃治第宅京师，连三四坊，堰水为塘数十亩，置珍禽奇树其中，日拥宾客纵倡乐。姬妾成群，列屋骈居，衣皆龙凤之文，饰尽珠玉之宝，张象床，围金幄，朝歌夜弦，宣淫无度。后籍其家，得金银珠宝无数，其中纯金器皿即有三千一百八十五件。在清代，和珅之家有房二千八百间，花园一所，亭台六十四座。仆役六百零六人，姬妾六百人。在他的家中有各种宝物，如金库、银库，玉器、珠宝、银器、绸缎、洋货、皮张、铜锡、文房，人参、珍馐等。此外又有地窖，其中藏金银珠宝无数，仅就皮毛而论，即有貂狐五千六百张。又如江苏泰兴季氏，“其居绕墙数里，中有复道周巡……康熙九年，霖雨连旬，恐霉气侵，命典衣者曝裘于庭，张而击之，紫貂、青狐、银鼠、金豹、猞猁猴之属，脱毛积地厚三寸许”，又“家有女乐三部，悉为音姿妙选，阁宴宾筵，更番佐酒，珠冠象笏，绣袍锦靴，一妓之饰，千金具焉”。“山西亢氏，富甲天下，康熙中，长生殿曲本初出，亢氏家伶即能演之，器物衣饰，费镪至四十万。”“京师祝氏，富逾王侯，其巨屋宇千余间，园亭富丽，人游十日未竟。”“怀柔郝氏，膏腴万顷，清乾隆帝尝驻其家，进奉上方水陆珍错至百余品，一日费至十余万。”“某阁臣历任封圻，奢汰异常，舆夫皆著毳衣，姬妾买花，日费数万钱。”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封建时代的贫富差距，是建立在封建土地制度基础上，并由封建政权加以保护，农民生活十分困苦。

中国封建时代的先进分子表达了对这种极端贫富差距的不满。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有“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中堂舞神仙，烟雾蒙玉质。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橘。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在《红楼梦》中，贾府门下庄头乌进孝缴纳的礼物：“大鹿三十只，獐子五十只，狍子五十只，暹猪二十个，汤猪二十个，龙猪二十个，野猪二十个，家腊猪二十个，野羊二十个，青羊二十个，家汤羊二十个，家风羊二十个，鲟鳇鱼二个，各色杂鱼二百斤，活鸡、鸭、鹅各二百只，风鸡、鸭、鹅二百只，野鸡、兔子各二百对，熊掌二十对，鹿筋二十斤，海参五十斤，鹿舌五十条，牛舌五十条，蛏干二十斤，榛、松、桃、杏穰各二口袋，大对虾五十对，干虾二百斤，银霜炭上等选用一千斤，中等二千斤，柴炭三万斤，御田胭脂米二石，碧糯五十斛，白糯五十斛，粉粳五十斛，杂色粱谷各五十斛，下用常米一千石，各色干菜一车，外卖粱谷，牲口各项之银共折银二千五百两。外门下孝敬哥儿姐儿玩意儿：活鹿两对，活白兔四对，黑兔四对，活锦鸡两对，西洋鸭两对。”就是这样，贾珍却嫌少，说“真真是又教别过年了”。再看贾府，“已到了腊月二十九日了，各色齐备，两府中都换了门神，联对，挂牌，新油了桃符，焕然一新。宁国府从大门，仪门，大厅，暖阁，内厅，内三门，内仪门并内塞门，直到正堂，一路正门大开，两边阶下一色朱红大高照，点的两条金龙一般”。这些都深刻揭露和鞭挞了封建制度下的贫富差距现象。

（三）资本主义社会的两极分化

欧洲历史上的工业革命时期，也是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和各种社会问题迅速滋生的时候。当时的贫富差距之大，社会公正之少，令人发指。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名著《双城记》开头这样写道：

那是最好的年月，那是最坏的年月；

那是智慧的时代，那是愚昧的时代；

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

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

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绝望的冬天；

我们将拥有一切，我们将一无所有；

我们直接上天堂，我们直接下地狱……

书中曾这样描述，一位侯爵的马车轧死了一个小孩儿，他大声训斥孩子他爹：你为什么不管好你的孩子，你可知道这会伤害我的马吗？孩子父亲冲上去要与侯爵拼命。路边小酒店的老板拉住他，劝道：穷孩子这样死掉，比活着好。一下子就死了，不再受苦了，如果他活着的话，能有一时的快活吗？侯爵最后掏出一个金币往车外一扔……

英国工业革命时期财富分配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1759年英国基尼系数为0.52，1801年上升为0.59。1801年，1.1％最富有的人占有国民总收入的25％，到1812年，1.2％最富有的人就占有了35％的国民总收入。1867年，2％最富有的人所聚敛的财富占国民总收入的40％，相比之下体力劳动者的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却从1803年的42％下降到1867年的39％。维多利亚早期，中产阶级最低年收入一般是300镑，一些中产阶级的上层分子如职业人士或者商人，年收入要高达500镑。有的还要大大高于此，如银行家詹姆斯·莫里森去世时留下了4百万～6百万英镑的遗产。与这些上层阶级相比，许多普通工人却过着地狱般的生活，他们当中许多人长期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农业工人是19世纪处境最糟的一个阶层。1795年到1850年，农业工人的平均每周工资大约是8先令11便士到9先令6便士，仅相当于同期城市工人的一半。他们的生活十分艰辛，其主食是面包、土豆以及少量的牛奶，偶尔才会吃上一点奶酪，很长时间才能罕见地吃上一次肉。据估计，在整个工业革命时期，有1/3左右的工人家庭始终处于贫困状态。1834年，英国贫困人数有126万，占全国总人口的8.8％，有的地方情况更严重，1849年伯明翰23万人口中，至少有3万人属于最穷的阶层。 严重的两极分化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危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世界的贫富差距继续扩大。在美国，按全部家庭分五个等级来统计，最低收入的20％家庭占全部家庭收入的比例，1935—1936年占4.1％，1947年占5.1％，1966年占5.6％，1972年占5.4％。1970年，美国5190万家庭中的25％收入低于9867美元，1969年只有4.6％的家庭数高于中位数。1/4的老人家庭和3/5的单身老人生活在贫困收入水平下。1985—1995年《世界银行》对美国收入分配中五类20％收入或消费的百分比额及最高的10％所作的统计显示：1980年最低20％占5.3％，第二个20％占11.9％，第三个20％占17.9％，第四个20％占25.0％，第五个20％占39.9％，最高的10％占23.3％。1985年则分别占4.7％，11.0％，17.4％，25.0％，41.9％，25.0％。这些情况表明自1980—1985年间社会财富向有利于富人方面转化。有意思的是，尽管美国的贫困情况在不断变动，但是财富的分配却大体保持不变。1970—1993年间提供的1970年、1977年、1989年不同时期公布的美国家庭中位收入、贫困水平下家庭及个人情况的统计数字为：就低于贫困水平来说，1970年报告以低于3000美元计，1977年报告以低于5000美元计，1991年报告的中位收入为34213美元。

在这种情况下，低收入家庭的比例1947年占26％，1961年占18.1％，1968年占10.0％，1975年占9.7％，1980年占10.3％，1989年占10.3％；低收入个人的比例1947年占49.3％，1961年占40.0％，1968年占34.0％，1975年占31.3％，1980年占32.5％，1989年占30.7％。按种族分，白人低收入家庭在3000美元以下的比例1947年占22.8％，1961年占15.3％；低于5000美元的家庭1968年占8.0％，1975年占7.7％，1980年占8.0％，1989年占7.8％。白人个人低收入在1500美元以下的比例1947年占47.9％，1961年占37.7％；3000美元以下的个人为43.2％，1968年占32.2％，1975年占9.7％，1980年占10.2％，1989年占10.0％。收入3000美元以下的黑人低收入家庭的比例1947年占60.0％，1961年占41.2％；5000美元以下1968年占28.2％，1975年占25.3％，1980年占28.9％，1989年占27.8％。黑人低收入在1500美元以下的个人1947年占59.8％，1961年占54.0％；3000美元以下1968年占45.7％，1970年占40.9％，1980年占32.5％，1989年占30.7％。据统计，1976年美国贫困人口为4180万人，1980年为4110万人。 有资料显示，最近30年来，占美国人口总数1/5的最贫困穷人中的4/5，比30年前他们父母挣的钱只是略微多一点，而其余1/5的人还不如30年前，他们只能享受政府救济。2012年3月的美国报纸《纽约时报》刊登了经济评论家埃杜多·波特的文章，标题是“收入不平等挖民主的墙脚”，主要是说收入差距的严重扩大，将产生政治的两极分化，有钱人与没有钱人之间的政治体系一旦产生分裂，民主的政治制度就将遭到破坏。

二、贫富差距的衡量指标

贫富差距需要用一定的技术术语来解释，收入不平等通常用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来衡量。1905年，美国经济学家马克斯·奥托·洛伦兹（Max Otto Lorenz）提出“洛伦兹曲线”（Lorenz Curve），1922年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Corrado Gini）在洛伦兹曲线的基础上提出“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的概念。

（一）洛伦兹曲线

洛伦兹曲线，是指在一个总体（国家、地区）内，按收入由低到高排队，然后考虑收入最低的任意百分比人口所得到的收入百分比（例如最低的10％、20％、30％的人口等所得到的收入比例分别为1.09％、4.16％、9.21％等），最后将这样得到的人口累计百分比和收入累计百分比的对应关系制成曲线。该曲线作为一个总结收入和财富分配信息的便利的图形方法被广泛应用。通过洛伦兹曲线，可以直观地看到一个国家收入分配平等或不平等的状况。画一个矩形，矩形的高代表衡量社会财富的百分比，将之分为五等份，每一等份为20％的社会总财富。在矩形的长上，将家庭从最贫者到最富者从左向右排列，也分为五等份，第一等份代表收入最低的20％的家庭。在这个矩形中，将每一百份家庭所拥有的财富百分比累计起来，并将相应的点画在图中，便得到了一条曲线，就是洛伦兹曲线。整个的洛伦兹曲线是一个正方形，正方形的底边即横轴代表收入获得者在总人口中的百分比，正方形的左边即纵轴显示的是各个百分比人口所获得的收入的百分比。从坐标原点到正方形相应另一个顶点的对角线为均等线，即收入分配绝对平等线，这一般是不存在的。实际收入分配曲线即洛伦兹曲线都在均等线的右下方。

图中横轴OH表示人口（按收入由低到高分组）的累积百分比，纵轴OM表示收入的累积百分比，弧线OL为洛伦兹曲线。洛伦兹曲线的弯曲程度有重要意义。一般来讲，它反映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弯曲程度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平等，反之，弯曲程度越小，收入分配越趋于平等。特别是，如果所有收入都集中在一人手中，而其余人口均一无所获时，收入分配达到完全不平等，洛伦兹曲线将成为折线OHL。此外，若任一人口百分比均等于其收入百分比，从而人口累计百分比等于收入累计百分比，则收入分配是完全平等的，洛伦兹曲线成为与原点相交的45度线OL。

（二）基尼系数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收入分配，既不是完全不平等，也不是完全平等，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相应的洛伦兹曲线，既不是折线OHL，也不是45度线OL，而是像图中这样向横轴突出的弧线OL，尽管突出的程度有所不同。将洛伦兹曲线与45度线之间的部分A叫作“不平等面积”，当收入分配达到完全不平等时，洛伦兹曲线成为折线OHL，OHL与45度线之间的面积A＋B叫作“完全不平等面积”。不平等面积与完全不平等面积之比，成为基尼系数，是衡量一国贫富差距的标准。基尼系数G＝A/（A＋B）。如果A为零，基尼系数为零，表示收入分配完全平等；如果B为零，则系数为1，收入分配绝对不平等。显然，基尼系数不会大于1，也不会小于零，而是在0和1之间。越接近0就表明收入分配越是趋向平等，反之，收入分配越是趋向不平等。按照国际一般标准，0.4以上的基尼系数表示收入差距较大，当基尼系数达到0.6以上时，则表示收入差距很大。

2001年，国家统计局发表文章认为，将基尼系数0.4作为监控贫富差距的警戒线，虽然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但是各国国情千差万别，居民的承受能力及社会价值观念都不尽相同，所以这种数量界限只能用作各国宏观调控的参照系，而不能成为禁锢和教条。在现实生活中，也确实有一些国家的基尼系数超过0.4却并没有出现大的社会动荡。比如据1999年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报告书介绍，1994年南非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59，美国达到了0.40，菲律宾达到了0.43；1995年巴西达到了0.60，墨西哥达到了0.54，委内瑞拉达到了0.47；1996年俄罗斯达到了0.48。从我国的客观实际出发，在单独衡量农村居民内部或城镇居民内部的收入分配差距时，可以将各自的基尼系数警戒线定为0.4；而在衡量全国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时，可以将警戒线上限定为0.5，实际工作中按0.45操作。

表1-1　1978—1999年中国城乡居民基尼系数

2013年1月18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介绍说：中国居民基尼系数的计算和发布需要城乡住户调查从城乡分开的、城乡收入概念不一致的调查制度，走向中国统一的城乡可比的住户调查制度。也就是说，基尼系数反映中国居民的收入差异情况，要计算它，就需要了解中国居民的收入是多少，分等份的收入是多少。过去城乡分开的住户调查，没有中国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没有可比的同样指标的城乡居民的收入。从2012年12月1日开始，中国40万户居民已经按照中国统一的城乡可比的统计标准、指标体系进行记账。根据这个新的中国统一城乡可比的统计标准分类口径，国家统计局对历史的分城乡的老口径住户基础资料，特别是收入资料，进行了整理、计算，然后得出2003年到2011年中国居民基尼系数。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2003年是0.479，2004年是0.473，2005年是0.485，2006年是0.487，2007年是0.484，2008年是0.491，然后逐步回落，2009年是0.490，2010年是0.481，2011年是0.477，2012年是0.474。马建堂表示，世界银行计算的中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与统计局的数据接近，后者数据还略高一些。

但是上述数据和说明受到了多方面的质疑。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的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家庭的基尼系数为0.61，其中，城镇家庭内部的基尼系数为0.56，农村家庭内部的基尼系数为0.60，大大高于0.44的全球平均水平。报告称，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59、0.57和0.55。东部家庭总收入是中、西部家庭的2.7倍左右。在市场经济最为发达的东部地区，家庭平均工商业收入是西部地区的9倍左右。因此，“当前中国的家庭收入差距巨大，世所少见”。

当然，基尼系数仅仅是从收入分配的角度，看待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差距问题。也就是说，它关注的只是人们在占有物质财富方面的不平等性。众所周知，人类社会的不平等，除了物质财富方面的以外，还包括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不平等。这些内容是不能通过基尼系数反映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