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互联网开启了现代政治文明的新篇章

互联网的崛起，拓宽了公众的参政渠道，丰富了民主形式，促进了政治体制的改革，为推动传统政治的现代化提供了强大助力。在网络平台的支撑和广大网民的助推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得到了快速发展，中国的法治进程得到了有效推进，传统的不合时宜的政治运作方式在互联网浪潮的冲击下渐行渐远。

在很大程度上说，互联网开启了中国政治文明的新篇章。其不仅对当下的政治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促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制建设出现了诸多新风貌，而且深刻影响中国政治的未来走势，促使整个政治运作朝着日趋开放、民主、清明和法治化的方向加速迈进。

一、互联网促使中国的民主政治快速发展

◎互联网丰富了民主形式，拓宽了民主渠道，对于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推动领导决策和政治运作的透明化、科学化、民主化，促进政治体制改革，具有巨大的正向作用。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历来是中国共产党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强调指出要“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近二十年来，互联网对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障人民实现政治权利，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从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保障民众权利、促进政治改革、推动政治进步等角度看，互联网不啻为推进民主政治架设了一把天梯。

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催化了网络政治的兴起。作为民主政治的一种新形式，网络政治是在较为自由、宽松的生态环境中成长发展起来的。开放、平等、互动、共享的互联网精神为发展民主政治提供了天然的土壤和内在的动力，促使网络政治甫一开始，便烙上了民主的印记。纵观近20年来的生动实践，人们不难看到，网络科技的进步和网络政治的兴起对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

首先，互联网的普及和网络政治的兴起，有利于保障公众的知情权、 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西方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P. 亨廷顿认为，政治现代化的实质内容主要体现在政治参与的扩大。在中国，民主政治的核心就是人民当家做主。而互联网恰恰为扩大公众的政治参与、真正让人民当家做主提供了新平台，为公众参政议政、表达意见、维护权益、鞭挞腐败提供了新途径。在互联网上，广大公众可以越来越便捷地获取政务资讯，参与政治活动，阐发政治主张，表达政治意愿，监督政治事务，获得一种前所未有的民主体验。注重交互性、便捷性的网络技术不仅为公众知政、参政、议政、监政，实现官民之间的政治互动提供了有力支持，而且还大大刷新了广大官民的民主理念和政治觉悟，为民主政治的发展注入了生机活力。在网络语境的促动下，许多地方以全景监控式的技术手段“倒逼”政治理念的革新和政治规制的完善，促使各类信息通报机制、沟通对话机制、公众参与机制、民主监督机制等日臻成熟，这无疑对保障公众的政治权利、推进民主政治的发展大有裨益。

其次，互联网的普及和网络政治的兴起，有利于领导决策和政治运作 的透明化、民主化、科学化。 互联网为构建政务公开的“电子政府”、实现官民之间的信息共享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促使各类“阳光政务”不断涌现。在这种环境中，政务信息的发布日趋公开、规范，公众可以通过网络及时、准确、全面地了解政治事务，知晓政府在想什么、做什么，领导决策和政治运作因之变得日益透明。同时，由于互联网汇聚了广大公众的意见和智慧，网友的参政议政、建言献策对党政部门优化决策、改进工作、创新服务，作用显明。通过网络听取民意、汇聚民智，党政部门可以不断完善决策部署，创新工作思路，最大限度地减少决策失误，进而实现科学执政和民主执政。近年来，党政部门借助网络问计于民、集思广益、调整工作部署的事例举不胜举。比如，厦门PX项目的流产、广州番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选址问题的搁置、四川什邡钼铜项目的停建等，无不展示了广大公众参与公共治理的热情和睿智，展现了当地政府重视民意、虚心纳谏的姿态和胸怀。随着网上参政议政和网络监督日益活跃，党政部门必将摒弃“关门决策”的行政思维，充分考虑公众利益，其科学决策能力和社会治理水平也必将不断提升。

其三，互联网的普及和网络政治的兴起，有利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近20年来，互联网已成为公众参与政治生活、开阔政治眼界、推动政治改革、创新政治体制的助推器。伴随网络政治的演进，官民之间的沟通交流与平等互动逐渐形成了常态化、规范化的工作机制，公众参与的扩大和党内民主的深化大大推动了民主集中制的完善，各种专制思想、威权观念和官僚主义作风渐行渐远；各地政府着力转变职能、创新治理模式，建立阳光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步伐明显提速；民主监督机制日益健全，“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学会在公众的监督和批评声中开展工作”等理念深入人心。显然，这种政治生态必定会促动行政管理体制层面的改革，以形成权责统一、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新型管理体制，必将促使中国的政治权力体系从传统的高度集中的金字塔型组织结构向权力科学分布的扁平化组织结构转变，最终形成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可以确信，在互联网的助推作用下，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将更加稳健，更加深入，更加富有成效。

二、“草根”力量推动了中国的法治进程

◎互联网赋予“草根”阶层的巨大力量，无形地影响了当下的立法导向、司法判决和执法工作。其对于维护社会正义、完善司法制度、提升执法水平、加速中国的法治化进程，具有强大的推动力。

在互联网上，单个“草根”网民的力量或许是比较孱弱的，然而千千万万的“草根”一旦连缀起来集体“发声”，汇聚成汹涌沸腾的网络民意和舆论风暴，却能强有力地推动法治进程。在很大程度上说，互联网在中国的迅猛崛起，无形地牵引着中国的法治建设快速发展，促使中国的民主法治水平不断提升。

近年来，“草根”们积极借助互联网发力，因“草根”网民介入“围观”、评议引发舆论热潮，进而影响立法导向、司法判决和执法工作的事件频频发生。兹举几例——

“孙志刚事件”： 2003年3月，27岁的湖北青年孙志刚在广州街头因 缺少暂住证，被强行收容，后遭毒打，惨死在收容所里。经网络曝光后， 该事件迅速引起广泛关注，广大网友义愤填膺，除了怒斥有关工作人员的 违法违规行为外，民怨直指当时的收容遣送制度，最终促成了《城市流浪 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止和《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 理办法》的出台。

“刘涌改判案”： 2002年4月，沈阳黑帮头目刘涌一审被判死刑。 2003年8月，二审改判为死缓。宣判之后，网上顿时舆论大哗，各种质 疑、不满之声充斥坊间。在网络民意的推动下，该案成为“新中国成立以 来最高人民法院首次对一起普通刑事案件进行提审”的案件，2003年12月 再次判处刘涌死刑并立即执行。网友闻之大快，称其“不仅仅是法律的胜 利，也是民意的胜利”。

“最牛钉子户事件”： 2007年3月，重庆市九龙坡区杨武、吴苹夫妇 因拒绝拆迁，在开发商将周围房屋拆除后仍坚守孤楼，并在楼顶升起国旗 以示抗议。之后，网上热传《史上最牛的钉子户》的帖子和图片，网友 呈“一边倒”的态势支持杨、吴夫妇，称其为“一个伟大的标志性的事 件”。该事件随后引发了广大公众对《物权法》和拆迁法规的广泛讨论， 最终促成了当地政府和开发商与“钉子户”的和解。

“开胸验肺事件”： 2009年7月，河南省新密市农民工张海超因从事 杂工、破碎等工作患上尘肺，但用工企业拒绝为其提供相关资料，多次向 上级主管部门投诉未果后，为证明自己真患了职业病，不惜开胸验肺。该 事件经网络热传后引起强烈反响，不但摆上了省委的专题会议，为当事人 争取了赔偿，还促使政府部门启动领导干部问责程序，推动了立法部门对 职业病法律法规的进一步完善。

类似事件还有很多，如湖北“邓玉娇案”、陕西“药家鑫案”、云南“李昌奎案”、河南“赵作海案”、广州“许霆案”、成都“唐福珍自焚事件”、江西“宜黄强拆事件”……透过这些事件，人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网络民意对于维护社会正义、完善司法制度、改进执法工作、推进法治进程，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

时下，广大公众的法律意识、公民权利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草根”习惯于把借网“发声”视为最佳的维权方式之一，这对公开立法、阳光执法、遏制司法腐败、提升法治水平，显然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首先，在立法环节，网络民意颇具智囊价值。 实践表明，广泛征求网民意见、认真吸取其合理化建议，对于确保法律法规的科学性、推动民主立法是大有助益的。从中央到地方，此类做法已成共识。比如，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在编制2008～2012年的立法规划中，有60多个立法规划项目的征求意见稿通过互联网等媒体向社会公布，鼓励公众发表意见，网友的许多意见和建议后来成为修改相关法规的重要依据。

其次，对于推进阳光执法，网络民意具有强大的监督作用。 置身于网上舆论的聚光灯下，司法实践中曾经存在的暗箱操作、不公不廉、推诿拖拉、粗暴专横等不良现象得到了较大改观。陕西的“周老虎案”、云南“躲猫猫案”、贵州习水“领导干部嫖宿幼女案”、杭州“富家子弟飙车肇事案”、上海“钓鱼执法案”等一系列案件之所以能得到及时、公正的审理，相关人员被迅速问责，这与广大“草根”网友的“围观”、诘问、监督、“施压”是密切相关的。不难看到，网络民意对于政府部门依法行政、施行善政、维护正义、彰显正气，具有强大的约束力和推动力。

当前，行政、司法部门对“草根”阶层的意见日益重视，积极借网理政、提升法治水平的创新之举不少。比如，检察机关、法院系统、监察部门等普遍重视网络舆情，分别在网上设立专门的举报电话及申诉信访平台，视之为推进法治建设的新通道、新途径。2009年6月22日，检察机关全国统一举报电话“12309”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举报网站正式开通，全天候受理反映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举报和反映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违法违纪行为的控告，还可查询举报处理结果，备受网友热捧。

2011年8月2日，湖南省公布实施《法治湖南建设纲要》，要求全面推进司法公开，建立健全公共权力行使的程序规则，旨在“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湖南省委政研室主任、《纲要》起草组组长贺安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今后，湖南党委和政府的决策要通过互联网广泛听取意见，制定法规规章的草案要全部在互联网上进行公布，司法听证、司法裁判文书要在互联网上公开发布，重要案件的庭审要实行电视和网络直播。”此语一出，网上一片叫好之声。

2011年9月26日，山东省济南市两级法院全面开通“网上法院”，网上“自助诉讼”成为现实。借助网络在线服务平台，当事人足不出户便可打官司。此前当事人必须亲自到法院办理的咨询、立案、送达、查档等诉讼程序，均只需轻点鼠标，即可在家中实现网上自助办理。这种依托于网络平台的服务模式，极大地方便了公众，省时、省力、省钱，也加强了民意沟通，提高了工作效能，堪称法治建设进程中的一大进步。

随着微博、微信、微视等网络新应用快速普及，网上各类“微表达”、“微反腐”、“微直播”相当活跃，其对法治工作带来的干预性影响十分明显。2013年薄熙来一案审判的微博直播，显示出中国的司法工作已经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开放程度。据媒体报道，最高人民法院为加大庭审公开力度，积极推进阳光司法，特意建成中国法院庭审直播网，仅2013年，各级法院直播案件庭审达4.5万次。这种情形，无疑有利于增进公众对司法裁判的理解和支持，有利于彰显法治的文明和尊严。

放眼近年来国内出现的较受公众关注的法治事件，网络和“草根”的力量不可估量。可以说，任何一件影响稍大的事件都会呈现于互联网上，都能看到“草根”们活跃的身影。而于其中，许多当事人本身就是“草根”阶层和舆论风暴中的一分子。从张海超的开胸验肺到孙中界的断指抗争，从邓玉娇的持刀向恶到唐福珍的引火自焚，无不颇具悲剧感，又极富震憾力。他们用“草根”的方式展示了人的尊严，彰显了法的神圣。正是这股力量，推动着法治的进步，加速了中国的法治化进程。

三、网络发展影响着中国的政治走势

◎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深刻影响着中国政治的未来走势，促使整个政治运作正在朝着日趋开放、民主、清明和法治化的方向加速迈进。积极建设开放政府、民主政府、廉洁政府、法治政府，已成为时之所须、势之所趋。

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和广泛普及不仅对中国社会各个领域带来了巨大冲击，致使政治生态环境发生了诸多变化，而且深刻影响着未来的政治走势，促使整个政治运作正在朝着开放、民主、清明和日益法治化的方向加速迈进。

互联网的发展促使政治运作日趋开放。 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之一是从封闭走向开放。开放是现代政治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在信息传播日益畅达、整个社会透明度不断提升的互联网时代，增强政治运作的开放性既是广大公众的迫切要求，也是执政者与时俱进、革故鼎新、推进政治改革的内在需要。随着网络政治深入发展，建设开放性政党和开放性政府乃大势所趋。2005年3月，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加大政府职能部门党外人士的选配力度，这无疑是增强政治体系开放性的一个重要信号。近年来，打造“透明政府”、“阳光政府”、“开放政府”，提升执政透明度，推行党务、政务公开化，已成为各地党委、政府设定的政治目标。在这种趋势中，有些地方探索建立公众旁听制度，敞开大门，允许公众直接听取政府决策；有些地方探索构建以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为原则的制度体系，形成了公众参与、专家论证、政府决定、群众监督相统一的综合治理机制；有些地方致力于为公众提供立体化、开放式的服务平台，并将网友评议纳入党政部门网站考核内容，以之促进官方网站在信息公开、在线办事、公众参与等方面的工作。从现实发展的角度看，促进政治体系的良性开放，不仅是现代政府广纳良才、广聚民智，实施高效治理，提高行政效能的内在需要，也是保持政治稳定、推动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历史经验表明，施政越透明，公众的认同度则越高；公众的认同度越高，政治稳定则越有保障。互联网的发展促使封闭、僵化、保守的传统政治时代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必将是日渐浮出水面的开放型政党、开放型政治体系和开放型的政治运作模式。

互联网的发展促使政治运作日趋民主。 民主与开放唇齿相依，密切关联。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在与著名民主爱国人士黄炎培谈及“历史周期率”时，称中国共产党摆脱历史周期率困扰的办法即“民主建设”。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江泽民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说“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的旗帜”。历届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有关“民主”的论断一脉相承，构成了党内政治生活中的共同追求和鲜明主线。在社会开放度日益提升、公众的权利意识和参政意识不断高涨的互联网时代，极权政治、寡头政治的影响必定渐行渐远，独断专行、一手遮天的官僚作风必定难以为继，政治运作日趋民主乃必然趋势。首先，扩大党内民主势在必行。对一个拥有八千多万成员的大党而言，没有党内民主是行不通的。要保持党的先进性和凝聚力，必须保障广大党员的民主权利，完善党内的决议制度、选举制度和干部任免制度，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充分调动每个党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其次，必须高扬人民民主的旗帜，拓宽民主渠道，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形式，完善政治协商制度，建立平等互动的新型沟通机制，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努力形成团结和谐、群策群力的民主局面。而互联网恰恰为推进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扩大民主的程度和范围，提供了有效平台和良好环境。随着网络问政、网络参政、网络监政的逐渐深入和党务、政务乃至整个社会透明度的提升，政治运作的民主性必将不断增强，整个社会的民主氛围必将日益浓厚。

互联网的发展促使政治运作日趋清明。 在许多公共事务中，互联网的应用可以有效地省时、省力、省钱，压缩流转环节，减少人力投入，降低行政成本，提高工作效能，有助于形成清简、高效的政治风气。特别是互联网丰富了公众的监督手段，完善了传统的监督体系，拓展了群众监督渠道，对于遏制政治腐败、推进政治清明、形成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环境，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人们常说，有了互联网，党政部门和广大干部的头顶仿佛安设了一台监视器。说什么话、开什么车、住什么房、穿什么衣、戴什么表、抽什么烟、与什么人交往……言行举止、衣食住行，莫不受到网友的全天候监督。南京江宁区房产局原局长周某“抽名烟”事件、内蒙古某贫困县原检察长刘某的“豪车”风波以及郑州市城市规划局原副局长逯某质问记者“准备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的雷人之语等，充分显示了网络监督的强大功能，其所产生的警示作用非常明显。作为一种新型的最具代表性的社会监督形式, 网络监督具有以往任何时代、任何监督形式无法比拟的开阔视野和约束效力，真正掀开了公民监督的新篇章。时下，许多领导干部患有“网络恐惧症”，对互联网心存畏惧，谈“网”色变，许多人称互联网为“反腐利器”、“大规模杀伤性媒体”，这恰恰从另一角度展示了网络监督的威慑力。正是在网络监督的积极推动下，中国的社会监督体系和综合惩防机制日益完善，廉政建设稳步推进，党政部门和广大干部的工作作风、服务态度、道德品质、执政水平发生了诸多改观。许多地方借助网络监督的威力，加强干部职工的理想信念和廉洁从政教育，深入开展公正执法工作，大力整治少数干部的违法乱纪行为，成效显著。这对于加强队伍建设、树立清新政风、促进政治运作日益清明，无疑具有深远意义。

与之同时，互联网的发展还必将促使当下的政治运作日趋法治化。 毋庸讳言，漫长的封建社会所形成的国体、政体和权力结构，使传统的政治形态一直带有鲜明的人治色彩。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努力使政治运作在法治精神的框架下前行，已成为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走势。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之后，全国上下兴起了全面加快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热潮。作为推动中国法治进程的重要力量，互联网对于弘扬法治精神、保障公民权益、维护社会正义、促进民主法制建设更好、更快地向前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在网络语境和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未来的政治运作必将逐步走上法制化、规范化、科学化的良性轨道。这种发展态势，对于中国民主政治的推进和现代政治文明的发展显然是一个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