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知网用网是领导干部的必修课

网络驾驭能力是现代领导干部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2007年1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明确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重视学习互联网知识，提高领导水平和驾驭能力，努力开创中国网络文化建设的新局面。2009年3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中央党校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强调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努力提高六个方面的能力，其中包括“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 事实上，在新技术新应用不断涌现的互联网时代，领导干部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主要体现在识网、用网和治网等方面。

随着互联网对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的影响不断增强，其双刃性也日益彰显，对各级领导干部的识网水平、用网能力和治网方略提出了更高要求。在网络政治深入发展的今天，如何趋利避害、善用网络，已成为考验执政智慧的时代命题，成为广大领导干部提高执政能力、推进执政事业的必修课。

一、互联网是执政者手中的双刃剑

◎互联网既为领导干部治国理政提供了有利条件，又对领导干部者加强舆论调控、创新社会管理、维护社会稳定、巩固执政安全带来了巨大挑战。能否建设好、运用好、管理好互联网，关乎党和国家的兴衰存亡。

互联网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给人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带来了极大便利，为领导干部更好地治国理政提供了重要的平台和工具，对于促进民主建设、推动社会进步创设了有利条件；另一方面，它又对领导干部创新执政方式、提高执政能力、维护社会稳定、巩固国家政权，带来了巨大挑战。实践表明，网络应用越普及、越活跃，其对现代政治生活的双重影响则越明显。

从加强舆论调控和规范信息管理的角度看，互联网对执政者提出了 诸多新要求。 互联网改变了传统的信息传受方式和媒体格局，促使舆论引导和信息管理面临许多新情况、新挑战。比如，网络传播速度快，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即时传播，这对网上敏感舆情调控工作的时效性要求明显提高，尤其是随着微博、微信和各类即时通信工具的兴起，突发事件处置工作已由以往的“黄金24小时法则”提速为“黄金4小时法则”、“黄金1小时法则”。如果不能适应这种形势变化，则极易诱发舆论风暴乃至社会危机。又如，网络传播范围广，超疆域、无国界，因而敏感舆情和有害信息一旦广为扩散，管控起来则十分困难，这对消除负面影响、防止恶意炒作显然是一大考验。再如，网络传播互动性强，便于网友之间的沟通交流，可是一旦被不法分子用于煽风点火、聚众闹事，抑或滥用“人肉搜索”、曝晒他人隐私，则会对社会和个人造成巨大危害。此外，互联网的高度开放性为个人发布信息、表达意见提供了便利渠道，但是由于有些网站在信息把关方面形同虚设，加之“网络水军”、“民主哄客”作祟，因而不良信息、有害信息经常喧嚣尘上，各种无中生有、肆意恶搞的网络谣言屡禁难止，许多攻击党和政府、丑化领导干部群体的言论时有所见，这无疑对净化网络文化环境、维护执政者良好形象提出了更高要求。特别令人担忧的是，互联网的去中心、反权威、多元化的传播特性难免会催生出诸多非理性主义以及非法政治参与现象，这与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的主流价值追求显然构成了内在冲突，同时对以层级结构和统一规范为特征的政治调控机制和社会管理体制也产生了强大冲击。在网络语境的影响下，广大公众的接受心理和价值取向正在悄然变化，党政部门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削弱，整个社会的诚信度和向心力每况愈下，“舆论一律”的意旨在“众声喧哗”中难以为继，这对加强舆论引导、规范信息管理而言，无疑颇为不利。在很大程度上说，现代信息科技越发达，公众的网络普及程度越高，执政者对网上信息和网络舆论的控制力则会面临越严峻的挑战。

从意识形态安全和未来竞争发展的角度看，互联网带来的冲击相当明 显。 作为一种张扬个性、注重自我、包容性极大的平台，互联网的兴起加速了社会思潮的多元化发展趋势，加剧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加大了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民众的难度。时下，互联网已成为正确思想与错误思想交锋的平台、健康文化与腐朽文化较量的场所、意识形态渗透与反渗透的战场。在互联网上，各种与主流价值观念相悖的噪音杂音此消彼涨，各类与现行制度疏离的观点、主张不时冒现，这对以价值引导为旨归的意识形态工作冲击甚大。境内外敌对势力搞乱一个国家、颠覆一个政权总是先从意识形态领域打开缺口，而互联网恰恰为境内外敌对势力对我实施西化、分化与和平演变提供了便利工具。通过网络传播，各种极具危害性、破坏性的噪音杂音可以轻而易举、源源不断地直抵广大网络用户面前。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凭借自身在互联网领域的诸多优势，大肆兜售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理念和价值取向，千方百计实施思想文化渗透，竭力开辟与己有利的“思想战场”，甚至公然诋毁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价值观，对我意识形态安全危害极大。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Albright）曾说：“有了互联网，就有了对付中国的办法。”继其之后的国务卿希拉里（Hillary）先后于2010年和2011年连续两次发表名为《互联网自由》的演讲，打着“网络外交”的幌子，刻意鼓吹网络信息的“自由流动”，矛头直指中国、朝鲜等国家的网络管理政策，其用心所在昭然若揭。针对中国网民主体乃青少年的状况，美国政府曾推出所谓的“树根战略”，意欲在互联网上与我展开对青少年的争夺。由此看来，日趋复杂尖锐的网上斗争不啻是一场争夺未来、没有硝烟的软刀子之战，它对中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冲击及其对未来竞争发展的消极影响必将日渐显现。

从维护社会稳定和巩固国家政权的角度看，互联网产生的正负影响 显而易见。 一方面，互联网为社会各阶层表达利益诉求提供了便捷渠道，有利于推动官民互动和多向沟通，对畅通民意、疏导民怨、理顺情绪、化解矛盾、创新管理、维护稳定、巩固政权具有鲜明的积极作用，堪称“减压阀”、“预警器”。另一方面，互联网又极易成为社会矛盾的“催化剂”和“放大器”，对社会稳定和国家政权的破坏性影响不容小觑。近年来，随着网络监督、网络维权、网络举报等活动日趋活跃，由之引发的舆论热点和危机事件也明显增多。在拉萨“3·14”事件、新疆“7·5”事件、贵州瓮安事件、湖北石首事件、大连PX项目事件、浙江钱云会案、天津蓟县某商厦火灾等一系列危机事件中，互联网被少数人用作煽风点火、推波助澜、混淆视听、制造事端的工具，在误导舆论、激化矛盾、加剧冲突等方面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境内外敌对势力视互联网为扰乱公共秩序、促动政权更替的“无形之手”，蓄意借助互联网从事政治颠覆活动，利用各种热点难点问题和突发事件放大问题、挑拨矛盾、制造冲突，策划组织各类形形色色的所谓“草根运动”、“松土运动”，因而社会稳定和国家政权面临的风险不断攀升。近几年来，中东、北非一些国家出现的“茉莉花革命”及推特（Twitter）、脸谱（Facebook）、优兔（Youtube）等美国社交网站在其中扮演的特殊角色，即充分说明了互联网对于社会稳定和政治安全的巨大威胁性。在互联网的组织动员功能日益彰显、各种社会化媒体广泛普及的新形势下，互联网引发的各类群体性事件和社会危机事件必将不断增多，这对维护社会稳定和执政安全无疑是一种严峻考验。

透过互联网对现代政治生活的双重影响，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互联网具有鲜明的双刃性。用好了，它是政府形象的“梳妆台”、社会预警的“瞭望塔”；用不好，则可能变成扭曲形象的“哈哈镜”、滋生乱象的“潘多拉魔盒”。从战略高度和长远意义看，能否建设好、运用好、管理好互联网，直接关乎执政形象的建构，关乎党和国家的兴衰存亡。美国媒体曾刊文称：“中国共产党在残酷的内战中战胜了国民党，在朝鲜战争中战胜了美国，……但最终遇到了真正的对手——互联网。”“过去百战百胜的中共，将在这场互联网的大战中败北。” 这一臆断无疑振聋发聩，让人警醒。对当今的党和政府来说，互联网堪称考验执政智慧的试金石。面对互联网带来的挑战和风险，拒绝之、回避之，显然不合时宜，亦无可能。唯有积极顺应网络发展潮流，清醒辨识互联网的双刃性，趋利避害、主动“赶考”，才是不二之选。

二、知网用网才能善政善治

◎在整个社会生活日益网络化的今天，各级领导干部的网络应用水平已成为衡量执政能力的一把标尺。提高知网水平和用网能力，既是网络政治时代赋予广大领导干部的基本要求，也是广大领导干部不可推卸的政治责任。

当下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互联网大国，公众的网络普及率及其应用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对社会问题和官方行为的关切，越来越多地习惯于选择网络平台。与许多网络发达国家迥然不同的是，中国网民热衷于借助网络评议时政、表达诉求。在网络舆论场中，各级领导干部是备受关注的群体。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现实生活中较为强势的领导干部在互联网上容易成为网友调侃、嘲弄、揭批的弱势群体，领导干部“惧网”现象因之较为突出。2010年5月，《人民论坛》杂志在人民网、腾讯网等网站做了一次关于“当代中国领导干部的‘网络恐惧’”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70%的受调查者认为当下中国领导干部患有“网络恐惧症”。互联网的应用与普及，仿佛在广大领导干部头顶结织了一张无处不在的天网，又似在领导干部面前悬系了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让众多领导干部心存忌惮。实际上，领导干部“惧网”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乃在于许多领导干部对互联网缺少必要的了解和正确的认知，网络媒介素养不高，知网水平和用网能力有限，对网上舆情危机和热点事件缺少应对办法和处置经验，害怕在民意汹汹的网络监督中开展工作。

随着网络政治时代的演进，各级领导干部的网络应用水平已成为衡量执政能力的一把标尺。历史证明，执政党能否运用好代表先进科技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传媒工具，直接反映其执政能力的高低，直接关乎其公众形象的建构和执政事业的兴衰。在互联网深刻影响政治生态和执政方式的当今时代，知网用网对广大领导干部来说不仅非常必要，而且相当急迫。不难看到，在互联网大潮的裹挟和冲击下，有些领导干部顺势而为、与时俱进，展示了良好的适应能力，而有些领导干部惊慌失措、落水挨呛甚至遭遇灭顶之灾。不少领导干部因“雷语”、“雷行”成为网民爆炒的对象和舆论事件的主角，不仅自己受到网友的“舆论审判”和党纪政纪处分，而且损害了地方形象，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声誉，对执政基业造成了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2008年年初，陕西省绥德县某校长找县长签字被拘事件备受网友关注，当地一位宣传部长在接待记者采访时感叹：“以前没有网络的时候多好啊，想让他们怎么说就怎么说。”此语一出，网上舆论一片哗然。这句轰动一时的雷人之语实际上道出了不少领导干部的心声，暴露了他们落后的思想观念和低下的网络媒介素养。最近几年来，国内不少领导干部在网上“触礁”，身陷“日记门”、“短信门”、“裸聊门”、“开房门”、“艳照门”、“微笑门”等诸般闹剧之中，遭到网络“围观”和舆论谴责，弄得狼狈不堪，还有少数领导干部为泄己私愤，公然在网上捏造事实、造谣中伤，严重侵害他人权益，最终也使自己身败名裂。这些事件既暴露了当事方的丑行劣迹，也充分说明了提高广大领导干部网络媒介素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时下，不懂网、不用网的“网盲”型领导干部仍然不少，他们看不到互联网的强大功能和战略价值，不会借助网络平台推进工作，面对网络媒体“不会说话”；有些领导干部把宝贵的执政资源看成“烫手的山芋”，认为互联网是专门给领导出难题的“麻烦制造者”，对其采取排斥态度，漠然视之。更有甚者，有些领导干部视互联网为“洪水猛兽”，将网络监督看作“心腹大患”，动辄对不利于己的网上信息进行粗暴封堵，甚至利用公权肆意对监督者采取“网上通缉”、“跨省追捕”，深受网友诟病。毫无疑问，这种认识、心态和行为反映了当事方视野狭隘、思想僵化、识见浅陋、素质较差。可以断言，此类领导干部在公众心目中必定认同度不高、感召力不强，其履职能力也必定不强。实际上，现代领导干部的网络应用水平与其执政能力是成正比的。领导干部应用网络水平之高低，直接关系执政能力之强弱、公众形象之优劣、事业发展之顺逆。2011年6月，四川省会理县发生了一起涉及当地领导的“悬浮照”风波；同年7月，河南省南阳市出现了一个“留言门”事件。前者的处置坦诚低调、应对合理，网上恶搞迅速得到了控制；后者因回复网友方式“强硬”，引起网友纷纷“拍砖”，导致单位形象受损、当事人离岗。这些事例一再警示人们：身处网络政治时代，不重视网络建设的领导干部必定行之不远，不会善用网络的领导干部必将被时代所抛弃；提升网媒素养，已成为现代领导干部提高执政能力的应有之义。

事实上，提高知网水平和用网能力，既是时代赋予广大领导干部的基本要求，也是广大领导干部不可推御的政治责任。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加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领导能力培养，必须注重增强新形势下新兴媒体运用的能力。原青海省委书记强卫曾说：“今天，不上网、不重视网络建设、不会利用网络的领导，不能算是一个现代化的领导。”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的张春贤也曾说：“领导干部懂不懂网、上不上网、用不用网，是具不具有现代意识、能不能跟上时代潮流的一个重要体现。”从履职尽责、推进工作的意义讲，知网用网无疑是现代领导干部善政善治之必需。一个现代领导干部如果不具备基本的网媒素养，要想在高度网络化的社会环境中带领民众顺应时势、开拓创新，谋求较大作为，这是难以想象、不可思议的。当前，互联网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刻，网上和网下的各种问题、矛盾错综复杂，互联网自身的建设和管理也面临诸多新情况、新挑战。在这种形势下，如何借助互联网提高执政能力、如何发挥互联网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如何适应在日益常态化的网络监督中开展工作、如何科学处置各类网络舆论热点事件、如何提高网络舆论引导水平、如何促使社会管理创新与“网”俱进、如何搞好网上维稳工作，以及如何确保自身在用网过程中的信息安全，如何规避网络应用风险，等等，均已成为现代领导干部不能回避的时代命题和必须担当的重要责任。

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的汪洋曾经指出：“信息网络的发展是当今世界的重大革命性事件……谁重视网络、谁培育网络、谁让网络能够尽早地渗透到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谁就占领了二十一世纪的重要制高点。” 换言之，现代领导干部如果对互联网不能真知善用，则很难与民众进行网上良性互动，很难在了解民情、通晓民意、汇聚民智、服务民众、引导舆论、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创新管理、推动发展等各个方面有新举措、新突破，很难担负起“先锋队”、“领头雁”的职责和使命，很难维护好党和政府的良好形象，很难在推动政治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中做出更大贡献。只有真正认识到互联网对个人、对社会、对国家的重要意义和战略价值，充分发挥互联网的正向功能，积极应对互联网带来的挑战，熟谙网络传播规律和舆论引导艺术，了解广大网民的接受心理，洞晓互联网的发展趋向，掌握先进的应用技能，争做善用网络的先行者，领导干部才可能永葆先进性，永立时代潮头，切实担当起自身的政治责任，大力推行善政善治，不负时代和人民之重托。

三、领导干部应当通晓网络发展基本情势

◎近年来，作为“第四媒体”的互联网正从“追跑者”变为“领跑者”；互联网已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微博的异军突起和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促使舆论生态日趋复杂；网络舆论热点频发已成为当今时代的一大突出特征。

广大领导干部要适应网络政治环境，提高网络应用水平，首先应当在宏观上通晓当前网络发展的基本情势。从当前情况看，以下几种情势值得特别注意。

作为“第四媒体”的互联网正在从“追跑者”成为“领跑者”。 1998年5月，联合国新闻委员会将互联网确定为继报纸、广播、电视之后的“第四媒体”。近10年来，互联网在世界各国普遍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从全球媒体的发展态势看，互联网在信息传播、舆论影响、应用普及等方面后来居上，大有取代“第一媒体”之势。2010年有着160年辉煌历史的《纽约时报》宣布将择期停印纸质版、“弃报投网”，2011年“美国之音”中文版的“走”与“推特网”的“来”，即在某种意义上昭示了传统媒体的衰颓和网络媒体的锐势。在中国，这种势头也已逐渐显现。2007年之前，网络媒体在中国媒介方阵中尚处于比较边缘的位置，在舆论事件中一直扮演“追跑者”的角色。然而历经中共十七大、拉萨“3·14”事件、汶川特大地震、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等一系列重大活动，网络媒体日益彰显了强大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其在媒介方阵和舆论事件中明显呈现出从边缘向主流迈进、从“追跑者”向“领跑者”转换的态势。从组织主题宣传、扩大舆论影响的角度看，互联网堪称传播速度最快、传播范围最广、传受互动性最强、公众参与度最高、信息容量最大、查找复制最方便的媒体，具有其他媒体难以比拟的独特优势。从舆论热点生成的角度看，互联网已成为舆论热点的主要策源地，促使“事情发生→传统媒体报道→网民围观/议论→公众热议→舆论热点”的传统路径变更为“事情发生→网民爆料/围观/议论→传统媒体报道→公众热议→舆论热点”。有关研究资料显示，2009年我国出现的77起舆论热点事件中，有23起（约30%）是由网络爆料引发的；2010年我国影响较大的危机舆情事件中，网络首发比例达67%。随着微博、微信和各类即时通讯工具的兴起，这种比例不断攀升。从信息科技发展的角度看，互联网作为一种“全媒体”、“融媒体”，基本涵括了报纸、广播、电视、杂志等各种传播手段。完全可以说，时下的互联网已成为应用范围越来越广、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的主流媒体，社会各界对其重视程度正与时俱增。

互联网已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 从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引发网上抗议热潮开始，网络媒体在国内外舆论场中的聚合力和影响力日益增强。时下，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角力场和文化宣传工作的新阵地。在互联网上，各种思想观点和政治主张鱼龙混杂，各类伪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潜滋暗长，特别是西方敌对势力一直妄图利用互联网“扳倒中国”，它们将互联网视为传输政治理念和价值取向，实现意识形态渗透的最佳工具，通过网络渠道大肆传播扩散涉华负面信息，甚至企图借助互联网进行组织动员，在中国煽动“街头政治”，推行“颜色革命”，妄想颠覆现行政治制度。由于种种原因，网上的仇官情绪和反政府倾向仍在蔓延。只要是涉官话题，许多网民不问青红皂白、真假对错，一律先对官方进行一阵负向猜测和“舆论轰炸”再说。在这种环境中，有些别有用心的人经常抓住一些热点敏感话题和突发事件进行炒作，发表攻击党和政府的言论，造谣惑众，误导舆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8·19”讲话中强调指出：“互联网已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要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这一切中时务的精辟论断值得广大领导干部深思。从现实情势看，能否赢得互联网上这场舆论战，直接关系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

微博、微信的异军突起和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促使舆论生态日趋复 杂。 自2010年以来，微博在中国异军突起，不到两年时间，微博用户即超过3亿。微博的井喷式发展深刻影响了人们的信息传播方式和交流沟通方式，对传统的媒介生态和舆论格局形成了巨大冲击。中国传媒大学网络舆情（口碑）研究所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时至2011年上半年，微博已超过网络论坛成为中国第二大舆情源头，仅次于新闻媒体报道；尽管新闻媒体报道仍是网络热点和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主要舆情源头，然其在舆情源头首发方面的绝对优势地位已经随着微博平台的出现而被削弱；网络舆论的重心迅速向微博转移，网民爆料的首选媒体更多转向微博，此前论坛、博客和新闻跟帖作为最主要的网络舆论载体的格局已被打破。 作为一种网络新应用，微博集媒体、社交、应用于一身，具有传播快、覆盖广、影响大、社会动员能力强等鲜明特点，契合许多用户对即时信息、网络社交和个性化应用的需求，其影响力正不断扩大，并在一定程度上引领主流媒体舆论，成为中国最重要的舆论场之一。最近两三年，微信的应用迅速普及，截至2014年7月底，微信月活跃用户数已接近4亿，微信公众账号总数达580万个。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的手机上网用户快速增长，中国大致自2012年起进入了移动互联网时代。截至2014年12月，中国的手机网民达到5.57亿，较2013年底增加5672万人，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人群占比由2013年的81.0%提升至85.8%。 移动互联网的广泛应用进一步降低了信息传播的门槛，更大程度地突破了时空限制，使得网络舆论空间更加开放，各类意见倾向更为多元，这无疑使舆论生态日趋复杂，网络舆论导控工作因之面临诸多新的挑战。

舆论热点频发已成为网络政治时代的一大突出特征。 当下中国既处于战略机遇期、黄金发展期，又处于问题多发期、矛盾凸显期，现实世界的诸多热点难点问题备受广大公众关注，而互联网恰恰为广大公众发表见解、表达诉求、扩大声音提供了绝好平台，加之各类自媒体的兴起和“网络推手”、“网络水军”的介入，各种舆论热点接踵而至、急剧上升自然成为必趋之势。从舆论源头看，以下几类话题最易形成网上舆论热点：一是涉“官”类事件；二是涉“富”类事件；三是涉“星（名人）、腥（暴力）、性（绯闻）”类话题；四是涉及公共安全、重大事故、群体性事件、自然灾害等方面的话题；五是涉及百姓切身利益、社会公平正义以及伦理道德等方面的事件；六是涉及民族主义、宗教信仰以及中外关系等方面的事件。而于其中，涉“官”类事件尤其引人注目，许多原本与“官”无关的敏感舆情最终亦可能牵涉党政领导干部，具有鲜明的泛政治化色彩。有人指出网上存在“四公现象”，认为公权力大、公益性强、公众关注度高的政府部门及公职人员，极易成为网络炒作焦点；还有人称公务员、警察、城管、医生、教师为“网上黑五类”。这些判断不一定准确，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官方人士备受关注的客观现实。值得注意的是，网上舆论热点之“热”也存在真伪之分。由于有些“网络推手”和“网络水军”不时为了商业利益、政治利益或其他利益兴风作浪，加之网上的“集体围观现象”、“沉默螺旋现象”和“群体极化现象”所致，网络舆论热点中的“伪民意”和非理性情绪极易混淆视听，误导决策，这无疑需要理性对待。

作为现代科技文明的产物，互联网的发展情势与信息传播技术的不断更新息息相关。随着信息传播技术日新月异，近年来传统互联网正在向移动互联网迅速延伸，3G手机、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手持阅读器等便携式移动终端正在广泛普及。实际上，就在3G（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方兴未艾时，4G（第四代移动通信技术）在中国的部署又马不停蹄地以超出预想的速度扑面而来。有媒体报道称，2014年被认为是中国第四代移动通信元年。截至2014年3月底，中国第四代移动通信基站总规模已超过25万个，移动通信产业链快速发展。在业内人士看来，如果说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开启了移动互联网时代，那么第四代移动通信技术则让移动互联网驶入了真正的“快车道”。 显然，这不仅关乎中国移动通信产业在未来全球4G标准上的话语权，而且必将影响中国互联网的发展走势，以及中国的媒介生态和舆论格局，进而也必将影响中国网络政治的未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