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互联网正在深刻影响中国的政治生态

作为一种新的信息应用技术，互联网能在短短的二十年里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中国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着实让人难以想象。然而，这却是活生生的事实。

从政治视角看，互联网的“无形之手”已经强有力地搅动了中国的政治运作形态，牵引着整个政治发展环境悄然嬗变，为中国的传统政治生活注入了诸多新内涵。在网络效应的影响下，人们的思想观念、意见表达和政治参与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官民之间的政治互动日益活跃，政治社会化的步伐明显提速，中国的政治生态因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气象。

一、互联网为官民互动打开了一扇天窗

◎互联网带来的“天窗效应”极大地提高了社会透明度，推进了官民之间的交流互动和信息共享，促使当下中国的公共舆论空前活跃，政治空间日趋开放。

毫不夸张地说，国际互联网的出现和勃兴，犹如一扇天窗被渐渐打开，它所投射的光芒无远弗届地透过各类明障暗礁，为世人展呈了一场亘古未有的数字文明盛宴。随着网络应用广泛普及，世界各国各地区之间的信息疆界正在逐步消失，传播全球化的构想和“地球村”的预言渐成现实，整个人类社会的行进轨迹因之而日趋透明化。

在此背景下，中国社会各个领域的信息透明度和对外开放度骤然提升，互联网带来的“天窗效应”日见显明。就政治生活而言，互联网这扇天窗带来的影响是令人震惊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敞亮了传统政治的神秘夜空，强有力地推倒了千百年来横亘于官民之间的那堵厚重、无形的“城墙”，为官民互动创设了极佳的便利通道。

最为明显的是，互联网不仅极大地拓展了信息传播的途径和手段，丰富了信息容量的内涵和外延，赋予了每个用户一双“千里眼”和“顺风耳”，而且有效地促进了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沟通交流和信息共享，终结了“潜水艇夹三明治”现象 ，促使一种“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政治互动模式逐渐成型。

在传统政治生活中，信息资源特别是官方资讯通常是权贵阶层垄断的珍稀资源，官方信息的传递大都是自上而下、从高到低地逐级进行，不同地区之间、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信息交流甚为不便，且颇不对称。由于信息传播渠道有限，加之诸多行政壁垒和人为障碍所致，只有少数职位特殊的领导干部才能真正享有比较充分的信息配置权、话语权和知情权，草根阶层 的“声音”很容易被沉没，不同政见很容易被屏蔽，普通民众想要知晓官方事务、表达政治诉求、影响政治决策，难度甚大，因此，政治权力运行中出现暗箱操作、敏感信息被有意封锁、官民之间的沟通存在“鸿沟”等现象相当普遍。而在互联网时代，这种状况发生了重大改观。正如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在《大趋势》中所言：“网络组织可以提供一种官僚制度永远无法提供的东西——横向联系。”互联网的多向贯通、注重互动的特性必将促使传统的社会结构和管理体制逐步向扁平化、交互化、多维化方向演进，导致各方力量的沟通交流日益便捷。

伴随现代信息科技的迅猛发展，互联网已经成为广大官民共创信息与共享信息的重要平台。其突破了各类信息屏障和行政壁垒，扩展了信息传播渠道，加速了信息的生产与传递，促使人类社会真正进入了多向沟通、信息爆炸的新时代。在网上各类资讯平台和论坛、贴吧、博客、微博、微信、即时通信等互动类空间中，信息的传受是实时进行、多向互动的，信息空间的海量性、传播路径的多样性、平台利用的廉价性以及网络结构的开放性使每个网民都能比较便捷地传播信息、获取信息。

美国学者斯坦利·米尔格姆（Stanley Milgram）提出的“六度分割理论”告诉我们，在互联网上，最多只需通过6个人，你便可认识世界上任何一个陌生人。显然，这种现况为公众获取目标资讯、参与政治生活、实现交流互动提供了绝好条件。在这种信息传播环境中，“蝴蝶效应” 应时而现——发生在某个偏僻角落里的一桩小事，转瞬即可被无限放大，产生轰动性影响，受到外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即便是看似遥不可及、密不透风的政治秘闻，在互联网上也经常变得近在咫尺、一览无余。特别是随着博客、微博和大量社会化媒体的兴起，不同阶层不同地区间信息不对称、官民之间存在沟通“鸿沟”等问题出现了明显改观。在这种环境下，隐私难隐，藏无可藏，任何组织和个人对敏感热点问题、公共突发事件即使有掩盖真相、秘不示人的“心”，也没有封锁消息、阻止传播的“力”，传统政治生活的神秘色彩因之渐渐消褪，官民之间的信息共享度明显提升。

事实上，互联网不仅带来了信息传播模式的革新，而且还深刻影响并逐步改变着公众的思想观念、交往方式、价值取向和政治运作形态。众所周知，没有互联网之前的政治运作通常是在相对封闭、单向传播的信息环境中进行的，而在互联网时代，公众的政治视野豁然开朗，参政议政的热情空前高涨，辨真断伪的能力不断增强，这些因素客观上促使官方操控信息资源的理念和治国理政的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置身于网络语境中，人们越来越清晰地看到，大力打造“阳光政府”、尽量满足公众的知情权、自觉接受社会监督、积极寻求官民之间的良性互动，已成为时之所须、势之所趋。近年来，中国政府大力推进政务信息公开工作，明确要求把“公开透明”的原则贯穿于政务工作的各个环节，加大决策公开程度，推动行政权力朝着日趋公开、透明的方向运行，有些地方还在推进政务公开的过程中探索“网上晒账”、“阳光管理”，越来越多的地方领导干部对于敏感问题和突发事件不再简单采取一味封堵抑或听之任之、消极对待的“鸵鸟”方式，而是及时“发声”、公告真相，积极引导网上舆论，主动回应社会关切，这显然对提高政治生活的透明度、促进官民之间的良性互动大有裨益。

与此同时，互联网带来的“天窗效应”，还表现在社会舆论的空前活跃与政治空间的日趋开放上。如果说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是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人们的眼、耳、手、脚，让人们看到、听到了手脚不及的地方的情况，那么，互联网则是解放了人们的嘴巴，为人们表达意见、交流思想提供了绝好工具。有了互联网，每个人手里便有了一个麦克风。特别是由于网络传播具有传统媒介难以比拟的便捷性、隐蔽性、超疆域性、信息海量性等传播优势，加之国民心态已进入利益诉求高涨期，因此，网上的民意表达一直如火如荼、方兴未艾，公众在网上参政议政空前活跃，互联网已成为当今中国规模最宏大、尺度最开放、参与门槛最低、互动性最强、思想观念最多元的公共舆论场。在这个舆论场里，蚂蚁可以与大象对话，普通网民可以与政界高层互动，“鸡毛蒜皮”可以与国家战略并存，人人都可以比较自由地阐发见解、挥洒个性、绽放激情，任何一件发生在山旮旯里的事情、任何一个“草根”的声音，均已不再需要历经重重门槛、层层阻隔、道道关卡，即可轻而易举地“直通中南海”，直达最高决策层的桌面，甚至成为影响全局的政治议题。2008年6月20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的胡锦涛在考察人民日报社时指出：“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这的确是符合实情的精辟论断。随着互联网进入Web2.0、Web3.0时代，交流互动已成为网络应用中最为突出的特征，执掌公共权力的领导干部也必将受其影响，与时俱进。

可以说，互联网堪称公共舆论场中最为理想的沟通媒介，其所带来的“天窗效应”助推传统的官民关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和转型，促使官民互动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黄金期。这扇天窗一旦被打开，便将一往无前、不可逆转。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教堂式的单向传播形态，大大拓宽了上下互通、左右相连的政治通道，推动政治空间日趋开放，必将催生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出现诸般新气象。

二、借网理政成为中国政坛新风尚

◎中央高层领导和众多党政领导干部高度重视网上舆情，积极借助网络平台倾听民声、了解民意、汇集民智，借网理政之风扑面而至，网络政治渐入佳境。

1994年中国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之后，不少党政部门和领导干部开始“触网”，网络政治逐渐拉开了序幕。有资料显示，1999年被称为“中国政府上网年”。当时，全国许多县级以上党政部门纷纷创办网站，探索借助网络平台推进工作。随着网络应用不断普及，互联网逐渐成为活跃程度越来越高、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的舆论场，中央高层对其日益重视。在2001年年初召开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的江泽民敏锐地指出：“要高度重视互联网的舆论宣传，积极发展、充分运用、加强管理、趋利避害，不断增强网上宣传的影响力和战斗力，使之成为思想工作的新阵地，对外宣传的新渠道。”这是中央高层第一次公开提出要积极利用互联网为政治建设服务。同年7月，中共中央高瞻远瞩地强调：“各地各部门的领导干部必须加紧学习网络化知识，党的建设工作、思想政治工作、组织工作、宣传工作、群众工作，也都应适应信息网络化的特点。”受此感召，各地各部门的领导干部日渐兴起了识网学网、借网理政的热潮。

一般认为，中国的网络政治兴起于2003年前后。其时，不少党政干部尝试在网上开设博客，抒写自己的见闻感受，或通过论坛、QQ、访谈等方式倾听民声、了解民意，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2003年1月19日，时任深圳市长的于幼军与网友“我为伊狂”见面讨论深圳城市发展问题，被媒体誉为“世纪对话”，这大概是政府领导干部最早通过互联网公开与普通群众开展政治互动，开创了中国领导干部与网民直接对话的先河。特别值得注意的是，2003年4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的胡锦涛视察广东时，对一位参与防治“非典”的一线医生说：“你的建议非常好，我在网上已经看到了。”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考察北大抗击“非典”工作时说：“我在网上看到同学们在留言中表达了同全国人民一起抗击‘非典’的决心，令人感动。”经媒体报道后，“总书记、总理也上网”，一度成为广大网友热议的话题。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高度重视网上舆情，对于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知网、用网，无疑是一个特殊的信号，具有鲜明的政治导向意义。

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明确指出“要高度重视互联网等新型媒体对社会舆论的影响”。在中央精神的推动下，互联网迅速成为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联系群众的重要平台、听取民意的重要窗口，越来越多的党政部门和领导干部关注网上舆情动态，开展网络问政和在线访谈活动，通过网络平台发布党务、政务资讯，不少地方还在网上“晒”出拟出台的政策法规和人事任免等，广泛征询网友意见。与此同时，电子政务建设也备受重视。2006年1月1日，中国政府网（www.gov.cn）正式开通。该网站作为国务院和各省级政府在互联网上发布政务信息、提供在线服务的综合平台，对于促进政务公开，改进公共服务，提高行政效能，便于公众知情、参与和监督，具有重要意义。有网友评价称，中国政府网为各地政府与广大老百姓直接沟通搭建了一条高速路。

200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专题研究“世界网络技术发展和我国网络文化建设与管理”，指出“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有利于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有利于扩大宣传思想工作的阵地，有利于扩大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辐射力和感染力，有利于增强我国的软实力”，“能否积极利用和有效管理互联网，关系到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关系到国家文化信息安全和国家长治久安，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强调必须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文化发展战略出发，以积极的态度、创新的精神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切实把互联网建设好、利用好、管理好，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 毫无疑问，这是中国互联网发展和政治文明建设中一件意蕴深远的大事，预示中国的网络文化建设和网络政治从此驶入了快车道。

2008年6月20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亲赴人民网与广大网友在线交流，网络为之沸腾。胡锦涛同志在回答网友提问时说：“平时我上网，一是想看一看国内外新闻；二是想从网上了解网民朋友们关心些什么问题、有些什么看法；三是希望从网上了解网民朋友们对党和国家工作有些什么意见和建议。”这说明中央高层已经把互联网作为接地气、察实情、晓民意、汇民智的有效渠道。境外媒体就此评论称，在一言一行皆有章法的中国政治文化里，最高领导人破天荒地与公众进行网上互动，无疑是一种政治意向的表达。2009年2月28日，温家宝总理赴中国政府网、新华网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回答网友关于应对金融危机、教育改革、医疗卫生改革等各类问题，再次引起广大网友的强烈反响。

在胡锦涛、温家宝等主要领导人的示范、带动下，借网理政之风迅速席卷全国，成为中国政坛的一种新风尚。诸多高层领导先后就重视网络舆情、借助网络改进工作做出重要指示，提出明确要求，利用网络平台倾听民声、指导工作，备受网友称赞。比如，汪洋被认为是第一个有QQ号的省委书记，网友可通过QQ留言与他沟通；张春贤曾在红网论坛用实名注册发帖，被网友誉为“亲民书记”、“互联网上的明星书记”；强卫倡导地方领导干部应当把上网作为除读书、看报、听广播、看电视之外的“第五习惯”来培养；刘奇葆、郭声琨、卫留成等都曾坦承自己也是网友，几乎每天都会挤出些时间上网，了解网络舆情。据《人民日报》报道，仅2009年，即有15位正省部级以上领导参加人民网的在线访谈，回答网民关注的问题。截至2014年6月，累计有53位省级主要负责同志、近500位地市级“一把手”和1000多位县委书记先后在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 对网友留言做出公开回复。

显然，高层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是巨大的。在这种表率作用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党政部门和领导干部投身于借网理政的热潮之中，“群众工作网上做”成为一种政坛新风尚。许多地方大力推进网络问政工作，通过互联网了解民众的诉求和愿望，邀请网友“拍砖”、“灌水”、建言献策，旨在优化决策、改进工作；不少领导主干部动与网友进行“零距离”接触，广开言路、问计于民，注重发挥网上“意见领袖”在舆论引导中的作用；有些领导把互联网作为政策宣讲平台，针对热点难点问题，解疑释惑、析事明理；有些领导将上网“潜水”、在线问询视为“微服私访”的新方式，积极开展网上探访、接访工作，认真对待网友反映的问题；还有一些领导密切跟踪网络新技术新应用的发展，率先借助博客、微博、微信等促进工作，成为网友热捧的“网络达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许多党政部门还对借网理政活动进行了制度化探索。比如，对于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上的留言回复工作，时下已有吉林、辽宁、四川、广西、安徽、河南等近20个省份下发了“红头文件”，明确规定必须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切实予以规范化办理。在大力开展网络问政中，许多地方政府和党政部门积极开设政务微博、政务微信，利用官微平台发布资讯、引导舆论、推动工作，并对如何规范信息发布、提高工作实效出台了明确规定。最近几年，不少地方政府设立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健全工作机制，成效显著。

纵观近十年来广大领导干部积极用网、借网理政的生动图景，一种政治新风扑面而至。作为广大领导干部治国理政的新平台，互联网为中国的政治生活注入了诸多新内涵，对政治生态产生的影响难以估量。而于其中，广大领导干部积极用网、借网理政的态度和能力可圈可点、令人欣喜，体现了一种深刻的清醒、高度的自觉，以及较强的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2010年11月17日，英国《金融时报》发表研究中国互联网的专家丽贝卡·麦金农（Rebecca MacKinnon）一篇题为《中国：巨大屏障》的文章，称中国共产党正在因势利导运用互联网，其“适应网络的成功程度超出了大多数西方观察家的想像”。不管怎么评说，事实已经表明，广大领导干部借网理政已超逾姿态性、象征性的试水阶段，走上了日趋常态化、普遍化的实质推进之途，中国的网络政治已渐入佳境。

三、网上参政议政助推政治社会化

◎互联网拉近了普通公众与决策高层的距离，激发了人们的政治参与意识和意见表达欲求，促使网上的参政议政活动空前活跃，助推中国政治日益社会化。

随着各级党政部门和领导干部借网理政蔚然成风，广大公众在互联网上参政议政的活动也空前活跃，网络政治不断拓展、官民互动普泛化的趋势日渐彰显。

2004年11月，温家宝总理根据网上信息，对建筑商拖欠农民工的工资问题做出批示，表明社会弱势群体的呼声通过网络传递得到了中央高层的重视。2005年全国“两会”期间，新华网策划了“总理记者招待会，你有何问题问总理？”活动，网友踊跃参与、争相发言，一连提出几百个问题，温总理一一浏览，并动情地告诉记者：“他们对国事的关心，深深感动了我。他们许多建议和意见是值得我和我们政府认真考虑的。”时至2006年全国“两会”，温总理在会见中外记者的开场白中说：“两会受到广大群众的关注……单是人民网、新华网、搜狐网、新浪网和央视国际网不完全统计，给政府提出的意见和针对总理本人提出的问题就多达几十万条。我从群众的意见中感受到大家对政府工作的期待和鞭策，也看到了一种信心和力量。”

从温家宝总理与网友的双向互动中，我们既可深切体会到中央高层对网络舆情的重视、对网上沟通形式的认可，又可强烈感受到广大公众表达诉求、参政议政的巨大热情，以及互联网对于推动政治社会化的强大作用。

实际上，广大领导干部借网理政的积极态度和公众通过网络参政议政的巨大热情恰如一个硬币的两面。公众的种种诉求对领导干部理政提出了相关命题，而领导干部的回应态度为公众诉求的满足、官民互动的实现提供了重要保证。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亲自与网友在线交流，无疑表明网上沟通和网络民意得到了国家最高决策者的充分尊重。各级党政干部高度重视网络舆情、积极借网理政，显然为广大公众参政议政营造了良好的话语环境。换个角度说，广大公众乐于通过互联网参政议政，无疑也是对广大领导干部积极态度的认同和回应。有观察人士曾经指出：“党的十六大以来，一些关系民生问题的重要方针政策的制定，一些关系百姓衣食住行的重要措施的出台，都曾通过网络广泛征集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许多重要事件，往往是通过网络在第一时间报道和反映，在网民的积极参与之下引起党和政府的重视，并最终得到解决”。 这显然说明广大官民之间的网上互动局面已全面铺开。

当然，在助推官民互动的过程中，互联网所起的作用居功至伟。 首 先，互联网为广大公众表达诉求、参政议政提供了成本最低、速度最快、 便捷高效的途径。 作为一种全新的政治沟通形式，互联网帮助人们绕过了各种烦琐的公文程序和有形无形的行政壁垒，促使普通公众可以直接与党政部门乃至决策最高层实现“零距离”沟通。不难看到，广大公众正是通过“民意直通车”、“直通中南海”、“我向总理报民生”、“对部委领导说”、“对书记省长说”、“地方领导留言板”、“××发展留言板”等网上平台，不断掀起一轮又一轮的参政议政热潮。时下，传统的“市长信箱”、“市长热线”正在逐渐向网上互动平台过渡。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微博、微信和各种社交类网站的兴起，人们已快速进入了“自媒体时代”、“社会化媒体时代”。微博、微信、即时通信工具和各种社交类网站更加方便了官民之间的沟通交流，为广大公众参与政治生活创造了更好条件，提供了更多路径。可以断言，信息科技的进步必然促使互联网成为民情上达官方、官意下传民间的最重要的渠道，促使网络表达成为参与性最强、最为大众化的话语方式，它必将不断推动官民之间的对话交流和良性互动，加快中国政治生活的社会化进程。

其次，互联网激发了广大公众的政治参与意识和意见表达欲求，催生 了民权理念和大众政治的勃兴。 由于网络传播极大地开阔了人们的政治视野和言论空间，丰富了人们的参与渠道和表达方式，加之网络表达的自由性、开放性、平等性、交互性在很大程度上活跃了民主政治的氛围，因而广大公众关注政治、评议政治、参与政治的意识骤然上升，自主意识、权利意识、民主意识普遍觉醒，要求参与政治生活、维护自身权利、追求公平正义的诉求日渐高涨。同时，网络应用的大众化使政治生活的参与者不再局限于社会精英，传统的精英政治因之逐渐演变为大众政治。近年来，许多网友热衷于讨论社会事务和公共话题，喜好指点江山、臧否时事，宣扬民主自由和民权理念，还有不少网友借助互联网从事各种维权活动，信奉“上访不如上网”，即是明证。完全可以说，当今的互联网已成为汇聚民意、民智，展现民主、民权的重要平台，成为广大网民论时事、谈问题、提建议、拉家常的民声场。正是在网络政治环境的促动下，公众参政议政的热情越来越高，介入政治事务的范围越来越广，由之引发的舆论事件越来越多，其对政治运作产生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最后，网上舆论对党政部门和领导干部编制政治议程、决策行政事 务，具有重要的干预力。 随着互联网对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的影响日益增深，网络舆论对公共事务和政府决策的干预力不断增强，网上民意对政府议程设置的影响越来越明显。从某种程度上说，广大网友已成为公共事务议程设置的又一主体。近年来，厦门、大连等地PX项目的流产，西安药家鑫案、云南李昌奎案、河南赵作海案等司法案件的改判，中央对各地强拆行为的叫停，等等，莫不说明网络舆论直接影响政府决策乃至司法工作。不难看到，征地拆迁、养老保险、房价物价调控、贫富差距、医疗改革、教育公平、社会保障、反腐倡廉等网上热点话题一直或显或隐地牵引着政府决策的方向，影响着政治议程的编制。由于互联网为匿名传播和舆论监督提供了诸多便利，且具有巨大杀伤力，故不少人士通常视其为民间反腐的曝光台，网络监督因而成为公众参政议政的重要内容。据媒体报道，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共受理各类信访举报35763件，其中网络举报24428件，占受理信访举报总数的68.3%。这显然昭示了互联网在推进官民互动、影响政治事务中的特殊作用。

在互联网的强力推动下，“草根”阶层与政治家们的距离明显拉近，公众意愿与官方意志日渐交融，许多原本看似简单、孤立的问题一经网友评议和辗转传播，便经常被沾染上浓厚的政治色彩，甚至成为广泛参与、万众瞩目的政治议题。正因如此，我们清楚地看到，在互联网这条民意汹涌的河道上，广大公众的参政议政之势波澜壮阔，滚滚向前，它深刻影响中国的政治生态发生了并仍在发生诸多变化，促使官民之间的政治协商和对话沟通日益社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