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身处热核毁灭威胁的时代，不免让人怀念那些较少采取严厉制裁措施的外交的时光，那时战争的危害是有限的，大灾难几乎无法想象。如此形势之下，也难怪实现和平成为关注焦点，对和平的需求被认为是实现和平的推动力。

但实现和平不像渴望和平那样简单。因为历史离不开复仇女神涅墨西斯的身影，她以另一种形式满足人类的愿望或过分实现人类的祈祷，从而将其击垮。回顾以往，那些看似最和平的日子却是最少寻求和平的时候，而人们似乎无休止地寻求和平的时候，反而始终无法获得安宁。每当和平——即避免战争——成为一个或数个大国的首要目标，国际体系就处在了国际社会中最霸道成员的摆布之下。当国际秩序认识到即使为了和平某些原则也不可让步时，至少还可能在实力均衡的基础上建立稳定局面。

因此稳定往往不是追求和平的结果，而是产生于一种普遍接受的合法性。这里的“合法性”不应与正义的概念混淆，它只是有关可行性安排的本质及外交政策上所容许的方法与目标的国际协定。它意味着该国际秩序框架被所有主要大国接受，至少一定程度上没有国家过于不满，没有像《凡尔赛和约》后的德国那样以激烈革命的外交政策来表示强烈不满。合法化的秩序并不能完全阻止冲突发生，但它限制了冲突的规模。战争仍会发生，但将以现行格局的名义展开，战后的和平会被认为是更好地体现了“合法化的”普遍共识。传统意义上的外交，即通过谈判协调分歧，只能在“合法化的”国际秩序下进行。

每当有一个大国认为在当下的国际秩序或使其合法化的方式中受到压制，该国与其他大国间的关系就会发生变革。此时，不单是在既定体系下调整差异的问题，而是体系本身的问题。差异调整虽然可能，但会被认为是最终摊牌前巩固地位的战术策略，或是挫折敌方士气的手段。当然，革命国家的动机很可能是防御性的，声称感到威胁时很可能是认真的。然而，革命国家的显著特征不是因为它感到威胁——威胁是由主权国家建立的国际关系中固有的性质——而是没有什么能消除这种不安。唯有绝对的安全——压制对手——才被认为是充足的保障，因此某个大国希望获得绝对安全意味着其他大国将感到绝对的不安全。

外交是一门控制权力使用的艺术，无法在如此的环境下施展。认为只要有“诚信”和“达成共识的意愿”，外交手段总能够解决国际纠纷的想法是错误的。因为处于变革的国际秩序中的每个大国都会被其他强国看做是恰恰缺乏这些品质。外交官仍会会面，却无法说服彼此，因为他们不再有共同语言。由于缺乏对什么是合理需求的共识，外交会议充斥着对基本立场枯燥乏味的重申、对背信弃义的谴责或“缺乏理智”和“颠覆破坏”的指控言辞，变成了一场场煞费苦心的舞台剧，意图将尚未表态的国家贴上某个对立体系的标签。

对于长期习惯于和平安宁又毫无灾难经历的国家来说，这将是艰难的一课。经过一段看似永久的稳定时期，它们几乎不可能相信革命的国家声称要摧毁现行的体系架构是认真的。因此现行体系的维护方一开始往往如此对待革命的国家，好像它的抗议只是策略层面上的，好像它实际上接受了现行的合法体系，而只是为了讨价还价才夸大了它的情况，好像只是因为心怀怨恨，想得到一些有限的安抚而已。那些及时对危险做出警告的人被认为是杞人忧天；建议随机应变的则被认为是稳妥理智的，因为他们占尽了所有充分的“理由”：他们的论据在现行框架下被视为有效。“绥靖主义”如果不是作为争取时间的手段，那就是因为无力对付无限制目的的政策。

但革命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它拥有坚持自己信念的勇气，愿意甚至迫切渴望将它的信念贯彻到底。因此，无论一个革命国家能取得其他怎样的成就，它也将产生侵蚀作用，即使不能改变国际秩序的合法性，至少会影响该秩序运行中的制约力量。稳定的秩序具有自发性的特征，革命局势的本质则是具备自我意识。在合法时期，责任原则是再理所应当不过的而从不被提及，因此该时期在后来者眼里似乎肤浅和自以为是；而在革命的局势下，原则却成为关注焦点，一直是人们的话题。成效甚微的努力很快就耗尽了其全部的意义，双方以同样的词语来援引各自有关合法性“真正”本质的版本也就很平常了。由于在革命的局势下，比起调解差异，竞争体系更在意破坏忠诚的行为，所以战争或军备竞赛就代替了外交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