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梅特涅是著名的奥地利政治家，但他在十三岁前从未到过奥地利，直到十七岁才开始在奥地利生活。梅特涅生于莱茵兰，曾在斯特拉斯堡和美因茨上学，在布鲁塞尔长大，当时他的父亲正在那里任低地国家总督，因此梅特涅接受了典型的十八世纪贵族教育。他既是世界主义者，也是理性主义者，使用法语比德语更在行。但无论梅特涅是多么典型的十八世纪贵族，他却没有追随贵族对法国大革命的乐观评价。在他看来，拿破仑战争似乎不像十八世纪的战争，那时的战争特点是目的明了，规模固定，不会影响职责义务的基础格局。他也不认为妥协能满足征服者的欲望，不相信通过让步可以使其节制，或者可以利用同盟来限制他。他在一八〇七年写道：“所有国家都犯了一个错误，认为与法国的协议具有和平的价值，却没有及时准备再战。一个革命的制度不可能带来和平，无论是对贵族宣战的罗伯斯庇尔还是对大国宣战的拿破仑。” 他确信各国团结一致的原则高于革命的原则，更加强了上述信念：“孤立的国家只不过是所谓的哲学家提出的抽象概念。在国际社会中每个国家都有利益……使它与其他国家联系起来。政治学的伟大原理来源于对所有国家真正利益的认识。保障生存符合普遍利益，而特殊利益只是次要的，虽然不安分和目光短浅的人认为追逐特殊利益是一种政治智慧……现代历史表明了团结和均势原则的实际应用……表明了为推动恢复共同法则，国家间团结一致努力反对一国霸权……那么利己的策略、空想和卑鄙猎取的策略将获得什么？”

但当一八〇一年梅特涅开始外交生涯时，国家间的团结一致似乎无法达成，因为“要想协调永久和明确的原则与一套实际采用时与之直接对立的行为体系，没有什么比这件事更困难的了” 。只剩下建立均势的任务，当然不是为了保障世界和平，而是为了实现尚可忍受的休战。梅特涅二十八岁时被委任为奥地利驻萨克森公使，他的首份外交报告提出了均势的概念，这一思想指导了他一生的政策：必须削弱法国的实力；奥地利和普鲁士应当忘记近来争夺西里西亚的战争。合作，而不是竞争，才是它们应当实行的政策。只有凭借以英国为后盾的强大中欧才能建立均势，因为绝对注重贸易的大国利益和完全内陆的大国利益是永远不可能形成竞争的。

但基于对实力考虑之上的均势是最难建立的，特别是在一个经历了长久和平之后的变革时期。对稳定的记忆使国家放慢节奏，往往在无为中寻求安全，误将无能认作没有受到挑衅。理性，或许还有协作能驯服征服者，总之要采取不可能构成道德威胁或者完全毁灭的策略。反对变革的联盟总是要经历一系列漫长的背叛和动乱最终才能形成，因为在敌人表露出来之前，代表合法性和现状的大国不会“知道”他们的敌人是不听“道理”的。而且在国际体系被推翻前，敌人也不会表露出来。

梅特涅在一八〇四年被派去与普鲁士交涉建立同盟时体会到了这点。他发现普鲁士王室将正当防御的准备工作认作明确的战争挑衅，认为采取一致行动会埋下世界厄运的种子。梅特涅几乎是其同代人中，唯一认识到普鲁士弱点的人。普鲁士仍沐浴在腓特烈大帝的光环之下，但在长久和平的岁月中失去了斗志。梅特涅以其古怪的风格写道：“有这样一群平庸的阴谋团体……因为对任何决定性行动的共同恐惧而聚集起来……没有人提醒国王，比起在柏林和波茨坦的平原，他的军队可以在战场上发挥更大的优势。腓特烈二世（大帝）死后，普鲁士疆土面积增加了两倍，但实际实力却在不断衰退。腓特烈·威廉三世统治着大面积领土，但绝不会与腓特烈二世使用同一种语言，腓特烈二世的首都森严壁垒，从来都是一座军营。”

因此建立均势不仅依靠实力，还必须有利用均势的决心。如果对法国的恐惧牵制了同盟行动，那么或许对俄国的恐惧可以促成建立同盟。梅特涅说：“我们只能在俄国战胜普鲁士，”并且开展外交活动使俄国部队压向普鲁士边境，向普鲁士发出了最后通牒——结盟还是开战。但普鲁士国王拒绝接受这一严重违背国家间“正常关系”的行为，并威胁要以武力反抗。战争得以避免的唯一原因是拿破仑部队穿越普鲁士一块领土地区的鲁莽行为使腓特烈·威廉义愤填膺，将怒气转移到了拿破仑身上，而拿破仑一心想成为主宰欧洲的征服者时都从未领教过这种怒气。一切都看似顺利。普鲁士派人到维也纳谈判同盟条约的最终安排，普军侧面攻击入侵波希米亚的法国军队，俄军正在横穿波兰。对拿破仑的决定性一击蓄势待发。

但在巨大机会面前，胆怯的人更可能表现出恐惧而不是勇敢。秘密外交的“规则”是，最大额度的议价应该在需求最大的时刻提出，再加上长达一个世纪不间断扩张的传统思维，两者一起导致了普鲁士延迟履行它的最终承诺。更愿意占据有形优势而不是无形利益，这就是平庸的本质。普鲁士选择在这么关键的时刻对威悉河一带的军事边境问题讨价还价，以“合理”条件敦促武装调停的建议，却换来对拿破仑背信弃义的再一次证明。 梅特涅关于均势、关于安全是基于国家关系而不是领土大小的倡议和努力成为徒劳，他徒然询问一个国家如何能够自己为自己调停。 但这不是一个逻辑问题。当普鲁士犹豫时，法军向南推进，在奥斯特利茨打败了奥地利和俄罗斯。

又到了这样的关头：有限战争的理论提议和平，而革命性争斗却是持续不断的现实。现在梅特涅的斗争转移到了他自己的政府内部。他坚持认为拿破仑看似无所不能，其实反映出来的是他对手的不团结，盟军军队数量加起来仍然比拿破仑军队数量多得多。他督促真诚地公开战败情况，这应成为再结联盟的道德基础。 但如果普鲁士利用危机来巩固自己的利益，奥地利则在危机中看到了削减其损失的机会，并协商单独媾和。同时，拿破仑军队展开对战普鲁士的部署，尚未要摧毁普鲁士，而是要通过合并汉诺威和使其与英国隔离来胁迫普鲁士成为同谋。俄军撤回波兰。梅特涅惊叹：“十万士兵打败了比它多五倍数量的部队。天赐在何处？上帝何时显灵？”他还说他有些绝望，但只有死亡才能抹灭所有希望，使他完全绝望。 难怪梅特涅一直推迟奥地利的承诺直至所有潜在同盟者都实现承诺，难怪他不相信基于承诺未来实现的忠诚声明，难怪他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才建立联盟关系，这令有些急切与奥地利合作的国家很恼火，但对于测试联合在道义上的牢固程度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