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多次严厉批评江青等人

1966年9月，毛泽东原住处丰泽园经过修理后，他与江青两人就分开居住了，毛泽东迁往中南海游泳池住地，江青却住在钓鱼台。

江青1938年与毛泽东结婚，在“文化大革命”中，曾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代理组长，解放军“文革小组”顾问。

由于江青骄横跋扈的种种表现和外界对她的反映，毛泽东对江青的不满越来越多。毛泽东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江青这个人，谁也跟她搞不到一起。”

江青对她身边工作人员的恶劣态度，也使毛泽东觉得难以忍受。他曾指着江青生气地说：“你就是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你是改不了的剥削阶级作风！”

曾担任毛泽东机要秘书兼生活秘书的张玉凤后来回忆说：

1970、1971年江青同主席见面的机会还多些，谈话时间也比较长。

1972年春，江青来主席处，主席发过几次脾气，还给我们规定了：没有他的同意，江青不能随便到他的住处来，来了要挡。这以后，主席即使有时同意江青来，有些情况也同过去不一样了，以往江青见主席的笑容不见了。

到了1973年，江青打电话要求见主席，主席总是推托，不见。江青要当面向主席反映什么情况是很难的，只有通过信件或请能见到主席的人把她的意见反映给主席。

毫无自知之明的江青，依然我行我素，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

1974年1月25日，在江青策动下，这天下午在北京召开有1万多人参加的党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务院各部门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她将矛头转向了周恩来。

大会一结束，江青就将大会的讲话录音进行修改复制，准备在全国各地播放。

张玉凤后来回忆说：

1974年1月25日在首都体育馆召开的中央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主席事先是不知道的。迟群、谢静宜在大会上的发言，主席也不知道。会后，王海容、唐闻生来主席处说起这次大会情况，主席很不满意，指示大会的录音不要发。我打电话给总理，总理说：有的省已经发了，不过我马上通知他们不放录音，没有发的就不发了。主席还让把大会的录音要

一套来，他要听。录音带要来后，主席始终没听。针对1月25日大会的问题，毛主席后来在游泳池专门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上，主席批评了江青擅自召开这次大会和到处送材料等。

对江青一再越过中央政治局擅自行动，毛泽东十分不满。2月6日，江青将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兼“革命委员会”主任迟群等反映“批林批孔”情况的材料转送毛泽东，并附信再次求见。毛泽东在信封上批示：

除少数外大都未看。近日体温升高两度，是一场大病！一切人不见，现在恢复中。你有事应找政治局。

这次“批林批孔”大会后，叶剑英在1月30日致信毛泽东，以“检讨”方式反映江青所作所为。

几天后，周恩来也向毛泽东反映有关情况，指出江青的错误。

毛泽东那些天正在高烧中，但他在2月15日给叶剑英复了一封不短的信：

剑英同志：此事甚大，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谢静宜）、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我的意见如此。

根据毛泽东意见，周恩来将毛泽东这封信印发在京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

江青看到后，找周恩来责问：“为什么要印发？为什么不给我看呢？”

周恩来平静地回答：“是主席叫我印发的。”说罢把毛泽东的批件交给江青。

江青看过批件，当时哑口无言。

16日下午，周恩来找迟群和时任毛泽东机要秘书与北京市市委书记的谢静宜谈话，明确地告诉他们：毛主席讲的“形而上学猖獗”，是批评江青的。

随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的批示。2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提出对“走后门”问题应该进行调查研究，确定政策，放到运动后期妥善处理。

迫于压力，江青不得不向毛泽东写出检讨，称：“我做蠢事，对不起主席！”“今后当努力学习，克服形而上学、片面性。”

在这以后，江青又不断提出见毛泽东的请求。3月20日，毛泽东再次致信江青：

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毛泽东的一次次批评，并没有使江青等人悔悟。他们表面上不得不认错，内心却更加仇视周恩来、叶剑英等人。

同年3月，中央政治局召集的一次会议上，时任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不指名地攻击周恩来。

在邓小平复出后的工作问题上，江青也同毛泽东的意见唱反调。

这年3月中旬，中央开始酝酿出席4月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人选，最初设想从外事部门选择一位部长率团出席会议。周恩来提议这件事先听听毛泽东的意见。

这次联大特别会议以研究原料和发展问题为主题，是联合国成立以来首次专门讨论国际经济关系问题的一次特别会议。讨论这个问题，反映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愿望。会前，已有许多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表示要出席会议，使这次会议的规格明显提高。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由谁代表不久前才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中国政府在会上阐明对当时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为举世所瞩目。

毛泽东选定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

那时毛泽东的身体很不好，一个月发两次烧，要恢复很困难，说话也不太清楚。3月20日，毛泽东通过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王海容转告周恩来：由邓小平担任团长好，但暂不要讲是我的意见，先由外交部写请示报告。

22日，外交部向周恩来送交了《关于参加特别联大的请示报告》，建议由邓小平任团长，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乔冠华、黄华为副团长。

在向中央政治局大部分成员通报后，周恩来于24日将报告送毛泽东审批，毛泽东圈阅同意。

可是，江青却在当天夜里把王海容等找到她的住地，对外交部的报告无端指责，强令他们收回报告，重新考虑团长人选。

江青如此反对邓小平出席这次联大特别会议，有着更深的用心。

那是在半年前，中共“十大”已向国内外宣布，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在很短时期内举行。在江青等人看来，邓小平和周恩来、叶剑英一样，是他们“组阁”、夺取国家最高权力的重要障碍。

3月25日夜，江青又连续给王海容打电话，逼外交部撤回报告；在遭到拒绝后，江青竟恼羞成怒，破口大骂。26日晚，江青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继续纠缠，声称她本人对邓小平出国一事持“保留意见”。

第二天，毛泽东提笔写信警告江青：

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

由于毛泽东出面干预，江青被迫停止了无理取闹。

3月31日，在邓小平主持下，制订出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方针、对策和讲话等文件。

4月2日，周恩来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些文件时，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托病缺席。

在会后，周恩来、邓小平联名于4日致信毛泽东，报告联大讲话稿的修改情况。毛泽东在信上批示：好，赞同。

那天，毛泽东还约周恩来、邓小平、乔冠华等见面，谈了出席联合国大会的要求。

为了表示邓小平这次出席联合国特别会议的重要性，6日，周恩来抱病前往机场，与数千名群众一起隆重欢送邓小平一行启程。

10日，邓小平在纽约联大特别会议上发言，全面系统地阐述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提出正确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原则和主张，引起世界各国普遍关注。邓小平也被外电称作是“周恩来总理的亲密同事”、“一向只对付最重大工作的第一流的老资格领导人”和“中国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邓小平在出国期间，周恩来继续承担着极为繁重的工作。本来，这年3月起周恩来的病情就已日趋严重了。

医疗组认为周恩来必须进行手术治疗，并制定了《检查治疗方案》，并向周恩来本人和负责医疗工作的叶剑英、汪东兴等作了汇报。

但在当时，江青等人不断发难，在政治风波迭起的形势下，邓小平不在国内，周恩来无法放心。他置病体不顾，继续超负荷地工作，坚持等候邓小平从国外归来，才在6月1日住进了医院。

周恩来住院后，6月中旬，江青又召集一班人马，以各种名义攻击周恩来。

这时，江青写信给毛泽东，汇报她在天津巡视时的见闻，包括当地开展“批林批孔”的情况，信中还说：“如果能多给我些天当然更好。”

毛泽东看过信后，对“批林批孔”未置一词，只是批示：

可以延长时间，做些调研工作，你太不懂群众生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