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开始起草反修文件

1962年11月起，一批“秀才”集中在钓鱼台8号楼开始工作，他们主要的工作是起草“反修”文件。

这个被毛泽东称为“秀才”小组的工作组，正担负起当时一个十分重要的工作。

早在1958年7月31日，赫鲁晓夫秘密来到北京。当天下午，毛泽东同赫鲁晓夫举行了第一次会谈，专谈“共同舰队”问题。

毛泽东说：“你们大使同我们谈话，谈了五次讲的都是共同舰队的问题，尤金还说你们建议搞共同舰队还可吸收越南参加，这个对不对？”

赫鲁晓夫说：“那是讲战争打起来的时候。”

毛泽东说：“战争时期那是另外一回事，尤金说的不是战争时期，而是说要搞共同舰队，就是要搞斯大林过去搞的那种合作社’。”

赫鲁晓夫辩解说：“尤金是个好同志，但是他听错了我的话，误解了我的意见，我也有责任，因为我谈的时候，可能没有交待清楚。”

赫鲁晓夫接着说：“中国同志说我们要把俄罗斯的民族主义搞到中国来，我听了很伤心，觉得中国同志不相信我们，对我们的政策了解不对，这触犯了我们的自尊心。”

毛泽东很生气地说：“是谁触犯了谁的自尊心？你们提出搞共同舰队，正是触犯了我们的自尊心。”

赫鲁晓夫激动地说：“我没有料想到你们会这样粗暴地理解我们。”

毛泽东说：“谁粗暴？是你派的代表尤金在北京向我们五次提出要搞共同舰队，否则就不给援助。”

赫鲁晓夫说：“苏联没有提过这个问题，并且永远不会提这个问题。”

毛泽东说：“永远不提了，那好，把你的话记下来，双方对这个问题的争论到此为止。”

8月1日至3日，毛泽东同赫鲁晓夫又举行了3次会谈，主要是就国际形势问题交换意见。

7月15日，美国出兵黎巴嫩，到这时已半个多月，登陆的美军有1.5万人。

在当时，毛泽东认为，美国的力量有限，困难甚多，登陆黎巴嫩引起全世界反对，这场斗争美国肯定要输。

毛泽东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对资本主义国家在力量对比上占有优势。

赫鲁晓夫没有表示异议，但他说：“现在西方主要是用原子武器进行威胁。”他详细地谈了核武器在战争中的威力作用。

毛泽东对此表示同意，认为赫鲁晓夫对他的看法作了很好的补充，他本人谈的主要是西方的弱点。

赫鲁晓夫谈到苏共决定不用参加战争的办法来支援中东人民的反美斗争，但采取举行军事演习的办法来警告美国，准备在伊朗、土耳其边境上演习，还和保加利亚搞联合演习。

毛泽东赞成不采取军事干预办法支持中东人民的反美斗争。毛泽东还谈到：“按照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相距20年的时间来计算，我们应当争取推迟第三次世界大战，从现在起，至少推迟七八年，有可能的话，要争取推迟10年、20年或者更长时间。我们一定要推迟它，努力推迟它，但同时要准备万一帝国主义发动世界战争怎么办。因为我们不是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他们怎样打算，我们说了不算。他们有没有战争狂人呢？肯定是有的，万一帝国主义发动战争怎么办？我们得有准备。”

实际上，在这次中苏会谈中，贯穿着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在这4天里，暴露了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会议以后，看到中国威信在上升，认为对他是一个“威胁”，于是采取步骤，试图控制中国。

赫鲁晓夫在建立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两个问题上遭到挫折后，仍然窥探机会，试图把中国纳入苏联的防御体系。

1958年8月，台海局势紧张，赫鲁晓夫于9月间特意邀请中国驻苏大使刘晓赴黑海海岸与他共度假期。

赫鲁晓夫对刘晓说：“苏联考虑采取具体步骤帮助中国制止美、台侵犯大陆的阴谋。”

赫鲁晓夫说，美、台的优势是在海上和空中，苏共中央经过研究，认为应加强台湾海峡地区的空军力量，使之对美、台海军起威慑作用，希望刘晓将这个建议转告中国政府。赫鲁晓夫这个建议，后被中国政府婉言谢绝。

10月4日，赫鲁晓夫离京回国。10月6日，他到海参崴发表演说，影射中国，说什么“中国像好斗公鸡那样热衷于战争，这是不明智的”。

10月31日，赫鲁晓夫回到莫斯科，又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不指名地攻击中国搞“冒险主义”，是“不战不和的托洛茨基”。他别有用心地说起在签订不列斯特和约时，托洛茨基发表左倾的反对意见，提出他臭名昭著的“既不战也不和”的口号。大家知道，德国帝国主义者就是利用托洛茨基的冒险政策来反对苏维埃国家的。

就这样，苏联在赫鲁晓夫的带领下，在修正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中央于1963年2月召开工作会议，总结前一时期的“反修斗争”，并提出下一阶段工作的方针和步骤。

就在这时，中央正式决定成立一个反修文件起草小组，直属中央政治局常委。

小组成员包括廖承志、伍修权、刘宁一、章汉夫、孔原、乔冠华、熊复、胡绳、许立群、姚溱、王力、范若愚等。胡乔木因为生病，没有参加这个写作小组。

起草小组从1962年11月起，住进钓鱼台8号楼实际负责起草工作的有熊复、赵毅敏、姚溱、王力和范若愚，乔冠华工作重点在外交部，同时参加8号楼写作班子的工作。其他小组成员，有的来参加一些会议，有的没有来过8号楼。除了小组成员，还先后调来几个年轻的助理工作人员，有贾一血、朱庭光、崔奇、刘克林、万光、陈思明。

1963年夏，来了两位大校范戈和钱抵千，后期还有孙轶青、薛真、王岳西、黄宗汉。大家习惯地把这个工作集体称为钓鱼台写作班子，8号楼则成为这个写作班子的代号。

钓鱼台写作班子，实际上是在邓小平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的。一般情况是，每篇文章或文件，先由写作小组的几位成员负责考虑大纲，由助手们起草初稿，然后开会集体讨论、修改，往往在8号楼这个范围内就要返工几次，修改几次，达到大家认可时，再送邓小平看。

邓小平主持书记处会议进行讨论修改，有时当场改好通过，由邓小平送给毛泽东和其他常委审阅，更多的时候是听取邓小平和参加书记处会议同志的意见后，再返回8号楼来改写或加工，再重新送审。

邓小平还常常亲自到8号楼来参加讨论，提出他对文章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