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审批援老文件

1963年春，几辆轿车驶入中南海“18所”的院门，负责生活服务的李维信立在楼门前，准备为刚刚到来的贵宾服务。

几辆车停稳后，中央一些部门领导走上前去欢迎。这时，从车上走下来几个老挝人，其中两个人就是老挝爱国战线主席苏发努冯亲王和老挝人民革命党总书记凯山·丰威汉。

老挝外宾下车后，和中方接待人员热情地寒暄了一阵，之后走进“18所”的楼内。

凯山等人这次来北京访问，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请中国派一个工作组去老挝调查研究。老挝不仅需要中国帮助他们修路，还希望帮助他们进行革命斗争。

老挝代表到来后，中方人员和其进行了会谈。中方许诺一定会尽自己所能去帮助老挝人民，但对于是否要派工作组到老挝，还需进一步研究。

到了这年秋天，周恩来看到桌上放着一份文件，那文件上有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的批示，上面写着“请总理审批”，他打开文件后，只见上面写道：

凯山希望我方派出较能掌握全面工作的同志到老挝去，主要是帮助老挝根据地的建设工作。其中包括政治、军事、经济、生产等，重点是项目。

老挝请求工作组的任务如下：

一、对老挝各方面情况进行调查研究，重点在建党、建军和根据地建设上。

二、向中央反映情况。

三、转达我中央对老挝的意见，再将老挝党的意见转述给我中央。

选调一名有根据地工作经验和掌握武装斗争、有战略思想的少将级干部担任组长，由军委调派出。

周恩来看完后，沉思了一会，他放下文件，漫步来到窗前。从玻璃窗望去，可以看到盛开的海棠树，如今正是海棠花盛开的时候。老挝的凯山再次提出请求，希望中国共产党对老挝的抗美救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进行帮助。

周恩来在房间里来回走动着，对于老挝的要求，他有些顾虑，是因为老挝和越南有种特别的关系。

在30年代，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的共产主义同属于印度支那共产党，党的领导绝大部分是越南人。在长期共同的革命斗争中，他们形成了一种特殊关系，老挝和柬埔寨受越南共产党的领导。

当时，老挝和柬埔寨必须服从河内的领导，而越南共产党也从未放弃在印支半岛建立印度支那联邦的设想。正是这个原因，越南既需要中国对整个印度支那革命事业做出巨大援助；另一方面，又担心老挝人民革命党、柬埔寨的共产党过多接受中国的援助。

周恩来是完全能够理解的凯山所处的难处。美国为了强化老挝的“特种战争”，派出飞机轰炸老挝解放区，造成了大量的平民的死亡，美国太嚣张了。

周恩来非常清楚，要帮助老挝，必须取得南越的信任，他曾经把援助老挝的想法和计划向越南共产党毫不保留地讲清楚了。

在此之前，中国驻越南特命全权大使朱其文乘专车来到了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

朱其文奉周恩来总理之命，向越南政府通报了老挝的请求中国政府援助的要求，并告诉他们中老两党协商的内容以及中方拟派一个工作组到桑怒的设想。

朱其文的到来消除了越南方面的疑虑，虽然一些人还是觉得中国直接援助老挝不合适，但多数越南领导接受了中国的主张。

那以后，周恩来长长了舒了口气。可他仍然有很多顾虑，他明白，中国援助工作组一旦进驻老挝，必然会同越南共产党产生新的矛盾，所以要慎重。

在抗美援老这一大的斗争目标下，如何正确处理和越南的关系，是个政策性极强又必须有高度灵活性的复杂问题。

如今，派谁去老挝合适呢？周恩来在房间里踱着步子想着，他从窗前踱回桌案前，坐下来继续思考，他把合适的人选都想了一边，又互相作了比较。

这时，他忽然想到老挝所提出来的要求：选调一名有根据地工作经验和掌握武装斗争、有战略思想的少将级干部担任组长……

解放军现在有少将上千名，他们都具有根据地工作经验和掌握武装斗争的能力，可是“有战略思想”这一条却很重要。

周恩来独自说道：“没有战略思想，就不可能处理好中越关系啊！”

周恩来向桌子前靠了靠，他拿起一支毛笔，在墨盒里蘸了一些墨汁，在文件上写起来。他已经下定决心要派工作组到老挝了，没时间再犹豫了，但具体人选，还是要多听听其他人的意见再做决定。

周恩来在文件卷首上写道：

拟同意报告所提意见。送刘、邓、贺、修权同志审阅退外交部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