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新型科研机构:为创新而生
调整科技资源在全国的布局
纵观世界,发达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中,形成了“研究机构—大学—企业研发组织”三位一体的科技体系。三位一体的科技体系,符合工业化、现代化的要求,符合科技发展的内在规律,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结晶。
美国通过高强度科技投入与高收入、高福利社会环境,吸引全球人才为其服务,建立了目前世界上最具效率的三位一体科技体系。在二战后的冷战格局下,德日两国重建了三位一体科技体系,再次站到了科技与经济强国的行列。在三位一体科技体系中,公共财政资助的研究机构体现政府意志,专门从事对国家发展具有基础性、前瞻性、战略性的研发工作;大学兼有教育与研究职能,以健康、自由、宽容的科学氛围鼓励个体求索与创新;企业研发组织则按投资人的要求,着力把知识、技术变为具体商品,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这三者互为依托,缺一不可,而知识、人员、资本等要素在三者间的流转,是实现协同效能、创造社会价值的前提。
发达国家率先进入后工业时代与信息时代,而中国还在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上奔跑。那么,中国的研究机构应当采取什么样的运行发展模式?有人说,我们应当照搬美国大学那样的超级豪华研发模式;有人说,我们应当是政府包揽一切的事业单位。其实,发达国家的研究机构具有与中国的研究机构不一样的社会职能,采取不一样的运行发展模式。反之,如果中国的研究机构过早地效仿发达国家研究机构的运行发展模式,必然会失去在中国社会中的存在价值。中国科学院做过深入调研,发现如果从中国国情出发,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中国转变发展方式的历史阶段,我们应继承中国老一辈科技工作者的光荣传统,做国家、社会、人民要求我们做的事情,不但做眼前的急迫的事情,而且做长远的基础的事情。研究所应保持研发活动的多样性,保持创新能力的持续性,保持研发链条的完整性,保持竞争中的公共性,关注科技产出的社会价值体现。”
十年前,中国科学院为了顺应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调整科技资源在全国的布局,探索科研体制改革,党组决定在东南沿海一带启动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厦门城市环境研究所、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生研究所这5个新院所的筹建工作,它们是中科院队列中年轻、充满激情活力的成员,是区域创新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新生力量。于是,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简称“先进院”)应运而生。
先进院,为创新而生,是国家创新战略实施的举措,是国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产物,是中科院与地方政府在转变发展方式、建设区域创新体系中共同的抉择。为了种好科技体制创新的“试验田”,在先进院发展过程中,中科院和地方政府不断地给资源、给政策、给指导,帮助它顺利驶入“快车道”。
经过十年的发展,先进院被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中科院原院长路甬祥评价为“新型科研机构的引领者”,很好地做到了“让当地政府满意、让企业满意、让人民群众满意”,获得了国内外科技界的认可,展现了新型科研机构改革创新的特色和活力。
先进院是新型科研机构的引领者
2016年3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原院长路甬祥院士在北京接受了本人采访,他回顾了先进院成立的背景和原因,肯定了先进院在过去十年里取得的可喜成绩。他表示,先进院很好地做到了“让当地政府满意、让企业满意、让人民群众满意”,获得了国内外科技界的认可,展现了新型科研机构改革创新的特色和活力。
“中国科学院是国家科学技术方面最高学术机构和全国自然科学与高新技术综合研究发展中心。”路甬祥介绍,中国科学院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到2006年初时应该重新考虑调整,因为前一段的改革主要是重新整理队伍,重新凝练目标,是以精简为主的,到2006年则应该考虑调整结构。一个是空间结构不能过度地集中在北京、上海,要跟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相契合,也就是说,要在经济发展速度很快、科技需求很旺、产业创新很快的地区设立研究机构,进行创新链方面的衔接,把中科院的基础性、前瞻性的研究成果和研究力量,跟企业的创新力量结合成一体,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动力,这是空间结构调整。另一个是创新链条结构的调整,中科院也应该除了关注基础的、前沿的、单向性的技术探索和研究,或者科学技术的探索和研究,跟少数战略性的产品,比如航空、航天这些系统集成创新,此外,还要关注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比如医疗仪器和高端制造业。
“基于这两点,我们要去适应经济社会对科技创新的需求,要改变长期遗留下来的中国科技资源跟经济社会发展空间上不协调,创新链条上不完整或者是不衔接的状态。”路甬祥回忆道,“我们希望新建一批研究所,不按学科来建,而是根据需求,根据创新的战略方向、目标来建设。”以关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导向,中科院考虑在深圳建一个研究所,最初考虑建一个集成技术研究所。为什么是“集成”呢?是因为集成创新不够,希望集成创新把机电、电子、计算机、软件等能够集成起来,为深圳的高新技术产业服务,提供技术支撑。后来又琢磨“集成”这个名字太窄,目标还是要做得更先进、更高端。于是,就决定用“先进技术”。起初说是“研究所”,后来为了有更好的发展空间,决定用“院”。“院”可以有几块,对未来发展更好些,最后就用“先进技术研究院”为名。因为深圳毗邻港澳,香港方面也有积极性,尤其是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很积极要来参与,于是中国科学院、深圳市人民政府、香港中文大学三家共建先进技术研究院。
随着路甬祥的回忆,先进院的定位和领导班子的选择过程再次被还原。当时,中科院领导觉得研究所所长也要找认同新理念的人来承担,于是就找到了樊建平——他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当了比较长时间的副所长,香港中文大学则推荐了徐扬生,他是机器人领域的知名专家。还要有一个党委书记,就找了白建原。当时,对新所的班子成员,要求年龄方面不要太老,一般就找40多岁,有足够的时间,精力上也能充分投入,要有激情,有闯劲,有创新精神。现在看来,这些选择基本都是正确的,否则就不会有今天的发展。当时对新所立了一个检验标准,不是发表多少论文,也不是出多少个院士,而是要做到“三满意、一认可”,即“当地政府满意,当地企业满意,当地人民群众满意”,还有要获得国际国内科技界的认可。“三满意、一认可”,看上去这个标准好像很空洞,但实际是很实在的,也就是说,新所的定位在科技上要符合科技界在这个领域的前沿和价值,另外在社会价值上,新所的存在要能支持地方经济的发展,否则它就做不到“三满意、一认可”。如今看起来,先进院很好地实现了这个目标,因为深圳市几任市委书记和市长都把先进院作为新型科研机构的引领者,至少是引领者之一。
深圳需要“四不像”科研机构
2006年1月,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深圳市委书记李鸿忠的发言在全国引起较大反响,“深圳的4个90%”第一次在政府文件里正式提出——90%以上的研发机构,90%研发人员都在企业,90%研发经费来自企业,90%专利是由企业申请。这一举措令世人瞩目。科技资源匮乏的深圳,通过政府的政策引导,依托经济特区的集聚优势,企业自主创新已渐成气候。
那年春天,深圳市与中科院达成共建先进院的共识,当时主管科技的常务副市长刘应力诚恳地告诉中科院领导,对于深圳来说,多一个亿元企业少一个亿元企业无碍大局,目前最需要的是面向产业技术发展的研究所,最需要它们向企业提供科技支撑与服务。深圳过去几年曾大力扶持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的发展,尤其是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四不像”的特征备受关注:既是大学又不完全像大学,文化不同;既是科研院所又不完全像科研院所,内容不同;既是企业又不完全像企业,目标不同;既是事业单位又不完全像事业单位,机制不同。此种模式也曾引起中科院领导的兴趣,能否在深圳也办一所“四不像”的科研机构?此前的科研机构多数是事业单位,管理采取的都是行政模式,真正结合实际市场应用的还不够。久而久之,科技创新与市场就相互脱轨。作为“四不像”的新型科研机构,一方面要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同时又要自身向市场“找饭吃”。在现实条件下,机构和企业的合作、科技和产业的结合终于水到渠成。
先进院,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注入了创新的基因。它既不能走中科院其他科研院所的老路,又不能仅以发表学术论文、取得科技成果奖项作为考核标准,它需要在它周围集聚一批企业,形成产业群,需要对企业源源不断地输入科研成果和科技人才,需要解决企业科研活动中遇到的共性技术难题。创新,成为它的使命。
香港中文大学参与先进院筹建
综观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海归史,以钱学森、邓稼先为代表的留学生冲破阻力回归祖国,创造了“两弹一星”的辉煌。“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23名获得者中,有21名为海归。与此同时,还有一大批从苏联和东欧留学回来的学者,主要在国外学习工程技术和实用科学,回国之后都成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建设新中国的中坚力量。
香港在1997年回归后,积累了一大批世界级的科学家,他们具有在世界一流实验室和科研机构工作的经历,部分优秀者已具备世界级研究水平。“打破香港和内地的鸿沟,允许香港的科学家服务内地,培养人才将有效地帮助双方走出困境,整合资源,实现双赢”——香港中文大学徐扬生教授提出的这个建议,得到路甬祥的赞同和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的大力支持。当时中科院副院长施尔畏担任与各地方政府、各新建所筹建班子统筹协调的总负责人,并按照中科院党组的要求亲力亲为,领导落实各项具体工作;作为国际知名经济学家,刘遵义站在国家的层面,大力推动科研体制创新,积极为先进院筹款,全方位支持先进院的建设和发展;杨纲凯是国际著名的物理学家,当时任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也关心和积极推动共建工作。在大国崛起的时代背景下,新一代学者、科学家以同样的赤子情怀,在“中国科学院”旗帜的召唤下,聚集在深圳这样一块创新、创业热土上,用智慧和汗水共同建设先进院这个国家级新型科研机构。
短短十年间,“SIAT”(Shenzhen Institutes of Advanced Techn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在国际科技舞台上声名鹊起,《自然》《科学》等世界顶级学术期刊上出现越来越多署名“SIAT”的学术论文。深圳人则越来越多地享受着从SIAT输出的科技成果,悄然改变生活——先进院在机器人、低成本健康、高端医疗影像、大数据、脑科学、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产生了大批科研成果。在这里工作的科研人员中,有500余人次入选包括国家、中科院、广东省和深圳市的各类人才计划;截至目前,在院创新团队累计19支,其中,广东省团队9支,列广东省第一位;深圳市孔雀团队7支,列深圳市第一位;中科院团队3支。先进院还是中组部批准的广东省科研领域唯一入选“千人计划基地”和“万人计划基地”的单位。
新型科研机构横空出世
“科技是国之利器,国家赖之以强,企业赖之以赢,人民生活赖之以好。中国要强,中国人民生活要好,必须有强大科技。”2016年5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吹响了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角,科技创新在国人心目中被提升到了最为重要的地位。
那么,科技创新应该怎么进行?新型科研机构的创新活动应如何高效开展?如今,迫切需要在中国寻找一个创新的样本,寻找一个新型科研机构的实践者,看看应如何从事创新工作,探索创新的事业与国家的繁荣有着怎样的关系,与普通人生活有怎样的关系。这个探索将为我国未来科研体制创新提供一定示范作用。于是,先进院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因为它恰恰是被国际同行认可、地方政府珍爱与企业信赖的新型科研机构。
先进院的科技工作者,行事作风严谨低调,不喜张扬或浮夸。长达九个月的采访过程,其实是取信于人、真诚交流的过程。在先进院院长樊建平,党委书记、副院长白建原,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副院长吕建成,副院长许建国、汤晓鸥、郑海荣、冯伟,院长助理毕亚雷,以及高锋、冯春等人的帮助下,尤其是丁宁宁一直陪同采访并准备了大量翔实的背景资料,本人才得以走进这个低调、神秘而又非同寻常的群体,并聆听他们的心声。他们有着博士甚至院士的头衔和光环,也有着心怀苍生造福民生的大愿,他们的科研工作似乎距离我们很遥远,但我们日常生活又与他们的科研成果息息相关。
在本书中,先进院院长樊建平所率领的团队将首次系统解密先进院的成长基因:这个国家级新型科研平台是如何在三方共建的大背景下吸引科研人才,又是如何发展成国际顶级科研人才高地?有“人才伯乐”美誉的樊建平,是如何识人、用人,又如何凝聚高端人才,积极探索科研体制创新?他们的探索将揭示新时代科研机构建设的黄金规律,也将重申先进院下一步进军源头创新的目标以及科研管理体制改革对大国崛起的重要意义。
本书从人物故事入手,延伸到科研成果展示,再到科研体制创新的介绍,希望多角度、全方位剖析先进院这个国家级新型科研机构的优秀基因。
第一章介绍了郑海荣、刘新、蔡林涛、须成忠、王立平、潘浩波、袁海等科技工作者的故事,既有他们到先进院前的感情纠结,又有到先进院后的艰苦奋斗。他们的心路历程其实就是一部科技工作者的新奋斗史。
第二章介绍了先进院在机器人、新能源新材料、低成本健康、医疗影像、大数据、智慧城市和肿瘤治疗等领域的兵团式攻坚,展现一大批先进的科研成果,使读者有机会了解到生活中的种种便利如何来自科研人员的智慧和努力,比如,颇有深圳地方特色的“回南天”的精准预报、深圳街头随处可见的方便市民等车的公交电子站牌都是大数据的便民应用,读者还有机会了解各种新型抗癌药物研发进度,可以了解机器人如何帮助医生做手术或如何让截瘫病人站立行走。
第三章和第四章论述科技创新从哪里开始和应该如何持续,主要从吸引人才、建设平台、强调服务、科教融合、配置科技资源、产业对接与资本运作等方面探讨。
第五章介绍先进院积极探索理事会制度及其“工业研究院”的定位,介绍育成中心、外溢机构、创客学院等创新做法,同时,对比国际一流科研机构,从科研机构与政府关系、科研机构与市场关系等,多角度论述科研院所体制创新的可能性与着力点,为我国科研体制创新提供积极借鉴。
第六章介绍在世界科技发展和深圳城市发展的大背景下,先进院的历史定位,以及它的创新实践对于我国科研体制改革创新有何重要意义。本章还将介绍先进院对未来产业的布局,读者可以从中了解医疗器械、脑科学、合成生物学等领域的科技发展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强烈地感受科技的独特魅力,感受未来的迷人气息。
其实,先进院并不是建设新型科研机构的唯一模式,在这里写出他们的故事,是希望读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近年来,祖国大地上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一批新型科研机构,它们逐渐成为我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生力军。
创新,为人类带来的是福祉,为国家带来的是繁荣。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创新改变着世界的容颜,也是国家之间较量的利器。科学的诞生,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崭新力量。它是一种思维方式,是一种应用方法,是一种观念,是一种可以不断积累、自我纠错的知识工具。基于科学引发的创新广泛而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生活,树立起一座座里程碑。当科学登上历史的舞台,人的创造力开始成为推动经济繁荣和国家强盛的核心要素,创新以及创新的精神,如同找到了生命的基石,得以成长,得以强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