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勃生机：企业改革从放权让利到全面承包 郑明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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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 探索出路 第1章 邓小平提出企业要改革

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给大家鼓劲：“干好了，闯出条路子；干不好，我做检查。”

李先念说“哪些事情应由中央和地方部门管，哪些应由企业自己做主，还需要认真调查研究。”

田纪云笑着对国家财政部的同志说：“水涨船高，发大财的还是国家嘛！”

1978年，这是在新中国历史上非常关键的一年，此时，在神州大地上的各行各业，都在渴望着一个字，那就是“变”。

而已经在共和国历史上，存在了20多年的国有企业，对“变”的呼声更高。

原来，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起，经过3年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以及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7年，我国初步建立了以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

这种高度集权式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建立，在很多方面借鉴了苏联的经验，然而更主要的，它是从解放初期我们所面临的严峻的政治经济形势出发的。

在当时，这种经济体制的建立，对于集中全国有限的财力、物力，迅速恢复凋敝的国民经济，抑制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的局面，应付抗美援朝的巨大开支，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同时，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一体制的建立，也是最大限度地积累资金，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最有效的方法。

我国正是在这一时期，完成了统一财经，以及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等任务，并通过粮食的统购统销等措施，顺利地展开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为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然而，随着经济建设的不断扩展，这种体制的问题和弊端就日益暴露出来了。

在这种经济体制下，全国的经济活动都纳入中央的计划，人、财、物和产、供、销都由中央各有关部门统管，地方和企业几乎没有任何自主权，这既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又助长了严重的官僚主义。

此后，虽然国家又对经济体制改革进行过几次尝试，但大都是在“放权”与“收权”的范围内打圈子，要么由中央管，要么由地方管，要么双重管，最终形成一种“一统就死，一死就叫，一叫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又统”的恶性循环，生产力的发展依然受到极大限制。

1975年，邓小平复出后，开始主持中央工作。在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的支持和帮助下，邓小平抓住时机，大刀阔斧地开始对各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

在此次整顿中，围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中心，邓小平明确提出：

要对企业在责任制等体制方面的问题进行整顿，进行改革。

经过全党上下的共同努力，这次整顿对于发展生产力，促进经济建设，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实际成为后来的全面改革的先导。

邓小平在整顿中提出的要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要实行对外开放等思想以及一系列的相应措施，成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和实行改革开放的一次预演和尝试。

1976年以后，我们党开始逐步着手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了。在此情况下，党中央也开始了对改革开放方针的探索和酝酿。

1978年9月，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的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

要勇敢地改革一切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不适应经济基础要求的上层建筑。为了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应该改革计划体制、财政体制、物资体制、企业管理体制和内外贸体制，建立起现代化的经济组织、科研组织、教育组织和管理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