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西南富田事变

江西富田，省苏维埃所在地。

1930年12月12日深夜。浓浓的夜色笼罩着这个静谧的小镇。几名衣着单薄的红军战士在一座木头房子四周巡视，机警地注视着四周的动静。雪亮的刺刀在黑暗中内烁着冷冷的光芒。

夜愈来愈深，朦胧的睡意渐渐爬到战士们的身上，疲倦之极的战士都靠在墙上，慢慢地闭上了干涩的眼皮。

突然，草丛中一下子冒出几十个人，用枪指住毫无警觉的守卫战士，解除了他们的武装。

原来，这批人是红二十军直属队的战士，由红二十军第一七四团政委刘敌、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率领，前来营救被当作反革命AB团而关押的江西行委成员段良弼、李白芳等人的。

释放了段良弼、李白芳等所谓的“AB团”分子后，刘敌、谢汉昌一不作二不休，又率人冲向省苏维埃政府成员的住处，欲扣押全体苏维埃成员，但一无所获。省苏主席曾山、总前委秘书长古柏闻警而动，得以逃脱。

这就是当时震惊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富田事变”。

公允地说，富田事变的发生决非偶然，它是赣西南苏区反AB团过程中各种错误积累的恶果。

事情的起源，还得追溯到这年2月召开的吉安县陂头村联席会议。

赣南地区，在中共赣南特委的领导下，到1929年底，革命根据地已迅速发展到兴国、于都、宁都等县的广大农村，其它各县的农村的游击战争也日趋活跃，党员人数由三千多人发展到八千多人，赣西南红军第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纵队以及赣东、永丰、宁都、南丰等县的游击队相继宣告成立。

在赣西地区，1929年10月成立了红军独立第五团，同月，延福地区的赣西南红军第三纵队也扩编为江西红军独立第三团，其它各地的红色武装也得到了发展。到11月诞生了临时赣西苏维埃政府。在1930年2月，正式成立了赣西苏维埃政府。

然而在此期间，赣西南的革命斗争因敌人的进攻，也遭受了一些挫折和困难。首先是江西红军第二、四团在兴国作战失利，被迫转移到了赣东，接着是第三团在延福地区屡遭湘敌鲁涤平部围剿，损失惨重。而同时，敌人又派遣特务到根据地进行破坏，妄图颠覆新生的红色政权。地主豪绅也纷纷组织守望队、难民团等反动组织向根据地进攻。光吉安一县，就有守望队200，吉水有100，安福有90，泰和80。在敌人内外夹攻下，根据地的形势一下子严峻起来，赣西南党组织的一部分人产生了严重的悲观情绪。他们迟迟不进行土地革命，在土地分配中又错误地主张以劳动力和耕地能力为标准进行分配；反对将赣西、湘赣边界党的两特委合并组成根据地的党的统一领导机关；反对成立赣西南的主力部队--红军第六军。于是，赣西南的革命形势陷入了低迷的泥潭之中。

也正在这时，红四军前委率红军大部队返回赣西南，不久红五军亦到达赣西，遂于1930年2月7日召开了由红四军前委，赣西赣南特委、五、六军军委参加的联席会议，以解决赣西南眼前革命斗争中出现的许多具体问题。

联席会议共开了四天，到会代表40人。在这次会议及随后举行的赣南工作会议上，代表们分析了以江西为中心的闽、粤、浙、赣、湘五省武装斗争的形势，讨论了扩大红色区域，深入土地革命、发展工农武装等问题，部署了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计划。为了统一领导，成立了总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书记，毛泽东、曾山、刘少奇、朱德、潘心源五人为常委。

总的来看，“二·七会议”和赣南会议加强了党对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领导，作出了许多正确决议，为中央苏区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但前委作出的“反地主富”的左倾色彩的号召却使根据地的肃反工作复杂化、过激化，导致了大批冤假错案的出现。

2月16日，前委在左倾路线的指导下，用“唯成份论”的观点机械分析了赣西南地区革命形势的低迷状况之后指出：

赣西南党内有一严重危机，即地主富农充塞党的各级指导机关，党的政策完全是机会主义的政策，若不彻底肃清，不但不能执行党的伟大的政治任务，而且革命根本要失败。

联席会议呼吁：

党内革命同志起来，打倒机会主义的政治领导，开除地主富农出党，使党迅速地布尔什维克化！

要完成党的任务必须彻底肃清党内机会主义、取消主义，开除党内的地主富农。

以此为契机，反地主富农的斗争在赣西南如火如荼地展开。各地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肃反委员会，开始了大规模地清除根据地内的反革命。

本来，在根据地内开展肃反运动，对巩固红色政权，更有力地进行武装斗争，是正确和必须的。然而，历史的辩证法总是呈现出：良好的动机，并不一定带来美满的结局。真理与谬误的距离，也往往只有一步之遥。

由于“左”倾错误的指导，加之肃反初期缺乏经验，主持肃反者往往由于个人的性格、素质等原因，将反地主富农的党内分歧与肃清反革命联系起来。许多为根据地的创建立下了汗马功劳的优秀共产党员因此被逮捕、错杀。

当时，就在总前委发出“反对地主富农”的号召后不久，莲花县、永新县先后报告现反革命的“AB团”组织。“唯成份论”的信奉者们立刻得出了一个结论：“AB团”大部分是地富分子，地富分子必然是AB团的成员。

于是，富农出身的共产党员便因此而受到清洗，成为苏区肃反扩大化的牺牲品。

AB团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AB团，英文是“AntBalshevik”意思是“反布尔什维克”。它是1926年北伐战争时由蒋介石授意建立的一个右派组织。其总部设在江西南昌。当时，江西有许多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因为无知或受骗加入了AB团。AB团的主要活动区域限于江西，曾进行了一系列反动活动。但该组织在1927年革命群众发动的“四·一二”暴动后便不复存在，其首领四处逃窜，作鸟兽散了。这样，作为组织的AB团在江西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遣憾的是，由于中共党内对此情况不甚明了，加之国民党内各派之间又以AB之名相互攻击，致使中共党内误认为AB团不但依然存在，而且混入了苏区的各级机关，从而开展以打AB团为中心的肃反运动，造成了历史的大冤案。

1930年6月25日，赣西南特委印发《反改组派、AB团宣传大纲》，指出：

AB团是江西豪绅地主的封建组织，是江西地主的集合场。

AB团最近借军阀淫威用烧杀政策威胁群众守望队，指使工农杀工农；或潜伏在赤色区域内破坏工人农民的苏维埃政府，破坏分田，带动反动军队捕杀工人农民革命同志，企图推翻革命。

特委要求各级组织，如果发现群众中有动摇表现不好的分子，赤色政权须对之进行严格审查，如有嫌疑应立即交苏维埃政府。为了肃清红旗下的奸细，必须实行赤色恐怖。

就这样，以抓AB团为中心的肃反运动，首先在赣西南的苏维埃政府中展开。

很快，肃AB团取得了“重大收获”。1930年7月22日，江西省巡视员刘作抚在给中央的综合报告中指出了一个惊人的情况：AB团、改组派、富农地主，这几种反革命在政权里发现有，永新破获改组派组织，兴国、永丰、吉安地区、安福西南区都有AB团的组织，尤其是吉安地区AB团有二千余人，自首者七八百人。

这位党的特派巡视员还认真地分析道：“AB团和改组派多为富农和小商人，如西区永丰兴国地主富农斗争不深入，所以有AB团的组织在我们的组织里面破获出来，这些地方的破获大都是从富农斗争中破获的。”因此，“要肃清这些反动组织也只有加紧反富农地主的斗争。”

赣西南特委机关开展肃反时，发现在团特委发行科工作的朱家浩工作比较消极，表现不太好。肃反委员对他产生了怀疑，便将他逮捕，施以严刑。受苦不过的朱家浩被迫编造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情况：红旗社、列宁青年社、赣西南政府，都有AB团的小组织。其总团长是谢兆元。

肃反委员会立即将谢兆元及其“手下”拿获，严加拷打。经过几夜突击审问，肃反委员会获得几纸招供，并进而判定：AB团已遍布江西全省，并有向全国发展之势。其组织系统十分严密而完整：全国总团部--各省团部--各地总团部--县团部--区团部--支部--小组；各团部之下设秘书科、军事科、组织科、暗杀科、交通科、审查科、经济科。

对于这份关于AB团的近乎天方夜谭的夸大的报告和赣西南肃出那么多的AB团分子、地主富农的情况，总前委没有表示什么疑义，并将这一报告上报中央并附信指出：

近来赣西南党员出现非常严重的危机，全党完全是富农领导。党团两特委机关、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红军学校，发现大批AB团分子，各级指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AB团富农所充塞。如果不肃清富农领导，不肃清AB团，赣西南党不来一番根本改造，决不能挽救这一危机。目前总前委正计划这一工作。

在审阅了这份报告后，中共中央长江局代表也认为，在赣西南党团的最高机关西南两特委、西南苏府直至支部与赤卫队、红军、红色邮局，充满了AB团。

于是，肃AB团的运动愈演愈烈……

9月24日，赣西南特委继赣西南东路行动委员会于9月16日发布《为肃清AB团告革命群众书》之后，又发布了《紧急通知--动员党员群众彻底肃清AB团》。

在该通知中，特委制定了彻底肃清AB团的具体办法：

1、扩大宣传，把AB团欺骗工农的阴谋告诉群众，使每个群众知道去设法注意防范；

2、举行轰轰烈烈的反AB团群众大会，造成一种反AB团的浓厚空气；

3、组织侦探队，侦察行迹可疑人员；

4、在日常斗争中，注意观察群众的行动以便破获AB团的组织；

5、对于捕获的AB团组织，必须软硬兼施，严刑拷打，使之供出全部AB团组织，以彻底消灭；

6、注意群众的谈话，以便从中寻出AB团的珠丝蚂迹；

7、检查私人信件，如发现可疑时必须提出追问；

8、对时常邀人去茶楼酒馆或偏僻地方谈话的同志或群众，必须严加注意。

至于AB团分子的处理，特委指出：富农、小资产阶级以上和流氓地痞的AB团杀无赦；工农分子加入AB团有历史地位，而活动能力较强的杀无赦；被威迫新加入的工农分子而无能力者，准其自新并予以教育。

这份类似反AB团性质的文件无疑给赣西南的肃反运动添加了浓厚的血腥味，更为肃反过程中的逼供信、简单推理、酷审滥杀大开了方便之门。

一场原本动机纯正的肃反运动走向了它的反面。这是当时的人们所始料不及的。

1930年10月，地方上的肃反蔓延至红军队伍中。

当时，红一方面军部分指战员，对不打下武汉撤退长沙，特别是从吉安退出表示不满。本来，这只是战士思想认识上的错误，但总前委却认为，红军队伍中暗藏着“羡慕都市生活，积极响应会师武汉”的AB团组织。为此，红军各军成立了肃反委员会，师、团、营、连、排各级均设肃反小组，开始了红军内部的肃反。在短短几十天中，就杀了几十个所谓的AB团的“总团长”，抓了四千多AB团成员。

随着肃反规模和范围的迅速扩大，不但富农地主出身的优秀共产党员惨遭不幸，就是党内路线的分歧者亦被当作AB团或改组派而逮捕、杀害。

1930年11月，红一方面军攻取吉安，在翻阅敌军司令存放的文件时，偶然发现了一张由东固--兴国苏区的一个地主签名的收条。这个地主的儿子，便是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赫赫有名的共产党员李文林。

总前委的几位负责人便开始怀疑李文林及其父亲与AB团有关系，说李本人极有可能是AB团的重要首领。

总前委的怀疑并非毫无理由。这个理由除了李父的收条外，还有以李文林为代表的江西省行委与总前委之间的路线之争。

原来，从1930年6日起，以“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及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来“争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冒险计划为特征的立三“左”倾路线开始向全党推行。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总前委从实际出发，在攻打长沙受挫后，不再盲目地执行中央关于攻打南昌、九江等大城市的计划，而是攻打吉安，使苏区联成一片。正是由于没有执行中央的指示，当时毛泽东等人多次受到了中央的批评。

而在此期间，赣西南特委的李文林、段良弼等到上海参加了中央的一些会议，却全盘接受了立三路线的错误主张。

回到赣西南后，李文林根据中央的意见，于8月5日召开了“二全会议”，着手向立三路线转变。在这次会议上，撤销了特委书记刘士奇的职务，并认为总前委“先打吉安，后打九江，要断送中国革命高潮。”

10月下旬，为打破敌人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总前委先后召开了峡江会议和罗坊会议，布署作战计划。李文林以江西省行委书记的身份出席了这两次会议。会上，李文林等人对“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表示反对，主张执行李立三中央“进攻南昌、九江，会师武汉”的“左”倾指示。

11月底，总前委决定在江西省行委机关打AB团。先是李文林作为AB团重大嫌疑犯被抓。接着，一些与李文林有工作关系的人被扣，残刑拷打，严加审问，屈打成招。这些人胡乱供出了江西行委中的“AB团”分子：赣西南团特委书记、省行委常委段良弼、省行委秘书长李白芳、省苏维埃军事部长金万邦、省苏维埃财政部长周冕、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

先入为主的总前委不加思索地相信了这些口供，立刻写信给江西省委，命令他们“迅速捕捉李白芳等并严搜赣西南的反革命线索，给予全部扑灭。”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亦奉命率一个连的士兵到江西省苏维埃所在地富田，帮助江西省行委肃反。

12月7日，李韶九到达富田，立刻逮捕了段良弼、李白芳、金万邦、周冕、谢汉昌、刘万清、任心时、马铭等人，逼问行委机关和红二十军中的“AB团分子。”

谢汉昌受刑不过，胡乱供出红二十军一七四团政委刘敌是AB团分子。于是，李韶九率一个排的红军押着谢汉昌前往红二十军所在地东固，与军长刘铁超、政委曾炳春研究和如何将红二十军的AB团一网打尽。

刘敌接到军部通知后，率一七四团一个营返回东固，迎面碰上了李韶九。

因为是同乡，李韶九开口便说：“刘敌，你很危险啊。”

刘敌莫名其妙，不知发生了什么事，问道：“我有什么危险！”“哼，很多人都供出你是AB团。”

刘敌笑了，问道：“你看我像不像AB团？”

“我也不相信，但现在有人供你。”李韶九说得振振有词。

刘敌知道李韶九是个心术不正的人，怕他借抓AB团搞什么阴谋。何况，单凭一句口供便丢脑袋的事，刘敌见多了，他可不愿作一个冤死鬼。于是，刘敌便设计脱身，逃回了驻地。

回去后，刘敌立刻和营长张兴、政委梁学贻集合部队，包围军部，活捉军长刘铁超，释放了谢汉昌。李韶九侥幸逃脱，军政委曾炳春躲回家乡。

当晚，刘敌、谢汉昌率人冲到富田，释放了在押的段良弼、李白芳等人，这就是前面提到的“富田事变。”

富田事变震惊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前委迅速作出反应，将之定性为AB团里应外合的公开的反革命叛变，“叛逆的原形完全现出来了。”总前委以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很快起草了一份六言格式的讨逆宣言，号召革命战士和群众对AB团分子作坚决的斗争。

段谢齐李诸逆，叛变起于富田，赶走曾山主席，扣留中央委员，反对工农红军，反夺分田分地……AB取消两派，乌龟王八相联……

在此之后，段良弼、谢汉昌、刘敌等把红二十军拉过赣江，在永新、莲花、安福、芬陵一带打游击，便脱离了红军总前委的领导。为了企图分裂总前委，他们还伪造了毛泽东的笔迹，假造毛泽东给古柏的信，并故意将此信送给彭德怀同志。信的全文如下：

古柏同志，据目前各方形势的转变，及某方来信，我们的计划要赶快地实现，我们决定捕杀军队CP和地主CP，同时并进，并于捕杀后，即以我们的布置出去，仅限三日内将赣西南及省行委任务完成，于拷问段、李、王等中坚干部时，须特别勒令招出朱、彭、黄（公略）、滕（代远）系红军中AB团的主犯，并已与某方白军接洽等罪状，送来我处，以便早日捕杀。迅速完成我们的计划。此信要十分秘密，除曾（山）、李（韶九）、陈（正人）三人，任何人不准告知。毛泽东。

幸亏该信为彭德怀识破，才避免了红军内部的大分裂。对此，彭后来作了回顾。现摘录如下：

……1930年12年中旬×日夜半，三军团前委秘书长周高潮，突然送来毛泽东亲笔写给古柏（毛泽东秘书）的一封信，（毛字另成体，别人很难学）。信中大意是：要在审讯AB团（反革命组织）中，逼供出彭德怀也是AB团，我们的事情就好办了。另有近万字的告同志和群众书，我现在还记得头一句是“党内大难到了！×××叛变投敌”，一大串所谓罪状，其内容大量是右倾机会主义哪，投降路线哪。我边看边对周高潮说：“送信的人呢？”他说：“在外面。”我说：“是一个什么人哪？”他说：“是一个普通农民青年。”我说：“请他进来。”

我看了信和传单，还未见周进来。我想这封信送给我，其目的在分裂一、三军团，拉三军团拥护行动委员会。看样子不只送给我一个人，还可能送给黄公略等同志。如果真的送给了他们，这是一个最大的阴谋，处理稍一不慎，也可能产生一个最大的不幸！当时在我的脑中回想着毛泽东同志建设工农革命军，建设井冈山根据地、传达“六大”决议、争取袁王联盟、严肃批评乱杀两个群众的事；关于当时不应该留五军守井冈山的自我批评；特别是古田会议决议，这一切都是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政治家风度。这封信是伪造的，这是分裂红军、分裂党的险恶阴谋。

经过半小时，周才来说：“送信人走了，追也追不到了。”我说：“送信人真走了吗？”他说是的。我想，这样重大的事件，不派重要人来进行商谈，而派这样一个普通送信人员。既不要回信，又不要收条，这才怪呢！更证明是阴谋。如果有人把敌人阴谋信以为真，可能造出无可补偿的损失。周在桌上拿起伪造信看着，我问：“你看怎样？”周答：“为什么这样阴险呀！”我说：“明天九点召开紧急前委会议讨论这件事，除前委同志外，团长、政委、主任、参谋长都参加。”周说：“已经两点了，是今天九点吧？”我说：“是今天九点。”周立时把滕代远、袁国平、邓萍同志请来，把信给他们看了，说明这信是阴谋，他们一致同意这看法。代远说：“好危险呵！这是一个大阴谋。”我们和总前委相距有六七十里，请示来不及，怕发生意外事变，我当即写了一个不到200字的宣言，大意是：富田事变是反革命性质的；打倒毛××，拥护朱彭黄，这就是阴谋分裂红军，破坏粉碎白军进攻的计划：一、三军团在总前委领导之下团结一致，拥护毛泽东同志，拥护总前委领导。代远叫我：“吃饭哪！”我说：“还有几个字没完。”把宣言给他们看了，他们都同意我的看法。

一会儿，开会的人到齐了，我把那封伪造信和告党员及民众书，先给到会人看，读给他们听，又把昨晚送信的情况，同滕、袁、邓谈了，决定把三军团的宣言和那封假信派一个班送到黄陂总前委去。此事交给邓萍办了。我和代远、国平到会场开会，要我先讲。我说：富田事变是反革命的暴动，伪造信件，陷害同志，企图分裂一、三军团，破坏总前委粉碎白军进攻的计划，公开宣传打倒毛××，拥护朱、彭、黄，这不是党内路线争论，而是反革命的行为，是AB团的阴谋毒计。省行委是AB团统治的，其中有立三路线者同它结成同盟。……

我还说了毛泽东在传达“六大”决议时的认真态度和由瑞金到雩都间，对有人错误地杀了两个群众的严肃批评。讲了这些话以后，到会同志的情绪转变过来了，把愤怒转到对富田事变，通过了宣言：反对反革命的富田事变，打倒AB团；拥护前总委，拥护行政委；一、三军团团结一致粉碎国民党进攻。通过这件事，提高了部队的思想觉悟。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国民党负责“围剿”中央苏区的总指挥张辉瓒，得知富田事变的消息后，欣喜若狂，认为红军内部发生了分裂，正是进攻的好机会，遂大举进犯根据地。结果，红军设伏于龙岗，全歼冒进的张辉瓒部，活捉了张辉瓒。敌人对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遂告瓦解。

然而，在当时以项英为首的苏区中央局对富田事变却有着不同于总前委的看法。

项英，湖北武昌人，原名项德隆。1921年12月在武汉组织工人俱乐部，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在湖北、上海等地从事工人运动，1923年至1928年先后当选为中共第三至第六届中央委员，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委员。1928年春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1929年2月任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同年11月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为中共早期重要的工人运动领袖、资深共产党人。1930年8月，他调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12月份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不久作为中央的代表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

苏区中央局刚成立的第二天，即1931年1月16日，发布了《苏区中央局通告第二号--对富田事变的决议》。决议认为“江西省行委中之段良弼、李白芳及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等均系AB团要犯”，富田事变是“分裂革命势力、分裂红军的反党行为”，因此将段良弼、谢汉昌、李白芳等人开除党籍。

但决议对富田事变的定性不同于总前委，认为这一事变不是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而只是党内路线分歧的扩大化反映。

为防止类似的事件重新出现，决议强调要纠正过去反取消派和AB团斗争中的缺点和错误，其中包括：

第一，非群众路线的肃反作法，又使出现了“许多地方由红军或上级机关代打，群众站在一边没有参加，于是使一般不明白的党员以及群众认为是一种派别的斗争。”

第二，盲动没有标准，没有分清AB团的成份，没有从各方面考察，只有逼供打的办法，结果赤色恐怖不是群众造成的对反动派的恐怖，而是肃反机关造成的对群众的恐怖。

决议还指出，对于那些工作积极、观点正确的人，就是有人鼓动他，也不能随便打。如果真有嫌疑，可另调工作来考察他；而对于党内的重要领导人，必须作谨慎地处理，不能说抓就抓，说杀就杀。

2月19日，苏区中央局又发出《纠正各级党部执行中央局决议的错误》的第十一号《通告》，再一次重申了对富田事变的处理意见。《通告》指出：

中央局根据过去赣西南党的斗争历史和党的组织基础以及富田事变的客观行动事实，不能得出一个唯心的结论，肯定说富田事变即是AB团取消派的暴动，更不能用事实去证明领导富田事变的全部人纯粹是AB团取消派，或者说他们是自觉的与AB团取消派即公开联合战线来反党反革命。

对于参加富田事变的其余的人，苏区中央局强调，只要承认参加富田事变的错误，绝对服从党的决议等条件之下，应允许他们重新回到革命队伍中来，而不能一律以反革命罪名加以处决。

为此，项英特责成红二十军政委曾炳春立刻到河西苏区去把红二十军带回河东来，和赣西特委负责人一起开会解决相互的间矛盾。

由于苏区中央局对富田事变冷静而正确的处理，各地放松了反AB的斗争，人人自危的状况有所改观。

然而，平静只是暂时的。

1931年4月中旬，中央政治局派遣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苏区，以解决苏区中央局和总前委在处理富田事变上的严重分歧。

在此之前，中央政治局在《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中，早就对该事件作了定性：AB团领导的与立三路线的一部分拥护者所参加的反革命暴动。所以，中央代表团的使命就是贯彻这一精神。

一到中央苏区，中央代表团就着手大规模的肃反工作。参加富田事变的人被重新逮捕，严加审问。同时，为更好地进行肃反，撤销了原有的各级肃反委员会，改设政治保卫处。

于是，在这种极“左”的形势下，打AB团的冤假错案进一步蔓延和升级。

1931年7月，原在河西坚持游击战争的红二十军奉命返回河东的于都县坪头寨，尚未来得及休息，便被解除了武装。从军长肖大鹏、政委曾炳春到副排长以上的干部统统被逮捕，其中绝大部分被无情处决。红二十军解散，分别并入一、三军团。

原江西省委书记、赣西南红军和根据地创始人之一的李文林自然是厄运难逃。1931年7月以混入肃反机关、陷害共产党员的罪名被再次拘捕，在受尽同志的折磨之后于1932年5月被处决。

一个月后，赣西南根据地的另一名重要的创始人，李文林的战友加同乡，赣西南政府委员段起凤亦被枪杀。

在这一事件中含冤致死的还有一大批赣西南根据地及红军的创始人：

省行委常委、赣西行委书记王怀，他1927年3月就曾领导永新群众反击AB团的反共暴动，被誉为赣西南“反AB团的第一人”；

赣南红军的创始人、红二十军军长肖大鹏，为创建赣西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

红二十军政委曾炳春，曾被我党誉为“对于党非常忠实、能吃苦耐劳接受党的指示努力工作”的“赣西南的群众领袖”、“赣西红军的开山祖师”；

赣西南行委书记丛允中，组织领导过赣南农民暴动；

红四团的第一任政委金万邦，领导了著名的桥头暴动，创建过赣南第一支地方红军--红十五纵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