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奇迹的解释1
从1978年到2008年，中国经济以9.7%的速度高速增长了30年，国内生产总值从占全世界GDP总量的1%提升了6%，贸易额在全球贸易中几乎为零上升了9%。30年中，我们不仅使2.5亿人口摆脱了贫困，解决了13亿人的温饱问题，也使人均GDP224美元，提高到了2008年的3200美元。30年中，我们形成了有一定竞争力的完善的工业体系，科技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从1978年的4%提高到了目前的40%，一般公路里程、高速公路、铁路运输速度、电力网络、互联信息网、移动通信等等，都与1978年不可同日而语。特别需要提出的是，这30年中，我们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相比，是相当显著和成功的，被世界发展研究领域称之为“发展的中国奇迹”。世界许多发展研究人员曾经对中国的发展抱有悲观态度，因为他们认为中国的体制和条件对经济发展不利。那么，中国为什么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发展成就呢？
我认为，被西方一些学者认为对发展不利的适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在30年间，从阶级斗争为中心到一心一意搞建设，使中国的现代化步入了坚定不移和势不回头的轨道，政治更替和社会环境稳定、资源宜于集中、推进发展效率较高的政治体制，实际上是30年高速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和体制保障。而从仅讲集体主义和无私丰献到发挥个人积极性及承认个人物质利益；从一大二公的国有制、城镇集体所有制和农村人民公社制度，到农村推行联产承包制，城乡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从资源高度集中分配的计划经济体制到确立资源配置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高了劳动者和企业，以及其他各个方面创业、创新、投资和经营的各级性，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而30年的开放，则使我们从封闭落后，到学习国外先进的科学和管理知识，引进大量的外资，引进、吸收、消化和再创新国外的技术，大大提升了中国家电、汽车、通讯、钢铁等等许多产业的技术工艺水平，并且，对外贸易使中国数亿过剩的劳动力劣势被转化为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这些都强劲地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其中的原由，只有长期亲自经历中国发展和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才能体会。这里我们用三个研究分报告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论述。
《中国向何处去》研究报告之二--政治转型、适度集中和稳定与中国的经济增长
周天勇
摘要：学术界曾经的主流观点认为，经济快速的发展需要经济上的市场化与政治上较快民主化，政治集中和政府强力推动的经济发展，对于经济增长的是有害的。然而，战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快速市场化，在政治上快速民主化，绝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发展并不成功。即使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经济发展在其结构转型期间，也实行了经济上的市场化和政治上的适度集中搭配模式。特别是中国经济上快速市场化与政治上适度集中和政府强有力推动经济发展的体制模式获得了发展的中国奇迹。本文拟就中国政治转型与适度集中和强有力的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体制，以及稳定和政治和社会环境，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阐述，供大家讨论。
关键词：政治转型 政治适度集中 经济发展 现代化
从前一个研究报告中我们看到，1949年建国后的30年，不论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或者与同期的一些发展中国家比较，还是就中国人均GDP和GDP总量在国家上的地位来讲，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基本上是不成功的。究其原因，就是革命胜利并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彻底从一个革命的党转向执政的党，整个国家的中心任务和工作没有从阶级斗争转向发展经济。意识形态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社会设想的教条理解，使我们在个人参与创造财富方面，提倡无私丰献和革命精神来工作和劳动；资源配置方式上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所有制上消灭个体和私营经济，实行一大二公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体制。从1978年以来，我们陆续进行了确立发展经济中心工作、承认个人物质利益、建立市场机制和调整所有制结构四个方面的调整和经济改革，极大地调动了社会创业、投资、经营的动力和活力，解放了生产力。并且，政治上的适度集中，保证了党和国家对发展经济的规划、资源动员和集中能力、促使地方政府间竞赛和提高了与政府有关的经济活动的效率。政治转型和政治适度集中，从一个方面强有力地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了30年。
一、从政治斗争为主转向经济建设为中心
建国以来，在左的思潮的影响下，讲成本核算，讲质量，讲提高效益，推进科技进步，发展生产力，都被批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将增加居民收入，改善人民生活条件，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往往看成是享乐主义，不艰苦奋斗，是搞修正主义。虽然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前作为革命党，搞无产阶级斗争，夺取了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建国后多年，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仍然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仍然是革命和阶级斗争。将贫穷和落后看成是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属性，而将富裕和生产力发达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和修正主义的内容。
1978年中国的思想和理论界，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认为不能从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出发，倡导思想要从“两个凡是”（当时的领导人华国锋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如果不从这样的思维定式中解放出来，实际上不可能进行思想、路线、方针和政策方面的拨乱反正。）中解放出来，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将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从频繁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转向了一心一意发展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从1978年开始，中国共产党才从革命党，搞政治运动的党，逐步地转向了执政的党，发展经济和真正推进国家现代化的党。
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清楚的是，党的工作中心一定要从过去几乎三十年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即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和发展。从那时起，中国共产党本身实际上也就开始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搞穷过渡，最为迫切的是要将国力搞上去。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历史过程，我们所处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这样一个阶段中，其目标和中心任务是，在建国一百年时，把中国建设一个中等发达的现代化的国家，使人民过上富裕的生活。如果政治方面，不从革命的党的转向执政的党，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不从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向发展经济和实现现代化，中国现代化的真正起步是根本不可能的。
确定务实的发展目标和战略。我们曾经在1978年前的三十年中，确立过不可能实现的赶美超英的冒进目标，钢铁产量大跃进过，粮食生产亩产和总产也放过许多“卫星”，结果是大起大落，欲速则更不达，几次定的在某某年实现现代化的计划多次落空，发展远远落在发达国家，甚至落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后面。当时邓小平同志在分析了国际战略格局后，认为发展与和平是世界各国的两大主体，局部动荡可能存在，但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不可能暴发。我们有一个安心发展的机遇期。按照上述目标和这样一个判断，邓小平同志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即人均GDP到1990年时翻一番，到2000年时再翻一番，初步进入小康社会，到2050年建国一百年时，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赶上中等发展国家的发展水平。这是一个抛弃空想的实实在在的计划，是一个务实的并且能够完成的战略目标。在国力虚弱和人民贫穷的情况下抵御战争，这样的落后状态只能挨打；国家经济发展的强盛，才是谋取和平的基础。因此，不论是于人民生活的幸福考虑，还是出于国家的安全，我们都要一心一意谋发展，把国家实力搞上去，把人民生活搞上去。
团结一心向前看，尊重知识和重视教育。在大的目标和战略确定之后，中国共产党人，一是凝聚人心，实现社会的和解。建国以来，我们在建设社会政治生态方面最深刻的教训是：一个社会，如果内部不断地搞斗争，它必将会走向衰落，甚至灭亡；而相互包容，和谐相处，同舟共济，万众一心，它才能走向繁荣和富强。党在有关的历史决议中诚肯地认识在左的思想的干扰下和“以阶级斗争为纲”路线的误导下，建国后三十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一些错误；承认对许多公民心灵上造成的伤害，对冤假错案进行了平反；给50余万人摘去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取消了几十年“地富反坏”的称谓，给以他们以正常的公民待遇；让200多万在文化大革命中从城市被下放到农村的医疗卫生等人员回城工作和生活；特别是取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制度，1000余万从城市到农村劳动的青年又返回城市参加高考、招工工作，或者允许进行个体经营；形成公民意识，逐步淡化和取消了政治上的阶级成份论；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发展民族自治制度，保护信教群众的宗教信仰自由。二是尊重知识，把科学技术上升为推动发展的第一生产力。取消了知识分子“臭老九”的排行，专业人员担任科学技术单位领导，调整了知识分子发明创造的分配政策；进行科研院所的改革，促进产学研一体化的进程。三是重视教育，为国家的发展培养大量的人才。小学、中学、中专和高等教育，恢复了高等教育考试制度，为公平进入学校学习建立了录取制度，并且从大中专学校由文化水平低，甚至无知识的人员领导和讲学，走上了正规化教育的道路；学习外文和国外的先进知识和技术，不再是学习封资修和里通外国。回想起来，中国共产党人在文化大革命的劫后余生中，在当时给整个中华民族开创了一个全民族积极进取和奋斗的全新的局面。我想当时中国共产党人纠正错误的诚挚和勇气，对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责任心，谋求发展的坚定信念，艰巨和卓越的工作都不应当被我们所忘记。
1978年改革开放的转折，对于中国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和及其领导的政府，从一个天天讲革命和斗争的党和政府，转向了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的，不再频繁地搞政治运动瞎折腾的党和政府，从而真正开始了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起步。
二、意识形态：从无私丰献到物质利益
中国共产党在确定经济为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后。清算了以“无私丰献”搞经济建设的左的空想意识，承认了个人的物质利益。对于创造财富的激励机制，从精神鼓励为主到物质利益推动。任何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源于它的人民和国家投资、创业、创新、管理和劳动等方面的动力。这些动力来自于精神的作用，还是来自于物质利益的源泉，包括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私与公、民营与国有、效率与公平等关系，一直是经济学界，乃至哲学界，长期争论且似乎永恒的命题。建国后的三十年，按照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社会，特别是共产主义社会的设计，我们在意识形态和对公民行为的要求上，强化革命精神方面的教育和鼓励，淡化物质利益对公民劳动等行为的刺激；强调集体主义精神，反对个人主义的观念；重视国家和大集体利益，弱化小单位和家庭利益；弘扬对社会、国家、单位和集体的无私奉献，限制对个人利益的合理计较；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城市试图取消八级工资制，农村出工计时而不计劳动效果，缩小和抑制因技能和体能形成的多得和分配差别，尽可能进行平均分配。但是，这样的观念、要求落实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在城市的工厂和农村的生产队，劳动者由于分配，多劳与少劳一个样，干好与干不好一样，出工不出力，并且对工作不负责任，劳动的效率较低和质量较差；企业没有降低成本、增加利润和减少亏损的积极性，没有技术进步的积极性，没有改进产品质量和性能的积极性。整个国民经济投资和生产的效率很低，质量很差，浪费很大，没有良性发展的动力和活力。
当然，人人生活有保障，经济分配上公平，共同富裕，是我们追求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的社会。但是，我们建国后的三十年混淆了这样一些非常重要的前提、原则和条件，需要将其搞清楚：1、社会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特别是共产主义社会，必须建立在生产力极其发达，物质资料极大丰富的基础之上，否则，只能是越穷越想公平，越公平结果会越穷。2、经济领域，要讲效率，讲技能和体能，要讲差别，要讲物质利益，要有利益刺激；社会人际关系等领域，应当讲公平和平等，讲互助，讲奉献，讲集体主义和国家大局。3、创业、投资、经营、劳动、管理等等，要讲效率，要讲能力，要承认结果和按结果分配的差别；而养老、医疗、教育等等，要少讲差别，强调公平。4、分清国家与个人和企业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责任，个人和企业主要负责创业和创新，以创造财富为主，国家的主要负责一部分财富的集中和再分配，以实现公平为主。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由于我们在创造财富的领域，承认和尊重了个体、企业之间能力的差别，承认了由于能力差别和创造财富结果而形成的利益差别，农村破除了集体出工、计时分配的大锅饭，实行联产承包，城市职工劳动计件和计效分配，企业利改税并且经营管理与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和职工的分配挂钩，科技人员按照创新成果进行分配，这些经济领域的尊重物质利益差别前提下的体制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劳动者、科技人员、经营管理者创业、创新、投资、经营、管理的积极性，使中国三十年的经济发展，获得了最基础的动力，整个社会充满了创造财富的活力。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浙江、江苏等地由于发展个体工商户和中小企业多，中等收入的人多，因失业而贫困的人少，与国内其他一些地区相比，经济发展在充满动力和活力的基础上，更是获得了初次分配领域的公平。
现在中国在意识形态方面，更为强调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它包括承认个人的财产权利和发展市场经济，公有制和非公有制共同发展，劳动、资本和技术等等生产要素参与创造财富和分配财富。同时，中国共产党江泽民总书记在建党80周年时强调，“必须看到，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过去，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比较肤浅、简单。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现在，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要全面和深刻得多了。我们对社会未来发展的方向可以做出科学上的预见，但未来的事情具体如何发展，应该由未来的实践去回答。我们要坚持正确的前进方向，但不可能也不必要去对遥远的未来作具体的设想和描绘。以往的经验教训已充分说明，这样做很容易陷入不切实际的空想。大家都应该深刻认识这个道理。”（《江泽民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1年7月1日，新华社。）这段话的含义是非常深刻的，其想要说明的就是，中国共产党是务实的，其任务是目前中国的生产力能不能得到发展，中国自己的人民生活水平能不能提高，中国作为一个世界上的国家能不能强盛，而不会对一个在较长时间内不可能实现的不着边际的空想的目标，浪费很多的精力和物力去投入和追求。
三、党和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优势
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并不是说放弃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领导，而是在强有力的政治领导下，推进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推进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许多研究机构对中国党和政府主导经济发展提出过异议，认为既然是向市场经济转型，党和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就不能过多。但是，中国1978年以来30年经济发展的成功，除了党政分开，政府不再直接管理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外，党和政府在一些方面还是起着主导经济发展的作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一）发展和现代化的规划及执行能力
中国共产党和各级政府对经济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如长期发展战略和中期的五年规划，作为各级政府和各个部门必须完成的法定任务，也是它们的行动纲领。1978年以来，从1981年开始到2010年，中国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七五”、“八五”、“九五”、“十五”、“十一五”等五个五年规划，各省、地（市）、县（市）政府，以及开发区也相应制定各自的发展规划，提出本地区的发展目标和任务，指导本地区的发展。这些中央层面的规划，先由党中央提出制定某个五年发展规划的建议，再由国务院根据党的建议，形成政府制定的五年发展规划，交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进行修改通过后，作为法定性的必须由国务院各部门和各地方政府执行的法定性文件。而各地方，也先由各自的党委提出五年发展规划的建议，再由各级政府根据建议制定发展规划，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讨论修改通过，作为本地必须执行的法定性文件。而国务院各部门，以及地方各级政府的各部门，同样也根据本级政府的五年发展规划，制定本部门的工作计划，加以落实。而各个大中小城市和城镇，则还根据各自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制定城市发展建设规划，以及交通发展等部门规划，因涉及到全国性的生产力布局，交通体系布置，以及征用土地，需要由上一级政府有关部门审核后，报上一级政府批准。
上述经济和社会五年发展规划，城市和城镇建设规划，还有交通发展规划，电网、通信网、互联网、输油管网等发展规划，一旦其发展的目标和任务形成法定文件，便成为各级政府及其政府各部门的行动纲领。一部分财政资源围绕着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和城市及城镇建设规划按重点和比例进行分配；土地资源按照城市或城镇规划按时间进行征用、分配和建设；其中的产业，住宅、公益设施，交通体系等等，按照规划进行招商，或者由政府进行投资建设。一些重大的基础设施项目和产业项目，由政府重点扶持和督促进行建设直到投入运营。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对国家的经济工作负有领导责任。理解3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不能忽视中国的政治体制，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与政府的相互关系。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育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中国共产党强化了自身的宏观决策地位，在提供发展战略方面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始终掌握着经济工作的主动权。党提出的发展战略建议，在内容上既包含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规划，也包括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战略步骤、战略重点和战略举措。党的这些发展战略和规划建议，包括各部门党组的发展规划建议，先是征求党内外各界的意见，再集中作为党对政府工作的建议，尔后成为政府制定发展战略规划的指导性文件，再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讨论、修改和通过，形成政府和各部门行动的纲领。实际上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推进现代化的意图，通过法定程序来得以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发展的各个时期提出的发展战略的建议，包括邓小平同志经济社会发展从1981年到2020年人均GDP翻两番，到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展国家的发展水平，以及后来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在2020年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等等发展的战略性宏图，凝聚了各方面的智慧和力量，明确了国家前进的方向，对于政府及各部门制定规划，形成措施进行实施，动员全体人民投身于现代化建设事业，为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而奋斗，起到了巨大的鼓舞和导向作用，从而对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巨大的引导作用。（周天勇等著：《中国行政体制改革三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和格致出版社2008年11月版。）
（二）动员和集中资源的能力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目前城市和交通等建设的征地拆迁等体制下，中国各级政府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有着较强的动员和集中资源的能力。资源动员能力，是指政府动员所有可以利用的人力和物力资源，以实现社会公众所追求的共同目标的能力。资源分配能力，是指政府通过一定的方式合理地分配社会价值的能力。对于后发型现代化国家来说，政府的资源动员能力和分配能力十分重要。因为在这样的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还不是很高，人们抵御各种自然灾害侵袭的能力还十分有限，如果政府不主动承担起资源动员和分配的责任，而纯粹由市场去发挥作用，那么，由此造成的后果将是十分严重的。值得指出的是，由于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原因，中国政府对资源的动员和分配受其他因素的影响较小，因而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政府往往能表现出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和分配能力，维护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保证经济的健康平稳发展。那么，中国共产党和其领导的政府，在那些方面具有动员和集中资源推进现代化的能力呢？
有较强的分配和集中土地资源的能力，用以建设企业、住宅、交通、电网等等基础设施，从而较快地推进中国发展的城市化、工业化和信息化。中国农村的土地为集体所有，农民虽然对耕地有承包权，但是，中国有关的土地法及其土地管理部门制定的土地法实施细则中规定，政府在建设需要时，可以以土地三年平均收入的6到10倍的补偿强制征用农民的土地。（后来这样的补偿标准有所提高。）这样的体制，为中国各级政府推进城市化，包括推进交通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的现代化，提供了大量而又低成本的土地资源。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经济、社会、生活等建设项目，从农村征用了1亿多亩耕地，就是保守按每亩10万元计算，高达10多万亿人民币，但由于征地补偿太低，加上层层扣留，补偿到农民手中的，不到7000亿。（周天勇：《良心与责任》，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年7月版。）而城镇土地为国有，政府建设规划对一些土地有很强的再分配能力，对原土地使用者的补偿有时不到位，有时政府还可以通过土地的再分配，获得土地的级差收益。如有的工厂在城市中心搬往城市的边远地区，其原来所使用的土地价格较高，而城市边远地区的土地价格较低，政府用其价差收益来支付搬迁安置成本，并还有盈余。进入21世纪以来，省级以下政府从土地拍卖中获得的收入占其政府实际收入的很大比重，东部一些地方政府收入1/3来自于土地收入。2007年，仅公布的有统计的全国土地收入规模为12000亿元。这样巨额的资金，为地方政府进行城市和交通等建设，提供了雄厚的财力基础。
由于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国有和国有控股金融体系的控制，特别是对中央银行及其外汇管理部门的领导，党和政府有着较强的金融资源动员和整合的能力。一般的理论认为，政府与央行要分开，央行要执行独立的货币政策；政府不得直接干预银行，以避免政府失误形成的不良资产。但是，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通过国有企业与银行不良债务的重组，发行特别国债向银行注入资本金，提取坏帐准备金和核销银行不良资产，发展资本市场，由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来剥离银行体系的不良资产，一是降低了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基本化解了由于国有企业大部分资产从间接融资而来及其低效率转嫁给中国金融体系的极有可能导致其崩溃的风险。1995年时，国有企业总资产约为48000亿元，其中国有净资产约为7200亿元，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达85%左右。国有企业100元的资产运营1年，不计财务利息成本，可以挣得7.2元，全部交银行利息都不够，如果不欠交利息，国有企业总体上实际亏损550亿元，100元国有资产运营1年倒贴1.14元。（周天勇：《金融风险与资本社会化》，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2008年9月，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为32.56万亿元，同比增长17.4%，资产负债率为57.7%。在2002-2007年期间，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从3786亿元增长到16200亿元，年均增长33.7%。（见2009年01月17日新浪财经网转《？中国经营报》报道；李融荣：《宏大的工程？宝贵的经验》，《求是》2008年第16期。）二是通过银行吸收战略投资者和上资本市场融资进行股份制改造，完善金融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强化金融企业的内部风险控制等等措施，改善了中国金融体系的格局，提高了金融体系资产的质量，降低了金融体系的风险。1994年底，中国银行体系中，大约有13500亿的不良资产，资本充足率不到1%。（周天勇：《金融风险与资本社会化》，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到了2007年的9月底，中国银行业全行业资本充足率达到8%，主要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逐年下降为6.63%。（刘明康：“银行业资本充足率今年首次达到8%”，中证网，2007年12月11日。）而到了2008年12月末，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境内本外币资产总额为62.4万亿元，其中，国有商业银行资产总额31.8万亿元，股份制商业银行资产总额8.8万亿元，城市商业银行资产总额4.1万亿元，其他类金融机构资产总额17.6万亿元。（刘诗平 白洁纯：“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超60万亿”，中证网，2009年01月16日。）三是国家专门成立了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Central Huijin Investment），为目前中国最大的金融投资公司，2003年12月注册成立，注册资金3724.65亿元人民币，性质为国有独资。代表国家对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等重点金融企业行使出资人的权利和义务。用外汇储备向银行注资不是财政拨款，而是一种资本金投入。中央汇金投资公司作为出资人，将督促银行落实各项改革措施，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力争使股权资产获得有竞争力的投资回报和分红收益。并且，有关金融稳定的行政性措施是由金融稳定当局制定并执行的，而市场化的措施则是由中央汇金公司来操作。因此，汇金公司也是国务院维护金融稳定、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一个“工具性”公司。当然，在必要时，汇金公司，也可以在海外投资、战略储备等方面，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简而言之，国家对金融体系科学而又强有力的控制，大大增强了中国金融体系防范风险的能力。
还有运用巨额国有资产的能力，可以通过对国有和国有控股经济的调控，有目的地进行交通、水利、电力等方面的建设，并且通过国有经济的重组和集中以及技术改造，推进基础设施资本的积累和工业化的进程。1978年时，工业总产值为4231亿元，其中国有比例为80.1%，为3427亿元；到2006年工业总产值到达316589亿，其中国有和国有控股的比例虽然降到了31.2%，但是，规模却达到98910亿元。从钢铁、发电量和交通等方面工业化推进的情况看，中国1980年时，钢铁产量为3712万吨，发电量3006亿度（千瓦时），铁路通车里程55231公里，公路通车里程888250公里，高速公路为零里程；而到2008年时，钢铁产量为50200万吨，发电量34334度，2006年底全国公路通车总里程达到346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45300万公里，2008年中国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发展到64330公里，2007年底国内的铁路通车里程78000公里。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先后开工建设的长江三峡水利枢纽、青藏铁路、高速公路网、“南水北调”、“大飞机”、西部和沿海石油勘探开发、第三代移动TD技术产业化等等，都聚集了一部分国家财政和国有经济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充分体现了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特点。
（三）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效率
改革开放后30年经济发展之所以速度很快，与中国共产党和各级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高效率密切相关。一是发展和建设的战略规划被很快通过。中国共产党各级政府的发展规划的建议，往往很快成为政府制定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交通等建设规划的依据，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大讨论、修改和通过发展及建设的战略和规划时间也交快，整个发展和建设的动议，特别是一些重大的诸如火力和水利发电站、地铁、高速铁路、高速公路等等重大建设项目方面，在建议、讨论、审批通过时间上，往往要比世界上许多较繁杂民主程序的国家短得多。
二是被招商企业的注册、投资、建设、开业的时间被缩短。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一是重大的建设项目要动议、规划和建设，二是许多企业投资和兴办，要通过注册登记、产业许可审查、规划用地批准、环境保护等审核、生产安全和消防检查等等程序。中国的各地政府加快企业投资兴办运营等方面的行政程序，一是设置了一站式审批流程。即一个行政审批事项，从企业投资者申请注册开始，到获得土地、拿到证照，正式开业建或者运营，由政府的各有关部门在限定的工作日内，互相衔接，流水作业，按时完成。在许多地方，这种一站式办公，大大加快了政府各部门行政审批的时间。二是行政事务大厅式集中办理。由于中央政府各部门设置了不同的审批事项，政府的各部门又分散在城市的各个地方，企业办一件事，可能要跑政府的许多地方，而且，政府部门间又对发生的不协调问题不能及时处理。因此，许多地方政府创造了行政事务大厅式办公制度。将政府的各个部门以及行政性事业单位的行政事务事项，都集中到城市的行政中心窗口式集中办理，一个行政事项，可以在一个办公大厅内，一个环节接一个环节地办理，有的大厅内有政府监察部门监督，还设有监控录像和视频，监督公务员可能发生的寻私舞弊和工作懈怠行为，以提高办事的效率。三是许多地方政府利用互联网，发展了电子政务，即事务办理者可以上政府的有关网站办事有关事务，这样既可以节省办理时间，又可以公开办事规划、程序和结果，还可以防止办事公务员从中办事过程中寻租。四是许多地方政府利用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在区域中实行与一般区域内特殊的政府管理体制，对进区的投资者和企业，实行与区外不一样的一些特殊的审批、投资、建设、开业、经营的优惠式和保护式的管理方式，这些区域的主要功能是招商引资、发展经济，设置管委会、开发公司等特殊的行政事务集中办理和代办体制，在这些区域中，企业投资、建设、开业的时间被尽可能地缩短。
三是建设过程的征地和折迁时间被尽可能缩短。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特别是国家各地区的发展，高速公路、铁路、电网、水电站、港口、机场、城市基础设施等等社会资本的建设，钢铁厂、石油化工厂和其他企业项目等产业资本投资和积累，都是重要的增长因素。而这些社会资本和产业资本的投资和积累，需要土地，也需要对土地上原有的民居和企业建筑等进行折迁，并进行补偿和安置。许多发展中国家，其发展速度较为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征地和折迁的程序繁杂和时间过长，甚至许多建设项目的设想和规划，因地不能得到征用，或者征地和折迁的时间过长，最后无法实施，或者实施的时间很长，成本过高。而中国快速发展一个成功的因素，就是能在征地和折迁方面，时间较快。
中国土地法和土地法实施细则，以及征地折迁条例，包括各地政府出台的征地办法，规定了征地折迁的补偿办法、环节、程序、安置、处置等内容，而且规划、土地、建设、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公安、法院等等部门，都通力合作，在20世纪和21世纪的头几年，各地政府补偿不足与强制征地折迁的现象也较为普遍，这保证在较短时间内区县或者省市政府投资和建设项目的落地、建设和开业。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各地不断掀起经济建设热潮，政府在征地、拆迁、建设等事务中热情高涨，表现出了空前的工作效率。例如，不少地方为加快征地、拆迁进度，提出了“大拆促大建”、“以大拆迁推动大发展”的口号，举行了诸如“征地拆迁突击月”、“项目开发月”之类的活动。政府成立专门的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对征地、拆迁活动的组织领导和统一部署。每个项目都有联系的政府领导、责任单位和责任领导。在实际工作中，领导小组负责活动的协调，各部门通力配合，最大限度地形成工作合力。相关部门、单位积极动员，广泛宣传。对于征地、拆迁的工作成效，政府还有相应的检查、评比、考核。完全可以说，一些地方政府是把征地、拆迁当作战争一样来对待的。政府开展的声势浩大的活动，明显加快了征地、拆迁工作的进度，为改善当地交通状况和人居环境、营造投资氛围、拉动经济增长等创造了条件，开辟了道路。推进地方建设是地方政府的重要责任。为了优化建设环境，各地政府简化行政程序，加大工作力度，努力为企业提供优质高效服务。据报道，2003年以前，在河南省许昌投资一个项目，办完各种手续至少需要3个月时间。2003年以后，该市行政服务中心实行首办责任制，组织多部门联合办理，全部手续办完只需3天时间。（人民网郑州2003年11月9日电。？）这一做法大大提高了政府工作效率，减少了投资者的等待时间。无独有偶，近两年来，随着“大企业进入，大项目带动”战略的实施，一批重点项目纷纷落户海南，项目用地报批件日渐增多。对此，海南省国土环境资源厅采取“重点项目特事特办”的原则，加快用地项目的审批。该厅规定，重点项目须在20个工作日内完成报批文件会审。对个别重点急需项目，厅领导在征求厅有关处室意见后，两个工作日内上会研究，当天能会审的绝不拖至第二天，7个工作日内上报省政府，从而大大缩短了会审时间。（侯小健：“海南用地审批效率高，从受理到审批6个工作日”，载《海南日报》2007年6月26日。）
四是适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在处理经济危机和自然危机方面，有着较好的应急能力。中国政府在1997和2008年两次分别遭遇了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金融风暴的，但是，中国政府通过海关、外汇、对外资本账户、货币、财政等等管理机制和调控政策，成功地应对了冲击和正在有条不紊地应对冲击。中国1997-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经验，至少有三个方面值得总结。第一就是在金融危机之前，中国在包括汇率体制、国有企业、税制等方面都进行了相对深入的改革，从而加强了微观市场主体的灵活度与抗风险能力。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相对灵活度（与印度、东欧等国相比），这使得我们的企业相对进退自如，调整速度、反映速度比较快。这是所有抗击金融危机的措施之中最根本的一条。第二个经验是，中国在金融危机前后维持了强有力的宏观调节措施，这一系列措施不仅包括市场化的调控，如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还包括一些非传统的、非市场化的调控，如大规模发行国债，国家立项投资、启动新型市场（如居民房地产、高等教育等）、政府直接干预等。这些措施在紧急情况下使用是有必要的，毕竟，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新兴市场经济体还没有完全市场化，还有很多非市场的因素在起作用，对于这些非市场体制的问题采用行政的措施进行干预是很有必要的。第三个重要经验是加强了金融部门与实体部门的防火墙建设，使金融市场的泡沫最小程度地传导到实体经济中。比如说，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的资产不应该完全与股市价格挂钩，这样就避免了股市泡沫化时银行资产的过度膨胀和信贷的盲目扩张。（李稻葵：“亚洲金融危机十年祭”，新财富网，2007年07月15日。）
在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冲击时，中国政府在年底11月5日宣布了一个4万亿元规模的从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铁路及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医疗卫生和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加快地震灾区灾后重建各项工作、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在全国所有地区和所有行业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减税约1200亿）改革、加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等十个方面刺激内需和促进增长的措施。后来，又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恢复和提高出口退税、清理收费项目、扩大就业、减少中小企业税收、扩大赤字和发行国债、紧缩行政公务支出、振兴产业计划等等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等等各方面的政策。
值得指出的是，由于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原因，中国政府对资源的动员和分配受其他因素的影响较小，因而在面对自然灾害时，政府往往能表现出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和分配能力，维护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保证经济的健康平稳发展。这一点，人们不难从中国政府带领人民抵御1998年的特大洪水、2003年的SARS危机、2008年1月的南方雨雪冰冻和5月的地震灾害中体会出来。
2008年1月10日起中国浙江等19个省级行政区均受到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影响，死亡60人；失踪2人，紧急转移安置175.9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7270.8千公顷；倒塌房屋22.3万间，损坏房屋86.2万间；直接经济损失537.9亿元。5月12日发生的四川汶川大地震。据报道，截至7月6日12时，此次地震已造成69197人遇难，374176人受伤，18379人失踪。（新华社2008年7月6日电。）地震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预计超过2000亿元。
雪灾震灾发生后，中国党和政府进行紧急动员和抗灾救灾，从中央到地方，从党政机关到城乡各个基层单位，从电力、煤炭、交通等行业到解放军、武警部队、公安干警，各地区各部门都紧急行动起来。对于震灾，动员国内和接受境处捐款物折合人民币567.8亿元。截至7月6日12时，中央财政投入497.48亿元，地方财政投入51.28亿元。2008年中央财政安排灾后恢复重建基金700亿元，2009年、2010年继续做相应安排，国家综合运用财政、税收、金融、产业、就业等各类政策，统筹协调中央和地方各项财政投入、对口支援、国内银行贷款等资金，引导使用好各类捐赠资金，使政策安排、资金投入及重建规划相互衔接，有机配合，形成恢复重建的合力。而对于雪灾，中国共产党、国务院的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下，灾区的抗震救灾工作取得了重大胜利。中国政府在2008年的两次灾害中，动员和分配资源用于应急的能力得到国内外各界的称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