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治国有方，御臣有术

始创“御门听政”

智擒鳌拜之后，康熙终于在真正意义上走上了亲政之路。1667年7月7日，康熙帝登临太和殿，诏告天下，开始亲政。接下来，如何处理政务自然就成为康熙帝首要考虑的问题。

说起处理政务，听政是一直以来惯有的一项制度。所谓听政，就是皇帝主持朝廷会议，聆听内阁及各部院大臣的奏报或奏言，就其内容与大臣们进行商议之后作出决断，发布谕旨的过程。由于听政的时间通常安排在清晨，所以也称为“早朝”。

这项处理政务的制度在康熙之前就已经被很多皇帝所沿用，康熙帝也不例外。但是，他却将一贯的听政进行了改革，创立了名为“御门听政”的制度。至于制度和改革的内容，要先从“御门听政”这个名字说起。

先说“御”字。御字本来的意思是指御驶的车马。后演变为多义词，其中的一个意义是指同皇帝有关事物的敬称。如皇帝的文章称御制文、圣旨称御旨、吃饭称御膳等等。总之，就是皇帝亲自参与、亲自主持的意思，这里所说的御也正是取此意。

再说“门”字，就是门窗的门。以往帝王听政的门指的是奉天门（今故宫太和门），康熙帝将这个地点进行了调整，将听政的地点改在了乾清门。如在宫外，则依皇帝的行踪而定。

三说“听”字，御门听政重在一个“听”字。这里的听，不仅是要用耳朵去聆听，更要用心去会意，这是皇帝正确决策的前提与基础。

四说“政”字，在这里，政主要是指军政大事、官员任免等。

另外，历来皇帝上朝，并不是全由皇帝亲自主持，朝廷会议皇帝不参加，或者不经常参加，这就造成了上朝议政的不规范和政务处理的滞后。而康熙帝设立的“御门听政”制度则规定：听政由皇帝亲自主持。无论是在皇宫还是在行宫，凡是御门听政会议，一概由康熙皇帝亲自主持，从来不假他人。康熙帝在京期间，每天未明便着衣，勤于政务，孜孜不倦。即使在出巡期间，也要命各部院将奏章集中送到内阁，由内阁遣使转呈。若路途较近，则一日汇送一次，或隔日汇送一次；若远行外地，则三日汇送一次，递呈到行宫。

常朝

常朝，是针对大朝而言的。大朝是指在一年当中的重大节日和特殊喜庆时所举行的朝政议事形式。但是这一庆典仪式，完全解决不了朝廷实际的政治行政问题。为了能够解决国家遇到的现实问题，朝廷一般的政务处理通过常朝的形式实现，即每月选择一天或者数天来进行朝政议事。例如，顺治帝就曾规定每月逢五举行常朝。

除此之外，御门听政在日期上也较之历代有所不同。历来皇帝上朝，有逢三、六、九日，或者不定期举行常朝。这样的形式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使得皇帝和大臣之间处理政务因为没有规定而显得较为松懈。例如明万历皇帝二十几年不上朝，大臣只有苦求皇帝上朝，而不能拿出祖制要求皇帝上朝。这也成为很多王朝政务松散甚至覆灭的一大原因。

康熙帝在其“御门听政”制度中规定：听政需每日举行，无论酷暑寒冬，也无论风雪雷雨，康熙帝都坚持御门听政，可谓“一岁之中，昧爽视朝，无有虚日。亲断万机，披览章奏”。康熙帝从康熙六年亲政之日起，到康熙六十一年病逝之前，长达55年，除因三大节（正旦、冬至、万寿）、重大祭日、宫中变故、病卧不起等情况暂停御门听政外，寒暑不辍，坚持不懈，始终如一。甚至为了保证早朝，康熙帝还选择在早朝前处理一些事务：如康熙帝需到太和殿视朝，接受文武升转官员谢恩、各部族首领进贡行礼时，便先视朝，再御乾清门听政。朝中曾有大臣请康熙帝“五日一听政”，以休养身体、减轻负累，遭到了康熙帝的拒绝。他说：“朕听政三十余年，已成常规，不日日御门理事，即觉不安。”

一个人能够坚持一两年做一件事并不难，但是能够像康熙帝这样几十年如一日地勤于政务，的确不易。这也就是康熙之所以被称为“千古一帝”的原因所在。

康熙帝进行的御门听政一般为一日一次，如有重要事务需要处理，也可能一日数次。御门听政的时限，通常是一个时辰左右，因事而变，或长或短。听政的时间通常设定在早上，遇特殊或紧急事务，也有下午、晚间御门听政的，就是举行临时办公会。如康熙十八年七月京城大地震，当日早朝后，康熙帝又于下午再次传旨内阁、九卿、詹事、科、道等齐集乾清宫，面奉谕旨。

六部九卿

六部九卿是指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尚书和都察院左都御史、通政使和大理寺卿。

一般来讲，每次前来听政的官员一般为大学士、学士；六部九卿；詹事、科、道以及相关的官员；负责做记录起居注官。

满、汉官员，除有事故者外，凡御门听政有启奏事宜，都要一同启奏。其他官员即使不能参加御门听政，也要每日黎明齐集午门前，待启奏完毕之后一同离去。

御门听政决策过程，主要是奏、听、议、决、行五项。内容主要包括：吏部官员升转谪降、户部田赋钱粮、礼部典仪封爵、刑部处理大案要案等。官员上奏有口头的，也有书面的。有些奏报康熙帝当时作出决定，责令有关部门执行。遇到重要问题，各部要具本（请示报告）奏上，康熙帝要详细询问细节，征求各方意见，或再作调查，或再作议决。在当时，很多国家大事都是在御门听政时决定的，如清军两次反击沙俄侵略中国的雅克萨之战的决策和撤藩平叛，都是康熙皇帝御门听政时作出的。

可以说，创立御门听政，是康熙帝善于吸取明朝灭亡的教训，又能继承清初优良传统的结果。是防止外戚、宦官、佞臣、宗室、后宫专权的一项重大举措，也是在中国两千年帝制管理基础上，对管理体制进行改革，确立的一项更为健全、更为完善的制度。它的创立不仅体现了康熙帝的勤于政务，也是令社会趋于稳定、开创盛世的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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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严肃穆的皇家办公礼——听政仪轨

现在很多企业都很注重企业文化，因而在每周一或者每日上班之前都要进行一些相应的活动以激励人心，比如一起唱首歌或者跳操、喊口号等等。古代帝王在听政办公之前，也有自己的企业文化和礼节。只不过这样的办公礼较之现在要威严、肃穆得多。

听政一般于常规日的凌晨举行。届时，先由午门击鼓，然后文武大臣从午门左右掖门依次列队进入，并按品级分列于皇帝所定听政之所的两侧，等待皇帝的到来。

待到皇帝着朝服从寝宫来到朝堂之上，并在御座之上坐稳后。殿外鸣响鞭三声，就像我们在很多影视剧中所看到的：一人手持一柄长鞭，挥舞甩至地上发出巨大的声响。这响鞭又称“静鞭”，旨在让朝堂之上立即肃静起来。

内三院

天聪三年，皇太极在盛京设立文馆，命人在内翻译汉字书籍及记注本朝得失。天聪十年，将内馆改分为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统称为内三院。各院分别设大学士1人，掌领其事。顺治元年，又增设学士。次年，又以翰林院官分隶内三院，分别称为内翰林国史院、内翰林秘书院和内翰林弘文院，是辅助皇帝处理政务的枢要机构。

响鞭之后，大臣们行一跪三叩礼（行礼者肃立，按先左后右的顺序，依次放下马蹄袖，跪在地上，上身挺直，屁股放在脚后跟上，磕三次头）。

之后，九卿六部大臣依次奏事或敬呈奏折，由皇帝作出有关决策。奏事毕，鸣鞭，皇帝乘舆还宫，百官依次退出。

朝仪制度极严，其时有监察御史纠举礼仪，在整个听政的过程当中，所有大臣都不得喧哗、耳语、咳嗽、吐痰等，否则将以失礼罪从严处理。像很多电视剧里王公大臣在朝堂上熙熙攘攘甚至在议事之时吵翻天的景象，纯属艺术化的处理和后世的编纂，在当时真实的仪轨中是绝对不被允许的。

南书房上演的皇权集中制

康熙帝亲政之后，除了每天听证处理日常事务之外，还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活动：废除了内三院，重建了内阁和翰林院，并选择翰林入值内廷。除此之外，还设置了南书房。南书房看似只是一间面积不大的屋子，却在这里开启了皇权集中制的道路。

由于受到历史局限性和民族狭隘性的影响，清朝初期是满洲贵族大臣专权的时期，议政王大臣会议全部由满洲贵族和八旗首脑组成，凡军国大事均由议政王大臣会议一一裁定，汉人不得参与。为了打破这种专制的局面、加强中央集权、稳固朝廷政权、广纳贤士，康熙皇帝设立了南书房。

南书房原为皇帝的书房，是位于故宫乾清宫西南侧的一所不大的屋子，俗称南斋。根据《清实录》的记载，康熙十六年十月，在经史文学上不断进取的康熙帝，产生了身边应常有内廷翰林侍值的想法，于是，便对内阁大学士提出：“朕不时观书写字，近侍内并无博学善书者，以致讲论不能应付。今欲于翰林内选择二员，常侍左右，讲究文义。但伊等各供厥职，且住外城，不时宣召，难以即至。著于内城拨给闲房，停其升转，在内侍从数年之后，酌量优用。”随后，内阁大学士、学士奏称：皇上勤书写，甚盛事，皆应钦奉上谕遵行。选择翰林，寻取善书之人，相应交与翰林院。康熙帝表示同意，南书房便由此诞生了。这个原本冷清的地方，也一下子热闹了起来。

康熙十六年十二月十七日，翰林院侍讲学士张英、内阁撰文中书高士奇以南书房侍从身份入侍内廷，清宫档案《南书房记注》从这一天开始记载，标志着南书房作为一个内廷机构的正式设立。

南书房是专门为皇帝个人服务的内廷机构，有明确的规定“非崇班贵檩、上所亲信者不得入”。皇帝选择品学兼优的翰林院汉族官员入值，凡被召入南书房，不论官职崇卑，概称“南书房翰林”、“南书房供奉”、“内廷供奉”。

起初，翰林入值南书房是单纯地作为文学侍从，随时应召侍读、侍讲，常侍皇帝左右。皇帝每外出巡幸便作为随从跟随，皇帝即兴作诗、发表议论等皆记注。康熙帝与南书房翰林讲解经史，除了加深学术修养外，重要的目的在于探讨治道。

比如，康熙帝在阅读完《资治通鉴》之后称：千古治乱不能出其范围。他评论汉朝对待功臣的政策，说：“汉高帝之待韩信，不能如汉光武、宋太祖之待功臣者，亦时势不同也。”从而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再后来，南书房便成了康熙帝的机要秘书机构，常代皇帝撰拟诏令、谕旨，参与机务。为了使南书房的集权制得到更好的发挥，康熙帝还设置了“南书房行走”一职。

康熙帝选拔南书房行走并不看其出身，而是“拣择词臣才品兼优者充之”、“惟视学问之优，不尽为官职”。只要是才学甚好的人，都有可能被皇帝选中。出身寒微，曾以卖字为生，但能诗、善书法、精鉴赏的高士奇就是其中的一个典范。

高士奇是浙江钱塘人，从小好学能文，但因家庭条件十分贫困，并未考取功名。流落到京城之后，靠替人写字、卖字为生。

一日，康熙身边的重臣纳兰明珠偶然间看到了高士奇所作书法，对其甚是赏识，便将其推荐给了同样喜好书法的康熙。康熙一向重视人才，便让其入内廷当了詹事府录事。能够得到纳兰明珠和皇帝的赏识，高士奇可谓是遇到了命中的贵人。那么，高士奇到底有多少学问，能有资格入选南书房，陪皇帝读书呢？

据清光绪《平湖县志》、《高士奇传》记载：高士奇擅长图书编纂，写得一手“二王小楷”；不仅会作诗写论，还懂得收藏。可见，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学者。

二王小楷

晋代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因父子两人在书法艺术史上的杰出成就而并称“二王”。其中《乐毅论》、《黄庭经》为王羲之小楷代表作，《洛神赋十三行》为王献之小楷代表作。

在当时，很多文人雅士都以能够成为“南书房行走”而作为荣耀。然而，每一位侍奉皇帝读书的“南书房行走”，其当值之路却并不是那么容易。

就拿高士奇做个比方吧。相传高士奇为了得到皇帝的恩宠，到南书房值班时常揣着几颗金豆子，一有机会便以金豆子作为报酬向乾清宫的太监打探，皇上最近读的什么书，读的是哪几页，回去之后便找来皇上正读的书，先读个滚瓜烂熟，以便在皇上问起时，可以做到对答如流。所以，在皇上眼中，这位南书房行走学问一直是那么渊博。

高士奇的做法虽然有投机取巧的成分，但这也足以说明一点：康熙帝挑选南书房行走是将学识看得十分重要的。而且，这些南书房行走绝大多数是汉人，这说明康熙帝作为满洲贵族的政治代表，能够接受汉族文化，赏识儒家学说；又是缓和满汉民族矛盾，消除汉族人反清意识，从而使之为清朝服务政策的具体表现；同时也是笼络汉族官僚、士大夫的一种手段。

清军入关后，多尔衮很注意团结汉族地主，但是，他更喜欢任用北方汉族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对江南士大夫多有排斥和打击，这使得江南士大夫对清朝统治怨声载道。后来，发生“三藩”叛乱时，各地纷纷响应，这使得康熙深为震动。

于是，康熙在对南书房行走的选拔中，有意对江南官僚、士大夫给予较多的关怀。南书房也成了江南汉族官僚、士大夫向皇帝反映自己的意见和要求的正常渠道，继而利于加强皇权和联合汉族地主阶级，削弱了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内阁的权力。

因此，在当时的形势下设置南书房，也实为明智之举。它是康熙实施高度中央集权的重要步骤，也为建立稳定的清朝统治进行文化上、政治上的准备，为形成其治国理念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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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的秘书——南书房行走

在清史读物和清宫影视作品中，常能见到“南书房行走”这个有点古怪的官名。那么，这个所谓的南书房行走，到底是怎样的一个职务呢？

实际上，“南书房行走”不是一个官位，而是前清时代的一个“差使”，这个差使是由当时的御用知识分子——翰林来担任的。南书房在翰林官员中“择词臣才品兼优者”入值，称之“南书房行走”。

所谓“行走”，是指本来有官职而被派到其他机构中办事；顾名思义，南书房行走，就是指原来有翰林一职，而被派到南书房中去执勤。

康熙皇帝选拔南书房行走的方式十分严格。如选拔张英之时，“召入对，上心识之。自是再四咨询，对者无异词”，因此才得以入选。

南书房行走虽然身居高位，但因为担任着伴读的职务，又是康熙帝加强皇权的工具，所以非常辛苦。而且，由于南书房是御用机要秘书机构，因此事事都要十分保密。如各地有上报康熙帝的密缮小折子，都要交与南书房管理宫报的首领，由其秘密送达御前。因此，身为南书房行走，在供职时也要处处小心谨慎。

如此看来，这个所谓的南书房行走似乎并不是什么美差。但是，因为这个职务能够直接接近皇帝，而且对于皇帝的决策有一定影响力。因此，在翰林们看来，能够成为南书房行走是对自己一生学术的肯定与褒扬，是十分引以为荣的事情。清初不少著名文人学者入值过南书房，诸如王士桢、查慎行、方苞等。

可以说，在康熙朝，南书房行走是十分抢手的职位。直到雍正朝设立了军机处之后，南书房逐渐失去了中枢机要秘书机构的作用，南书房侍从也就成了专门侍奉皇帝读书消遣、专司文词书画的文学侍从了。

祭天

祭天起源于上古时期，在华夏先民眼中，天地哺育众生，是最高的神。因此，祭天是华夏民族最隆重、最庄严的祭祀仪式，也是人与天的“交流”形式。祭天仪式通常由“天子”主持，祭坛一般为圆形，称为“圜丘”，寓意天圆地方。在仪式上须诵读祭文、奏雅乐，并焚烧祭品，以表达对上天的感恩，并祈求上天的赐福和保佑。

以农为本与轻徭薄赋的惠民政策

《元史·食货志》中曾有云：“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当初，明朝之所以会灭亡，就是因为广大农民没有饭吃，不得不揭竿而起。康熙帝深知农业对于稳固朝政的重要性，也十分心系百姓的安乐。他最希望的便是：寰宇之内，亦勤亦俭，衣食丰饶，安和富寿。

为了实现这样的安乐景象，康熙很重视农桑，并为了贯彻以农为本的政策，采取了很多措施。

在古代，祭祀这样的活动是被看得很重要的，尤其对于皇家来讲更是如此。几乎每年都要进行祭天、祭地、宗庙之祭等活动，以祈求上天、厚土的赐福和先祖的庇佑。而康熙帝同样将举行祭祀当成施行“以农为本”政策中一项不可缺少的活动来办，活动的主要内容就是行“亲耕礼”。

祭地

大地生长五谷，养育万物，犹如慈爱的母亲，于是，汉代时，人们便称地神为地母，说她是赐福人类的女神，也叫社神。一般来讲，习惯将夏至作为祭地之日，礼仪与祭天大致相同。最早祭地是以血祭祀，汉代以后，不宜动土的风水信仰盛行。除此之外，祭地礼仪还有祭山神、祭土神、谷神、社稷等。

所谓的“亲耕礼”，即是指皇帝亲身或派遣官员示范、进行耕种。

康熙十一年，康熙帝首次亲自到先农坛祀神耤田。早晨8点，康熙帝身着礼服起驾赶往先农坛。到达先农坛之后，先到具服殿更换龙袍。上午10点，开始祭祀先农之神。下午2点，亲耕礼开始。康熙帝在导驾官和太常卿的引导下走到亲耕的位置，然后鸿胪寺官喊了一句：“进耒耜（古代的一种翻土农具）！”户部尚书便跪着进了耒耜。之后顺天府尹纪振疆又跪着进了牛鞭。接着，礼部、銮仪卫和太常寺堂官协助康熙帝持耒耜，耕地三推（一个来回为一推）。户部侍郎则跟在康熙身后播种，耆老随后覆土。

宗庙之祭

宗庙，指人们在阳间为亡灵建立的居所。在帝王制的统治时期，宗庙的建造是有明确规定的：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不准设庙。庙中的神主是木制的长方体，祭祀时才摆放。祭祀时行“稽首”、“顿首”、“空首”、“振动”、“吉拜”、“凶拜”、“奇拜”、“褒拜”和“肃拜”九拜礼。宗庙之祭除了祭祀祖先还要祭祀先代帝王。《礼记·曲礼》记述，凡是于民有功的先帝都要祭祀。

亲耕对大部分皇帝来说，都要提前练习。为此，光绪帝就曾经先后五次在丰泽园（今中南海）演习亲耕礼。而嘉庆帝到先农坛躬耕时，则遭遇了耕牛不驯服、耕不下去的尴尬事。结果御前侍卫十余人勉强驱驾，才勉强耕完三推。但是康熙帝却与其他的帝王有些不同，他不仅会耕地，而且还比较熟练。

康熙四十一年，康熙帝到京畿南博野（今河北省博野县）视察农耕时，曾在一块田地上耕地一亩，在场观看的多达万人。这件事说明康熙帝不仅重视农桑，还会干一点儿农活，这对一个帝王来说是很难得的。

当然，这都是后话了。当年，康熙帝在先农坛亲耕完毕之后，户部尚书和顺天府尹便跪着从康熙帝手里接过耒耜和牛鞭。之后，康熙帝便登上了观耕台，观看其他受命的亲王和大臣们进行耕种。待到所有的人耕种完毕，亲耕礼便宣告结束，康熙帝才起驾回到宫中。

那次亲自到先农坛，祀先农神、行亲耕礼，是康熙一生唯一的一次。但是，在他在位的61年，曾先后55次遣官到先农坛祭祀先农，这是康熙皇帝敬农、重农的有力证明。

康熙不仅敬农、重农，还十分地恤农、悯农。康熙二十八年，康熙帝第二次南巡时，江南人向他进献了一部《耕织图》，图中以诗画并茂的形式介绍了耕织的技术。康熙看过之后，十分喜欢，觉得这正好就是他求之不得的好教材，可以用来直观形象地教育官吏重农爱农和学习基本的农桑知识。

焦秉贞

焦秉贞，字尔正，山东济宁人，是耶稣会士汤若望的门生。通天文地理，会测算，又擅作画，画风兼备中西画法之所长，讲求明暗与透视等技巧。官任钦天监五官，奉职于内廷待诏。

于是，一回到皇宫，皇帝便命宫廷画师焦秉贞重绘《耕织图》。新的《耕织图》于康熙三十五年绘成，其中包括绘画耕图23幅，织图23幅，共46幅。这46幅图画精妙生动形象地描绘了稻作和蚕桑的生产过程，再现了生产工具的使用方法和过程，是一本十分形象生动农桑教科书。

康熙帝还亲自为《耕织图》作了序，并为每一幅图题了诗。诗文中，康熙帝并没有过多地介绍农桑知识，而是感慨农夫织女的万般辛劳，告诫人们尊农敬农。康熙帝对《耕织图》如此用心，充分表达出了康熙帝对农民、农业的关心、爱惜和怜悯。《耕织图》的绘制和普及也是一件功不可没的幸事。

除此之外，康熙帝还是一个务农、爱农之人。他很喜欢咨询和了解与农桑有关的耕种之道和民风歌谣。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康熙帝还创造条件亲自耕田、养蚕。

西苑（今中南海和北海）一直都是皇家苑囿。康熙帝在西苑建立了丰泽园，并在园中开辟了试验田。他利用这块农田培育稻子的优良品种，先后种植的稻子有几十个品种，还培育出了有名的“御稻米”。

为了发展农业，维持民生，康熙帝还下令废除了圈地令，不允许官兵再圈占百姓土地。而且实行了诸多惠民政策，多次下令官员多次组织赈灾事宜，安置流民，对于隐瞒灾情、防救不力的官员则一律解职处治。康熙帝在位61年间，减免税粮、丁银、欠赋达500多次，普免全国钱粮总计约1.5亿两，其数量之大是史无前例的。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轻徭薄赋，而不仅仅像历代帝王一样只是将其作为一个口号。康熙帝也因此成为百姓口中为民、爱民、解民之忧的一代明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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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天子之手的新品种——御稻米

稻米是我们经常会吃到的食物，但我们却未必知道稻米的品种到底有多少。在这众多的稻米品种中，曾有一种“御稻米”，它不仅名字尊贵，而且还为种植技术的改进提供了不小的贡献，其由来也十分的与众不同。

相传，一天，康熙帝来到丰泽园自己亲自耕种的田地间察看稻米的长势，赫然发现稻田里有一棵稻秆比其他稻子高出了许多，而且别的稻子才刚抽穗，而这棵稻穗却已经成熟了。康熙觉得很是惊奇，便将这株稻穗拔下来留作种子。

第二年春天耕作的时候，将其种在了园中，结果，这些稻穗在六月便成熟了。于是，康熙便这样一年又一年地种下去，终于培育出了早熟的新稻种。由于它生长在御苑田里，因此被称为“御稻米”。康熙四十二年，康熙帝建承德避暑山庄，在山庄甫田开辟了御瓜圃和御稻田，御瓜圃里种瓜豆菜蔬，御稻田又是试验庄稼田。继续种植“御稻米”，每到白露前便可收割。山庄稻田所收，除了皇上避暑时所用，还能剩余不少。而且，这种稻米较之一般稻米，不仅早熟，而且颜色微红，米粒长，气味香，口感好。

康熙帝看到早御稻在避暑山庄试种成功，便颁旨准许在北京玉泉山等地推广种植，后又推广到了天津、江苏、浙江、安徽等地，结束了长城内外沿线不种水稻的历史，也改变了江南一年一季的种植历史。津郊的水稻，在清朝得到大的发展，至今仍是北方重要的水稻产地。比如天津小站地区出产的“小站稻”就是十分有名的稻米品种。

治黄河之水患，救子民于危难

我们一直都将黄河称为“母亲河”，因为她的博大哺育了历代千千万万的中华儿女。但是，黄河既有利的一面，也有弊的一面。尤其是在古代，人们时常会遭受到水害到来的灾难。

那么，黄河为什么容易出现水患呢？自然原因是其中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则是社会原因，尤其是战争的影响。例如当初金朝攻打宋朝，豫北的黄河就决了堤，沿河的民众都陷入了一片汪洋之中。特别是到了明末的时候，由于战乱频繁，多年失修，数以十万计的百姓，葬身鱼腹。到了康熙年间，黄河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灾患。黄河与淮河互相冲激，不能合流入海，以致波及运河，漕粮受阻。更加严重的是，河水漫溢不止。

康熙是位有雄才大略的君主，他自然不能任由黄河如此泛滥下去，他深知这个问题必须立即着手解决。解决了，就可以往盛世的道路上前进一步；解决不了，老百姓没有饭吃，就有可能再次重演起义的戏码，到时候，清朝的政权能否继续存在下去都是个问题。所以治理黄河，不仅仅是为了消除灾患、恢复漕运，也是一项是摆在康熙面前一个政治问题。

因此，康熙对河患是极其关心的。康熙自登基之后，曾先后六次南巡。历代皇帝到各地巡幸也是常有的事，但康熙帝在位期间曾于20余年间连续六次南下，其次数之多，就使人对他南下的目的有些怀疑了。从表面上看，康熙南巡也是为了欣赏各地的山水风景，甚至有人说他是想到江南看美女。那么，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要想了解康熙南巡的真正目的，我们不妨看看他都做了些什么。

1684年，康熙第一次南巡，此次南巡是东巡泰山毕，移驻郯城县红花埠时决定的。他说：“上以黄河屡岁冲决，久为民害，欲亲至其地，相度形势，察示河工，命驾南巡。”（《康熙起居注》，二十三年十月十八日）康熙来到宿迁，一番巡视之后，便作出了开挖海口、疏泻下河地区积水的决定，并命安徽按察使于成龙负责这项工作。

1688年，康熙进行了第二次南巡。正月初八启程，二十二日到达红花埠，次日查看宿迁的堰头黄河，并查对黄运工程。二十四日，他从宿迁起程，沿运河经泗阳李口至码头仲庄运口一一查看。二十五日，又登岸到高家堰巡视。巡视之后，提出了自己对于治河的总设想：“高家堰大堤颇坚固。然，不可无减水坝，以防大水冲决。”（《黄河志》上册卷三）另外，又作出在新开引河上“于淮水会合之处修置板闸”的决断。

1699年的第三次南巡时，太湖水东一带的老百姓告状说他们的田地已经被水淹没。康熙不相信，便问守备：太湖究竟有多大？守备回答说：“八百余里。”康熙顿觉十分不解，又问道：“志书上记载太湖仅有五百里，你怎么说有八百余里呢？”守备解释说：“太湖原本的确是五百里，但是经过多年的风浪冲刷，加之堤岸坍塌，湖水向外蔓延，已经长成八百余里了。”于是，康熙便解决水患，亲自测量、规划、部署，并于次年任命两江总督张鹏翮为河道总督。

3年之后，为了检查张鹏翮的工作，他又进行了第四次南巡。在这次南巡中，康熙两次乘船下河，亲自察看，并提出了许多具体的部署和治理意见。

大运河

1705年是康熙的第五次南巡，这一次他来到黄淮流域视察，见到当时的治河工程后，觉得比较满意，并称：“朕心甚为快然！”

1707年，张鹏翮请求康熙再次亲临治河现场指导工作，于是，康熙便应邀前往，乘船来到清河县，查看了那里的地形，并测量水位、流量，对工程中存在的技术性失误进行了纠正，并教导官员在治河的同时，不能损坏老百姓的农田，否则将严加惩处。

由此可见，康熙南巡的主要目的并非赏美景、看美女，而是治理黄河。自宋代以来，黄河下游河道从河南经江苏北部入海，在淮阴附近与淮河、运河相汇。明末清初，因战乱频仍，黄河多年失修，淤沙堵塞，常造成巨大水患。黄河大的决口即达80余次，给苏皖一带人民的生产与生活造成严重的灾难，宿迁以东，很多农田都被洪水所浸，无法耕作。而高邮、宝应、盐城、兴化、泰州等地更是一片汪洋。不仅如此，黄河决口还危及淮河与运河。漕运经常因河患而受阻。

始建于公元前486年，包括京杭大运河、隋唐运河和浙东运河三部分，北起北京，南到浙江杭州，大运河途经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4省2市，是古代用于漕运的主要通道。南北的粮食、物品运输和贸易往来多通过运河进行。运河对清朝来说就相当于人的大动脉一样。所以淮河、黄河、运河的治理自然就成为治河的重点。

康熙深知“黄、淮两河关系运道民生，最为紧要”。早在平定三藩之前，他就把治河列为国家三大事之一，而康熙的六次南巡也正是为了处理治河的事宜。其实，早在1677年，康熙就任用了靳辅开始治河，命他修治黄、淮、运三河，以达到疏导黃、淮合流入海，恢复运河正常航行，使江北人民脱开水患，安定从事生产的目的，而后又多次南巡之道并派遣大臣进行治理工作。至康熙六十年时，黄河河道尽管仍时有溃决，但比之从前，水患已经大大受到控制。无疑这对生产发展，社会繁荣以及政权稳定，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除了整治黄河沿线的水患之外，康熙还修治了浑河。此河“冲激震薄，迁徙弗常”，有“小黄河”之称，既威胁着北京对外的交通，也使沿河的人民饱受灾害。康熙先后13次巡视浑河，经过试验确定了治河方案。在他的督促下，治理工程于康熙四十年竣工，浑河遂改名为永定河。从此，沿河两岸景象繁荣，人民安居乐业，其修治之功效显然可见。

浑河

上游源于山西省宁武县的桑乾河，在河北省怀来县纳源自内蒙古高原的洋河，流至官厅始名永定河，全长650公里，经山西、河北两省和北京、天津两市入海河，注入渤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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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治水，病死任上——靳辅

靳辅（1633～1692年），字紫垣，辽阳人，隶汉军镶黄旗。曾先后任国史馆编修、郎中、通政使司右通政、安徽巡抚、兵部尚书。康熙十六年，又被任命为河道总督，从此，便开始了他艰辛而伟大的治河之路。

从康熙十四年起，黄河连年泛滥成灾，治河的形势是非常严峻的。这样的形势让康熙帝忧虑，他决定起用政绩卓著的靳辅为河道总督。

靳辅自授命之日起，便决心一定要完成任务，绝不辜负皇上期望。再加之在安徽巡抚任内，就曾有兴修水利的实践，又有陈潢作为得力助手，便更加增加了他治河的决心和勇气。

在实地调查和分析之后，他的治河方案很快就制定出来了。他将方案上呈给皇上，得到批准之后便在黄、淮、运沿岸几十个州县，发动几百万民工，投入了治理黄河的实际工程中。

经过十年时间坚持不懈的治河工作，到康熙二十六年，居然使黄河安澜，运河漕运也得以畅通无阻。原来被水淹没的山阳、高邮七州县民田，皆可以再次耕种。康熙于二十三年第一次南巡阅视河工时，便充分肯定了靳辅的成绩，召入行宫慰谕，并御书《阅河堤诗》赐给他，以表嘉奖。

但是，靳辅的治河工作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当时的治河方法，只能用筑堤束水以冲刷泥沙，开河引水，以缓和水势，并不能根治黄河水患，不能保证黄河不会再次出现决口。

针对这一问题，大臣们对治河各持己见，争论不已。甚至就如何疏泄积水的问题，靳辅还与协同他治河的安徽按察使于成龙形成了对立观点，后又提出“将涸出土地招民屯垦，收租以裕河库”的提议。此提议本是好事，但却触及了当地豪绅地主的利益。康熙二十七年，给事刘楷、御史郭绣等嫉妒靳辅的官僚，代表豪强地主的利益，出面弹劾他，说他屯田害民。靳辅遭到诬陷，被革了职。他的助手陈潢也因此事受到牵连下狱，最终含冤而死。

最后，实践证明，还是靳辅、陈璜的治河方法有效。于是，康熙又重新起用靳辅，依旧任命他为河道总督。靳辅受命之后，便不顾年老体弱多病，再次积极为治理黄河而奔走操劳，终不敌病魔纠缠，于任命当年十一月病死于任上。

收揽人心的“博学宏词科”

清初，大学士范文程曾向皇太极谏言道：“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清史列传》卷五《范文程》）意思就是说士为民众之首，收揽了士心，也就等于收揽了民心。康熙帝深明此道，特别关注收揽士人之心，尤其是名士之心。

张煌言

张煌言（1620～1664年），字玄著，号苍水，南明儒将、诗人，官至南明兵部尚书。南京失守后，起兵抗清。曾联络农民军，并与郑成功配合，亲率部队连下安徽20余城，坚持抗清近20年。著有《张苍水集》，还曾写《建夷宫词》影射孝庄太后下嫁多尔衮一事。

但是，历朝历代中，每逢朝代更替，总是会有一些人会心存“亡国”之恨，不愿与新朝合作。商朝时，虽然纣王残忍暴虐，但周武王灭商之后，叔齐和伯夷还是选择隐居首阳山，因不食周粟而死。

而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类似士人的“亡国”之恨更是会倍增。清迁都北京后，既江山易主，又以夷制夏，还推行了一系列剃发、易服、圈地、占房、投充等弊政，很多中原地区汉人，特别是士人，内心深处都有怨恨。诸如张煌言等人，在明亡之后，或者参加南明朝廷，或者举旗武装抗清。被捕之后更是表现出了自己的英雄气节，宁死也不归顺清朝。

另外还有一类士人，虽然不抗清，但也不愿与清朝合作。既不参加科举，也不出仕做官。他们或削发为僧，或佯装疯癫，或隐遁不出……康熙深切感到把这些知识分子争取过来，对社会安定、文化繁荣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单靠武力镇压肯定是不行的，单纯的打压政策，不仅不能服众，反而激起更大不满，最主要的是要做到使人心悦诚服才行。

那么，如何才能收揽士心呢？康熙做出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开“博学宏词科”。博学宏词科是科举考试制科之一种。始设于唐开元年间，以考拔能文之士。

制科

始于宋高宗绍兴三年（1133年），即由皇帝特诏、临时设置的考试科目。

由于以往的科举考试多是以八股文为主，这就使得很多有真才实学却不精通八股的人才被埋没了。康熙意识到了这一点，就开设博学宏词，主要方式是由各地的地方官和士绅推举本地公认有学识、有名望的名士，直接参加这一考试。

康熙十七年（1678年），康熙帝诏曰：“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宏儒，备顾问、著作之选。我朝定鼎以来，崇儒重道，培养人才，四海之广，岂无奇才？硕彦学问渊通，文藻瑰丽，追踪前哲者，凡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不论已仕未仕，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朕亲自录用……嗣膺荐人员至京，诏户部月给廪饩，明年三月召试体仁阁。”

那一年的博学宏词科，共由内外各官举荐143人，考试内容一赋一诗，康熙帝亲览试卷。有人在试卷中出现“清彝”字样，触犯了清廷忌讳；还有人借口眼睛不好而仅赋诗一首等，康熙帝都采取了包容的态度，择优加以录取。本次博学宏词科共取一等20名，二等30名。在荐举与考试过程中，被录取者，分别以考试前之身份授职，并将因老未入试之杜越、傅山等文学素著者，授内阁中书，允许回籍。

录取完毕之后，为了让这些人更加从心底归顺清朝，康熙还指派他们去修纂《明史》。同时，也借此拉拢不愿做清朝职官，却愿为前朝修史的具有真才实学的人，像万斯同、刘献廷、王源等就是，他们都是通过朝中高级官吏以延聘方式招致而来的修史学者。

康熙帝通过这次举措，向天下人表明了他重视和优待汉族知识分子的态度，以及他尊儒重道的文化政策。他的宽大胸怀及关切士人的良苦用心，获得汉族士大夫的好评。例如著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并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作为处世名言的顾炎武，虽然不接受康熙帝接见、不参加博学宏词科、不出来做官，但对于其弟子潘耒参加博学宏儒考试，修纂《明史》，他的三位外甥徐乾学、徐秉义和、徐元文参加科举考试，在朝为官之事都给予理解与支持。

这些士人特别是名士反清态度的转变，表明康熙帝笼络人才的措施产生了良好的效果，也说明清王朝的统治已逐渐为广大士人和子民所接受，清史大家孟森先生曾赞誉康熙此举为“定天下之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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笼络亡国之士的典籍——《明史》

历史上有很多史籍，用来记录历史的更替和历朝历代所发生的重大事迹，以供后人借鉴和传阅。而《明史》的修纂，除了上述功能之外，还有着其他的目的。

《明史》的正式开馆修纂始于清顺治二年，此时正值清军入关之初，从形势上来看，在立足未稳之初，战火纷飞、政局未定的情况之下，开馆修史是根本不具备条件的。但清朝统治者却急于修纂《明史》，目的显而易见：一是以此宣告明朝政权的灭亡，二是希望可以以此笼络明朝遗臣，使那些降清的明朝汉族官员找到一些情感上的寄托。

清康熙拘禁权臣鳌拜，开始亲政之后，又经历了长达八年的“三藩之乱”。战乱期间，清廷集中全力平叛，根本无暇顾及《明史》的修纂，修纂工作一度停了下来。直到战乱平息之后，《明史》的修纂才又被重新提上议程。

真正动手修史，是康熙十八年以后的事。康熙十八年（1679年），康熙帝为了笼络士人，举办了博学宏词科，诏征博学宏儒。为了进一步赢得所招募的士人之心，命众士人正式动手修纂《明史》。

此次明史的修纂历时35年，修史者可谓人才济济。明清之际，有一些明朝遗臣和反清志士十分重视明史的研究。他们虽坚持不肯与清廷合作，但为着保存明朝真实历史的目的，仍派出了得力助手参与明史的编纂。这样，就相应地保证了明史的质量，并基本完成了《明史》的初稿。

就这样，因为一部《明史》的修纂，很多原本对清政权存在异议和抵制情绪的士人都从而转变了态度，逐步开始接受清政权的统治。所以，不得不说，《明史》是一部清朝统治者用来笼络人心的典籍。

传说中的“满汉全席”为哪般

相信满汉全席这个名字，大家都不陌生。不论是一些饮食类的节目、书籍，还是相声、电视、电影，都以各种方式对其进行过介绍和演绎。那么，这满汉全席到底又是由谁创立的呢？没错，正是历史上有名的康熙大帝。

满族在入关以前，生活在天气严寒的东北地区。由于性格比较豪放，因而在饮食上也并不十分讲究。《满文老档》中曾有记载：“贝勒们设宴时，尚不设桌案，都席地而坐。”宴席的主食主要以是米面点心为主，菜肴，一般是火锅配以炖肉，猪肉、牛羊肉加以兽肉。皇帝出席的国宴，也不过设十几桌、几十桌，也是牛、羊、猪、兽肉，将大块的肉煮烂之后，用解食刀割肉为食。举行祭祀仪式的时候，就将整猪、整羊、整鸡等上席。

清代定都北京后，满族与汉族杂处，努尔哈赤在辽沈推广满汉和睦相处的政策，令“满汉等合居一处，同住同食同耕”，对满、汉官员无论是在编制、礼仪、饮宴中都注意保持平等。这样做，无形中就增多了满、汉两族之间的烹饪技艺广泛交流的机会，饮食文化也潜移默化地受到了影响。满族的达官显贵，在与汉族官员的相互交往中，吸收了汉族菜肴的制作方法和宴饮程式，并进行了改造。

到了康熙年间，为了笼络汉族士人，“满汉一体”的政策更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广。在政策的影响之下，满汉两族的官员交流更加频繁。为了表示对汉族士人的亲近和重视，康熙帝将汉席加入到了皇家的宴席上，自此，“满席”和“汉席”一起被列入了清廷的礼食制度。每到重大节庆时，康熙便以这两种不同的菜式招待宾臣，这便是“满汉全席”的由来。

当然，关于“满汉全席”的说法，这不过只是其中的一种。民间也流传着很多有关“满汉全席”的传说，而且更富传奇色彩。

相传，苏州城有一位名叫张东官的平民，他不仅拥有一手像耍杂技一般的切菜功夫，而且生得一条对味道十分敏感的舌头。

康熙皇帝在智擒鳌拜、平定三藩之后，江山稳固，百姓也变得越来越安居乐业了。但康熙并没有以此而感到满足，他深知“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打算进一步笼络民心，于是便有了巡幸江南，访求前朝大贤的打算，以求消除满汉芥蒂。然而，这个想法却遭到了众多朝中满族权贵的反对。

为了完成这个想法，康熙以寻访美食作为幌子来到了江南。在江南，一次偶然的机会中，他遇到了厨艺高超的张东官。张东官不仅向康熙皇帝展示了自己的拿手绝活，还以能言善辩的口才与康熙进行了一番讨论，很快便赢得了皇帝的欢心。为表厚爱，康熙御封他为“江南第一名厨”，并让他到御膳房去工作。

千叟宴

千叟宴，就是年岁较大的老人参加的宫廷宴席。此宴席最早始于康熙，是清宫中的规模最大、与宴者最多的盛大御宴，在清代共举办过4次。康熙为显示盛世太平，并表示对老人的关怀与尊敬，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三月首次举办宴席，在席上作七律诗一首，名曰《千叟宴诗》，千叟宴因此得名。

然而，不幸的是张东官虽然刀工出众，但并不懂得如何做菜。再加之不懂皇宫规矩，他在宫廷中险象环生。为了保住性命，张东官被迫逃出皇宫。但是，在逃避追杀的过程中，他却博采众家之长，凭借自己的超人天赋，将中华民族各地美食熔于一炉，做得一手好菜。

后来，张东官重新被召回了皇宫，并被任命为“千叟宴”的主厨。在这次宴席上，张东官自编了一套108道的食谱，并为其取名为“满汉全席”，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宴席举办完后，康熙帝对张东官大加封赏。但张东官却向皇帝请命辞去了御膳房的职务，说自己在京城开了一家最大的酒楼，为天下人做菜。康熙同意了张东官的请求，并御笔钦赐“满汉楼”的招牌。“满汉全席”也因此流传到了民间，逐渐成为天下第一宴。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说法称：满汉全席其实并非始于皇宫，而是江南的官场菜，是扬州“大厨房”专为到扬州巡视的官员所创办的菜式。对此，清代文人李斗在记载了扬州一地的园亭奇观、风土人情的笔记集《扬州画舫录》中曾有描述：

上买卖街前后寺观，皆为大厨房，以备六司百官食次：

第一份，头号五簋碗十件——燕窝鸡丝汤、海参烩猪筋、鲜蛏萝卜丝羹、海带猪肚丝羹、鲍鱼烩珍珠菜、淡菜虾子汤、鱼翅螃蟹羹、蘑菇煨鸡、辘轳锤、鱼肚煨火腿、鲨鱼皮鸡汁羹、血粉汤、一品级汤饭碗。

第二份，二号五簋碗十件——卿鱼舌烩熊掌、米糟猩唇、猪脑、假豹胎、蒸驼峰、梨片伴蒸果子狸、蒸鹿尾、野鸡片汤、风猪片子、风羊片子、兔脯奶房签、一品级汤饭碗。

第三份，细白羹碗十件——猪肚、假江瑶、鸭舌羹、鸡笋粥、猪脑羹、芙蓉蛋、鹅肫掌羹、糟蒸鲥鱼、假斑鱼肝、西施

乳、文思豆腐羹、甲鱼肉片子汤、茧儿羹、一品级汤饭碗。

第四份，毛血盘二十件——炙、哈尔巴、小猪子、油炸猪羊肉、挂炉走油鸡、鹅、鸭、鸽、猪杂什、羊杂什、燎毛猪羊肉、白煮猪羊肉、白蒸小猪子、小羊子、鸡、鸭、鹅、白面饽饽卷子、什锦火烧、梅花包子。

第五份，洋碟二十件，热吃劝酒二十味，小菜碟二十件，枯果十彻桌，鲜果十彻桌。所谓满汉席也。

从这个记载上来看，此席取材广泛，用料精细，山珍海味无所不包，集宫廷满席与汉席之精华于一席，的确是一桌美味佳肴。

由于每一次满汉全席的操办都要耗费国家大量积蓄，因此，只有举行大型宴会的时候，皇宫中才会做满汉全席。宫廷中的满汉全席不仅食物精美，宴席规矩也很多。以康熙五十二年举办的千叟宴为例：那一年，正值康熙六十大寿，各地百姓有感于康熙恩泽，纷纷自发从数十里、几百里甚至上千里之外赶到京城向皇上祝寿。康熙见到这种情形，深感民众的诚心。于是，在万寿庆典的前一日特发谕旨，在北京西郊的畅春园宴赏众叟。

为了此次宴请能够圆满举行，早在数月之前，康熙帝就多次下达谕旨，令宫廷各衙门的官员和工匠做了诸多准备工作。不仅在御膳房内增添了炊具、食具、饮具及膳桌、坐垫，将宫廷筵宴用的凉棚，以及主副食品、酒等准备齐全。还命宫人将供老叟们出入的宫门重新油饰一新，把盛宴周围的殿宇房间布置得光彩照人，以表重视。

经过一番忙碌的准备，举办宴席的这一日终于到来了。宴席开始前，宫人们先按入宴耆老品位高低将一等桌张和次等桌张摆放齐全。乾清宫地平正中摆皇帝宴桌，殿内地平下和殿外两廊下摆王公和一、二品大臣、外国使臣的一等宴桌，丹墀甬路和丹墀摆以下三品至九品官员、蒙古台吉、顶戴、领催、兵民等所坐的次等宴桌。不仅宴桌有尊卑之分，就连筵宴盛器和肴馔也有明显的区别。

台吉

清对蒙古贵族封爵名。源于汉语皇太子、皇太弟，是蒙古部落首领的一种称呼。位次辅国公，分四等，自一等台吉至四等台吉，相当于一品官至四品官。

待宴桌摆放完毕之后，先由外膳房大臣率员分批引领参加宴会的各官、外国使臣和众叟入席，然后恭候皇帝驾临。伴随着鼓乐齐鸣，康熙乘坐轿子缓缓移至乾清宫。待皇帝在宝座上坐稳之后。丹陛大乐奏起，管宴大臣先引领乾清宫殿内外及东西两廊下的各级官员、蒙古王公等走至乾清宫正中，鸿胪寺赞礼官赞行三跪九叩礼，数千耆老群臣一同向皇帝叩拜。随后再由管宴大臣引着王公大臣步入殿内入席，与宴众叟群臣于座次再向皇帝行一叩礼之后方可落座。

众人向皇帝行礼过后，茶膳房大臣向皇帝进茶。皇帝饮毕，殿内及东西廊下王公大臣均得到康熙赐茶，饮后茶碗均赏于本人。被赏茶的王公大臣官员等接茶后均出坐，向乾清宫内皇帝座处行一叩礼，以谢赏茶之恩。

随后，茶膳房总管太监将果宴奉送到皇上面前，并在丹墀两边摆放银包角花梨木桌两张，每桌安放银折盂一件，金勺、银勺各一把，玉酒盅20件。接着，皇帝召集一品大臣和年届九十的老者行至御座之前，并亲赐卮酒，同时命皇子皇孙为殿内王公大臣进酒，并分赐食品。众叟向康熙帝再次谢宴。

之后，内务府大臣等执食盒上膳，群臣众叟方开始进食，清宫戏班则会进乾清宫献上歌舞助兴。待到歌舞完毕、千叟宴结束之后，众叟随着赞礼官高声唱祷向康熙帝再次行一跪三叩礼以表感激之情。礼毕，康熙帝伴随着中和韶乐起驾回宫。官宴大臣则按拟好的赏单将礼品赠予众叟。众叟跪领赏物后，再次叩谢天恩。至此，整场宴席方告结束。

整体看来，宴会的情景宏大、庄严，与我们在影视作品中所看到了并无太大区别。只是，历史上真实的清宫筵席并不像电影电视描述得那样奢华、铺张。据《大清会典》和《光禄寺则例》上所记载，康熙钦定最昂贵的宴席也不准超过每桌价银8两的标准。按照最高比值换算，康熙皇帝所举办的最昂贵的筵席，也就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4000元左右。这个费用与现在的奢华饭局相比，实在是相差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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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汉全席名称的由来

满汉同席的模式创办于康熙年间，这个几乎是无可非议的。但对于“满汉全席”这个名字的由来，却有诸多说法。

除了上述文中所讲到了“满汉全席”由张东官所创一说之外，比较常见的说法还有以下两种：

一种是说：“满汉全席”是始于清代的官场筵席，但在正史中记载不多，仅在一些笔记文集中略有记录，但都称之为“满汉席”或者“满汉大菜”。

最初，官场中宴请嘉宾时，都是先吃满菜席，再上汉菜席，以适应席中满汉宾客的不同饮食习惯。这样的宴席方式，就使制作满席和汉席的厨师间相互展开竞赛，以求席桌更为精美，让自己的厨艺更得大家赏识。久而久之，他们不光研究自己的菜式，还互相汲取对方之所长，使彼此间的菜式既有不同之处，也有相融之势。后来，人们便在“满席”和“汉席”的菜肴中精选了一些珍品将其拼做一席，故有“满汉全席”之称。

还有一种是说：虽然满汉席自清代便一直都流传于世间，但被称作“满汉全席”则是源于一段相声。20世纪20年代，在北京和天津献艺的著名相声演员万人迷编了一段相声名为“报菜名”，相声中有一大段罗列大量菜名的精彩“贯口”颇得大家喜爱。他在相声中指出，这些菜名皆出自“满汉全席”。自此，便有了“满汉全席”一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