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和《资治通鉴》（代序）

吴怀祺

在两宋的史学史上，论历史兴衰的重要史著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

司马光字君实，号迂叟，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属山西）人。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卒于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享年六十八岁。

司马光自幼爱读史书，仁宗宝元初，中进士甲科，以奉礼郎为华州判官，为事亲，改签书苏州判官事。父母相继去世，司马光服丧五年，闭户读书，著《十哲论》、《四豪论》、《机权论》、《才德论》、《廉颇论》、《龚君实论》、《河间献王赞》等及史评诗十八首。其中许多议论成了后来《通鉴》“臣光曰”的内容。所以在事实上，司马光的修史工作很早就已经开始。

英宗治平元年至四年（1064—1067），司马光进《历年图》五卷，为上起战国，下迄五代的大事年表；又作《通志》八卷，起周威烈王，迄秦二世三年，这是以后写的《通鉴》的前八卷的内容。

治平三年，司马光由谏官改任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夏四月，英宗命其设局于崇文院，自行选择协修人员，编辑《历代君臣事迹》。治平四年，神宗即位。三月，司马光除翰林学士，十月，《历代君臣事迹》成，因其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名《资治通鉴》，神宗亲制《序》，俾日进读。

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在“理财之事”、“论祖宗之法是否可变”、“三司条例司置当否”、“青苗法利弊”等问题上，与王安石的意见不合。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次年司马光被拜为枢密副使；司马光六上札子，固辞。秋，以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徙许州，请改徙西京御史台，“自是绝口不论事”，专修《资治通鉴》。元丰七年（1084）《通鉴》书成，加资政殿学士。哲宗元祐元年（1086）九月去世。

哲宗命范祖禹、司马康重新校定，送杭州雕版。元祐七年（1092）全书印成，“立于学宫，与六籍并行”（《范太史集》卷三七《告文忠公庙文》）。《资治通鉴》是众手修书，又体现“一家之言”的成功之作。刘恕、刘、范祖禹协助司马光做了大量的编修工作，而全书由司马光总其成，“其是非予夺之际，一出君实笔削”；书中的“臣光曰”完全贯彻司马光的思想。这部伟大的史学巨著，在中国史学史上留下光辉的一章。

《资治通鉴》是一部“贯穿今古，上自晚周，下迄五代”的编年体通史。《通鉴》二百九十四卷记叙了从战国时期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至后周世宗显德六年的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全书贯穿了总结政治盛衰的意识，突出了从政治上总结历史兴衰的经验。

在探讨历史盛衰原因上，司马光强调人君的作用，他认为人君的才能、素质、品质直接影响历史的盛衰。他说：“夫治乱安危存亡之本源，皆在人君之心，仁、明、武所出于内者也；用人、赏功、罚罪所施于外者也。”（《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四六《进修心治国之要札子》）司马光论历史兴衰，突出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指出一代人主只要努力，三代之治也是可以恢复的。他曾说：“汉之所以不能复三代之治，由人主之不为，非先王之道不可复行于后世也。”（见《资治通鉴》卷二七“汉纪十九·宣帝甘露元年”）

司马光强调“用人”对治理社会的重要性。人君的“官人、信赏、必罚”的落脚点是“用人”，他说：“何谓人君之道？曰：用人是也。”但是要“用人”得当，首先要“知人”，要知人，关键是“至公至明”，公明的关键在“心”，有“公明”之心，方是知人、用人之“本”。司马光的用人之道，有不少可取的认识，如根据不同职事的要求，选人、用人、察人、考实绩。又如用人不讲门第、阀阅；论贤不论亲疏；对所用之人“当容其短，收其所长”；用人不疑等等。司马光论用人的重要性，表述的人才思想有积极的意义。

司马光反对迷信及灾异的神秘主义的观点。这在《通鉴》一书中不乏其例。

但司马光的历史观是受他的哲学观点支配的。他的哲学观点“中和论”，是一种折衷主义的思想。即一切均要守“常”，由“常”而“和”，这就是“本”“道”。智、仁、礼、乐、政、刑，本此而作则致道。守常致中和，为治理社会的根本的道。司马光的调和折衷的思想在历史观上反映出来，一方面认为历史是在作盛衰的波动，并由此十分重视总结盛衰的经验，又一方面缺乏历史过程的观念，实际上不承认历史有质的变化，在总结历史盛衰上看出“变”，但强调的是“常”，师古守常以待变。一方面认为“君心”决定历史的盛衰，一方面又强调“用人”是关系到世之治乱的大问题，“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司马光反对迷信，反对灾异论的神秘主义的观点，在“天命”问题上，既承认天意，也承认人力。司马光认为南朝刘宋灭亡的原因，不是“天”决定的，“（刘）宋德告终，非天废也”（《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三“宋纪十五·明帝泰始七年”）。司马光引裴子野的史论，表达了自己的见解。但司马光又把“天”作为有意志的、可支配社会秩序的力量，说：“天者，万物之父也。”又说：“违天之命者，天得而刑之；顺天之命，天得而赏之。”名分有天分、人分，最终是“天”支配，而且“僭天之分，必有天灾”，最终又回归于天人感应论上去。（引文见《迂书·士则》）

在历史盛衰的思考中，司马光着重从人事方面解剖盛衰变动，寻找支配盛衰的原因，显示出天命论色彩的淡化，但最终又承认天支配社会人事。力图从历史兴衰的事实中总结出经验教训，解释历史兴亡，又无法割弃“天意论”，这是传统史学“二重性”的体现。

司马光重视人事作用的人才思想是古代史学思想中值得重视的部分，体现了史学中积极的民族精神，读一读本书，就会有感受。

吴怀祺，男，安徽省庐江县人，1938年9月出生于贵州省贵阳市。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著述有：《宋代史学思想史》；《郑樵文集校补·郑樵年谱稿》；《中国史学思想史》；《郑樵评传》；点校整理清钱澄之《田间易学》；主编10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史》，目前已出版7卷（秦汉卷、宋辽金卷、元代卷、明代卷、清代卷、近代前卷、近代后卷）。发表学术论文150馀篇。

以上“代序”节选自《〈资治通鉴〉的价值和司马光的历史观》，见《史学史研究》1988年第2期。作者略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