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杨虎城被杀真相揭秘

1949年9月6日，西南军政长官张群和毛人凤命令徐远举飞赴昆明搞“九九”整肃，临行前徐派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李修凯、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副处长杨元森、西南特区二科（审讯）科长濮齐伟、二处二科（行动）科长雷天元与军统局司法室副主任、国防部高级法官毛惕园、法官夏鸿钧会同签办，将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的因《挺进报》事件被捕的川东地下党、华蓥山武装起义人员陈然、江竹筠等42人和“民革”川康组织负责人李宗煌、王白与、周从化、周均时、黎又霖的名单，由西南特区专员陆坚如交二处上尉书记余海文承签，二处司法股长张界核对，西南特区助理秘书周顺思报毛惕园签判，最后由毛人凤送蒋介石批准，准备进行集体大屠杀。台湾保密局还要求将处决现场的遗体逐一拍照送核。

也就是这一天，由有“笑面虎”之称的周养浩将杨虎城一家和宋绮云一家从贵阳骗到重庆，全部杀害于歌乐山下的松林坡。

1937年11月26日，杨虎城偕夫人谢葆贞及幼子杨拯中由法国马赛回到香港，住九龙半岛酒店，要求回国参加抗战。蒋介石复电邀杨虎城到南昌会晤，并派戴笠前往迎接。

12月1日，杨虎城到武昌，戴笠率武汉行营及湖北省政府官员一百余人在车站迎接，安排杨虎城住在武昌胭脂坪湖北省政府招待所。第二天，杨虎城由戴笠陪同乘飞机前往南昌，住在二纬路一号戴笠的办事处内，即遭软禁。事前，戴笠从杭州警校特训班毕业生和南京警察厅特警科，选调了三十多名特务，组建了警卫队（1940年改称为特务队），由特警科军事股股长李家杰任队长，龚国彦任队副，提前赶往南昌待命。12月2日，办事处主任王立生率众到机场迎来了戴笠和杨虎城，安排杨虎城住楼上，戴笠住楼下。

当晚，戴笠对李家杰说：“我派你当杨先生的警卫队长，明里是警卫，暗里是监视，防止他逃跑或自杀，要保守秘密，不许让外人知道此事”。

随即，戴笠将李家杰带到楼上，对杨虎城说：“李队长忠实可靠，特别选来伺候杨先生。”

戴笠陪杨虎城住了五六天。这时，日寇进逼南京，南昌市区每天都有日机来空袭投弹，戴笠与李家杰陪杨虎城同乘一辆车到郊外躲避空袭。戴笠多次对杨虎城说：“你就安心在南昌住些日子吧，等委员长决定了接见日期后，我就马上陪你去。倘若日机再这么轰炸下去，对你一家人也不安全，我们还是换个地方住吧。”

几天后，杨虎城被移居到离市区十多公里外的梅岭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的别墅里。四周由宪兵八团一个排守卫。

当天晚上，戴笠便悄悄离开了南昌。

12月，南京沦陷，随后九江告急。1938年1月，李家杰按戴笠的指示，将杨虎城转移到湖南省桃源县城三四公里外的吴家大屋监禁。两个月后，戴笠派特务杨继荣、蔡霞观（女）把杨夫人谢葆贞、儿子杨拯中送来一起囚禁。长沙大火后，桃源不时遭日机轰炸，李家杰奉命于1939年春押解杨虎城一行，沿湘筑公路经沅陵迁至贵州息烽。先是被关押在息烽阳朗坝看守所，后戴笠检查时，发现阳朗坝离公路太近，怕出问题，于是又把他们一家三口迁往离息烽县城十多公里的玄天洞道观内。除12名特务和宪兵看守外，还在周围15公里范围内修筑起碉堡，由军委会特务四团张止戈部第三连廖广文部驻守。

玄天洞是崇山峻岭中一个百步方圆的天然岩洞，有平房五间，潮湿、阴暗，早晚有浓雾扑室，在这种恶劣环境下，杨虎城一家经常生病。杨虎城要求外出散散步，李家杰的答复居然是：“不行！”

这时，杨虎城已看出，蒋介石不可能在短期内放他，要改变居住环境，更不可能靠蒋介石良心发现。在他的一再要求下，军统局才同意由杨虎城自己拿了数百美金，在离玄天洞百步之遥的另一新洞内招工修建囚室。在修建过程中，李家杰趁机吞食建房费用，被杨虎城识破，李家杰见杨将军有不满之处，便处处刁难。1939年底，谢葆贞生下儿子杨拯黔，九天后夭亡。1941年2月，生下女儿杨拯贵，谢葆贞身体虚弱，营养又差，只好从山下请了一个农妇来带养孩子。

一天，杨将军一家正围桌就餐，看着粗劣的饭食，拯中又黑又瘦的面孔，听着孩子哇哇的哭叫，谢葆贞心烦意乱，顺口说了句：“怎么饭菜弄得越来越糟糕？”

恰好李家杰路过，他不仅不致歉，反而站在门口阴阳怪气地说：“杨夫人还是将就一下吧，百多号弟兄陪着你们到这山旮旯里来吃苦受罪，也没抱怨半句哩。”

谢葆贞不堪顶撞，蓦地将一碗饭兜头盖脸地朝李砸去。

李自知理亏，落荒而逃。但从此后，他们便结下了深仇大恨。李家杰虽不敢在杨夫人跟前露面，暗地里则常常无中生有，添油加醋地向戴笠打报告，诬陷杨将军夫妇如何辱骂党国领袖、谢葆贞是精神病、杨虎城有钱不拿出来治病等等，并以谢葆贞有精神病，影响杨虎城生活为由，将谢葆贞和奶妈赶回旧洞居住，活活拆散了这个家庭。

面对李家杰的精神虐待和迫害，杨虎城极力抗争，经常和李家杰争吵。戴笠见李家杰实在无法继续工作下去，只得调李到重庆中训团任警卫组副组长，改任龚国彦为特务队队长，1949年3月又由白公馆看守所长张鹄接任。对负责看押的三个特务队队长，杨将军的评论是：“李家杰官僚的脑筋，军阀的举动，唯利是图，不知民苦，我太太的病就是受他刺激引起的；龚国彦拨弄是非，爱钱如命，剥削阶级的典型人物，几年来整得我连一口气都喘不过来，这家伙厉害啊！张鹄，獐头鼠目，自尊自大，不把人当人看，纯粹的一个刽子手！”

长期的忧郁，使谢葆贞精神开始失常，常常隔着窗子大骂特务，甚至不管碗盆、桌椅，皆朝特务砸去。杨虎城屡屡恳求医治，但副队长兼杨虎城的专职医官张静甫虽然恭敬周全，却缺医少药，无法可施。

戴笠每来视事，杨虎城总要提出改善生活条件，为儿子延师教读的要求，均未获准。

1945年初，杨将军病情时好时坏，饮水不良造成的胆结石病经常发作。谢葆贞的病情也愈发严重，急需人照料，经多次请求，戴笠才允许将监禁在息烽集中营的杨虎城的副官阎明、勤务兵张醒民移囚玄天洞，以照料杨虎城夫妇生活。

1946年1月，旧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结束特务的罪恶活动。释放张学良、杨虎城，成为各界人士的共同呼声。3月戴笠摔死，军统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息烽的军统特务机构相继撤迁南京。1946年10月中旬，张学良由贵州桐梓县天门洞（40兵工厂所在地）被押解到原中美合作所松林坡戴公祠，11月1日又被押往台湾新竹县竹溪口。

在保密局由毛人凤主持的一次局务会议上，司法处长李希成报告张学良的押解经过后，问：“对杨虎城如何处置？”

毛人凤想了想说：“总裁对此尚无明确表示。杨虎城这个案子，处理实在有点困难，释放吧，杨虎城必定造反；杀吧，又有好多顾虑，暂时只好继续关下去。”

1947年4月30日，杨虎城被移押重庆原中美合作所杨家山一平房内，由交警大队和宪兵24团一个连看守。7月，杨将军胆结石病急性发作，在童家桥洗布塘中央医院童家桥分院（前身为军统局四一医院），由中央医院医生陈仁亨割掉胆囊。后又由牙科学博士蒋祝华拔掉两颗牙齿，并为他配上假牙，正是蒋医生配的这两颗假牙，为日后确认杨虎城遗体提供了科学依据。

据蒋祝华医生回忆：1947年夏天某日，蒋祝华突然接到伪中央医院谢锡珙院长打来的电话，要他准备医疗器械，一会儿有车来接他去为一个病人拔牙。大约半个钟头后，果然就来了一辆美式吉普车，蒋医生带上他的学生简华彬和张维汉医生一同前行。车开到歌乐山下，经过一道大门检查，然后就到了一个办公室，有两个人陪他们吃中饭。吃完饭后，他们就被带到山上最高的一幢房子，四面有持枪的岗警。当蒋医生等人坐下后，有一个人来给他们招呼，叫他们一会治病时不要多问，稍后，另外的人便带了一个病人来与蒋医生对面坐下，并介绍这是杨老先生。蒋医生见杨先生个子高大，头发蓬松，未戴帽子，也未戴眼镜，未加修饰的脸上，留有二三寸胡须。他穿了一身陈旧的黑色长绸衫，面容严肃，气宇不凡。但是他全身带有一股浓浓的臭味。当蒋医生一跨进这个地方，他就意识到这位杨先生不是一般的政治犯，既然要请有着他这种医学资历的人来替这个人看病，这姓杨的绝非一般的人。蒋医生开始为杨先生检查，问他哪里不好？杨先生没有说话，只用手指着上唇。蒋医生在检查时，发现他两颗上中前门牙松动，明显叩痛，是创伤引起的根尖脓肿，如果早进行治疗，就不会发展这么严重。于是蒋医生提出这两颗牙齿应该到医院照片、作根管治疗及根尖切除手术。但旁边的人说：“到医院去不行，我们这里没有条件，也没有医生，请你来，你把它拔掉就行了。”

蒋医生回忆说：“我当时感到很愕然，既不能按我提出的方案治疗，又要拔除能够保留的牙齿，心里感到很是不安。杨老先生由于疼痛难忍，只有同意把牙拔了，我只好违心地为他消了毒，打了麻药针，很仔细地分离了牙龈，轻轻地把牙拔掉了，再进行了止血。我问杨先生痛不痛，他摇头表示不痛。手术后，他就被看管的人带走了。当时我就与他约好：一个月后再去为他镶牙。后来，他们用吉普车把我们送回了医院。在返回的路上，张维汉医生在我耳边细声问我，知不知道杨老先生是谁，我说不知道，他说那就是杨虎城。我很震惊，当时全国人民都不知道杨虎城将军囚禁在哪里，原来却在歌乐山麓。一个月后，按照约定时间，下午两点钟有车接我们去为杨虎城将军镶牙，由于我已知道他就是发动举世闻名的西安事变的爱国将军，心中对他产生了敬意。我早已为他想到了最好的修复方案，采用当时最好的黄金丁牙为他修复，并且在他的唇侧设有基底，固定在最稳当、最舒适的牙上。车到后，我便把给杨将军镶牙的想法讲给看守听，但遭到反对，我只得为他安装瓷牙。当我与杨将军见面时，我看见他仍然穿着上次的那件衣服，周身臭气四溢，但他仍保持着固有的威严气度。我便开始为他检查打样，取石膏模型。这些本来可以让我的助手去做的，但是出于对一位爱国将领的尊重，我都亲手制作，完成了假牙，又为他装戴上，经过几次修整，我问他是否合适，他点头表示满意。然后很快又被管理他的人带走了。”

杨虎城病体稍愈，夫人谢葆贞的病情却不断恶化，甚至发展到十多天不吃食物。杨虎城的专职医官张静甫技穷，只好从中央医院请来同学张维汉、任万山两医生会诊，经两医生建议，又请来成都的专家刘昌永。将谢葆贞送到童家桥分院治疗几天，毫不见成效。

1947年12月27日，谢葆贞不堪折磨，产生了自杀的念头。护士劝她服药时，她说：“你那金戒指好漂亮啊，给我看看吧。”护士没有在意，取下给她，她接过去一下便塞进口中，吞入肚内。护士吓得大叫起来，医生们闻声匆匆跑来，赶紧施行抢救措施。但谢葆贞拒绝救治，刘昌永医生不得不让几名医护人员强力将她按在病床上。她已经二十多天粒米未进，身体十分虚弱。刘昌永为她注射葡萄糖液，针头刚一插进去，谢葆贞便停止了呼吸。

人生最大的伤心事，莫过于老年丧子，中年丧妻。丧妻之痛使杨虎城一连数日不语不眠，唯将爱女搂坐膝上，相对垂泪……

谢葆贞火化后，杨虎城将夫人的骨灰殓入一个尺多见方的箱子内，白昼为伴，夜晚共枕。

1949年元旦，国民政府蒋介石总统发表元旦文告，作出主张和谈的姿态。

1月18日，蒋介石重新安排人事，派朱绍良为福州绥靖公署主任，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

1月21日正午，蒋介石约宴五院院长，正式宣布引退。下午2时，又在黄埔路总统官邸召集国民党中央常委临时会议，出示他和李宗仁的联名宣言，宣布：“于本月21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

宣布散会后，老态龙钟的于右任忽然追上前去，喊道：“总裁，总裁！”

蒋介石停下问道：“何事？”

于右任说：“为和谈方便起见，可否请总裁在离京之前，下个手令把张学良、杨虎城放出来？”

蒋介石把手一甩，说：“那是政府的事，我已经不是总统了，你找德邻（李宗仁）办去吧！”说罢，便加快脚步走了。当天，《中央日报》宣布蒋介石引退。下午4时10分，蒋介石一行乘专机经杭州到奉化溪口老家隐居。

22日，李代总统下令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为表和谈诚意，下令取消剿总，改各地绥靖公署为军政长官公署；撤销特别刑事庭。3月20日晚，川盟负责人范朴斋向张群提供成渝两地“六一”被捕民盟盟员名单37人。3月21日，国民党和谈代表团飞赴北平的前一天，田一平等18人从渣滓洞被营救出狱。同一天，兰国农等三人从白公馆被放出。此后，又有一些人通过疏通关系获保释。

重庆《大公报》、《新民报》，南京《江南晚报》、《人报》，香港《华商日报》、《文汇报》，接连登载了有关开释杨虎城的消息：

1月24日，李代总统电令台湾省主席陈仪、重庆市市长杨森：着令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并以专机送他们到南京共商国是。

1月26日上午9时，国民党重庆市市政府接李代总统释放杨虎城电令后，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曾与杨森通电话，探询杨虎城近况。

张学良软禁在台湾新竹县井上温泉；杨虎城拘押在重庆近郊某处，据闻设在重庆的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离任前往探视。

旅京陕籍人士于右任、孙蔚如等各方接洽，闻派专机迎杨氏离渝来京，孙将军并拟亲搭专机飞渝迎杨氏。李代总统之代表甘介侯拟近期专机飞渝迎杨氏。

对于释放杨虎城的命令，新闻界已传得沸沸扬扬，国民党内却没有任何人出来接受此任，当时毛人凤已率保密局机关的大小特务由南京撤退到上海办公，根本不理这回事。而给李代总统配的徐记保密局（局长徐传道）仅是个摆设，根本无权办理如此大事。李宗仁一看自己的命令得不到执行，便直接致电重庆市长杨森，要他释放杨虎城。

杨森是蒋介石的忠实走狗，当然不会听李宗仁的话，但又不便公开违抗李代总统的命令，只好虚与委蛇，召开新闻记者招待会借媒介向社会各界表明：“李代总统释放杨将军的命令，已于26日到达本府，本府理当遵命行事。但鄙人确不清楚杨虎城现在羁押在什么地方。而且，这个事情也不该我管，故除将电令转请重庆绥靖公署张长官处理外，并决定如此电复中央。”

同时，上海报纸更以虎嘴捋须之势质问当局，登出《毛人凤向何处去？》的文章，称：“李宗仁派甘介侯持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命令专机飞往重庆，但找不到毛人凤，故无法释放。”驻重庆的国民党空军第五路晏玉琮司令赶紧声明：“本人尚未接到总部派机迎接杨虎城到京的任何指示。”

私下里，杨森秘密急电毛人凤，请毛人凤赶快拿主意。毛人凤因已于1948年12月将杨虎城另列专案，签呈总裁，请求处置办法，自己也做不了主，便星夜从上海赶到溪口向蒋请示。

“不准释放！”蒋介石的回答毫不含糊，而且向毛人凤面授了如何处置杨虎城的指示。

“迅速密押杨虎城到贵阳监禁。”远在重庆的徐远举接到毛人凤的密电后，从市区老街“慈居”来到了歌乐山下。囚禁在杨家山秘密囚室的杨虎城，早已知道李宗仁释放他的电令已到重庆，见徐远举在特务队长龚国彦的陪同下，笑嘻嘻地走进屋来，满以为是来宣布释放的命令哩，心想自己十二年的囚徒生活即刻便会结束，不禁满心欢喜。而且，徐远举也一反平日颐指气使的神态，寒暄几句后说：“杨先生，这地方不安全，特请你转移住地，到贵阳去。”

杨虎城闻言大怒：“什么？李代总统下命令要释放我，你姓徐的却要我迁贵阳。你们既不执行李代总统的命令，反来欺骗我！今天这里，明天那里，我不走，我不是小孩子了，要死就死在这里，何必把我送回贵州去再杀呢？”

徐远举被杨虎城诘问得哑口无言，只得悻悻地走出囚室。如何才能说服杨虎城呢？他想到了人称笑面虎的周养浩。于是返身来到杨家山周养浩的公产管理处办公室……

杨虎城早先曾关押在息烽阳朗坝，因此地离公路太近，自从出了黄显声将军的部下乘车前来以武力营救，与警卫部队对峙的事件后（在这次事件中，黄显声拒绝出狱，他向他的忠心耿耿的部下们喊话，让他们回去，并坚决表示：如果不是堂堂正正地走出去，宁可死在国民党的监狱中！），戴笠怕杨虎城的部属也如法炮制，于是将杨一家转往附近山上的玄天洞道观筑室关押。周养浩主持息烽集中营期间，同时兼管玄天洞，为笼络感情，避免出事，他经常上山去看一看。杨虎城见他是上海法学院的正牌毕业生，而且一来便对狱政大加改革，弃暴力而施仁政，对他印象自然不错，加之见面后觉得此人长相英俊，谈吐斯文，确实不同于军统中那帮狗窃鼠偷、横行无忌之徒，所以也肯和他下下棋，说说话，消磨时光。徐远举当然知道这些情况，正因为如此，他才前来请周养浩出面，安置杨虎城的转移工作。

周养浩过去与徐远举一个钉子一个眼，相互不买账，此番见他无奈之下登门求助，自然也想露上一手，于是欣然答应。他事先找到负责看守杨虎城的特务队队长龚国彦，了解杨虎城近来的情况。龚国彦说，杨虎城的夫人谢葆贞已于前一年过世，去年，他患胆结石住院，在保密局控制的中央医院沙磁分院做过手术。术后恢复期间，为防止肠粘连，医生让他多作户外活动，所以前段时间他经常到山坡上去散步。几天以前，他在后山坡上见到一处古墓，墓前的石枋上刻着几个字，杨虎城见后神色大变，从此再也不敢出门散步了。

周养浩叫龚国彦用手指写下那四个字，一见是“杨氏佳城”，心里顿时有了底。

原来，在旧社会行伍的人当中，历来流传一句老话，自古大将忌名地。不久之前戴笠座机撞的那座山，偏偏叫做戴山，发现戴笠尸体的地方，恰恰又叫做困雨沟（戴笠字雨农），似乎也恰好为这句老话作了最新的验证。杨虎城是旧军人，自然会为杨家山上这座古墓石枋上的四个字所忌。周养浩心中暗暗高兴，若果真如此，岂不是天助我矣！

到了杨虎城住处，周养浩先表示对杨夫人的吊唁，接着又关心老朋友杨虎城身体的复原情况，东拉西扯一阵之后，见话题已经入港，遂顺水推舟地说：“离开息烽以后，我在贵阳又工作了两年，知道有个地方不错，不知杨将军有无兴趣过去住一段时间？”

杨虎城拒绝迁徙，勃然变色道：“李代总统下令释放我，你们拒不执行，是何道理？我杨虎城这一生经历了多少沙场血战，莫非还惜一条命吗？蒋介石要杀我就在这杨家山杀好啦，何必又劳神费事地弄我到贵州去杀？”

周养浩娓娓劝说道：“杨先生暂息怒，蒋总裁现在对释放你和张学良将军有顾虑，这个中的原因恐怕是可以理解的吧，因为当初是他下令软禁你和张学良将军的，如果现在他刚一宣布引退，便马上由李代总统把你们释放，这不是昭告天下，蒋总裁错了吗？所以总裁要你暂时移居贵阳，避开这股热劲，不久将会把你送到台湾，然后选择一个适当的时机再把你和张学良将军一起释放……”

龚国彦在一旁插嘴说：“我怎么不知道李代总统有这个命令，杨先生是从哪里听来的消息？”

杨虎城厉声呵斥道：“这不用你管，你先检讨一下自己，为什么要欺骗我！”

龚国彦争辩道：“杨先生天天看《中央日报》，哪有这样的事？”

杨虎城拍案大吼：“《中央日报》当然不会登这样的消息，你敢把《大公报》拿来给我看吗？”

龚国彦自然不敢给杨虎城看《大公报》，故杨坚持不去贵阳。

徐远举与周养浩商议许久，想起了杨虎城由玄天洞移来重庆时，杨也严词拒绝，最后还是由张静甫游说成行的，于是决定再派张静甫去劝说。

张静甫，又名张华盛，1911年生，山西省太原市晋祠镇花塔村人，1937年毕业于山西省立川至医专，1938年4月入湖南临澧军统特警班一期，毕业后任军统息烽训练班毒品教官，1939年春被指派当杨虎城之专职医官、特务队队副，1947年底因盗卖特务队药品被关押在白公馆。

徐远举立即打电话命白公馆看守所所长张鹄把张静甫送来杨家山。

徐远举对张静甫说：“你要是能把杨先生劝说去贵州，我马上放你出去。”

张小心翼翼地回道：“这事我也没有把握，只好去试试看吧。”

张静甫见到杨虎城，未及开口，杨虎城首先发话：“张静甫，你不是早就被关起来了吗，今天他们放你回来，我已经预料到了，是徐远举、周养浩让你来劝我去贵州，对吧？”

“是的，我还没有被开释。他们许诺，要是杨先生依劝，就恢复我的自由。”张静甫还告诉杨虎城，“我被关押在白公馆，看到宋绮云、徐林侠（1941年被捕）和他们的儿子宋振中（即小萝卜头）也被关押在里面。”宋绮云、徐林侠夫妇均是共产党员，宋绮云曾做过杨虎城的秘书。杨虎城不知宋、徐两人何时被捕入狱，十分惊讶。他思忖了片刻后说道：“你去告诉徐远举，要我去贵州可以，但要答应我几个条件。杨拯中年纪已长，需读书启蒙，要求宋绮云夫妇随去充任教师，阎继明、张醒民也一同前去照料。哦，另外，必须把龚国彦换掉，这个家伙太可恨。”

徐、周当晚电告毛人凤，毛人凤当即答应，但要求立即动身。徐远举向国民党空军第五路晏玉琮司令洽妥了专机，2月1日，由周养浩和新上任的张鹄率特务队押解，杨虎城一行乘专机从白市驿机场飞贵阳，被囚禁于黔灵山麒麟洞。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占领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彻底覆灭，接着，又以摧枯拉朽之势挺进华南。8月，蒋介石偕毛人凤等由台湾飞抵重庆，妄图把重庆作为他在大西南负隅顽抗的据点。他杀人的嗜好，此时更加变本加厉，一到重庆，就指示毛人凤将关押在集中营的政治犯择重要者杀掉一批。他对毛人凤说：“今天之失败，是由于过去杀人太少，把一些反对我们的人保留下来，对我们太不利了，我们过去那样有势力，这些人都不肯投降，今天我们到处打败仗，他们还会转变过来吗？只有杀掉。”当毛人凤请示是否将杨虎城押送台湾时，他咬牙切齿，恨恨地说道：“这种祸国孽臣，还留下干什么，早就该杀掉了！”

毛人凤饬令西南特区清理积案，并对徐远举和二处行动科长雷天元说：“总裁指示要将杨虎城杀掉，陈公洽（即陈仪，浙江省主席。淮海战役期间，陈策动旧部汤恩伯起义，汤密报蒋介石。1949年2月21日陈被汤软禁，1950年6月18日被蒋介石下令枪毙于台北马场町刑场）交付军法会审，不久张学良也准备干掉。你们要将过去所逮捕的共党分子择其重要者先杀掉一批。”

雷天元问：“关押在渣滓洞二处看守所的犯人有200多人，其中42人已由徐处长决定先执行，其余的，一部分拟第二批执行，一部分罪行较轻，拟感化教育。请示毛局长，这样做是否适当？”

毛人凤冷冷一笑，说：“我们打胜仗的时候，要做感化教育，今天打败仗，感化教育是没有用处的。”

“局长的意思，是不是全部执行？”

毛人凤道：“我刚才说的是总裁的意思，你还不明白吗？”

8月27日，毛人凤在重庆罗家湾19号交警旅何龙庆公馆漱庐召集徐远举、周养浩密商，就如何杀害杨虎城的问题，制定了具体的方案。

档案B类141卷记载了1953年周养浩的交待：“1949年8月27日，毛人凤在重庆罗家湾何龙庆公馆会客室里和徐远举、我商议屠杀杨虎城将军。先议在贵阳附近公路边荒僻处秘密屠杀掩尸，因恐被人看见，难以保密，乃决定接回重庆磁器口中美合作所范围内秘密执行，较为安全秘密，并决定派我前往迎接，先议搭星期六飞机去贵阳，因顾虑渝筑线每星期一班，飞机常因气候不佳而停止飞行。为免拖延时日，乃决定改乘汽车，并准备早日启程，由我回去准备，决定启程日期后再谈。至此，会议告一段落，遂各自分散。我向毛人凤告辞下乡回家时（我时住磁器口中美合作所内杨家山戴笠过去的住宅），毛对我说：‘白公馆有行动员，你回乡下去找他们谈一谈，做秘密案子除用手枪外，还有什么办法，但不要告诉他们是谁，你同他们谈后回头告诉我，我和徐远举要亲自召集他们商议决定，还要他们履行宣誓手续，以保秘密。’我到家后，即打电话给白公馆的负责人陆景清，要陆通知白公馆做过行动工作的到杨家山来谈，旋即来了三人：杨进兴、安文芳、杨钦典。自称是奉陆所长命令前来谈话的，经我招待在会客室内，通问姓名后即提出，上面要做一件秘密案子，为保守秘密，除用手枪外，还有别的什么好办法？首先由杨进兴发言称，‘不用打枪那就用匕首。’我问杨钦典：‘你能参加执行不？’杨钦典迟疑着说：‘我没有经验’。我又问安文芳，安文芳也说没经验。我考虑到执行必须谨慎和有充分的杀人经验，因此说：‘你们没有经验，就不勉强。我另外想办法，你们协助。’”

后来，杨进兴推荐了二处行动员王少山、熊祥。周养浩点头同意，并决定由行动组协助他们。

第二天下午，周养浩来到嘉陵新村毛人凤公馆，向毛人凤报告他与杨进兴、熊祥等人的谈话经过，并请毛人凤亲自找杨、熊两人谈话，最后核定。接着，周养浩又报告说：“我决定9月1日去贵阳，看局座还有什么事要吩咐。”

“到达重庆的日期要在出发前一天密电报告，到达时间要选在晚上。此事可以告诉张鹄，令他挑选五六名可靠的队员护送。”毛人凤还向周养浩布置了押解和密裁的衔接工作。

9月1日，周养浩带着他过去的副官、时任西南特区三科副科长的郑文松出发了。随行的有周养浩的司机尹成海和临时调来的两名司机、一名技工及一名助手，驾着一辆吉普、一辆救护车和一辆带斗篷的卡车。

9月2日中午，徐远举和熊祥驱车来到中美合作所造时场（原名缫丝厂）礼堂时，毛人凤已先行到达。杨进兴和二处行动组组员王少山、白公馆看守班长安文芳、看守杨钦典则在毛人凤对面端坐着。

毛人凤说：“要各位来，是要完成一项密裁任务，不能有声响。”

熊祥起立，从身上掏出寒光闪闪的匕首，说：“我已与杨进兴商量好了，就用刀。”

毛人凤道：“要利索，这行吗？”

熊祥回答：“行。我们有绝对把握。”

毛人凤接着说：“密裁地点在松林坡戴公祠和下面警卫室，汽车一到就执行。”

熊祥说：“汽车一到停车场前，就由两名行动员扶架上山，进到房内，我们便一刀插腰，结束性命。”

毛人凤再次叮嘱说：“一定不让他叫喊出声音，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最后，几名行动员一齐举手宣誓：“保证完成任务，绝对保守秘密，如有违犯，甘愿受严厉处分。”

行动员离去后，毛人凤问徐远举：“汽车夜间过江问题解决没有？”

徐远举说：“我派人去找五区公路局警卫稽查组长陈粟冬，拿张夜间汽车特别通行证，叫车渡随时开渡过江。”他还提醒毛人凤要注意松林坡周围的警卫。

毛人凤说：“我通知交警大队谢旭东，这几天这一带的警卫要特别加强。”

徐远举又说：“局座，据龚国彦讲，杨虎城的小皮箱里有英镑、美金和珠宝，这批财产怎样处理？”

毛人凤说：“全部充公，奖金由我另拨。”

经过精心策划，杀人计划已准备就绪。

周养浩一到贵阳麒麟洞，就通知特务队队长张鹄，选派六名可靠的特务队员准备押解。张鹄挑选停当后对杨虎城说：“总裁派周主任来请先生到重庆商谈西北问题，请杨先生尽快启程。”

杨虎城十分奇怪，用陕西土话说：“瞎措！瞎措！西北问题为何要找我杨虎城去商谈。快请周先生来，我当面问问他。”

第二天，周养浩果然来了，拍着胸脯对杨虎城说：“请杨先生放心，我周某用人格担保，的确是委座请你去重庆商谈西北问题的。”

杨虎城沉思良久后，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住几天再看！”

此后，为了使杨虎城解除疑虑，周养浩有意不提回重庆这件事，每天陪着杨虎城上街、逛公园。

9月5日，杨虎城终于答应随周养浩一道回重庆。

不过，在离开贵阳之前，杨虎城似乎对自己的命运已经有了某种不祥的预感，他写下了一生中的最后一首诗作：

烽火连三季，风物倍凄凉；

骊山吐皓月，清辉满长安。

“六日晚达渝”，周养浩用贵阳的军统电台密报毛人凤。

车队出发了，周养浩和郑文松坐在前导的吉普车上，杨虎城和儿子杨拯中、副官阎继明坐的救护车居中，由张鹄和特务队员李谦祥、杨以谟、罗文焕押解；宋绮云和夫人徐林侠带着幼子宋振中、杨拯贵和勤务兵张醒民及行李坐卡车殿后。由特务队员胡少亭、汤建成和江利田押解，汽车一辆接着一辆，沿蜿蜒的川黔公路疾行。第二天，车队到达离重庆138公里处的綦江县东溪镇。

午饭后，周养浩吩咐车队就地休息，一切由张鹄全权负责，自己便和郑文松先行启程了。

傍晚，周养浩在南岸四公里半和驾车来迎的杨进兴、杨钦典相遇。

杨进兴递上一封信，写道：“他们交杨进兴同志带回，兄可回家休息。”最后的签字是“以真”（毛人凤化名丁以真）。

周养浩看完信后对郑文松说：“你留下，和杨进兴一道等候囚车到达。告诉张鹄，派特务队员把阎继明、张醒民带到望龙门看守所，说是毛局长要了解杨虎城先生的生活情况，报告总裁。因此，要他们先去城里谈谈。如若他们两人不愿走，或是杨虎城有怀疑，就一同带回去处决掉。”吩咐完毕，周养浩看看天色已晚，环顾四周后，就钻进汽车回杨家山办公室等候消息。

晚上，车队到达渡口，在海堂溪过河的趸船上，郑文松对杨虎城谎称：毛先生要找阎继明、张醒民询问杨将军的生活情况，报告总裁。于是，阎继明、张醒民被羁押到望龙门看守所。9月9日，毛人凤到杨家山，指示周养浩将阎继明、张醒民押至渣滓洞。11月24日晚，杨进兴、安文芳、杨钦典用跟杨虎城将军一路坐飞机到台湾去的谎言，将阎、张二人从监狱提出，杀害于梅园下面的公路下。

“嘎——”，汽车在松林坡停车场前一停住，张鹄首先跳下车来，打开后车门说：“杨先生，安排你在这里暂住两天，等候总裁接见。”

在张鹄的带引下，杨虎城在前，年仅19岁但头发已经花白的杨拯中，双手抱着母亲的骨灰盒紧随其后，拾级而上，跟在后面的是同车押解的特务队员。

登完陡立的石级，眼见天黑如盖，耳听暗谷松涛呜咽；暗谷的尽头，白公馆监狱不时地眨着鬼眼。杨虎城与儿子右弯入了上歌乐山顶的路，劳累、饥寒、困乏，一齐向他们虚弱的身子袭来。他们的步履是那么的蹒跚。

杨虎城父子步入戴公祠后，张鹄指着戴笠生前居住时的会客室说：“这里面有两间房子，随你们住哪一间。”

杨拯中一进里屋，躲在门后的王少山举起匕首，迅速凶狠地戳进他的腰间。

“爸……”杨拯中惨叫一声，还来不及挣扎就倒在血泊之中。

走在前面的杨虎城，闻声已知有异，刚回头一看，熊祥的匕首就刺进了他的腰部。几乎同时，杨进兴用白帕蒙住了他的嘴。接着又是几刀，杨虎城挣扎了几下，软软倒下了。

熊祥和杨进兴很快离开了杀人现场，来到原戴笠警卫室。

杨进兴对安文芳和杨钦典说：“马上有部汽车过来，其中的两个小孩，你们负责弄死。”

卡车很快到了停车场。特务队员先跳下车，宋绮云等一行随后下来。徐林侠和杨拯贵在前，宋绮云和宋振中在后，在随车特务队员的押解下，来到了原戴笠警卫室。

“这里有三间屋子，你们先到里面休息一下。”等候在门口的杨进兴说。

徐林侠一走进屋子，就被预伏在里面的王少山用刀杀害了，在外屋的宋绮云则丧命于熊祥和杨进兴的利刃之下。

两个七八岁的幼童正玩得开心，突然，安文芳向杨拯贵扑去，卡住她的脖子，杨拯贵被活活憋死。杨钦典将“小萝卜头”按倒在地，凶神恶煞般地说：“让我来要他的命！”然后对着尚未断气的“小萝卜头”的胸脯狠命就是一刀……

安文芳和杂工陈紫云等将杨虎城父子的遗体和谢葆贞的骨灰盒掩埋在戴公祠前的花坛内，宋绮云等的遗体则掩埋在警卫室与伙房由陈紫云预先挖好的坑里，随后又在上面打上了三合土。

晚上，郑文松前来向周养浩复命，说是处置完毕，杨虎城及其儿子杨拯中、女儿杨拯贵，宋绮云夫妇及其幼子的尸体均已埋入松林坡内，他是亲眼看到填完最后一铲土后才离开现场的。

周养浩面无表情，打电话向毛人凤汇报完毕后，才径直驱车赶回市中区青年路他的另一个秘密家中。

熊祥和杨进兴先行来到停车场，把杨虎城将军和宋绮云两家的行李全部带走。杨将军的箱子，因毛人凤有言在先，由郑文松和张鹄清点封存，张鹄保管。箱子内有：美钞两千四百元，宋子文赠送的白金怀表一只，黄金九两（是张静甫带杨拯中到贵阳看病时在西门子钟表行用美钞买的）。8日下午，这些财物便由周养浩转交到了毛人凤手中。

10日，毛人凤对参与杀害杨将军一行的特务论功行赏：周养浩、熊祥和杨进兴各得银洋200元，张鹄得150元，郑文松和特务队员以及其他行动员各得50元，司机助手等5人每人20元。

张鹄率领特务队员，当晚住进了小龙坎东吴大旅社。第三天，又转住进中美合作所造时场招待所。15日，保密局西南特区用飞机将他们送到昆明，张鹄任保密局云南站看守所所长，特务队员到云南任新职，每人升衔一级。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1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简称军管会）发布第一号布告，宣布重庆市军管会正式成立。

几天以后，一个三十来岁、身体精悍的男子走进刘祥伦科长办公室举报：“杨虎城将军在戴公祠被杀害后，遗体掩埋在戴公祠左侧的花坛内。”

这位提供情报的男子叫李育生，三年前因聚众抢劫军统车队的物资被特务机关以土匪罪名关进白公馆看守所，11月24日才被释放出来。这是上个月中美合作所闹鬼时，李育生听白公馆看守所杂工，参与挖坑、掩埋杨虎城、宋绮云、阎继明等尸体的陈紫云说的。陈紫云此时住在童家桥乱石山6号。

这个李育生，为革命作出的贡献绝非仅仅如此，在几天前白公馆的大屠杀中，他就已经因为帮助罗广斌等19位革命志士脱险而立了一功。此事稍后再述。

就在李育生举报的同时，公安部刘祥伦科长也送来了从自首或被捕的国民党特务分子口中侦知的有关杀害杨虎城将军的零碎情报。

12月11日上午，天上下起了绵绵细雨，重庆市军管会的一辆美制中型吉普车和一辆美制道奇大卡车相跟着出城，向磁器口方向原中美合作所驶去。车上，坐的是寻找杨虎城将军忠骸的小组，该组由三人组成，胡三高、安志坚，另一位是杨虎城将军的小同乡秦一民。他们正由举报人李育生引导，前去挖掘杨虎城将军等人的忠骸。大卡车上另外还有十几个工人和一些参观人员。吉普车上坐的则是中央电影制片厂两位同志和《大公报》的记者陈琦震先生、《新民报》的记者周德华先生。

汽车进入原中美合作所特区时，大家顿时便感到非常异样，歌乐山中，林深树密，一路上都可看见烈士的尸棺。细雨绵绵，好像也是特意在为杨将军志哀，更增加了阴森可怖的气氛。汽车开到了一个山坡上停住，大家一下车，即感触目惊心，所能看到的尽是些装有蒙难烈士尸体的棺材。为杨将军预备的棺木，也放在那里。此棺黑漆红头，分内棺外椁，很是讲究。最后到了一处很气派的地方，下边是个院坝，上边有好些房子，这就是所谓的戴公祠了。戴公祠大门外左边，有一块靠外边是石砌的花台，上面的泥土左右长约两丈、宽约五尺，靠左边这一头泥土甚松，上边放有石头三块，瓦片一块。

李育生指着花台说：“不会错，杨虎城将军的尸体就埋在这里面。”下午一点钟，工人们开始挖土，由于唯恐将杨将军遗体毁伤，故取土甚慢。掘有二尺五六寸深，即首先发现衣服，稍后发现头部，臂边并放有呢礼帽一顶，颜色不可辨别，但很大，然后看见全身，在脚边发现宽长约一尺的小木箱一个，内装骨灰。人背朝石砌这边，头朝右方，嘴上蒙有白色布巾，缚于头后。当即继续挖掘，用白布铺于平地，将尸体抬出，面朝上放下，面部肌肉已不完整，额已见骨，鼻尖塌毁。

李育生和电影制片厂的两位同志及两位记者都叮嘱胡三高、安志坚和秦一民，要详细鉴别，千万不能弄错了。工人们则继续挖，很快挖出一具头朝左方的青年尸体，面部肌肉已经烂完，脚上穿的是胶底帆布鞋，腹部已破，内脏外露。经秦一民细细辨认，认为极有可能是杨虎城将军父子忠骸，其确证有四：一是头部稍窄而前后甚长，额部饱满，颧部不太大，须长多半寸，发长数寸，均有白者，其形状大致与杨虎城将军生前头形相似；二是骨骼甚大，胸部发达，酷似杨将军体形；三是杨夫人谢葆贞女士抗战胜利后，即被折磨发狂而死，杨将军将遗体化灰置于左右，日夜不离，其脚边掘出之骨灰盒当系杨夫人无疑；四是与青年人同埋一处，并系上下堆放，显系杨虎城父子。旁人没有这样巧合。再以面部肌肉及衣服腐烂情形来看，确系两个多月前被害……当发掘工作进行期间，电影制片厂工作同志不断将这惨绝人寰的景况摄入镜头。

经秦一民初步辨认后，杨虎城将军的遗体安放在事先准备好的黑漆红头内棺外椁内。不久，杨虎城、宋绮云两家和副官阎继明、勤务兵张醒民的棺木和杨夫人的骨灰盒也移放在白公馆下的平坝里。因来这里辨认、办理领尸手续和观看、凭吊的人很多，环境嘈杂。稍后，闻讯后千里迢迢从西北赶来迎灵的杨将军的大儿子杨拯民也到了戴公祠，请他辨认，由于忠骸毁坏严重，他也无法肯定从花台中挖出的两具忠骸就是他的父亲和弟弟。军管会管理人员与杨拯民商量，建议把杨虎城将军等人的棺木另外移往一个地方暂厝，以便开棺作进一步辨认。

给杨虎城将军忠骸作最后科学鉴定的便是曾替杨将军镶过牙的蒋祝华医生。蒋医生如此回忆了当时的经过：“重庆解放后不几天，突然有军管会的同志带着一位穿便服，身材魁梧，操北方口音的中年男子（后来才知道他是杨虎城将军的大儿子杨拯民）到市民医院来找我，自称姓杨，要我和他一道去看一个病人。我于是跟随他出医院大门。他请我上了一辆轿车，车上我们彼此都未谈话。从他的表情来看，非常悲伤。轿车驶向沙坪坝，经杨公桥直抵我曾为杨虎城将军看过病的住所。下车后，他带我进入一间厅堂，里面设立了灵堂，我不知来此何故。忽然，他叫人将堂中棺木打开，让我辨认是否为这个死者作过牙的修复手术。我首先环视了这个死者的体貌仪容：胡子花白，面部五官尚能分辨，唇浮肿。在我眼帘便浮现出杨虎城将军的生前仪容。这不是杨虎城将军吗？接着我便慌忙用口镜翻开上唇，显示出我亲自为他作的两颗假牙。无论是从假牙的部位、数目、工艺形态，特别是我在作前牙活动桥时，前牙龈部不现基底来看，证实这正是我亲手所作的。两个单臂卡环仍牢牢地固定在两个上尖牙颈部，杨将军除这两颗假牙外，全口其它牙齿仍像我过去为他检查时的那样，都是完好无损的。我转过身来对这位姓杨的中年男子说：‘这是杨虎城将军，无论从全口牙的数目、形态、缺牙的位置和镶牙的工艺操作特征，以及卡环部位的设计，都说明这是我亲手制作的。’正是根据我对杨将军牙齿的特征，才从数百个死难烈士的尸体中辨认出杨将军的遗体，大约两三天后，我接到军管会的一份请柬，邀我到皇后餐厅赴宴，表示答谢我对杨将军遗体的科学鉴定。”

1950年1月15日，追悼杨虎城将军暨被难烈士大会在中华路青年馆隆重举行，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曹荻秋等首长亲临致祭，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代表一千多人参加了追悼会。追悼大会后，杨将军、宋绮云等的灵柩均覆以国旗，由杨拯民护送登轮，经由汉口送回陕西公祭后，安葬于长安县烈士陵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