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大屠杀拉开序幕
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蒋介石几次亲自飞到重庆部署大破坏、大屠杀、大潜伏的计划。在国民党政府不得不面临全面大崩溃的时候，蒋介石曾训斥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对共产党多一分宽容，就是对自己多一分残忍。”蒋介石要求保密局在对被关押的政治犯实施密裁时决不能讲情面！为了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保密局要求将所有在押人员造册上报，迅速清理积案，择其要犯公开枪杀。
10月28日上午，国民党《中央日报》、《扫荡报》等报纸都登载了由二处拟送的新闻稿，“警备司令部消息：彻底摧毁奸匪地下组织，密谋扰乱川康奸匪首要十名今日枪决。”
这天一大早，由徐远举的司机、二处中尉副官卜正纯开车，由二处司法股长张界率二处警卫组组员李俊良、杨志同、梁启运，熊祥率长官公署警卫团士兵十多人，先到渣滓洞监狱提出中共川康特委委员华健、中共梁山垫江特支书记蓝蒂裕、中共万县县委书记雷震、华蓥山游击大队长楼阅强、原中共遂宁县横山区区委书记袁儒杰（叛徒）；继到白公馆看守所提出中共重庆北区工委宣传委员王朴、中共《挺进报》特支书记陈然、宣传委员成善谋；再到杨家山优待室提出中共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叛徒）、中共川东临委副书记涂孝文（叛徒），押回二处巢穴“慈居”前。
这时大门前已站满了围观的群众。稍后，囚车驶进大门，陈然等10人在院坝里下了汽车，被押进二道门内小院坝。这里早已放好一排台桌，十人成一字形站在台桌前，桌上放着十碗酒和十块肥肉。由警备司令部法官赵树诚照名单依次喊叫对号，李俊良等警卫将陈然、王朴、蓝蒂裕等人背上一一插上枪决匪犯一名斩标后，逐一推到赵树诚跟前，赵树诚便拿起一支毛笔，依次在布告名字上点红，这样就算完成了验明正身，制作笔录，判处死刑的程序。
随后，警备司令部特务连连长胡文博率一排士兵将10人押上囚车。在经民生路到大坪刑场的沿途，陈然等面向马路两旁驻足观看的上万群众，大义凛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打倒蒋介石！”
到了大坪七牌坊刑场，陈然突然转过身来，面对刽子手漆玉麟等人怒眉喝道：“你们有种的，向老子正面开枪！”漆玉麟不敢，他们强行把陈然扭转过去，从后面向他开了枪。
1949年11月26日，毛人凤向徐远举下达了对渣滓洞看守所革命志士进行屠杀的名单；向保密局法官、司法处副处长徐钟奇、白公馆看守所所长陆景清下达了经过蒋介石批准的屠杀名单。
27日上午，在徐远举的办公室里，国防部保密局重庆站法官、西南特区第二科科长龙学渊、西南长官公署二科科长雷天元、行动组长熊祥、渣滓洞看守所所长李磊接受了徐远举布置的任务。
徐远举决定：渣滓洞屠杀由雷天元、龙学渊主持，熊祥、李磊带人具体执行。并要求将二处寄押在白公馆的犯人押到渣滓洞一起处决。
下午4点左右，白公馆的大屠杀开始了！
震惊中外的重庆“11·27”大屠杀，是由杨钦典与他的顶头上司、看守长杨进兴首先拉开了序幕。那一天，恰逢杨钦典担任值班看守。就在这天的一清早，所长陆景清坐着白公馆仅有的一辆三轮车进城去面聆毛人凤的指示。下午4点钟左右，陆景清带着密杀令从城里回到乡下卧牛石登记室，急忙打电话到白公馆找杨进兴。
这时候，白公馆监狱的几名看守员正呆在办公室里聊着共军兵临城下，重庆眼看不保的忧心话题时，猛然听见电话铃响。看守长杨进兴赶紧将话筒抓了起来。电话是陆景清打来的，告诉他毛局长已经批准了送上去的屠杀计划，命令他立即开始按事先拟定的名单对在押犯人进行密裁。
杨进兴搁下电话，愣怔着环视了一下众人，大喝道：“弟兄们，该我们动手了。”
他马上叫事务员厉银根带着人到黄泥堡后面等候，随即和杨钦典到监舍对被关押在一起的黄显声、李英毅（张学良副官）诡称道：“刚才接到电话，杨家山周（养浩）主任请二位前去谈谈话，我们马上送你们上路。”
李英毅诧异地看了黄将军一眼，未发一言，起身出了牢门。而黄将军却在走出牢门的时候，做出了一个令杨进兴和杨钦典意想不到的动作，他猛地回头盯着墙壁上的日历，伸出手去，“唰”地将这一天的日历撕了下来——时间，在他的心中永远地凝固在了1949年11月27日！
黄将军迈着沉稳的步子跨出了牢门，走出白公馆大门外，将军在前，李英毅在后，杨进兴与杨钦典跟着离他俩几步远。刚走至黄泥堡附近的步云桥，杨进兴猛然掏出枪来，对准黄将军后背便是几枪，与此同时，杨钦典也向李英毅连连射击。黄将军猛地一怔，慢慢地回过头去，他十分厌恶从背后向他开枪，对着两名刽子手骂了一句：“混帐东西！”才倒了下去。
杨进兴脚踏尚未咽气的黄将军的脖子，在他胸膛上补了两枪，捋下了将军手腕上的自动表。听见枪声后，已经躲在这里的厉银根与白公馆的杂工陈紫云、李大富赶紧从树丛后钻了出来，抬起两具尸体，到旁边去挖坑掩埋。
杨进兴和杨钦典返回白公馆的路上，陆景清的三轮车赶了上来，两人上得车去，一同回到白公馆。随即，杨进兴和安文芳又谎称找保人开释，将军统违纪分子刘笃一、白银山骗出，枪杀于步云桥。由杂工李晓月埋尸。与此同时，看守员宋惠宽、程遂愿将谋刺蒋介石的嫌疑犯何仲甫和陈为诚骗出白公馆，枪杀于大门左侧转弯处的桃园。
此时的杨进兴、杨钦典等人已经杀得性起，他们紧跟着又将奇丕章、张碧天枪杀于桃园；将王振华、黎洁霜夫妇和他们的一对儿女王小华、王幼华杀害于步云桥侧原军统四一印刷所旁边。在所有被杀的烈士中，面对敌人的屠刀，只有过这唯一的一次哀求记录。当然不是为了自己能苟延活命，而是为着他们的孩子。当王振华、黎洁霜抱着他们的一对儿女被押出白公馆大门，杨进兴、杨钦典等刽子手的枪口对准了他们的时候，夫妇俩紧紧地依偎在一起。这时残阳如血，洒落在父母的怀抱中甜甜入睡的儿女面庞上。母亲黎洁霜声嘶力竭地大喊：“孩子是无辜的！求求你们放过他们，求求你们饶了他们吧！”在敌人的毒刑拷打之下从未流过一滴泪的父亲王振华也哭了，紧咬着牙关，眼中却透出了一丝哀恳，说道：“饶了孩子吧，你们往我身上多打几枪……”杨进兴冷笑着说：“斩草除根，一个不留！”罪恶的枪声响了，一家四口倒在了血泊之中。
解放后据周养浩交待：“毛人凤来重庆时住在何龙庆公馆（嘉陵新村19号）。1949年11月25日上午，我去见毛人凤，走进底楼，看到徐钟奇正在列表签核白公馆处决名单，我随手拿过来翻了翻，看到处决名单上有关押在白公馆的王振华、黎洁霜夫妇的仅一岁、两岁的小孩王小华、王幼华。我问徐：‘为何把两个小孩也列入处决名单？’徐钟奇答：‘这是毛局长的命令。’进到楼上毛人凤的会客室后，我又向廖宗泽摆谈起这事，这时毛人凤从办公室里走出来，正巧听到，便冷笑着说：‘共产党来了，你们自己的小孩都难保，这些奸党分子的小孩留下来有什么用。’”
下午四点多钟，几乎在白公馆的陆景清给杨进兴打电话下达屠杀命令的同时，雷天元、龙学渊率熊祥、王少山一帮刽子手坐车来到了杨家山五灵观一号保密局公产管理处副处长张秉午家，召集渣滓洞监狱所长李磊和看守长徐贵林开会研究渣滓洞的屠杀办法后，又由雷天元写了一份愿负一切责任的具结书，大家轮流在上面签上自己的名字。他们商定，现场由交警大队和西南长官公署警卫团五连严密警戒。雷天元找何铭带领，找交警机二连连长杨英杰商量，派十名年轻力壮的士兵去完成掩埋尸体的任务。杨英杰遂叫值日分队长孟繁义、班长夏登禄带了九名士兵随雷天元等一同赶去刑场。
当杨进兴、杨钦典等人再次返回白公馆时，雷天元与熊祥带着行动员来提二处寄押在白公馆的刘国誌、熊世政、丁地平、谭谟（身中三弹未死）去屠杀。雷天元叫到刘国誌的名字时，刘国誌正俯在牢房的地板上写诗，面对特务的吼叫，他扭头喝道：“慌啥子？等老子把这首诗写完了再跟你们走！”
特务不由分说，冲进去架起刘国誌的双臂便往外拖。一出牢门，刘国誌便挣扎着爆发性地以高呼口号般的声音吟诵他还没有来得及写完的诗歌。
在党的历史上，刘国誌无疑是一位彪炳千秋的铁血壮士。读过小说《红岩》的人想必都会对刘思扬这个形象留下极深刻的印象，他出身豪门巨富，年轻英俊，风流儒雅，才华横溢。虽然身处人间魔窟之中，面对敌人种种软硬兼施的手段，却毫不动摇，最终为党的事业而英勇献身。艺术形象刘思扬，便是根据刘国誌烈士的事迹为主创作而成的。1948年4月，刘国誌与未婚妻曾紫霞双双在荣昌被押回重庆后，徐远举欣喜若狂，他认为这个细皮嫩肉、文质彬彬，出生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家庭的少爷，不可能是真正的共产党，骨子里不可能相信共产党那一套理论，只不过是青年人图新鲜，赶时髦，误入了歧途。他认为制伏刘国誌不会有多大问题。因此，他会同保密局行动处处长叶翔之、渝站站长颜齐，这三个西南的特务巨头，对刘国誌进行了审讯。
徐远举对刘国誌说：“你这万贯家财的公子少爷，家里有钱有势，有吃有穿，你也去跟着闹什么共产党？你共谁的产？你要知道，这共产党是闹不得的，是要坐班房，要杀头的。”
刘国誌冷冷地盯了徐远举一眼，没有吭声。
徐远举不满刘国誌那轻蔑的态度，按捺不住有点起火，哼了一声又说：“你的上级冉益智已经把你的情况全都讲了，否则，我们也不可能这么轻松地抓到你，今天让你来，就是看你老实不老实。如果不老实，只怕你的皮肉细嫩，吃不消。”
听了徐远举的话，刘国誌冷笑着回答：“既然冉益智已经出卖了我，你们什么都知道了，又何必来问我呢？你问我，我什么也不知道。”
徐远举恼怒了，他感到这少爷太不识抬举，喝令对刘国誌用刑。
在酷刑面前，刘国誌没有屈服。他咬紧牙关，一言不发，弄得敌人无法审讯，只得将他带上脚镣，投入监狱。
誌的家庭在四川有钱有势，他被捕后，刘家通过各种途径进行营救，还向军统施加压力，要求放人。重庆市市长张笃伦、重庆市参议长胡子昂等国民党要员打电话给徐远举，请求对刘国刘国誌的案情个案处理。但是徐远举认为刘国誌不是一般的共产党员，是一个有现行的共党要犯，重庆的几次学生罢课示威，都是由他组织的。“如果放了刘国誌，今后出现共党案件，徐某人一概不负责任。”他甚至准备将刘国誌和许建业、李大荣等一齐杀害。由于刘航琛密电何应钦务请刀下留人，何应钦也出面说话，刘国誌的生命才暂时得到了保全。于是刘家又变换策略，从香港请回他的五哥刘国琪（刘国琪是国民党经济部部长的女婿，在香港开公司作生意。刘国琪解放后仍住香港，每隔几年要回来一次。每次都要在刘国誌的墓前给我们讲述他当年两次营救弟弟的情况）。
刘国琪第一次从香港回来，带回了许多贵重物品，用以打点军统局的上上下下。他专门给徐远举送了一个纯金香烟盒，送给徐远举的妻子耿静雯一只劳力士名贵女士手表和其它礼物，希望徐远举能网开一面，对刘国誌个案处理。徐远举收受了刘国琪的贿赂，军统局的里里外外也帮刘国誌说话。徐远举终于同意放人，但他提出，要想从军统局的监狱出去，必须要在报纸上发表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组织。刘家认为这个条件一点不过分，反对刘国誌参加共产党活动一直是刘家的要求，通过国民党政府的力量迫使刘国誌退出共产党组织也是刘家的心愿，现在要从监狱出来，退出共产党组织，这是顺理成章的事，于是同意了徐远举的条件。
刘国誌从渣滓洞监狱被带到了重庆市中区老街32号“慈居”。
刘国誌一跨进徐远举的处长办公室便愣住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在杀人不眨眼的特务头子徐远举的办公室里看到自己的五哥……是的，他太想念自己的亲人了，被捕以来，他一直被当作重刑犯戴着脚镣单独关在牢房里，每日三餐吃的是沙多、糠多、稗子多的三多饭，每天只有早晚各十分钟的放风时间，现在突然看到自己的亲人，他太激动了，他真想冲上前抱住哥哥痛哭一场！
可是，他立即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他意识到远在香港的哥哥突然出现在徐远举的办公室里，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
“五哥，你怎么到这里来啦？”
刘国琪说：“七弟，你不知道，为了你的事，全家人急得团团转！我这次是专门回来解决你的问题的。我与徐处长已经谈妥，只要你在退党声明上签个字，在报上公布一下，徐处长对你以前的过错就一概既往不咎。出去后，你愿意读书可以到美国去攻读博士研究生，不愿意读书就随我一同到香港我的公司里帮帮忙。反正你不要再去跟着共产党搞什么革命了，弄得一家人都为你担惊受怕的……”说完，刘国琪把弟弟拉到徐远举的办公桌前，“来，赶紧在上面签个字，签完字就可以跟我走了。”
刘国誌一看，退党声明上写着：吾加入中国共产党匪组织，现经政府教育帮助大彻大悟，即日起宣布退出中国共产党匪组织，今后该组织一切活动与本人无关。具首人一栏，等待他签字。
徐远举也在一旁劝说：“你这样的家庭，还缺什么？怎么也去当共产党。现在只要你签个字脱离共产党，马上就可以随你五哥一道离开了。”
可没想到，刘国誌却毫不犹豫地说：“不行，我死了，有共产党，我等于没有死，如果要我退出共产党，我活着也等于死了。”
徐远举拍案大怒：“放肆！你现在还这样执迷不悟，我可以马上下令枪毙你！”
刘国琪着急地嚷道：“七弟，你怎么这样不懂事？……赶快签了吧！徐处长刚才已经说了，签了字你马上就可以跟我出去啊！”
刘国誌缓缓转过脸，两眼含着泪水说道：“五哥，我谢谢你，可是，你并不理解你现在的七弟。无论如何，我是宁愿坐牢，宁愿枪毙，也绝对不会在这样的声明上签字的！”刘国誌烈士。
由于刘国誌拒绝签字，第一次营救就这样失败了。
1949年9月，我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战场的胜利已成定局。刘国誌的家人再一次为他的安危进行奔走努力。刘国琪又专程从香港赶回来了，这一次，他没有送徐远举任何礼物，而仅是给了他一张空白支票。
他对徐远举说：“你们要多少美元，自己填，我们刘家只有一个要求，放人。”
徐远举把支票拿在手里，想了想，回答说：“我个人不会要你们刘家一分钱，现在国难当头，这笔钱可以视为你捐给组织，为国分忧。”
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许多达官贵人纷纷由南京、上海撤到重庆，再由昆明、广州逃往台湾。当时兑美元、抢黄金乱成一团糟，这时候有人送上一大笔美元，对保密局来说是莫大的诱惑，毛人凤立即答应。但徐远举为人非常固执，他向刘国琪提出：考虑到刘国誌情况特殊，不要求他公开退出匪党可以，但必须认错，写悔过书，悔过书可以不在报上发表。
刘国琪上次回来已经深知以弟弟的倔强性格，根本不可能按照徐远举的要求写什么悔过书，便向徐提出：“我弟弟中毒太深，恐怕不会写什么东西的，这悔过书，干脆就让我代他写了吧。”
徐远举让了一步，说：“可以由你代写，不过，必须要刘国誌本人签名。”
1949年11月7日上午，刘国誌第二次被带进了“慈居”徐远举的办公室。
刘国誌一进门看见刘国琪，便立即问道：“五哥，我要的全家福带来了吗？”
刘国琪赶紧递上一张全家照片，刘国誌一看这张全家福，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要不是在敌人面前，眼泪差一点就要夺眶而出。因为，照片上除了他想念的父母兄妹，还有他的未婚妻曾紫霞。他跟曾紫霞恋爱已经好几年，因革命工作的需要，一直未结婚。他和曾紫霞在荣昌被捕转送到重庆后，他关在白公馆，曾紫霞关在渣滓洞，便再也没能见面。一看到照片上的她，刘国誌心绪难平。他深情地看了看照片，然后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将照片放进了口袋里。
刘国琪赶紧说道：“七弟，今天我们什么也不要再争了，你不知道外面已经乱成什么样子了，你再不出去，小命就真是保不住了！你看重你那个共产党员的牌牌，徐处长宽宏大量，已经答应你带着共产党员的牌牌出去，但是你得向政府认个错，你组织罢课捣乱的确是不对的嘛。”说着便递给刘国誌一张纸，说，“这个悔过书是我代你写的，你只在上面签个名字就算数，走走过场罢了，实际上与你无关。”
刘国誌看也不看，把悔过书往地上一扔，气愤地说：“五哥，你好糊涂！既然要签上我的名字，怎么能说与我无关呢？这一切，都是他们耍的把戏。”
徐远举平日唯我独尊惯了，怎容得刘国誌在他面前如此放肆，他的牛脾气也上来了，猛地一拍桌子，瞪着眼睛大喝道：“死不改悔，那就再也怨不得我了。来人，把犯人给我带下去！”
刘国琪这下吓坏了，赶紧对徐远举道：“徐处长，你不要冒火，让我再劝劝我这兄弟。”
刘国誌毅然说道：五哥，我理解你同家里人对我的关心。可是，我有我的信念、意志和决心，这是谁也动摇不了的！我在加入共产党时就宣誓自愿为我献身的事业牺牲自己，那不是说着玩的。你们不要再管我，也不要再来了。“七弟！刘国琪目瞪口呆！”
第二次营救也失败了。
1949年11月27日下午4点多钟，也就是刘国誌拒绝签字出狱后的第19天，敌人对他挥下了屠刀。
1998年秋天与2000年1月，厉华曾将参与杀害杨虎城将军、亲手掐死“小萝卜头”、在“11·27”大屠杀的当天又与杨进兴一同首先杀害黄显声与李英毅的杨钦典从河南堰城县老家请到纪念馆，请他回忆当年情况，以充实丰富资料。杨钦典等刽子手与罗广斌、毛晓初等19名白公馆脱险志士，当年都亲眼目睹、亲耳聆听到刘国誌在被特务架出牢房押赴刑场的途中，挣扎着大声吟诵他没有来得及写完的诗歌：“同志们，听吧，像春雷爆炸的，是人民解放军的炮声！人民解放了，人民胜利了，我们没有玷污党的荣誉，我们死而无愧！”吟诵声犹如滚滚春雷，这是一个共产党人壮怀激烈气吞山河的人生绝唱！
午夜过后，白公馆屠杀结束了，陆景清对看守们宣布：“明天你们进城到保防处向周主任（养浩）报到。”说完后，他便坐上三轮车进城向毛人凤复命去了。参加大屠杀的刽子手和杂工，各得了两块银元的赏钱，另各领得二钱黄金作资遣费。
此时，白公馆还剩下17名二处寄押在这里的囚犯和两名小孩，杨进兴根据雷天元的布置，派当天的值日看守杨钦典将所有囚犯移押到楼下右边二号牢房（郭德贤与小波、小可母子三人仍在楼上监舍中）。
事后据被俘的徐远举供称，这些人因各种原因和社会背景决定不杀，但并没有告诉他们。等大屠杀结束后，把他们集中在一间牢房里，不上锁，待看守们撤走后，让其自行逃生。
白公馆在押的50多名政治犯，管理权限分属保密局司法处和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二处，执行屠杀时，各自执行所管辖人员。下午4时许大屠杀最先由白公馆开始，当执行到第4批时，由雷天元带刽子手前来提二处寄押在白公馆的政治犯外出枪杀。到晚上10点多钟，杨进兴已执行完屠杀任务，而雷天元才提出两批共计8人杀掉，由李磊指挥的渣滓洞也只执行了3批26人，尚余200多人待执行。
李磊不断向雷天元告急，催他赶快率人去渣滓洞增援。于是雷天元将剩下的16名男政治犯集中在楼下2号牢房，将郭德贤母子三人关于楼上，请杨进兴帮忙代管，然后带着人匆匆驱车赶往渣滓洞。
杨进兴虽说杀人如麻，但也很狡猾，上峰要他杀的人已经全部杀掉，奖金和资遣费也发到了每个人的手上，他还待在这里岂不是白白等共军来索命么？三十六计走为上！当雷天元前脚刚走，杨进兴马上命令当天的值班看守杨钦典留下照看剩下的19个人，其余的人员各自去屋里收拾行李，准备离开。
大家把身上的手枪、子弹、手铐全解下来扔到地上，院坝上叮叮当当一片乱响。杨进兴叫杂工陈紫云和李大富拿去埋进地里，或者丢进大门前面的池塘。
看守们很快提着行李出屋，在院坝上七嘴八舌，有的说上歌乐山，看能否搭车到成都去，有的说进城去二处。
最后，杨进兴还是决定去歌乐山顶，想法搭汽车去成都。
看着众看守一窝蜂出了白公馆，杨钦典此时真有树倒猢狲散之感。杨钦典也不是个傻子，虽说他平时给了难友们一些帮助，但毕竟也欠下了共产党人的累累血债，此时见杨进兴带着人跑了，只留下自己一个人等死，心里又气又恨。于是也收拾起衣物，一头钻出白公馆大门，给大门外面兵房内隶属交警队的警卫排的人打了个招呼，也慌不迭地朝歌乐山顶跑去。
到歌乐山顶上一看，成渝公路上全是逃亡的人群，只好随着人流向前移动，走不多远，竟碰到了大屠杀之前离开白公馆的李育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