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

薄一波在总结地下斗争时说过一句名言：“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

此话用在蒲华辅和韩子重两位被捕后过不了行刑关始而叛变，最后在狱中战友的帮助下又幡然悔悟，重新守住“最后一道防线”，最终血洒刑场的共产党人身上，至为贴切。

徐远举交待：“1949年1月，成都站站长刘鉴先、组长周生才，利用成都中央军校教官胡秋以同乡关系搭上了中共川康工委书记蒲华辅。当时，蒲华辅想找胡秋在军校开展军运活动，结果被成都站抓到了。蒲华辅经不起考验而叛变，使他夫人郭德映和川康工委的华健等先后被捕。蒲还交出了刘迪先、刘盛亚、王文鼎等30多人的名单。在逮捕华健时，特务们又从他身上搜出沪县专员陈离写给华健的一个证件和一张名片。刘鉴先用长途电话向我报告了这些情况，我即率领陆坚如、雷天元、漆玉麟等大批特务由重庆赶往成都，又从蒲华辅口里追出成都军运负责人韩子重、西康组织负责人任炽昌等。我先派张芸樵将韩子重诱捕到案。……我经过追逼，韩子重交出了军运组织，出卖了军管区4个参谋。”

韩子重是当时成都省军管区中将副司令韩任民的儿子，打入四川省军区司令部任校级参谋，搞军事情报和军队策反工作。

徐远举派雷天元等特务去抓人时，雷天元心里直发怵，怕动刀枪惹怒了韩任民。

徐远举眉毛一竖：“你们怕什么？他韩任民放纵子女参加共党，我不向总裁参他一本就算做够人情了！”

韩子重被他们抓到后，徐远举在四川省政府主席王陵基上将面前告了韩任民一状。王陵基盛怒之下，将有关人员撤职，并严厉训斥了韩任民一顿。

被捕后不堪苦刑，出卖了4名同志的韩子重理所当然是一名叛徒。但，却是一个绝不同于人们早已熟悉的甫志高、马家辉、温其久、王金标之类脸谱化的叛徒。

请读者看一封一位父亲给他的远在美国留学的儿子写下的一封饶有深意的家书。

爸爸上周去了趟重庆，参观了国民党当年关押共产党政治犯的渣滓洞和白公馆监狱。从1947年到1949年11月27日国民党撤退开始大屠杀的两年多时间里，那里前后曾关押过数百名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最后只有少数人侥幸生还，其余全部壮烈牺牲。《红岩》里的许云峰和江姐，就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酷刑和死刑每天都在那里发生（黑暗的地牢和阴森的刑讯室至今令我毛骨悚然）。但是，大多数共产党员在酷刑和死亡面前，却表现出了令后人震撼和无法理解的坚强信念和不屈的意志，是死亡绝境中绽开的生命之花，千秋万代受人景仰。我还专门为你买了一本当年烈士的诗集，随信寄你，希望你找时间看一看。

儿子，我这里特别给你讲一下其中三位年轻烈士的事情，因为他们参加革命时年龄也就像你现在这么大。

刘国誌烈士，出身四川的名门望族，是有权、有钱人家的少爷，吃喝玩乐不用愁，但是他19岁时就加入了共产党。至于他是如何抛弃富裕的生活要拎着脑袋去闹革命，展览厅里没有详细介绍过程。他主要做地下党的工作，27岁那年被捕，29岁在大屠杀中牺牲。他被捕后他的家人曾经用重金打通关系想救他出来，然后送他出国留学，但是条件是要他在“脱党声明”上签字，结果他宁死也不签这个字，直到最后牺牲。而且在被枪杀之前，还留下了一首共产党人壮怀激烈气吞山河的人生绝唱！“同志们，听吧，像春雷爆炸的，是人民解放军的炮声！人民解放了，人民胜利了，我们没有玷污党的荣誉，我们死而无愧！”

儿子，你要记住，这个了不起的人19岁入地下党，29岁牺牲。

王朴烈士，跟刘国誌烈士同岁，跟你姥爷恰巧同名同姓，也是一个有钱人家的少爷，是四川一个大地主的儿子，复旦大学毕业，当大学生的时候就参加了革命（没有准确时间，我推算在20岁左右），解放战争期间转入地下工作，25岁入党，27岁被捕，被捕后不久就被杀害。他做地下工作时曾经动员家庭变卖房子土地，为地下党筹集经费。

韩子重烈士，就是我特意给你看的那个照片上一身美式戎装、长得像香港歌星郭富成，特酷特帅气的小伙儿。更让人感动的是，他爸是国民党四川省军管区的中将（副）司令，而他16岁就加入共产党，比你现在还小，做地下工作。27岁被捕，同年牺牲。

儿子，爸爸向你提到的这三位年轻的烈士仅仅是代表，还有很多很多年轻的烈士，他们都是不满20岁就参加共产党，不到30岁就牺牲了。在爸爸的眼中看来，他们还都是和你一样大的孩子啊！

1939年，韩子重17岁，虽出自将军府邸，却是一个有着救国救民远大抱负的有为青年。他是家中长子，投奔延安之前，已是一名共产党员的韩子重给身为川军高级将领的父亲留下了一封诀别信：

我要赤裸裸地说明我走的问题，这除了我向父亲已经说过的为了学习，为了彻底锻炼身体而外，还得坦白地补充出，我的走，主要的，还有思想问题。

我们不会眼睁睁看不见事实；同时，我们也不会是超人。千千万万的血淋淋的故事，不会完全对我们没有一点感觉。

事实是这样，中国社会仅有的是盗、匪、兵、贼、贪污、横暴、梅毒、娼妓、堕落与腐化、荒淫与无耻。欺诈、虚伪，千万万人的被压榨、剥削、奴役、残害和屠杀。这些，使我不能不产生一种“较激”的思想。因为我是一个人，我也不是聋而且瞎的人。我看见了这些，我也听到了这些。

我要求一个合理的社会，所以我提起了走。我过不惯这样不生不死的生活。我知道，陕北最低限度呼吸是自由的，我知道得清清楚楚的，陕北的一切都不是反动的。

我的走，绝无异想天开的企求。我不想当官，想当官我就进中央军校。我不想侥幸有所成功，我知道天下事没有侥幸成功过的。我要想侥幸成功，我就蹲在这儿，依赖父亲大人。

西北，是一块开垦中的新地。我们该去那里努力。我们要在努力当中去寻求自己的理想。我知道，我们看见，新西北，是一个开垦中的乐园，自由的土地；这与世界上六分之一地面的苏联是没有区别的。虽然物质条件不够，但已消灭了人剥削人，人欺侮人的现象了。

我为什么不该走呢？我不需要沉闷，我需要知识，我需要一个战斗环境，我要肃清自己的依附、侥幸的思想，我需要活的教育。我们看见过去真正够得上说是成功的人物，都不是在御用的教育中训练出来的。可不是，请看一看列林（宁）、斯大林、高尔基这许多实例。

父亲要我读些踏实的东西，这使我百分百的接受。只是静静地坐下来去研究，这是环境所不允许的吧。在今天能够这样做的，那不是神仙，必然是和尚或者尼姑。我不能够在死尸的身上漫谈王道，我也不能在火燃眉睫的时候还佯作镇静。同时，一个青年恐怕也不该做一个反常的老年人吧！生理学上告诉我们，少年“老成”是病态。国家的青年变成了老年，是这个国家的危机。

我要一个斗争的生活，我要一个跋山涉水的环境来训练我的身体。前线的流血，后方的荒淫，大多数的劳苦者的流汗，绝少数的剥削者的享乐，这样多的血淋淋的故事摆在面前，叫我还有什么闲心、超人的胸襟去静观世变呢？

父亲，请把你的儿子愉快地献给国家、民族、社会吧。父亲，你知道的，这样对你孩子的爱护，才是真的爱护。这是给了我一个灵魂的解放。

韩子重离开成都后，先到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他渴望去延安的愿望未能实现，被分配到敌后抗大一分校学习，毕业后，先在晋东北与日军作战，后调到八路军总部，在《太南日报》作前线记者。1940年，奉派回四川，任中共川康特委军事系统负责人。先后以川陕绥靖公署、四川军管区司令部参谋等职务为掩护，根据中共川康特委的指示，在军管区内建立军支，并任军支书记，积极收集传递军事情报，在川军军政上层人士中进行统战工作，为策动部队起义创造条件。1948年秋，由中共川康特委派往香港，参加中共南方局召开的军事会议。1949年1月，在成都因叛徒出卖被捕，后转囚至重庆军统渣滓洞监狱。在这里，他对自己的叛变经历痛悔莫及，并与难友们一起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49年11月27日夜，韩子重与李承林一起被敌人提出牢房，在“戴公祠”对面的一座山坡上英勇就义。

对于韩子重这样一个也曾在被捕之初出卖过4名同志，最终却又以大无畏的精神走向刑场的共产党人，重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并未替尊者讳，而是将其真实的人生轨迹如实地告诉每一位参观者。唯其如此，才更加让参观者感到真实，感到可敬，体会到党的地下工作者所处环境的残酷与艰辛。让人难以想象的是，被捕后一口气供出了30多名同志的蒲华辅，转往重庆关押后，偏偏也拒绝与敌人合作。“蒲华辅押解到重庆后，在狱中同志的帮助下，未再继续出卖组织，表示要‘守住最后一道防线’，拒不参加特务组织和捕人行动，敌人认为他们不可靠，最后仍将其公开枪杀。”（俞史《挺进报事件的前前后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