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红军西征在吴忠

一、西征前的形势

1936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入侵华北，平津危急，蒋介石却仍然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加紧对革命根据地的进攻。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巩固和扩大陕甘苏区，壮大红军，推动东北军、西北军的抗日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向西，到黄河以南、陕甘大道以北地区，向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地方进行西征。

1936年5月上旬，红军东征部队回师陕北后，5月14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陕北延川县太相寺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总结了红军东征的经验教训，部署了红军西征的各项工作。毛泽东、彭德怀、聂荣臻、林彪、博古、张闻天、黄克诚、徐海东、程子华、杨尚昆等同志出席了会议。毛泽东作了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中央书记张闻天和彭德怀司令员都讲了话。毛泽东在总结中，向与会人员报告了红二、红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北上的情况，接着指出西征的主要任务是：扩大新根据地，扩大红军，打击马鸿逵、马鸿宾的封建势力，以此来巩固陕甘革命根据地，向南打通与红二、红四方面军的联系，早日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促进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周恩来也专程从西安赶来，在会上作了关于统一战线的工作报告，详细介绍了东北军和西北军的情况，全面阐述了我党统战工作的政策和策略。会议决定组成中国红军西方野战军进行西征，并对西征进行了动员和周密的部署。

1936年5月18日，中央军委决定以红一方面军主力第一、第十五军团和红二十八军、红八十一师、骑兵团等共1.7万人，组成“中国人民抗日红军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刘晓任政治部主任。会议结束后，红军部队按照会议精神进行了短期整训，然后分别从驻地出发，开始了西征甘肃、宁夏的战役。为了更好地指挥西征战役，党中央机关又于7月1日从瓦窑堡迁到了保安（今志丹县）。

红十五军团为右路军，辖七十三、七十五、七十八师，红二十八军随右路军一起行动。在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率领下，经延川、贾家坪、贺家渠一线，直抵三边（定边、靖边、安边），首战宁条梁告捷。6月18日，红七十八师师长韩先楚率部一举攻克三边重镇定边县城，向宁夏推进。彭德怀及西征红军总指挥部随其前进。

二、西征红军进军吴忠地区

1.左路军挺进陇东

1936年5月18日，左路军红一军团下辖一师、二师、四师接到西征命令后，于次日从延川一带出发。5月21日，左路军抵达安塞一带。5月底，部队到达庆阳以东地区，准备先攻占庆阳西北的环县政府。6月1日，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左权和政委聂荣臻率部兵临曲子镇，当时驻守曲子镇的是马鸿宾三十五师的骑兵团马培清部。红一军团首长得知敌情后，当即命令先头部队二团团长梁兴初指挥所部攻占曲子镇，歼灭国民党军第一○五旅旅部及骑兵团大部，击毙骑兵团团副陕有录等100余人，俘一○五旅旅长冶成章及部下150余人，缴获枪支200余支。6月3日，红军又在阜城设伏打援，取得阜城大捷，一举消灭了马鸿宾部7个营，又在曲子镇以南击溃二一○团马彦章营，敌军三十五师被歼近半。马鸿宾部遭到惨重失败后，退守固原以北的杨郎、三营地区。红一军团给宁夏的马鸿宾部以沉重打击后，军威大振，士气高涨，军队乘胜继续向西北挺进，先后占领木钵、环县、洪德城，而马鸿宾部遭此惨败后，退至固原以北黑城、三营地区，不敢再与红军交战。红军完成西征第一阶段任务，即第一战役进军陇东，兵锋直逼宁夏的马鸿逵部。

2.右路军攻占三边

1936年5月19日，右路军红十五军团在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率领下，从永坪、王家坪、贾家坪等地相继出发。彭德怀司令员率西方野战军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中路军辖红二十八军、红八十一师等部，也随右路军一起行动。5月27日，红十五军团在新城堡集结后，立即开始分头行动。红七十八师由师长韩先楚、政委崔田民率领，挺进靖边，由于宁夏马鸿逵的军队不堪一击，红七十八师一举攻克靖边。首战告捷后，红七十八师立即挥戈向西，又夺取宁条梁。红七十五师在师长陈锦秀、政委常玉清率领下，进攻安边。

安边位于陕西的西部，地处陕、甘、宁、绥的交界地带。它北部紧靠古长城，西界定边。安边是一座小县城，城虽不大，但是城墙十分坚固，四周是沙漠，地势开阔，难以构筑工事，属于易守难攻的小城。它的战略地位却十分重要，是西到宁夏，东到延安、榆林的必由之地，是西征红军与陕北革命根据地来往的交通要道。

红七十三师由师长张绍东、政委陈漫远率领进攻小桥畔，因没有取得直接胜利，便改为围攻，并采用政治瓦解的策略。红军一边在城外进行政治喊话，一边准备攻城，经过努力，双方达成协议，当地民团结队迎接红军进城，红七十三师随军团指挥部继续西进。安边由国民党第八十六师高双城部约一个团的兵力驻守，城墙坚固，四周地势开阔，难以构筑工事，红七十五师连续发动几次进攻均未奏效。此时，彭德怀司令员命令右路军七十五师、七十三师由军团首长率领向宁夏进发。红七十五师围攻安边的任务移交红七十八师，由西方野战军指挥部直接指挥。7月下旬，红八十一师又将围困安边的任务移交红二十八军，遂向宁夏挺进。

6月16日，红十五军团第七十八师奉命进抵定边县城外。定边与宁夏接壤，攻占定边，等于打通红军进军宁夏的通道。韩先楚师长和崔田民政委立即发电报给彭德怀及徐海东、程子华，请求攻占定边。黄昏时分，红七十八师3个团同时向守军发起进攻，经过激战，于次日拂晓，红七十八师主力部队攻入城内。驻守定边的马鸿逵部骑兵一团二营稍加抵抗后，即退回盐池、灵武一带。此战全歼国民党守军1个营和1个保安团，俘350余人，缴获战马180余匹、枪60余支。

6月19日，红七十八师将定边防务移交红二十八军后，师长韩先楚率部向盐池进军。至此，西方野战军西征已完成第一阶段进军陇东、夺取三边的任务，转入第二阶段，夺取宁夏。

3.攻克盐池

1936年6月19日，右路军红十五军团七十八师离开定边，当晚进抵盐池城外。

盐池县城又称花马池，位于宁夏东部，地处宁夏、陕西、内蒙古三角地带，西临宁夏灵武、银川，东接陕北定边，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县城虽小，但城堡坚固，城内还驻有保安团等地方武装。当红七十八师进攻定边时，盐池县县长屈伸（人称“屈胡子”）就惊恐万状，急忙向宁夏省主席马鸿逵求援。红军当晚向盐池县城发起进攻，广大指战员奋战两个多小时，仍无法攻克县城。6月20日晚，夜幕笼罩城头，城墙上的敌军哨兵踱来踱去，不时地吆喝几声，为自己壮胆。红军各团陆续进入指定位置，等待着战斗命令，后续部队也已进入指定地点集结，待机行动。突然鲜红的信号弹划破了黑夜，嘹亮的军号声打破夜空的寂静，攻城战斗打响了。红七十八师3个团分别从东、南、北三个方向发起猛烈攻击，刹那间，枪声大作，喊杀声四起，红军战士前赴后继，架起云梯，争先登城。敌人不甘灭亡，疯狂反扑，红七十八师攻城部队先后几次组织登城，都被敌军密集的火力压了下来。 敌人的疯狂反扑吓不倒经过长征锻炼的红军战士。 他们勇敢顽强，顶着枪林弹雨从北城墙登上城墙头，同敌军展开激烈的肉搏战，终于打开一个缺口，并逐步扩大战果。 激战中，敌军黑马营营长孙兆祥被击毙，群龙无首，乱作一团，纷纷退下城墙。 随着红七十八师第二梯队的进城，残敌溃不成军，守军很快被歼灭。 6 月 21 日凌晨 3时，红旗插上城墙头，盐池县城宣告解放。

此次战斗，红军七十八师消灭马鸿逵守军 1 个骑兵营、1 个保安团，俘敌 200 多人（其中包括县政府武装警察和定边县县长），缴获各种枪械 200多支、战马 200 匹、50 瓦电台 1 部以及大批弹药等军需物资，所获战马全部送交军团部。 后来，会同在定边缴获的战马，组建了红十五军团骑兵团。

盐池县的解放，给当地人民群众带来了安居乐业的好日子。

4. 攻打下马关

右路军红十五军团七十五师进入宁夏后， 立即执行西征第二阶段的任务。 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率七十三师、七十五师等部，从定边一带经盐池县南部之麻黄山、大水坑等地，直插宁夏豫旺县（今同心县)。 6 月 11日夜，红七十五师兵临下马关城下，并占领下马关北边的红城水。 6 月 20日，红军相继进占同心城（即半个城)和王家团庄，切断中宁至固原的公路。

下马关是国民党统治下的豫旺县政府所在地， 地处同心东部的韦州和豫旺堡之间，是一座比较古老的城池。 从明嘉靖五年（1526 年）总制王宪奏请朝廷筑城以来， 迄今已有 400 多年的历史了。 当年该城筑于长城外，是一座关城，城墙外砖内土，初名长城关，由于该城紧靠边墙而筑，三边总制每年秋季视察边防总是先下马到此关，后来改名为下马关。

红军到来时，驻城守军除豫旺县民团外，还有马鸿逵骑兵团第二营，营长孔庆福，城内戒备森严。

红七十五师到达下马关后，立即将县城包围。马部守军在城外民房内稍作抵抗便退缩到城内，企图据险抵抗。面对这一形势红七十五师采取了三大措施：其一，派小部队轮番发动小型攻击，骚扰疲惫守军，使敌军日夜不得安宁；其二，派宣传队发动政治攻势，对城内喊话劝降、发传单，分化瓦解守军；其三，采取从城外挖地道的办法，接近城墙，然后炸开城墙突袭。红七十五师刚一开始挖地道，就被敌军发现了，这些守军便在城内地下掏挖很多地洞，监听城外红军的动静。

红军的政治攻势，使城内守军十分恐慌，每天都有零散官兵出城逃跑或投降。红军从俘虏口中得知，城内守军有1000余人，有20多挺机枪，弹药不足，粮食和用水开始紧张，军心涣散，想逃者多，想战者少。其中骑兵营想逃，民团想守，互闹矛盾，举棋不定。红七十五师师长陈锦秀、政委常玉清、参谋长刘绍武、政治部主任王集成等领导开会，将双方情况作了比较：红军有2000余人，是守军兵力的2倍多；红军每连有9挺机枪，远远超过守军；红军士气高昂，守军士气低落。红军各方面都强于守军，夺取下马关把握较大。如再拖延下去，万一守军逃跑，不仅红军步兵追不上敌军的骑兵，而且歼灭守军和缴获军械物资数量将大大减少。师长陈锦秀、政委常玉清遂下定决心，令部队抓紧做好强攻的准备，坚决将守军围歼在城内。红七十五师将作战计划报告军团，很快得到批准。遂召集各团下达战斗任务：二二三团攻击北门，为第二突破口；二二四团攻击东门，为重点突破口；二二五团攻击西门和南门，相机突破；师直属队为机动分队。师指挥所设在下马关城东门外。

6月27日晚9时，红军包围下马关已整整17天，各攻击部队均进入指定区域。为迷惑麻痹守军，红军白天仍用小分队进行袭扰，大部队则休息待命。同时找到许多木匠，赶制几十架带轮子的木梯，攻城准备一切就绪。9时整，攻城战斗开始。为给守军造成红军突破其弱点的错觉，以调动东门、北门的守军增援，使守军东门、北门空虚，然后一举突破。红军先以火力突击南门和西门，东门、北门亦响起微弱枪声。守军遂将东门、北门兵力调至西门和南门，各增加机枪3挺。深夜11时，东门、北门红军同时发起强攻，所有机枪齐射，守军火力很快被压制。突击分队推着轮梯，迅速冲到城下。激战半小时后，红军二二三团、二二四团分别从北门和东门攻进城内，并同后续部队攻占守军指挥所。此时，马部守军溃兵四散，乱作一团。红军主力乘机进入城内，乘势猛打，守军见大势已去，便纷纷缴械投降。此战，共俘虏马部近300人、缴获枪械200余件、战马150匹。马鸿逵骑兵团营长孔庆福慌乱中跳城，将腿跌坏，侥幸逃跑；县长董天祥不知下落，据传被起义的民团壮丁击毙。红军伤亡仅20人。

红军攻克下马关，等于拔掉马鸿逵设在陕甘革命根据地边缘的一颗“钉子”，解除了西征部队的后顾之忧，打开根据地与宁夏的通道。此后，右路军红十五军团指挥部设在下马关城。

5.韦州攻城之战

韦州城在下马关城北40里之外。韦州古城因有大罗山和青龙山为东西天然屏障，扼守南北交通要道，成为古代边防重镇。古城平面近似正方形，东西长540米，东、南辟门，南门外有翁城。墙高10米，顶宽4米，夯土层8～12厘米。城墙四周有马面49座，间距43米。1936年6月28日，红七十五师攻克下马关后，与红七十三师合兵包围地处下马关以北的韦州城。宁夏省主席马鸿逵向来对韦州防务非常重视，认为韦州更接近银川，不论在军事上、政治上均居重要地位。盐池县、豫旺县失守后，危及到马鸿逵在金积、灵武的统治。宁夏东南部只有韦州是阻止红军西征的唯一重要据点，此时，驻守韦州的马鸿逵骑兵第一团第三营，人称红马营，营长陈廷琳，同时还有保安团100多人、壮丁队300多人。红军未到之前，马部已先行拆除城外民房，撤回城内固守。城墙上堆置石块、枕木和用棉团做的火球，严防红军登城。

6月29日，红七十三师二五○团参谋长在韦州康济寺古塔上观察韦州城内敌情时，不幸中弹牺牲。

红军进驻下马关后，即派人去韦州附近进行宣传，不幸被韦州保安司令苏廷瑞派壮丁队抓去。为争取和平解放韦州，军团领导徐海东、程子华曾先后4次派回民独立师师长马青年去韦州谈判，均未奏效。7月3日，红军趁夜色发起进攻，并一度架上云梯，攻上北城，击毙守军壮丁队队长苏瑞琳。此次战斗异常激烈，后因守军火力凶猛，红军遂退回城下，将韦州城包围。城内守军十分恐慌，频频向马鸿逵发电报求援，马鸿逵唯恐韦州城有失，危及金积、灵武和银川，于是派骑兵第一团（欠1个营)、骑兵第二团（欠1个营)、骑兵第三团（欠1个营)、骑兵第四团第一营、省保安处骑兵第一大队，共计1300多人，另配置迫击炮2门、机枪4挺，由骑兵第二团团长马光宗统一指挥，前往韦州增援，并限其7月2日到达石沟驿，3日到惠安堡，4日拂晓前解韦州城之围。

马光宗奉命率部由金积、吴忠等地出发，于7月2日夜12时到达石沟驿集中。7月3日凌晨5时，以骑兵第二团为前锋，向韦州以北之惠安堡急进。3日上午，马部到达惠安堡附近，侦悉惠安堡已被红军占领，于是电话请示马鸿逵。马光宗深知惠安堡有坚固碉堡，难以取胜，建议绕开惠安堡，马鸿逵未作决定，只说待研究后答复。直至当日下午4时许，马鸿逵才电话通知马光宗绕道。6时，马光宗部出发，朝韦州方向前进。

7月4日晨，马光宗率部到达十里墩后，令骑兵下马徒步至韦州。马部先出动5个营的兵力攻击红军，以图解围，其中3个营攻击东关，1个营攻击北关，1个营攻击东南角，其余兵力在外围接应。此时红军正忙于攻城，对增援的马部骑兵尚未觉察。当发现背后有马部援兵时，便立即调整部署回头迎击。战至下午2时许，红军因腹背受敌，一时难以取胜，遂退出韦州，到达红城水一带，与驻在这里的红军会合。在韦州攻城战斗中，击毙马部副营长马玉清等数十人，红军伤亡数人。

6.红城水地区反击战

红军退出韦州之后，马鸿逵令马光宗立即撤回。当地保安团和富户、乡绅唯恐援军撤走后，势单力薄，便一再挽留。马光宗便派人报告马鸿逵，马鸿逵在电话中指示：“一、准派保安处骑兵第一大队大队长保德良率部留驻韦州，共同防守。二、由马光宗把红城水的红军情况侦察明白，准备进攻。”7月5日凌晨，马光宗派营长田风翔率队向红城水搜索，其余部队随后跟进。马光宗部到达红城水后，即向上园发起进攻，因红军在上园仅有少量警戒兵力，不久上园被马部占领。马部同时亦占领旧红城水（仅有旧城墙）。此时，红军主力驻在下园煤山。下午，红军由煤山出击，以猛烈火力实施反击。马部难以阻击，遂退出上园，撤至旧红城水顽抗。

7月6日凌晨，马鸿逵派参谋长马光天乘坐飞机，飞临红城水上空进行侦察，发现形势对马部不利，急飞回报告马鸿逵。临飞回前，投下4枚炸弹，使红军遭受伤亡。马鸿逵获报后，又派马光天乘飞机飞到红城水上空，给马光宗投送命令，令其即刻率队撤回，以防被红军消灭。马光宗接到命令，立即下令部队撤退。此时，战斗呈胶着状态，马部无法行动，而红军兵力占优势，愈战愈勇。马光宗眼见情况危急，忙令号兵吹号，部队立即撤退。是日，马光宗收拾所部兵马退回韦州。次日，经惠安堡退回金积县。

关于红城水地区反击战，1936年7月13日《红色中华》报道：“我军之一部于日前在红城梁（水）击溃马全良部（约3个团），敌伤亡300余人，我军缴获甚多，残敌一部退过黄河西岸，一部退守惠安堡。”红军从韦州撤走后，马鸿逵以为红军软弱可欺，遂驱兵进犯，反遭到迎头痛击。

7.解放王家团庄

王家团庄为同心县城东南最大的一个村庄，全村有2000多人，属回民聚居区。红十五军团决定，在包围豫旺县城的同时，派红七十三师一部和回民独立师攻占王家团庄。

1936年6月12日，红军部队进抵王家团庄附近时，即与马绍武的民团相遇，双方当即相互射击，民团无力阻击，很快被红军击溃，红军遂进入王家团庄。王家团庄分南北两个堡子，对称坐落，堡子围墙高厚，四周有破旧房屋、土窑。有一条小街，每逢集日，商贩较多，方圆几十里的人来此地赶集。红军进村以后，十分注意与回民搞好关系。回民独立师政委欧阳武，利用自己的回族身份，亲自给各清真寺赠送锦幛，刷写标语。

经调查，红军掌握了全村的基本情况：红军到来之前，国民党宁夏政府和当地土豪曾大肆宣传共产党“共产共妻”，红军“杀回灭教”，好多人被吓跑了；马鸿逵当局在人口仅70万的宁夏，养兵10万，因而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群众渴望予以废除；王家团庄恶霸王彦秀，在红军到来之前，实行坚壁清野，把庄上有存粮的群众和商贩数百人关入北堡子里，企图用断粮之计逼走红军。

6月21日，红军决定“先礼后兵”，在堡寨的东、南、西三面架起机枪，准备发起攻击。回民独立师师长马青年多次带人去找王学成之子王彦秀谈判，但王彦秀非常顽固，紧闭大门从不露面，只派人在墙头上答话应付。经了解，王彦秀寨堡内有马部三十五师巴拉副官带领的30名士兵防守，又有壮丁队数十人，王彦秀以此壮胆，只是令其弟王彦海在墙头上叫喊：“你们早点收兵吧，你们有枪没有子弹，别吓唬人！”王彦海说着便举枪准备向墙下红军射击，在此瞬间，还没等王彦海动手，只听“叭”的一声，王彦海应声倒下，原来是红军一位排长气愤不过开枪射击。随后，红军一面在墙下挖洞，一面强攻，顿时枪声大作。堡子内早已混乱不堪，还没等王彦秀明白过来，壮丁队就打着白旗高喊投降，并打开堡子大门。红军官兵蜂拥而入，当即活捉区长苏芳宾、民团团总王学成、恶霸王学富和税务局长等数十人，释放了被关押的600多名回民群众。但王彦秀趁混乱逃跑，巴拉副官吞金自杀。

北堡子被红军攻占后，红十五军团政委程子华指示回民独立师：“你们派人到南堡子去谈判，还是要以礼相待，争取他们打开寨门交出枪支，谈不成再想办法。”师长马青年带5名战士，牵着2只羊，去找王彦清。王彦清听说红军的马师长来拜访，忙站到堡墙一看，只见马师长不仅亲自来了，还带着礼物，于是就叫人打开寨门，带全家人前来迎接。相见后，双方互道“色俩目”，关系非常友好。当马师长讲了红军保回保教、信仰自由和共产党积极抗日的主张后，王彦清表示欢迎红军到来，并愿意献出全部家产。马青年说：“红军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们不是来没收你们家产的，我们实行买卖公平，只要你不和红军作对，为人民群众多做好事就行了。”王彦清听了很感激，把一部分粮食、布匹和十几匹马献给红军，又交了十几支枪。红军见王彦清一片诚意，便收下东西，除枪支外，其余都按价付了现款。临走时，王彦清又送给马师长两匹乘马。以后，王彦清见人就说：“红军说话算话，马师长是真正的穆斯林！”王家团庄解放，2000多名回民群众获得新生，从而扩大了红军在当地群众中的政治影响。

在此期间，红军先后攻占同心半个城、关桥堡、高崖等地，并得到初步巩固。仅一个多月的时间，除马鸿逵占据的银川、马鸿宾和东北军驻防的固原外，宁夏东部大片土地被红军解放，初步形成一块与陕甘边区相接的新根据地。

至1936年7月底，西方野战军完成西征第二阶段夺取宁夏（不含银川）的任务。从8月初开始，全军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一面休整部队，准备迎接北上的红二、红四方面军，一面深入开展地方群众工作，巩固开辟的新区。至此，西方野战军仅牺牲数十人，实现了预期目的，取得西征的重大胜利。

据1936年7月3日《红色中华》报报载：“这一胜利，给我们完成西北抗日大联合的任务以极顺利的条件，是继着东征胜利之后又震动全中国的胜利。”在7月初以前，红军西征共消灭马鸿宾之主力3个团，沉重地打击了马鸿逵部的嚣张气焰。活捉敌旅长1人，俘敌2000余人，缴获步枪1500余支，缴获无线电发报机2架。抗日红军扩大了800余人，筹得抗日经费4．5万余元（旧币，下同），扩大新的根据地纵横350公里，占领定边、盐池、环县、曲子镇、宁条梁、下马关、豫旺、同心城、七营等重要城镇。

8.邓小平在清水河畔

1936年，邓小平随红军西征。6月，红一军团政治部设在固原县的七营镇。时任军团政治部副主任的邓小平与政治部文书科的五六个干部战士，住在距七营镇不远清水河畔吊堡子村的一个四合院里。

6月23日是传统的端午节，军团后勤伙房里为战士们供应的仍然是高粱馍馍和腌制的咸萝卜。这天下午，邓小平早早地忙完手里急需处理的军务，带上猎枪，上山打了几只野鸽子。炊事员按照邓副主任的吩咐，炖了一锅野鸽子汤，吃晚饭的时候端了上来，分给战士们。可是，平时最想改善生活的战士，闻到鸽子汤的香味又忍着馋劲儿躲回自己的房间里吃起了咸萝卜。大家心里清楚邓副主任日夜操劳，平常和其他干部战士一样，每天吃着高粱馍馍夹咸菜，今天好不容易有了一点野鸽子汤，应该让邓副主任补一补身子，我们怎么能去分享呢？正在战士们推让时，邓副主任关心地说：“今天是传统的端午节，让大家喝点汤，有啥子好推让的嘛！”战士们都高兴地让邓副主任先尝一尝，邓小平随和地操着四川口音接着说：“过端午节，打个牙祭，讲啥子客气嘛？我们红军的老规矩就是有盐同咸，无盐同淡。来，大家快把鸽子汤报销了！”文书科的干部战士见邓副主任这么说，大家愉快地拿起筷子、勺子，共享这透着清香的野鸽子汤。

在西征途中，驻在七营镇红军政治部的干部战士，经常要到30里外的后方供应站把粮食背回来。有一天，政治部的战士又要到供应站去背粮食，出发时见邓副主任也赶来了，大家就劝阻说：“邓副主任，你工作太忙，就别去了吧！”一贯严于律己的邓小平风趣地说：“命令是我下的，我能不带头执行？要吃饭，就要干！”说完话，他就挤进队列里，跟战士们一起出发了。一路上，邓副主任和战士们边走边交谈，给战士们讲自己经历过的革命故事。路上大家翻沟越梁，不知不觉就到达了目的地。

1936年8月1日晚上，为了纪念八一南昌起义9周年，红军政治部早就作好了准备，特意举办了一场联欢晚会。晚会的地点设在一个河滩上，战士们在那里搭建了一个简陋的小舞台，点着明亮的汽灯。参加晚会的有军团领导及干部战士，还有附近地区的群众，在舞台前的空地上黑压压地坐了一大片。在演出中，有一个节目刚演完，军团直属队突然响起了一阵响亮的欢呼声：“欢迎邓副主任唱一支法国歌曲！”只见邓小平乐呵呵地大步登上了舞台，双手作揖，用他那浓重的四川话说：“来一个就来一个，我给大家唱一支法文的《马赛曲》，歌词的意思是……”说罢他清了清嗓子，就自如地唱开了。歌声高亢，在夜空中飘荡，台下的观众静静地听着，军团的干部战士都为邓小平的博学多才，平易近人发出由衷的赞叹。

三、红色政权的建立及革命活动

1.中共盐池县委和县苏维埃的建立

盐池县解放后，为了维护社会治安，动员社会力量支援前线，西方野战军立即成立了军事委员会，从红军中抽调人员对盐池实行军管。不久，西方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刘晓主持召开会议，宣布成立中共盐池县委员会，由惠庆祺任书记，王敬民任组织部长，王作元任宣传部长，曹光英任保卫部长，白鸿德任军事部长。中共盐池县委直属陕甘宁省委领导。中共盐池县委机构组成人员是中共中央在瓦窑堡时期确定的，盐池县解放时，除组织部长王敬民随红十五军军团先期到达外，其余人员都在陕甘宁省委驻地——环县河连湾学习待命，得知盐池解放的消息，县委书记惠庆祺就带领26名干部从河连湾出发，经黑城岔、羊圈山、定边城，于7月初到达盐池，正式接手县委的工作。随着中共盐池县委工作的逐步展开，在全县建立4个区委、26个党支部，协助政府开展工作。红军在盐池实行军事管制的同时，着手筹备建立地方临时政权机构。

西征红军打下盐池城的第4天，即1936年6月24日，红军政治部召开会议，研究成立盐池县城市革命委员会。会上确定城市革命委员会的任务是：协助军管会，加强治安管理，恢复和发展商业贸易，保障居民的生活和部队的供给，动员人力物力支援前线，加强城乡联系，扩大城市苏维埃的影响，为正式成立人民政权打好基础。

7月初，军管会在县城的一个财神庙前召开有各界群众代表100多人参加的大会，会上宣布盐池县城市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王锡林任革命委员会主席，袁兆瑞、韩宝善任副主席。随后，便着手开始组建武装力量，经与红十五军团商议，以群众中青年积极分子为骨干，成立盐池县城市革命委员会游击队，队长由武装委员牛占彪担任，副队长由宁寿山担任，并很快配备了枪支、弹药和马匹。

惠庆祺带领的县委成员来到盐池后，西征红军又帮助建立了盐池县苏维埃政府，由袁兆瑞任主席，张常山任副主席，王瑞祥任财政经济部长，余成河任土地部长，赵二任贫农部长，聂秉正任粮食部长，牛占彪任武装部长。根据当地的历史沿革，将全县划分为5个区，区以下又划分25个乡、318个行政村。

2.努力恢复盐池县经济

盐池县解放后虽然成立了苏维埃政府，但是群众和驻军的粮食供应却成了一个大问题。宣传动员商店开门营业，号召农民进城卖粮卖柴，恢复和发展商业贸易，是摆在城市革命委员会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盐池刚解放，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对党和红军的政策不甚了解，加上反革命分子暗中造谣破坏，人心不稳。针对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新政府和留守红军政治部多次召开会议，研究具体的解决办法。采取的措施有：一是广泛宣传红军保护工商业者的政策，宣传买卖公开自由，动员商店开门营业；二是号召商人为抗日作贡献，捐款捐粮；三是向存粮大户借粮；四是对于那些囤积居奇，转移财产，有意与苏维埃政府和红军为难作对的反动商团、商人采取坚决的制裁。同时广泛宣传这些政策，动员了12家店铺开门营业。但所卖的商品中，群众所必需的粮食、香油、布匹等生活用品还是没有。经过调查，出现物资紧张的原因：一是有些店主对党和红军的政策仍心存疑虑，加上个别坏人囤积和转移大宗货物；二是当时市场上没有统一的货币流通，小店主的值钱货物不愿意拿出来卖。驻军政治部和城市革命委员会决定首先要打击不法商贩。经过红军政治部的同意，没收了逃亡店主聚和兴的粮油和企图转移财产的常会泉商号的布匹及40箱蜡烛，并召开公审大会，枪决了逃亡店主聚和兴和与敌勾结的商会会长秦世堂，并没收了他们的全部财产。这些举措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震动了盐池商界，树立了红军和盐池县城市革命委员会的权威，店铺陆续开门营业，经济逐步恢复。

3.毛泽民到盐池指导工作

盐池刚解放时，群众一时还不了解党的政策，反动分子又在暗中破坏，城内商店不开门，城外老乡不进城，居民买不到粮食和柴火，群众必需的生产、生活用品得不到供应。解决军民的生活问题已成为燃眉之急。

1936年7月，正当盐池县城市革命委员会为如何发展经济，开展内外贸易的政策、途径和办法发愁的时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经济部部长毛泽民到盐池检查指导工作。毛泽民与工矿科长高登榜，深入进行调查研究，了解盐池的实际情况，召集城市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座谈，从政策上、途径上寻求和开创盐池发展商业贸易的办法。毛泽民了解情况后，便指示城市革命委员会发动群众打土豪。城市革命委员会把打土豪没收来的财物集中起来，于1936年7月办了个消费合作社。有了资金以后，又在消费合作社附设了一个食品合作社，专门供应熟食品。合作社内杂货齐全，价格低廉，买卖公平，既方便了群众，又活跃了市场。

当时，市场没有统一的货币流通。毛泽民作出指示：由红色政权向群众发出公告，准许“法币”、苏票同时流通，允许群众用苏票兑换“法币”。为了扩大资金，推动合作事业的发展，苏维埃政府在县城召开了一次有几百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毛泽民在会上宣传了办合作社的目的、意义和办法，号召群众积极入股，集资办好合作社。因为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在群众中的威望很高，会后群众即入654股，每股3角，共计196.2角。这时，合作社不仅供应群众必需的生活用品和生产工具，还收购农副土特产品。后来，又先后在各区成立了消费合作社。

与此同时，毛泽民还广泛宣传党的保护工商业的政策，指出即使大商豪，只要爱国抗日，拥护党的政策，就受到政府保护。毛泽民还及时纠正了当时打土豪、分富财中打击面偏大的问题，释放了不该扣押的几个商人。这样一来，影响很大，县城的20多家私商都陆续开门营业了，不愿出卖的货物，在消费合作社的影响下，也摆出来销售。市场很快活跃起来，城乡交流广为开展。外逃的地主、富商闻讯后，也纷纷返回，还向红军捐款，支援抗日。盐池县商会会长靳体元先生，在毛泽民的宣传影响下，率先接受党的领导，拥护党的政策，积极创办合作工厂，受到边区政府的表扬，后来被选为边区参议员，评为合作社劳动英雄，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和奖励。

毛泽民还广泛和商人结交朋友，发展贸易，组织物资内购外销，以保证边区的物资供应。当时边区的食盐、皮毛、牲畜、青油、药材（甘草)、粮食的贸易收入占边区财政收入的90%以上，而盐池的三宝——食盐、皮毛和甘草占了大部分。这些产品收购以后经石嘴山运到包头，再运到天津、北平销售。边区缺少的物资则通过商人从北平、天津购进。

毛泽民在盐池期间，还亲自抓了整建税务工作。1936年10月，成立了盐池税务局，各区设立了税务所，并且确定了应征税目和各项税率。规定的税收项目主要是：对入境布匹、烟酒等商品征所得税；对出境食盐、皮毛和牲畜等土产品征贸易税；对境内物资销售征交易税等。规定的税目、税率既公平合理，又防止了乱征滥罚，使各业都得到休养生息，因而受到人民大众的支持与好评，进一步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发展繁荣。

毛泽民在盐池活动时间虽短，但对老区盐池商业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对组织人民互助合作，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打破敌人封锁，保卫红色政权等方面都作出了巨大贡献。

4.中共豫旺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的建立

西征红军一边打击敌人，一边广泛发动群众，组织建立了政权机构。1936年6月16日，左路军红一军团二师，在师长梁兴初、政委吴文玉（吴法宪）和政治部主任萧华的率领下，一举攻占豫旺堡。21日，右路军红七十五师解放王家团庄、同心城。27日，红军七十三师解放了豫旺县城下马关后，随军行动的地方工作团干部随即成立了工作委员会，邓国忠任书记，陈玉山任副书记。在陕甘宁省委领导下，邓国忠等人又着手组建中共豫旺县委、县政府和基层政权。不久就成立了中共豫旺县委、县政府。西方野战军总政治部刘昌汉任县委书记兼政府主席，黄聚恩任县委组织部部长、惠安民任宣传部部长。在全城群众庆祝成立大会上，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在大会上讲话。刘昌汉等和大家见面。

豫旺县苏维埃临时政府成立后，积极开展宣传群众和发动群众的工作，为建立区乡基层苏维埃政权创造了有利条件。7月上旬，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政治部主任刘晓、副参谋长聂鹤亭随总指挥部进驻豫旺城，红十五军团和豫旺县苏维埃临时政府联合在城隍庙召开军民大会。政委程子华在会上讲话，他先讲红军西征的意义。接着又讲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号召全体回汉群众团结起来，建立自己的政权，过上幸福生活。

豫旺县苏维埃临时政府，下辖城关区、豫旺堡区、东南区（下马关东南滩)、甜水堡区、罗山区、毛居井区。此后，红十五军团把缴获的枪支弹药拿出一部分，在回汉群众中挑选思想进步、工作积极的青壮年，帮助各区乡苏维埃政府成立游击小队，协助政府维护治安，打击恶霸。区乡基层政权的建立，使广大回汉群众有了主心骨，安心生产，支援红军。当地群众还编了《唱反调一个苏维埃》等民谣，其中唱道：“胡琴拉起来，唱一个苏维埃。苏区的天下人人爱，看见吆人民好自在……”

1936年9月18日，《红色中华》报上曾刊登过一红军战士的见闻——《路过回民区》，该文载：“豫旺堡一带回民群众在红军胜利、马鸿宾统治崩溃的情形下，使得苏维埃与红军的影响与信仰迅速在回民中增长提高起来了。”“在豫旺堡，回民自己起来建立回民自治政府，组织自己的武装。在该地有三个土寨子因受着敌人的欺骗，对苏维埃红军还不完全信任，曾关起寨门不出来，后来经过该寨子附近地区（已建立回民自己的政府)的回民无数次的去宣传苏维埃红军的主张，解释苏维埃对回民的策略，使寨内过去不太信任的回民完全相信苏维埃，自动地打开寨门，与红军联合，并慰劳红军许多东西，正在积极起来建立自己的政府。 ”“在我们走路时，凡经过一个村庄或人家时， 所有回民无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均请你休息坐一下，并且招待很好，问你要吃馍还是吃面条，只要你说一声，他们很快就会弄起来请你吃，不要一个钱。 回民那种热忱，对红军的拥护与爱戴的情形真是难以形容了。 ”

豫旺县委在西方野战军撤离该地区后，继续坚持敌后斗争，直到 1937年3月，陕甘宁省委鉴于地方反动武装势力猖獗，决定将豫旺县的干部编入新成立的定环县。

5.中共三边特委的建立

1936年9月，中央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和开展对敌斗争，决定在盐池成立中共三边特委（与盐池县委合署办公）。特委书记贾拓夫，组织部长朱协辉，宣传部长贺捷三，白区工作部长秦力生，军事部长高岗，青年书记揭俊勋，妇女部长白茜，机关总书记钱希均。中共三边特委隶属陕甘宁省委领导，辖定边、盐池、定边三个县委及三段地委。1937年初，特委机关转移至定边城。

6.毛泽东指示成立回民游击队

1936年夏，红军西征解放了定边、盐池等地，长期遭受马鸿逵压迫剥削的宁夏人民，冒着生命危险，纷纷投奔红色解放区。宁夏吴忠市的回族青年马怀蔺、金三寿等人听说红军是穷人的军队，他们在这一年的夏末，悄悄地越过马鸿逵的封锁线，来到盐池解放区参加革命，受到李维汉为首的边区少数民族委员会的热情接待。不久，边区政府与毛泽东主席通电联系，毛泽东主席邀请马怀蔺、金三寿到保安会面。马、金两人听说后，高兴得一夜睡不着觉，不等天亮就动身，直奔保安去见毛泽东主席。他们到保安高桥时，就见路边张贴着“欢迎回民领袖马怀蔺”、“欢迎哥老会领袖马怀蔺”的大幅标语。到了保安，郭洪涛接待并安排了他们的住宿。过了两天毛泽东在百忙中抽空接见了马怀蔺、金三寿。毛泽东住的窑洞外面挂着一幅十分醒目的大标语“欢迎马怀蔺先生”。窑洞里面陈设十分简陋，有一张办公桌，几把竹椅。毛泽东在这里听取了他们投奔解放区的汇报。马怀蔺原名马相如，后来根据《廉颇蔺相如列传》的故事改名。他中学毕业后，曾在绥远结识了刘志丹，对共产党、红军有初步的认识。回到家里和金三寿等一些贫苦的回族青年常聚集在一起谈论共产党和红军革命的事情。1936年6月红军解放了盐池、定边，马怀蔺、金三寿、马宗标、金凤岐等人来到了定边。

毛泽东主席听完了马怀蔺、金三寿的汇报，十分高兴。又询问了解放宁夏、甘肃、青海的有关情况，接着又提出了可不可以在宁夏组织一支游击队，到贺兰山一带活动，为解放宁夏做准备。马怀蔺说：“现在还不行，贺兰山离苏区较远，回旋余地小，四面没有援军，首先在定边搞个回民游击队，然后向西发展。”毛泽东主席听了点头表示同意。马怀蔺、金三寿同毛泽东主席交谈了3个多小时，最后，毛泽东主席用一块白布亲自给马怀蔺写了委任状——西北方面军第一路游击司令马怀蔺，并赠给其战马一匹，驳壳枪一支，银元200块，希望他回去后立即组织回民游击队。

马怀蔺、金三寿回到定边，在少数民族委员会和三边特委的主持下，召集来到定边的部分回民代表，在西城门张文举的小店里成立了回民游击司令部，马怀蔺任司令，西方野战军派李静波任政治委员，金三寿任司令部管理科科长，由四、五两个支队组成。回民游击队成立后在政治、武器弹药方面，受到宋时轮、宋任穷率领的红二十八军的热情支持。回民游击队经盐池逐渐向吴忠、灵武敌占区开展游击活动，给马鸿逵在金积、灵武的防线造成了一定的威胁。后来他们在白区斗争中，由于革命经验不足，遭到敌人的严重破坏（此时马怀蔺因病亡故），游击队失败了，但是对后来的回民武装斗争影响深远，从中汲取了有益的经验教训。金三寿在党的培养下，担任三边地区回汉支队的主要领导和组织工作。他们为宁夏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7.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的建立

1936年6月，西征红军相继解放了豫旺、海原大部分地区。8月，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派中共陕甘宁省委书记李富春专程来到同心，协助进行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的筹建工作。 李富春来到同心后，成立了以李富春、王首道、唐天际、程子华、王柏栋、杨奇清和马青年等人为成员的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筹备委员会。 为了实现党的民族统一战线， 党中央决定成立“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 经过两个月的紧张准备，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完成。 同年 10 月初，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筹备委员会给毛泽东主席、党中央各团体、红军各部队发出了《召集豫海县回民自治代表大会通电》。

1936 年 10 月 20 日， 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成立代表大会在同心城清真大寺隆重举行。 来自各区、乡的回族代表和各界人士共 300 人出席大会。 这天，晴空万里，阳光照耀着同心连绵的山丘，金色的朝晖沐浴着同心清真大寺，获得解放的回汉同胞，穿上喜爱的盛装，敲着锣、打着鼓，从四面八方潮水般的涌向清真大寺。 许多鬓发斑白的老人听说红军在清真大寺开会，便拄上拐杖让儿女陪着前来跟会，有些回族妇女被红军的宣传所吸引，破天荒地走出家门去参加新政府庆祝大会。

同心清真大寺， 是同心县境内一座很古老的具有伊斯兰特点的建筑物，是中国现存的十大古老清真寺之一，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民群众进行宗教活动的中心，建寺已 900 多年，每年都有各地穆斯林前来朝拜。 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在这里举行成立大会，有很大吸引力。大会会场布置得庄严、隆重。主席台正面墙上悬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画像，四周房檐上飘扬着印有镰刀斧头的党旗和各色彩旗，微风吹拂，彩旗飘飘。这一天，方圆近百里的回汉民群众都携儿带女前来观看。古老的同心城里，锣鼓喧天，红旗招展。红军战士剧社表演了文艺节目，盛况空前，是半个城（即同心城）从来没有见过的热闹情景。

10月20日上午9时许，回族人民代表、红军代表、回民独立师的代表以及来自其他方面的代表、各界知名人士在主席台就座。当筹备委员会负责人李富春同志庄严宣布大会开始时，会场里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大会进行了3天，代表们怀着满腔的政治热忱，讨论通过《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条例》《减租减息条例》《土地条例》等有关决议案，选举产生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的领导成员，主席马和福（回族)、副主席李存德（回族)。大会还决定正式启用刻有中国共产党党徽以及阿拉伯文（以下简称阿文）、汉文两种文字的自治政府印章，办公地点设在同心城以南15公里的王家团庄。自治政府管辖：8个巩固区，即同心城、王家团庄、高崖、马家河湾、窑山、下马关、李旺堡、豫旺堡；4个游击区，即喊叫水、韦州、惠安堡、关桥堡。总人口3万多，面积约8200平方公里。不久，陕甘宁省委决定成立中共豫海县委，书记由贺恩宽（贺旭东）担任。

8.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主席马和福

马和福1893年出生在甘肃省河州（今甘肃临夏）一个贫苦农民家里。4岁时，随祖父和父母逃难来到宁夏西吉县落户。1920年海原大地震后，又投奔到同心张家塬乡险崖子村扛长工的大哥马金山家，开始了他在豫旺堡一带打长工当短工的生活。1927年，他离开豫旺堡，流浪到金积鸿乐府给人做长工。1935年他又拖家带口回到豫旺堡南塬刘家岗子村居住。马和福出身贫苦，深知穷人的苦难，乐于帮助穷人，在穷人中的威信很高。

1936年6月，西征红军解放了豫旺堡。在这之前，由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许多老百姓都逃走了。马和福没有走，他等待着，要亲眼看看红军究竟是啥样的军队。在和红军交往中，他看到红军纪律严明，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替穷人说话，是真心帮助穷人的军队。于是他主动帮助红军做事，每天走东串西，爬山越沟作宣传，揭露敌人的造谣欺骗行为，动员外逃的人回家。在他的宣传带动下，许多回汉群众陆续回家，并纷纷给红军送“欢迎粮”，赠“抗日款”，帮助红军解决吃水问题。

豫旺县解放后，建立了临时苏维埃政府。在一次由红军回民独立师师长马青年主持召开的军民座谈会上，马和福倾诉了自己苦难的经历，表达了跟共产党闹革命的决心。在红军和政府领导的帮助下，他的阶级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不久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中共豫旺堡区委成立后，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回民自决，回族的事情由回族自己解决”的指示精神，在豫旺区设立了苏维埃政府和回民自治政府，马和福任自治政府主席。接着，他发动和组织了20多名回族青年组成一支“回民游击队”，协助红军侦察敌情，打击不法豪绅，不辞辛苦地深入各山村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民族政策，发动老百姓筹集粮饷，动员妇女为红军战士捻毛线、织毛袜。马和福是豫旺地区表现最突出的优秀回民干部。

马和福担任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主席后，工作十分繁忙。为了广泛发动群众，壮大革命力量，巩固自治政权，他不畏艰险，走村串户，日夜奔忙着。他在对同心城、豫旺堡、王家团庄等地群众作宣传时说：“我们豫海地区的各族人民得到了解放，但宁夏川的劳苦大众还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还要搭救宁夏的父老兄弟，要打到宁夏去，解放宁夏城！宁夏（谐音硬下），宁夏，要硬硬地下，才能拿下！”马和福说话稍带河州腔调，铿锵有力，感人至深。

1936年11月12日，西方野战军、红二和红四方面军会集同心城，并在西门外河滩上召开了万人军民联欢会。马和福代表豫海县回汉人民致了欢迎词。参加大会的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司令员在讲话中，对马和福及豫海县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赞扬。

1936年11月中旬，红军向东撤退以后，马鸿逵的军队旋即侵占了豫海县，大搞“清党、清红”，整个豫海县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因马和福在农村开展工作，未及时接到撤离的通知而滞留在了沦陷区，此时的自治政府工作已被迫转入地下。在陇东边区工作的马青年受党组织委托秘密到豫海县寻找马和福。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马青年没能与马和福及时取得联系……

1937年2月，因坏人告密，马和福在锁家岔被反动民团头子锁有智逮捕。他们将马和福先押往韦州，后转押在银川。国民党宁夏省政府主席马鸿逵多次派人酷刑逼供，并亲自审讯。在敌人的法庭上，马和福大义凛然，视死如归，义正词严地控诉了反动政府的罪行。尽管敌人软硬兼施，严刑拷打，施尽淫威，但终因马和福坚贞不屈而一无所获。

马鸿逵不能撼动马和福这位回族英雄，就把他押回同心秘密枪杀。临刑前，敌县长屈端庄问道：“你还有何话讲？”马和福拖着沉重的镣铐，傲然挺立，坦然地说：“为民族的解放，虽死无悔！——我要‘换水’。”屈端庄信服这位钢铁汉子，允他“换水”。之后，马和福穿好衣服，昂首挺胸走向刑场。

1937年4月3日，回族英雄、党的好干部马和福在同心县城西门外河滩上英勇就义。

解放后，同心县人民政府在老城（半个城）修建了马和福烈士陵园。1978年庆祝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时，又将他的陵墓迁入新城红军烈士陵园。每年到烈士殉难日，许多干部、工人、学生、农民前去悼念这位回族英雄。

9.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支援红军的革命活动

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成立后，陕甘宁省委遂决定成立中共豫海县委。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和中共豫海县委成立后，吸引、发动、团结当地回族群众，使新开辟的苏区得到巩固和发展。为保卫胜利成果，自治政府发动群众，组建地方武装，挑选了马新民、锁少贤、白生才等政治上进步的40多名回族青年骨干参加，成立了豫海县回民游击大队，大队长由马和福兼任。在红十五军团政治部唐天际、王柏栋等帮助指导下，组建江湖抗日游击队，马青年任总指挥，马正龙任副总指挥，王柏栋任政治委员。江湖抗日游击队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当地的哥老会成员，改变其对红军的敌对态度，发展革命力量。游击队最多时曾达到3000多人。

自治政府还特别注意广泛发动和团结群众，巩固扩大根据地。北圈子（原同心县下流水乡)地处同心、中卫、海原3县交界地带，是纯回民区，干旱贫穷，交通闭塞，当地回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很不了解。回民自治政府成立后的第三天（即10月25日)，马和福主席亲自拿着政府《告北圈子四周围同胞书》的布告，到北圈子去张贴宣传。通过宣传，广大回族群众表示诚心诚意地接受自治政府的领导，捐粮捐款，支援红军。

自治政府经常派人深入农村，广泛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教育号召广大回族青年参加红军。自治政府为迎接红二、红四方面军，实现三大主力会师，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筹备小组广泛宣传红军会师的重大意义，发动群众，筹备了大量的物资。 除粮食外，仅羊皮背心和大衣就有 500 多件，鞋近3000 双，牛羊 1 万多头（只），送给胜利会师的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

四、斯诺在宁夏（吴忠）

1. 斯诺到达豫旺堡

豫旺这个中国西部的小镇，还迎接了中国人民的朋友——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1905～1972）和杰出的国际主义战士乔治·海德姆。 世界名著《西行漫记》四分之一多的篇幅是在这里采访完成，乔治·海德姆则在这里参加红军并改名马海德。

埃德加·斯诺是世界著名的记者和作家，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斯诺出生于美国堪萨斯城，毕业于密苏里大学新闻系。1928 年，斯诺来到上海，担任《密勒氏评论报》的助理编辑，后兼任《太阳报》和伦敦《每日先驱报》特约通讯员。 在中国的几年间，斯诺亲眼看到中国人民在苦难中挣扎的情景， 产生了强烈的同情感。1936 年， 他是第一个来到苏区采访的外国记者，后来，写出轰动世界的《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一书。

1936年5月，斯诺在其任教的北京大学未名湖畔遇见北京学联主席黄华，表达了想到陕北去见毛泽东、周恩来的意愿，但苦于不懂汉语，邀请黄华当翻译。6月初，斯诺带着宋庆龄、刘少奇、柯庆施等人写好的一封给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的介绍信，从北京赴西安。斯诺到西安后，给妻子尼姆·威尔斯发电报，让她催促黄华上路。斯诺来到西安后，等待与一位姓王的牧师接头。几天后，斯诺与王牧师相见。这位王牧师，即为当时中共从事地下工作的董健吾。在董健吾的安排下，斯诺与中共中央驻西安联络员刘鼎、邓发在未央宫遗址见面，商定去苏区的办法。

7月6日，斯诺与从上海赶来的乔治·海德姆乘坐东北军张学良部队的军用卡车，避过国民党特工人员检查，出西安城。晚上，睡在洛川的一个土炕上。7月7日到达陕北，9日下午到达安塞县。当晚，斯诺与马海德赶到白家坪，受到周恩来副主席接见。周恩来对斯诺说：“我接到报告，说你是一个可靠的新闻记者，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并且说可以信任你会如实报道，我们知道这一些就够了。你不是共产主义者，这对于我们是没有关系的。任何一个新闻记者要来苏区访问，我们都欢迎。不许新闻记者来苏区的不是我们，是国民党。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我们要给你一切帮助来考察苏区。”周恩来还为斯诺安排了为期99天的采访旅程表，斯诺没有作声，心里却对这个旅程安排产生了怀疑，不相信苏区有什么新奇的事物可供他采访那么长的时间。7月10日，斯诺和海德姆由安塞出发前往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今陕西省志丹县），三天后到达目的地。因周恩来提前已发电报，斯诺等到达保安时，林伯渠、董必武、谢觉哉、徐特立、吴玉章出城隆重迎接。

7月16日，毛泽东主席会见斯诺和海德姆，进行长时间的谈话。后来，斯诺又采访洛甫（张闻天)、徐特立、林伯渠等高级干部，并参观访问红军在保安的兵工厂、红军大学等。此时，黄华才赶到。在此之前，由吴亮平担任翻译。斯诺通过对保安的采访，对红军有了初步的了解。斯诺在保安采访结束后，得知蒋介石正准备进攻苏区，他顾虑仗打起来后从保安出不去，想在大战之前离开保安，回北平去。后来在黄华的劝说下，斯诺才下定决心到前线去，亲自看看战斗着的红军。毛泽东主席知道斯诺要到前线去，亲自来送行，中共中央派傅锦魁带一个骑兵小分队护送。途中，斯诺一行经吴起镇到环县曲子镇，中共陕甘省委书记李富春和夫人蔡畅接待了他们。半个月后，斯诺骑马来到豫旺堡。豫旺堡距豫旺县城下马关约35公里，有坚固的城墙，是西方野战军总部和一军团司令部所在地。斯诺和海德姆的到来，受到司令员彭德怀等热烈欢迎，并安排他们住在指挥部。

2.欢迎斯诺、海德姆大会

斯诺和海德姆等人到豫旺堡后，红一军团在8月22日为斯诺、海德姆举行盛大的欢迎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彭德怀、聂荣臻、左权、朱瑞、李富春、刘晓等及红一军团各师团的代表和驻豫旺堡连以上干部。彭德怀司令员在欢迎大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后，请斯诺讲话。斯诺高兴地说：“你们的斗争不是孤立的，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都拥护你们。我这次要把你们几年来艰苦奋斗的经过，去告诉全世界无产阶级知道。最后你们应努力把（用）中国的革命模范来推动和领导全世界革命。”演讲结束时，他又激动地高呼：“中国革命万岁！”“红军胜利万岁！”“世界革命成功万岁！”斯诺的讲话由黄华翻译后，同志们热烈鼓掌欢迎。 事后，驻在豫旺堡附近杨家堡子的红军把斯诺的讲演摘要，用毛笔写在直保留到 20 世纪 60 年代，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破坏。

红一军团四师当时驻毛居井，距豫旺堡比较远，由政治部卢仁灿科长带领 10 多名代表，参加欢迎大会。 出发前，四师决定从缴获的战马中挑选两匹上等黑色骏马，配上好鞍子，作为送给斯诺和海德姆的礼物，并以师领导的名义写信慰问。 斯诺看到信后，通过翻译向卢仁灿反复表示谢意。接着，斯诺和海德姆跨上战马，绕场奔跑几圈，引起全场一阵热烈的掌声和喝彩声。 在欢迎大会上，红一军团战士表演队列、刺杀、射击等军事项目，红十五军团骑兵表演了马术。 斯诺用照相机和摄影机将此情景真实地记录下来。

3. 斯诺在前线采访

1936 年 8 月初，斯诺和海德姆冲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不畏艰险，辗转万里经西安、保安到红军西征前线即红军总部所在地豫旺堡采访。

斯诺每到一地，立即进行采访。 斯诺到豫旺堡后，就住在红军总部院子里， 经常和彭德怀司令员进行交谈。 彭司令员给他介绍红军的生活情况，游击战的战略战术，红军的统一战线政策等等。 斯诺在采访中，也了解了彭德怀个人的革命经历，并对彭司令员留下深刻的印象。 当斯诺亲眼看到指挥千军万马的红军司令员，就住在一间简陋的房子里的时候，感慨地对翻译黄华说：“我见到过美国、英国、苏联和国民党的很多高级指挥官，彭德怀司令员是最俭朴的了！ ” 他在《西行漫记》中写道：彭德怀的宿舍“有一张桌子和一条板凳，两只铁制的文件箱，红军自绘的地图，一台野战电话，一条毛巾，一只脸盆，和铺了毯子的炕。他同部下一样，给我的印象是穿很深颜色的两套制服，他们都不戴军衔领章”。“我必须承认彭德怀在他的谈话举止里有种开门见山、直截了当、不转弯抹角的作风很使我喜欢，这是中国人中不可多得的品质”。彭德怀司令员还领着斯诺一起参加红军的政治会议，访问红军连队，观看红军战士剧社的演出等等。当时红二师随军团部驻在豫旺堡，斯诺前往采访时，政委萧华曾为他安排详细的访问日程，使他对红军生活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斯诺对红军“每一个连和每一个团都有列宁室”很感新奇。后来还在西方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刘晓陪同下，到一个列宁室去参观，上了堂政治课，对红军的民主作风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1936年8月26日，斯诺在豫旺堡采访10天左右后，应徐海东军团长邀请，在10多名红军骑兵护卫下，前往驻豫旺县城下马关的红十五军团采访。出发时，彭德怀司令员和中共陕甘省委书记李富春等把斯诺和海德姆送到城外。斯诺和海德姆骑马经过5小时后，来到豫旺城下。途中，他们曾遇到前来迎接他们的一排骑兵战士。到城外时，由当地军民组成的“欢迎委员会”的成员，夹道欢迎他们。在城内，红十五军团广大指战员，按连队建制有序地排列在大道两旁欢迎客人。城门上挂着一条“欢迎美国国际新闻工作者到苏区调查”的横幅，欢迎场面十分热烈。斯诺一行在欢呼声中来到这座古老城楼前，徐海东等热情地同斯诺等人一一握手，表示欢迎。

8月27日，斯诺与徐海东军团长长谈了整整一天，他对徐海东的个人经历非常感兴趣，因此在《西行漫记》中，专门写了一章《红色窑工徐海东》，把他介绍给全世界。斯诺写道：“我一页又一页地写了许多同徐海东及其同志们的谈话的笔记，其中有国民党军队在鄂豫皖对老百姓所犯罪行的日期、地点及详细情况。但是我无法重述我所听到的最残暴的罪行。这些罪行不仅无法形诸笔墨，而且在那些不知阶级战争中阶级仇恨的可怕深度的天真派听来，很可能是不可信的。”斯诺也通过这些事实，认清了中国红军的力量。

8月28日，斯诺访问红军连队。8月29日，斯诺在徐海东陪同下，前往驻在红城水的红七十三师前线阵地参观采访。红城水与韦州镇遥遥相望，那里驻扎着马鸿逵部队。斯诺观看了前沿阵地和红军的防御工事，又找部分红军指战员和当地回民群众交谈，了解红军和人民群众的战斗生活情况。斯诺和马海德在红城水活动了一天。斯诺在红十五军团共参观采访5天，因“徐海东十五军团的三个师中有两个师准备转移，一支南下，为朱德开道，一支向西到黄河流域”，而于8月31日下午回到豫旺堡。

9月1日，斯诺随彭德怀司令员率领的西征红军总部向西转移。9月4日，进驻吊堡子村。9月7日，斯诺与彭德怀等告别，取道甘肃环县河连湾回到保安。10月21日，由保安赶回西安，后返回北京，开始撰写《红星照耀下的中国》（即中译本《西行漫记》)。一年后，即1937年10月，该书正式出版。斯诺返回时，黄华留在红一军团一师，海德姆留在中共陕甘宁省委所在地甘肃环县的河连湾从事医务工作。

4.国际友人马海德

马海德原名乔治·海德姆，1910年出生于美国纽约布法罗，祖籍黎巴嫩。

1933年，23岁的海德姆毕业于日内瓦大学并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同年来到中国，结识了宋庆龄等中国进步人士。1936年7月，经宋庆龄介绍，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他和美国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一起到达被封锁的陕北苏区，先后见到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革命家远大的政治抱负和高昂的救国斗志，深深地打动了海德姆年轻的心，使他产生了留在中国、参加中国革命的想法。

1936年8月，海德姆和斯诺一起来到西征红军前线总指挥部驻地豫旺堡，受到彭德怀司令员的热烈欢迎。在豫旺南塬召开的欢迎大会上，由黄华任翻译，海德姆和斯诺做了支持中国革命的演讲，还用刚学会的汉语问“同志们好”。

海德姆到豫旺后，和红军医生戴济民（回族）、钱信忠一起给群众看病，展示出海德姆高超的医术。他们不仅为驻地军民服务，还经常走村串户，足迹踏遍了豫旺地区的村村寨寨。

祖籍黎巴嫩的海德姆，虽然出生在美国，但受父辈的影响，仍然会讲阿拉伯语，会写阿文，他的这一特长更是备受回民欢迎。当地群众奔走相告，说是红军中来了一位“土耳其”人，精通教律，又写得一手好经文，大家争相请他到家里做客，连阿訇也多次请他到家里促膝长谈。每逢盛请，他就约上戴济民一起去。与群众多次密切接触后，他发现这里由于偏僻落后，认得汉字的没有几个人，却因学《古兰经》的需要，认识阿文的反倒较多。他将这一发现报告总部后，红军就让他把一些标语口号译成阿文刷在墙上。于是“回汉人民是一家”、“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红军的政治主张以阿文形式出现在偏僻的山村里。当地群众特别是回民感到十分新奇，又十分亲切，一时围观者如云；有人还请来了寺上的阿訇，让翻译给他们听。海德姆的这一成功创举，对于号召回民起来参加革命起到了很大的宣传鼓动作用。

在与回民的频繁接触中，海德姆深为他们的勤劳善良、热情好客所感动，他决定参加中国革命，再不离开苏区，并且取豫旺回族最多的“马”姓为自己的姓氏，改名马海德，表明了他同中国人民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决心。从此，红军队伍里又增加了一位外国友人。

马海德入伍后，经彭德怀司令员批准，分配在徐海东的十五军团，专门从事回民工作。在斯诺临行前，他特别关照斯诺，在发表《西行漫记》时，要求不能提及他一个字，原因有二：一是作为外国人，他参加红军还不宜公开；二是刚加入红军队伍，他还是普通一兵，没经过艰苦卓绝的长征锻炼，更没有立过一次战功，根本没有报道的必要。斯诺尊重老朋友的意见，在报道中删去了所有有关他的字眼。这就是《西行漫记》中只字未提马海德的原因。

斯诺结束对西征红军的采访，返回北平，而与他同来的乔治·海德姆却留了下来。从此以后，马海德把自己的命运同中国人民的革命紧紧联系在一起。马海德于1937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于1950年申请加入了中国国籍，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取得中国国籍的外国人。解放后，他历任卫生部顾问、中国麻风病防治研究中心主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常委等职。

留在西征红军中的马海德，在宁夏豫旺还亲身经历了两个重大历史事件：一件是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的成立，他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大会，亲眼目睹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回族自治政权的诞生，荣幸地成为参与这一盛事的唯一的外国人。另一件是在同心红军的三军大会聚。1936年11月上旬，继红一、红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红一、红二方面军在将台堡会师后，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同心实现了三军大会聚，马海德又成为这一历史事件的见证人。

1986年10月，同心县隆重举行红军长征胜利暨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成立五十周年庆祝活动，马海德在北京被邀参加“五十大庆”，他非常高兴地接受了邀请。但由于同时还有一项重要的外事活动，使他未能再回到同心。为了表达他对同心人民的思念和良好祝愿，他用阿拉伯文、汉文两种文字署名，题赠了“同心同德，同建同心”的贺词。

历史把马海德引向同心，是一种机缘；同心有缘为这位杰出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改名，是同心的荣幸。历史将永远记住这样一个人：他出生在美国，归宿却在中国；他放弃了西方优越的待遇和美国国籍，却投身到贫穷的东方世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完成了人生的重大转变。

五、民族宗教工作

1.党的民族政策

红军进驻同心后，由于这里是回族聚居区，加之国民党的反动宣传，群众对红军究竟是什么样的队伍知之甚少。所以，认真宣传贯彻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显得尤为重要。1936年5月25日，即在红军西征出发前，毛泽东就发表了《对回族人民的宣言》，提出民族平等、民族自治，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等党的民族宗教政策。5月24日，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签发了《总政治部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明确强调红军不准驻扎清真寺，要保护清真寺，保护阿訇。红军战士与回民交往中不说“猪”字，不乱用回民器具。红军所到之处不仅不能损坏回教经典，还用阿拉伯文印发传单、书写标语。并将阿拉伯文认定为回文，响亮地提出：“保护回文，发展回民的文化教育。”西征红军战士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执行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赢得了广大回族群众的衷心拥护和爱戴。

回族群众信奉伊斯兰教，因而做好宗教上层人士的工作是宣传、发动、团结、组织回民的一个关键环节。红军进入同心后，多渠道、多层次地接触宗教界人士，详细讲解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和抗日救国主张。彭德怀、左权、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等首长带头做宗教上层人士的工作，在此影响下，许多宗教界人士、回族人士很快接受革命道理，同情和支持红军的革命行动。

2.组建回民独立师

西方野战军为尽快地在回民地区开展工作，广泛发动群众，搞好军民关系，创建回族自己的武装力量和回民自治政府，在红军各战斗团中都先后成立回民工作团，专门研究回民地区的政策和工作方法，承担有关民族工作的具体任务。左、右路两个军团都成立回民教导团，配备受过党校教育的回民干部任教，培训回民工作干部。这些经过培训的指导员，后来成为红军在回民地区工作的骨干力量。红十五军团攻占宁条梁之后，经报请西方野战军总部批准，在5月下旬正式成立回民独立师，由军团政治部宣传部干部马青年任师长，政治部科长欧阳武（回民)任政治委员，李铁民（汉族)任参谋长。该师是红军历史上建立的第一支回族武装力量。

回民独立师刚成立时，仅有一个步兵连和一个骑兵排，共100多人，枪100多支、战马50多匹。回民独立师由军团直接指挥，相继参加攻占小桥畔、安边、定边、盐池、惠安堡、豫旺县、王家团庄、半个城等主要战斗，缴获武器弹药甚多，很快得到发展和壮大。回民独立师边战斗边在宁夏回民聚居区积极开展宣传工作，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同时，在清剿当地顽匪、安定社会秩序、融洽军民关系、建立地方自治政权等方面均做了大量工作。半个城周围甜水井极少，当地群众主要靠雨雪天储窖水吃。城里仅有一口甜水井，叫“官井”。红军来到时，水井由于年久失修，群众常为吃水发愁。回民独立师征得群众同意后，按照回民的风俗，派一班回民战士，将井彻底掏洗一遍，并加固井口，新修井台，还专门设岗哨日夜看护。回民群众对此赞不绝口，传为佳话。有些外村回民，还特地从远处赶来，观看红军修过的这口水井。后来，当地回民群众就给这口井起名叫“红军井”。

回民独立师在同心开展民族宣传工作，帮助群众建立政权，取得很大成绩，但也遭受了一些不幸的损失。7月20日，红军为清剿当地散匪，为民除患，由政委欧阳武、参谋长李铁民带战士去搜剿土匪。经侦察围捕，抓获部分匪徒。当天晚上，因看守人员麻痹，欧阳武、李铁民和警卫员以及1名连长，被4个被俘匪徒杀害。

3.彭德怀在同心吊堡子

1936年7月初，在政治部主任刘晓、副总参谋长聂鹤亭的陪同下，彭德怀率西方野战军总指挥部进驻豫旺堡。彭德怀总司令员住在豫旺堡城隍庙内。在这里，彭司令员和西方野战军的首长们，用迎接外宾的最高规格，极其热情、隆重地迎接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医生乔治·海德姆。

9月上旬，西征红军总部移驻同心县羊路乡的吊堡子村。在这里，彭德怀司令员帮群众找马和转赠木床的故事传为佳话。

1936年9月的一天晚上，彭总正在屋里忙着工作，忽听外面有吵闹声，一打听，原来是回民马占才家的一匹大红马跑失了，全家人非常着急。彭总立刻叫了十几个红军战士分头寻找，自己也回到屋里提着马灯亲自去找。他们跑了五六十里山路，最后发现马脱缰后跑到清水河对面国民党东北军的防区了。当时红军已与东北军建立了秘密统一战线，双方关系处得很不错，于是彭总随即派人与东北军联系，到天快亮的时候，彭总才和战士们一起把马找回送到马占才家。马占才一家感激万分，要给彭总送这送那，都被彭总谢绝了。

在西征红军总指挥部移到吊堡子后，当地一个姓李的木匠怀着敬慕之情给彭总作了一个大木床，彭德怀婉言谢绝，再三讲明红军有纪律，不能随便接收老乡的东西。但李木匠却死认一个理：“这是我的一点心意，哪有送来了再拉回去的道理。”无奈，彭总让通讯员把钱付给了李木匠。这下可惹火了李木匠，李木匠临走时甩下一句“我又不是来卖床的”扭头走了。几天后，彭总到清真寺拜访阿訇，看到他的床铺简陋，立即指示战士回去把自己的铺盖卷起，把那个大木床拉来转赠给了当地伊赫瓦尼教派的李阿訇。

4.洪教主救红军

洪寿林，字海如，红军长征路过同心时，他已80高龄，是当地的伊斯兰教虎夫耶门宦的教主。

1936年，红军长征经过同心时（当时县名为豫旺)，了解到洪寿林的为人和身世，就派人秘密和他接触。洪寿林住在现中宁县喊叫水乡红岗子村（原名豫旺县红岗子)。红军第一次来到洪家，洪寿林就热情地接待了红军，后来发展到关系十分密切，红军代表常常穿便服到洪家。有一次，红军代表来到洪家后，被当地国民党民团察觉，他们派人盘旋在洪家周围监视。由于他们没有掌握真凭实据，不能轻易抓人，只能见机行动。洪寿林怕红军被敌人抓去，就将两位红军代表藏在自己的“禁房”（教主修心盘道之净地，任何人不得进去)内，白天洪寿林的妻子一人送茶送饭，倒大小便，晚上洪寿林就与红军代表会面，经常谈到深夜。当时，因反动派造谣说，“红军要共产共妻，消灭宗教”，从而孤立了红军。同时，他们还搞坚壁清野，几乎十室九空，造成了红军供给的极大困难。红军代表给洪寿林讲共产党的宗旨、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抗日救国的道理，红军代表的一番话深深地打动了洪寿林。7天后，洪寿林出于安全，将两位红军代表打扮成阿訇模样，由周生斋和田风海等人护送回去。从此以后，洪寿林给教民宣传红军是人民的军队，讲回回为什么要支持红军的道理。他说：“红军是仁义之师，必定胜利。”动员教民给红军送粮草，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不久，这里的国民党军队逃跑了。红军指挥部为了表彰洪寿林，由敌工部长唐天际、程宗受和马青年带领60多个红军来到洪家。红军给洪寿林送来了150只羊和一面长方形大红缎幛。幛面写着：“寿林回族大教主法正，爱民如天。汉族同胞唐天际、程宗受赠。”同时，还给洪寿林送去了豫海县回族自治政府委员的聘任书。洪教主接受红军送来的礼物后，立即派人宰了5只羊招待红军，并给每个战士回赠了3块大洋。洪寿林接受了红军送来的150只羊和锦幛以后，心情非常激动。7天后，他自制了一面绿色锦幛（回族崇尚绿色），并亲笔在绿色杭缎锦幛上用阿文题词。题词的大意是“红军好比是太阳的光辉，将来要照到大地的各个地方”。实际上洪寿林用了八个字来概括：“太阳之光，普照大地”。之后，洪寿林派周生斋和田凤海将这面锦幛和两箱蜡烛送到同心红军指挥部，并请周、田两人转告红军领导，送给他们蜡烛是有含义的。

洪寿林逝世时，他拿出了红军送的锦幛对他的儿子洪清国说：“我留给你红军的这面锦幛，比什么家产都珍贵，你要不惜一切将它保存下来，等待红军回来。”洪清国遵照父亲的嘱咐把锦幛放在罐子里，用黄蜡封上口，藏在坑洞里，一直保存到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洪清国代表全家把红军赠送的锦幛献给了人民政府。后来由宁夏博物馆珍藏（现存宁夏博物馆)。

据同心县政协副主席洪洋说，他祖爷家收到红军的150只羊后，精心喂养、看护，一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时，这150只羊已经繁殖到800多只，洪家把这些羊全部交给了人民政府。

5.苏大娘冒险救伤员

1936年10月13日，驻红城水的红十五军团七十八师二三三团一部70多人，由团长彭义隆带领至韦州甘沟一带开展群众工作，于第二天天蒙蒙亮刚返回上甘沟，突然遭到韦州敌骑一个连及反动民团百余人的袭击，因红军猝不及防，寡不敌众，而且敌人占据有利地形，红军战士被围困在一座小庙里，团长彭义隆等人壮烈牺牲。有一名红军战士身负重伤，在途经任庄时，又遭敌骑兵的追捕。危急中，任庄为地主看羊圈的回族苏大娘，冒着生命的危险，将红军伤员扣在笸筐底下，敌人万万没想到地上的笸筐底下扣着红军伤员，他们拿着马刀胡乱翻腾了一阵，什么也没找到。苏大娘看着敌人骑上马远去后，连忙为那个伤员包扎了伤口，又做饭让伤员吃，待到晚上才设法使伤员回到红军驻地红城水。

六、没有打响的宁夏战役

1935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毛尔盖会议指出，目前我们的中心工作之一是“必须加强川康省与宁夏省军委的工作……要使这一地区成为川陕甘苏区之一部”。1936年5月18日，中共中央发布西征战役计划时，即把夺取宁夏作为西征的主要任务之一。

1936年8月12日，中共中央曾致电红四方面军领导：“完成上述任务（指掩护红二、四方面军北上)之后，实行三个方面军在甘北之会合，扩大甘北苏区，准备进攻宁夏，这一步骤约在10月到11月实现之。”“12月起三个方面军中，以一方面军保卫陕甘宁苏区，并策应友军（指东北军)，对付蒋介石之进攻，以两个方面军乘结冰渡河，消灭马鸿逵。占领宁夏，完成打通苏联任务。”中共中央制订宁夏战役计划的理由，在1936年9月19日致红二、红四方面军领导的电文中，大致有以下方面的原因：第一，宁夏属陕、甘、青、绥、内外蒙古即整个西北之中心。第二，共产国际来电称，红军如果占领宁夏，即可给予援助。第三，原来设想，取得共产国际的援助有两条途径，一是新疆方向，一是内蒙古方向，相比之下，占领宁夏走内蒙古这条路更方便，冯玉祥过去就是通过这条路取得国外援助的。第四，可以先占领宁夏之乡村，背靠贺兰山，得到大炮等重武器后，即可攻占城市集镇。第五，宁夏有贺兰山，气候比绥远、青海、陕甘北部较好，且是产大米区域，在西北为最富，盐池、定边已解放，可大批买布，解决部队服装，攻占宁夏之中宁、金积等地后，粮食亦不成问题。第六，宁夏马鸿逵有二十几个团，汤恩伯、何柱国、高桂滋、高双城等部在我侧后，如果由红一方面军单独行动，有顾此失彼之虑，只有三军配合，方可图之，如果红四方面军西出甘西和青海，胡宗南、毛炳文、王均部就会落空。第七，夺取宁夏，不论在红军发展上，还是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上，在开创西北新局面上，在作战上，都是决定性的一步。

针对上述作战计划，中共中央多次致电张国焘，催促其北上。并制订海（海原）达（达拉池）战役计划，作为宁夏战役的第一步。红四方面军进至达拉池后，胡宗南部即进占会宁、静宁一线，对红军步步紧逼。此时，追击红军的国民党军队有：胡宗南第一军、毛炳文第三十七军、王均第三军、关麟征第二十五师、何柱国骑兵军等，其来势汹汹，不可一世。中共中央的方针是：逐次转移，诱敌深入，而后在预定的有利地区集中兵力，给予胡宗南部以歼灭性打击，对王均、毛炳文部则威胁牵制，相机予以打击，对东北军则采取积极的统一战线的策略。中共中央军委于10月24日致电各方面军：“目前我处南北两敌之间，非攻克南敌，无法北进。”因此，“第一步重点集注意力于攻破南敌。”当时只要红军三大主力互相配合，打胜海打战役，即可达到“攻破南敌”之目的。

按中央军委战役计划，张国焘到达拉池后，由红四方面军未渡黄河之四军、三十一军正面阻击尾追红军之王均第三军，红一方面军从其侧后进攻，将其消灭在达拉池一带。但张国焘当面表示同意，背后却密令王宏坤第四军向同心城方向撤走，军委整个部署遭到破坏，红一方面军只得向东转移。转移中，海原守军马鸿宾的三十五师和何柱国的一个骑兵师伺机向红一方面军侧后进攻，红一军团一师和红十五军团之七十三师奋起反击，歼其千余人，残部逃回海原。红军转移至同心城与海原关桥堡之间时，彭德怀又提出部署伏击阵地，歼灭王均部。张国焘仅口头同意，但事后又命令红四军东撤，伏击计划再次落空。

10月24日，中央军委致电各方面军，要求“击破南敌”。次日，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联合致电中央军委和红二、红四方面军，提出继续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红四方面军主力应速渡黄河，攻占一条山、五佛寺、水登、红城堡一线要点；红二方面军主力组成钳制部队在将台堡、赵化川一带活动，引诱敌人；红一方面军主力则集结于同心城一线，准备渡河，以占领宁夏，扩大和巩固陕甘宁边区，打通与苏联的通道，争取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红四方面军总部、三十军、五军、九军奉命陆续从靖远虎豹口渡过黄河西进，开始孤军奋战的艰难历程。10月27日，中央军委得知第九军等已西渡黄河，急电张国焘，指出目前作战重点，应该迅速击破南敌，停止对敌的追击。批示红四方面军除三十军、九军及指挥部已过黄河外，其余各部停止过河，并部署已过河的部队“以一个军向中卫延伸，一个军准备争取战略要地定远营”，“四、三十一两军即以一部逐渐延滞敌人，准备于郭城驿附近与敌人决战，消灭敌之突进部队，而停止其前进”。10月28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致电红军各总部及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首长和政治部主任指出：“目前我们正处在转变关头，三个方面军紧靠作战则有利，分散作战则削弱，有受敌人隔断并各个击破之虞。”并强调除第九军、第三十一军遵照朱、张电示执行外，其余各部“以坚决击破南敌为目的，务必消灭其进攻部队之一部或大部，根本停止其追击”。同日，彭德怀致电中央军委，提出海达战役计划，中央军委复电同意。要求全军深入动员，坚决消灭南敌，并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刘伯承为参谋长，统一指挥海达战役。10月29日，彭德怀下达关于各兵团集中、协同消灭胡敌的命令。决定以西方野战军6个师协同红四方面军第四、第五、第三十一军于靖远、达拉池、古西安州一线歼灭胡宗南两三个师，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到达干盐池休息，第三十一军由红井子向关桥堡转移，红二方面军第六军团经七百户、三百户到达吴家庄，总指挥部和第二军团六师到达小河子、陈家湾一带，第三十一军、第九十六军到达吴家塬、马家店庄。此时，红二方面军经曹家源，通过海原县城与黑城之间的封锁，主力改向西北。总指挥部和二军团六师，由杨明堡一线到达红井子及其附近。第六军团由冯家庄，经杨明堡、鸭儿湾到达相同川。

第三十二军在杨明堡西南的红羊场与胡宗南部一师接触后到达干盐池、古西安州之间，行军部队两翼后尾，均有胡宗南部接近并遭受轰炸，刘伯承的参谋长亦被炸伤。10月30日，国民党军拦路追击部队关麟征二十五师突进至靖远，控制黄河东岸，隔断河东红军增援宁夏的道路及与河西部队的联系。与此同时，张国焘命令留在河东的红四方面军之第四、第三十一军放弃军委和前敌总指挥部所指定的位置，撤至红一、红二方面军侧后的兴仁和同心地区，致使红军主力右翼完全暴露，不得不继续向东转移。红一军团第一师、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三师在由达拉池向东转移途中，于海原城贺家堡地区与拦截之胡宗南部骑兵第六师和三十五师主力发生激战。红四方面军进至关桥堡。红二方面军第六军团经古西安州、陈家湾到达麻春堡。至此，海达战役计划整个被破坏，原定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亦未能实现。后来彭德怀回忆说：“张国焘多次破坏作战部署，使我们不得不放弃豫旺以西大块土地。如果我军当时把王均军消灭，西安事变就可提早，我军就可能控制兰州和西兰公路以至甘肃省。”

七、三军会聚同心城

1.盛况空前的万人军民联欢会

1936年11月8日，根据新的形势，中共中央致电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任弼时，决定放弃宁夏战役计划。红二方面军在东北方向进军受阻的情况下，改变了计划，向西北移动；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受阻后，改向东南线前进，在集中向陕北革命根据地转移的时候，于1936年10月底转移至同心城一带。这里是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所在地。当红二、红四方面军进入同心城时，街上头戴白帽的回民个个喜气洋洋，摆小摊的商贩非常多，叫卖声此起彼伏，到处是一派欢迎红军、支援红军的动人景象，革命形势使人精神振奋。

1936 年 11 月 12 日，朱德率领红军总部、彭德怀率领前敌总指挥部到达同心城，各路红军聚集同心城。 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在城西清真大寺西南边的河滩上，召开了万人军民联欢会。 此会是继会宁、将台堡会师以来，三军主力和首长全部汇聚于一地的第一次盛会，也是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进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盛会。 三军统帅彭德怀、贺龙、张国焘率三军总部人员参加了大会，朱德总司令出席大会并讲了话。

在热烈的掌声中，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主席马和福首先致欢迎词，他热情洋溢地说：“红军同志们、父老乡亲们，我们同心城，原来人们都叫它半个城，几百年来，回汉兄弟贫苦度日，过着暗无天日，牛马不如的生活。国民党和马鸿逵反动派把我们逼得人不人，鬼不鬼，连条性命都保不住，今天，解放我们的‘天仙’来啦，我们的大救星红军来了，我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红军历尽千辛万苦，爬雪山，过草地，以坚强的革命毅力，战胜了敌人，征服了艰难险阻，来到我们豫海，解放了受苦受难的回汉人民，使我们重见天日，我代表同心城和豫海县全体回汉各族群众，向伟大的共产党和红军表示衷心感谢！”马和福主席满怀激情的讲话，极大地鼓舞了全场军民，会场上爆发出一阵阵经久不息的掌声。不知是谁在人群中带头喊了起来：“拥护共产党，热烈欢迎红军！”顿时，人群沸腾了，人们流着热泪高呼着，跳跃着，口号声在同心城上空回荡着。

紧接着，朱德总司令讲话。他一手叉腰，一手打着手势，浓重的四川口音在同心清真大寺西南河滩上空显得格外响亮。他首先感谢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对红军的亲切慰问和隆重欢迎，他铿锵有力地说：“感谢党中央对我们二、四方面军的慰问和关怀，感谢西方野战军指挥部和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召开隆重的大会欢迎我们。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是一个伟大的创举。”“红军会聚同心城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从今以后，三军要形成一个拳头，互相学习，不断提高军事技术，同心同德，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就一定能打败反动派，打败日本帝国主义，驱逐日寇出中国。”“中国工农红军是人民的军队，今后，我们要加强团结，利用目前的有利形势，创建大西北革命根据地，继续夺取新的胜利。”

彭德怀司令员在会上特别强调，要加强内外团结，认真执行民族政策，他诚恳地说：“二、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你们不畏艰险，英勇善战，闯关夺隘，来到了新创建的西北革命根据地，我代表红一方面军的全体指战员热烈欢迎你们，向二、四方面军的官兵致敬！”彭总的话音刚落，会场上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参加大会的同志们个个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决心与战友们团结起来，拧成一股劲，打倒一切反动派，完成解放全中国的伟大使命。指战员们表示：一定要按彭总的讲话去做，模范执行红军的民族政策，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做到遵守纪律，秋毫无犯。

三军首长萧克、关向应、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王守道、唐天际、马青年等人参加这次大会。

大会结束后，红军领导人在马和福和清真寺阿訇的引导下，参观了同心清真寺。豫海回民自治政府在县城内回民金振明家中，设便宴招待了参加大会的首长。

2.同心城里结伴侣

1936年11月，红军来到了宁夏的同心城。这时，红军中大名鼎鼎的中央卫生院医生傅连暲（解放后曾任国务院卫生部副部长），写了一个和红军女战士陈真仁结婚的报告，请朱总司令批准。傅连暲原籍福建长汀，曾在长汀开了一家私人医院。1933年红军到长汀后，他就连人带医院参加了红军，后又跟随党中央进行长征。红一、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合后，他随同朱总司令留在了红四方面军。这年他已42岁。朱总司令看了报告后说：“同心城这个名字好，你们就在同心城举行婚礼吧！”

举行婚礼那天，朱总司令特地买了两只羊送来。晚上，总部的大师傅准备了十多种菜。虽然没有什么美味佳肴，但在那时候，在长征路上那样的条件下，就算是十分隆重和丰盛的了。朱总司令等领导都来参加了婚礼。马海德医生因事路过同心城，听说了这件事，也前来祝贺。婚礼上，朱总司令和几位领导同志讲了话。在红军长征胜利会师之后，举行的这个简朴而热闹的婚礼充满了喜庆的气氛。婚礼当时是在一个回民家里举行的，房东对傅连暲他们非常友好热情。来到同心城后，傅连暲和战友们经常给当地群众治病，彼此比较熟悉。婚礼刚刚结束突然接到行军命令，部队就连夜紧急出发，因为胡宗南的部队从南面追上来了。这对革命情侣加战友在同心城举行了一个特殊的婚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