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抗战初期的吴忠形势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日寇占领山西、绥远后，在包头扶持回奸、蒙奸，准备进攻宁夏，侵占兰州，威胁西安，进而包围陕甘宁边区。日寇派遣特务潜入宁夏和绥远进行间谍活动，并在宁夏管辖的额济纳旗东庙和阿拉善旗定远营（今巴音浩特）建立训马场、军用机场，开辟白灵庙—定远营—东庙之间的不定期航班。日本飞机多次到额济纳旗和阿拉善旗侦察，装卸军用物资。日本组织所谓经济考察团到宁夏，沿途勘测地形，拍摄照片。日本还以建立“回回国”“蒙古国”为诱饵，引诱马鸿逵投降日本。马鸿逵集团对日本侵华采取妥协、观望的态度，他们从其私利出发，既不愿站到反抗日本侵略的第一线，又不想让日本骚扰自己统治的地盘。“八·一三”事变后，大片国土沦入敌手，千百万同胞惨遭日寇的血腥屠杀和蹂躏。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华儿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国共合作新形势的推动下，为了民族的生存，纷纷拿起刀枪奋起抗日。迫于形势，马鸿逵通过保甲组织和保安系统集训壮丁，以壮大其军事实力，并修筑工事、挖掘壕沟、断绝主要通道等，以备阻击日军。但马鸿逵采取的是保守防御的政策，并不积极主动向日军进攻。
中共中央认真分析了当时宁夏的形势和马鸿逵的态度，估计日军可能进攻宁夏。倘若日军进攻宁夏，马鸿逵势单力薄，不是逃跑，就是投降，绝无抵抗之可能；倘若宁夏沦陷，陕甘宁边区的处境将会极度困难。为此，中共中央决定，立即派人加强宁夏和绥远的工作。
此时，吴忠境内的盐池、下马关、同心等地已被西征红军解放，红二十八军派出支队在金积、灵武地区进行游击侦察，开展回民工作，支持农民、商人反抗马鸿逵抽丁、派款的斗争。红二十八军还帮助建立了灵武游击队，即“西北方面军第一路游击大队”，马怀蔺任司令，李静波（长征老红军）任政委，金三寿任后勤科长。马怀蔺是吴忠上桥人，在宁夏中学和绥远中学读过书，是个进步的知识分子，拥护我党抗日救国的主张。他原是吴忠哥老会组织的一个头目，在绥远参加冯玉祥部西北国民军时认识了刘志丹、谢子长、高岗等人，来往甚密。盐池解放后，他带领金三寿、马宗彪等人投奔红军参加革命。马怀蔺在延安红军大学学习结业后返回定边，在回民抗日救国会工作，他以哥老会做掩护，委派回族党员和骨干潜回回民地区，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争取国民党军政人员、民主知名人士及宗教上层人士联合抗日。
红二十八军军长宋时轮
还给新华桥人石万寿写了信，争取他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石万寿自幼习武，为人正直，豪侠仗义，富有民族正义感，在当地颇有威望。石万寿接到信后十分感动，要求参加红军。但经宋时轮说服后，他仍留在新华桥，坚持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当地一些有志青年在石万寿的影响下，奔赴三边参加了红军。
1937年8月，由江苏省淮安县下河镇小学教师和高年级学生组成的新安旅行团一行10多人来到宁夏，他们每到一个城镇，都在公共场所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向群众演抗日戏、放映抗战影片、讲解防空知识和防毒知识。他们到吴忠境内已是初冬，金积董府的主人董文伦（清末将军董福祥后裔，现为自治区文史馆馆员）被这些团员的抗日热情所打动，留他们在董府度过了寒冷的冬天。1938年春，新安旅行团离开吴忠。4月上旬，受中共宁夏工委领导的“宁夏少年战地服务团”徒步到宁朔县（今青铜峡市）、吴忠堡、金积堡等地进行抗日宣传，通过张贴漫画、演讲、刷写街头壁报、唱抗日歌、演抗日戏等形式宣传抗日救亡。“宁夏少年战地服务团”的20多个宣传员在板桥住了2天，受到了马腾霭
的盛情接待。新安旅行团和“宁夏少年战地服务团”在吴忠的日子里，播下了抗日救亡的种子，促进了吴忠教育界、知识界的觉醒，激发了吴忠民众抗日救亡的热情，点燃了吴忠抗日救亡的烽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