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宁夏工委的建立与党在吴忠的革命活动

一、中共宁夏工委的建立

1937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宁夏工作委员会，以便加强宁夏地区的工作。中央决定：宁夏工委由杨一木、李仰南、霍士廉（未到职）、苏文（即陆平）4人组成，杨一木任书记。杨一木上书中央，说明他本人在定边工作期间与宁夏方面的人员接触较多，不适合到宁夏国统治区秘密工作，另外，手头的工作暂时离不开，要求中央另派人负责宁夏工委的工作。中央遂又任命李仰南为宁夏工委书记。经组织安排，李仰南携带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代表张子华给袁金章（张子华在北平的同学、国民党宁夏省党部科长）、雷启霖（张子华在北平的同学）的介绍信和三边特委赵统儒给袁、雷的信（赵、袁、雷早年曾同在北京俄文学校学习），与三边特委书记白如冰从延安到定边，同杨一木等人共同研究了赴宁夏开辟工作的问题，确定李仰南、何广宽、李维均、薛天民（敏）先行，与袁、雷建立联系，了解情况，站住脚后，再继续派人前往宁夏。

1.李仰南到宁夏

1937年11月，李仰南（化名杨学文）、何广宽（化名杨文卿）分别从定边经盐池到宁夏城。李仰南拜访了袁金章，袁金章表示愿意为抗日救国效力，对李仰南来宁宣传抗日表示支持。袁金章通过实验小学校长高立天（高尚信）的关系，安排李仰南到实验小学当庶务主任，以此作掩护开展工作。不久，又把李仰南介绍给原北京大学学生、时任平罗县黄二完小教员王振纲（王茜)。李仰南请求王振纲带领何广宽去平罗县尾闸（现归惠农县)拜见赋闲在家的雷启霖，动员他出来工作，掩护中共地下党组织开展活动。接着，李仰南多次去平罗、黄渠桥、石嘴山等地，通过王振纲、雷启霖结识了进步人士李冲和、叶松龄、雍民飞（雍生善)、贺闻韶、刘廷栋等人。何广宽一时找不到合适职业，暂以卖书报的名义，往来于银川、平罗、黄渠桥、石嘴山等地，主要做中上层进步人士的统战工作。此后，李仰南又到吴忠、宁朔、中宁等地了解情况，先后与梁大均（宁朔县叶盛堡小学任教）、马云泽（即马思俊，1926年入党，1933年到宁夏瞿靖堡养病与组织失去联系，时任宁朔县宋澄堡小学校长)等人建立了联系。另外，还通过苗培植（中共地下党员，马英才旅的副官)的关系，把从三边调来的党员李维钧安排在马英才部队，专门进行兵运工作，薛天民被安排在掌政桥谢冒家店铺当学徒，主要负责省城至定边之间的交通工作（薛天民暴露后何广宽接任交通）。

李仰南在掌握了宁夏的情况并作好上述安排之后，于1938年1月返回延安汇报工作，要求上级党组织继续派人到宁夏开展工作。

1938年2月，陕甘宁边区党委和三边特委先后从延安和定边抽调共产党员苏文、孙芳山（化名张芳山)、萧子珍等人到宁夏工作。苏文先被安排在马英才部当文书，准备配合李维钧做兵运工作，由于他不习惯军队生活，后来又被安排在平罗小学当教师，负责平罗县城一带的工作。孙芳山有文艺特长，被安排在宁夏中学任音乐教员，组织学生进行抗日宣传活动。萧子珍是经过长征的女干部，与李仰南以夫妻名义，租房住在银川，主要从事在红军长征中被俘现在马鸿逵兵营做苦役的原红军女战士的工作。4月，党组织又派金三寿、马宗彪、江生玉来宁工作，金三寿、马宗彪在吴忠堡做回民工作。江生玉在中宁老家当小学教师，并以此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

1938年夏，特务马子成回到宁夏。李仰南、何广宽在银川街头曾几次碰到此人，见他身着国民党军装，行动诡秘，遂引起警惕。因为来宁的部分地下党员与马子成在定边相识，为了党组织和党员的安全，工委决定利用放暑假的机会，将大部分党员撤回陕甘宁边区。李仰南、杨一木到定边、延安汇报工作，经上级党组织批准，决定对在宁夏工作的地下党员进行调整。

1938年8月，各学校开学之前，陕甘宁边区党委又派白玉光、杜琳、蒙兴中（化名李平山)、李宜成（化名李宛)等中共党员到宁夏工作。他们到定边后同李仰南、杨一木商议了到宁夏的路线和来宁后的工作安排。白玉光是一个参加革命多年的同志，派他到宁夏是为了加强宁夏工委的领导力量。但是他到定边后生病，直到1939年初才到宁夏，先在马云泽处任代课教师，后到宁朔县小坝小学任教。

李平山和李宛由杨一木带到黄渠桥，通过李冲和、刘堂琛、叶松龄的关系，分别安排在宝丰完小和石嘴山完小任教。苏文在平罗工作期间受到敌人的监视，不宜继续在平罗工作，由杜琳带到中宁，因找不到工作作掩护遂返回定边。杜琳是宁夏省城人，到中宁后由亲戚介绍先在中卫县兴台寺小学任教，尔后，又转至省城西门小学、新城小学任教。李仰南返宁后，因考虑到特务马子成的关系，不能继续在实验小学工作，便隐蔽在掌政桥那位同乡的店铺中，改名杨维宝，以商人的身份，领导宁夏工委的工作。

2.金三寿返回吴忠

1938年晚秋，杨一木、金三寿等27人在定边参加了一段时间的整训，学习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做地下工作的原则和工作方法。为工作方便，特委还专门雇了一个哥老会成员，请他教哥老会内部的帮规和交际暗语。这27人分两路从定边出发，一路由李仰南、杨一木率领，从定边到山西省运城过黄河，再到宁夏平罗县爱国民主人士李冲和家里落脚，寻机潜入银川；另一路由金三寿和马宗彪率领，从定边经盐池到金积、吴忠堡、灵武一带。因马怀蔺在宁夏吴忠、金积、灵武一带的哥老会和富绅中有一定影响，金三寿等出发时还带着几封马怀蔺写给当地哥老会头目和社会名流的介绍信。

金三寿等人到吴忠后，因马鸿逵下令悬赏通缉他们，只好隐藏在哥老会成员或可靠的乡绅家里。他们所搜集到的情报，派专人送到银川羊肉街口的一个地下交通员手中。

当时，党组织从定边到宁夏建立了四个交通站，这些交通站是互不联系的单线站。定边的交通员叫谢天民，他将文件送到吴忠堡金三寿家，金三寿派人送到吕家堡子交通站，吕家堡子交通站派人送到青铜峡叶盛交通站，青铜峡叶盛交通站派人送到银川羊肉街口交通站。当时送往定边的是马鸿逵部队的活动情报，送往银川的是抗日宣传材料和揭露蒋介石、马鸿逵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资料，还有党组织给知名人士、宗教界人士团结抗战的信。

金三寿等人在做地下工作时，上级党组织没有能力发经费，他们就自己想办法挣生活费，不向上级伸手要一分钱。如杨一木打入银川实验小学工作后，他的工资就是大家生活和部分工作经费。杨一木每月给金三寿法币五块钱，但不够用，金三寿就给富户当长工或打短工，一是养活自己，二是掩护自己。到了夏天，金三寿等人就给人家割麦子、锄地；到了冬天，就给人家喂牲口等。

金三寿等人做抗日统一战线工作，比较成功的有两件事，一是发展马汉三参加革命，二是做吴忠伊斯兰教哲合忍耶教派板桥门宦教主马进西及其子马腾霭的统战工作。

马汉三原任灵武县政府办公室秘书，是个知识分子，与马怀蔺私交很深。金三寿听说他对蒋介石、马鸿逵消极抗战不满。金三寿就让人给他捎信说，马怀蔺委托金三寿来看望你，你能不能见一面？马汉三回话说可以。一天晚上，金三寿按约定去马汉三家，说：“你的胆子真不小，竟敢见我这个马鸿逵重赏通缉的共产党要犯！”马汉三笑着说：“你是不是要犯，我不管，我只知道你是马怀蔺的朋友。你冒着生命危险来看我，不见，我不够朋友。”金三寿给马汉三介绍了马怀蔺在陕北的近况后，说：“他听说你混上了官，嘱托我祝你步步高升呢！”马汉三说：“什么狗屁官！给国民党办事有什么出路！不瞒你老金，我早就烦透了。”金三寿对马汉三说：“国难当头，应该多为民族和国家着想。”金三寿还给马汉三介绍了陕北的情况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马汉三听后很高兴。此后，金三寿又和马汉三交谈了几次，最终，马汉三决定去陕北参加革命。马汉三先在三边保安司令部任秘书，后调到张达志的骑兵部队做秘书。

伊斯兰教哲合忍耶教派板桥门宦教主马进西在灵武、金积一带拥有许多教民，在甘肃、青海两省的众多教民中也有很高的威望。为此，金三寿等人打算争取他抗日救国。他的第十个儿子马腾霭是个进步青年。金三寿同中共宁夏工委书记杨一木一起，先后两次潜入板桥道堂，团结争取马进西。金三寿还在马进西的寨子里住了一星期，向他们详细介绍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在金三寿的积极努力下，马进西、马腾霭父子开始同情和支持共产党，他们为地下党员提供过食宿，帮助传递抗日宣传材料，并利用自己在宗教界的威望，教育教民不与红军作对，帮助掩护我党的地下工作人员，为边区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3.宁夏工委的工作概况

1938～1939年，中共宁夏工委，先后在宁夏各地发展了一批党员，壮大了党组织的力量。新发展的党员有：实验小学校长高立天，教员杨文海、薛云亭（薛嵩山)；宁夏中学学生吴景惠、黄子华、霍纯锡；省城小学教师成明儒；黄二完小教师李东甫、郭英教，学生常凤翔；石嘴山完小学生王延（原名沈耀龙)，并恢复了叶松龄的党籍；宝丰教员王福寿、马焕如；中宁恩和小学教师安秉性、马成汉（又名马少波)。另有1938年送往延安抗大学习，入党后派回宁夏工作的贺闻韶、杨森林、王世同、姚怀廉等人。据1940年冬，陕甘宁边区党委组织部组织在宁夏工作撤回边区的人员编写的《抗战中宁夏党的工作》记载，1938年中共宁夏工委下属5个支部，32名党员。其中：宁夏中学支部，党员11人，其身份完全是学生；省城支部，党员5人，其身份是公务员、小学校长；黄渠桥支部，党员6人，其身份是教员和学生；石嘴山支部（包括宝丰)，党员4人，3人是小学教员，1名是工人；吴忠堡回民支部，党员5人，全系农民；中卫县派去党员1人，发展新党员1人，还未成立支部。各党支部成立后，经常召开会议，讨论《新华日报》社论、党的决议以及负责同志的文章。但党的组织生活少且不健全，对党员的政治教育还是很薄弱。

二、宁夏工委领导下开展的主要活动

中共宁夏工委建立之初，正值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加之宁夏又与陕甘宁边区毗连。所以，马鸿逵也不敢公开禁止群众的抗日救亡活动，有时还发表一些支持群众抗日的言论。“七七”事变前后，在北平、天津等地求学的宁夏籍学生先后回乡，多在教育界工作。由共产党员张子华、孙殿才以及进步分子袁金章、雷启霖等人发起组织了宁夏旅平学生会，其会员中的绝大多数人参加了当地党组织领导下的抗日救亡运动，并进行了反对马鸿逵对宁夏人民实行反动、黑暗统治的斗争。他们思想进步，富有爱国热情，利用在教育界工作之便，进行抗日宣传教育活动，是我党争取和团结的一支进步力量。中共宁夏工委利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有利时机，团结这批进步人士，很快在宁夏打开了局面，在建立、发展党组织，宣传抗日，发动群众，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培养革命骨干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1.建立群众团体，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在宁夏工委的领导下，在地下党员的组织、推动下，在爱国进步人士的全力支持下，以进步教师和青年学生为主力，从1937年冬到1938年底，宁夏建立了许多抗日群众团体。吴忠境内的宁朔县小坝小学和宁夏中学等十多个学校都建立了抗日团体。他们开展的抗日活动主要有组织抗日游行示威、教唱抗日歌、写标语、办壁报来颂扬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活动等，以提高群众的爱国觉悟，激发青年的爱国热情。他们还组织抗日募捐和发行抗日报刊，如《新华日报》《群众》《中国农村》等，共捐款8000多元，推销进步报刊1.7万份。

2.争取、团结进步人士，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宁夏工委成立后，积极争取、团结知识分子及其代表人物，发展、壮大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如宁夏工委书记李仰南直接做了袁金章、雷启霖、李冲和、高立天、杨文海的工作，杨一木做了叶松龄、郑万福、王振纲、贺闻韶、郭英教、雍民飞的工作，并与金三寿一起做了伊斯兰教教主马进西的工作，何广宽做了雷启霖、李冲和、韩潮的工作，苏文在平罗期间做了刘廷栋、谈尚彦、俞占鳌等人的工作，李平山在宝丰做了刘堂琛、王福寿、李如檀等人的工作，江生玉在中宁做了张致和等人的工作，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同时，通过这些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进一步团结了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争取了其他方面的社会人士，扩大了统战政策的影响，掩护了党的地下工作人员，支持了党的工作。许多共产党员来宁后很快得到安排和保护，得以顺利开展工作。在敌特搜捕共产党员时，不少党员在进步人士的掩护和帮助下，得以安全返回边区。

3.选送优秀青年赴延安学习培训

培养宁夏当地干部是中共宁夏工委的一项重要任务。要发动群众逼马抗日，准备日寇侵占宁夏后组织群众进行游击战争，完成今后党在宁夏的其他工作，都必须培养和造就一批熟悉宁夏情况，并与宁夏人民有着密切联系的革命骨干力量。因此，中共宁夏工委建立后，特别重视选送优秀青年赴延安学习培训。从1938年春天开始，中共宁夏工委先后物色和选送了30多名优秀青年到延安，分别在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校和边区中等学校学习，如吴忠地区的金三寿、马宗彪、马怀蔺、梁大均等。这些同志都成为边区党组织和宁夏人民联系的主要桥梁。他们有的被党组织分配在边区和八路军中工作，有的被派回宁夏工作。

4.孟长有在海如学校的革命活动

海如学校位于原同心县喊叫水乡，是宁夏省政府参议员周阁臣和宁夏省主席马鸿宾出面集资兴办的一所回民小学，学校借用当地有名望的伊斯兰教虎夫耶教派教主洪海如的名字命名，校长由当地人士李士林担任。

孟长有1916年出生在宁夏中卫县柔远堡一个农民家庭，9岁到柔远文昌阁读私塾。1936年，在中卫中学读书时，学校来了一位语文教师尚建庵（尚钺)，为中共党员。他在学校秘密组织学生团体，让学生接触《大众生活》《全民抗战》《中国的西北角》等进步书刊，还以学生读书会的名义，自己垫钱从平津一带邮购《呐喊》《彷徨》《野草》等书籍供学生阅读，启发学生的思想觉悟。在讲作文课时，经常给学生讲鲁迅的《阿Q正传》《孔乙己》等小说和一些杂文；在课余时间，经常向孟长有等学生讲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讲述国共第一次合作和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等。尚建庵老师经过观察，发现孟长有是个有正义感、有独立思考能力的青年，便常对他进行教育，推荐进步书籍给他看。在学习的过程中，孟长有心中逐渐点燃了革命火种，暗下决心要走上一条光明之路。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魔爪从我国东北、华北又伸向了西北。当时，在中卫中学有一批像孟长有这样的学生，对马鸿逵在宁夏的统治极为不满。以尚建庵为首的进步教师，针对学生的思想状况，因势利导，启发学生的思想觉悟，带领孟长有等学生闹学潮，同封建落后势力进行斗争，这引起了宁夏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尚建庵被迫于1937年正月离开中卫。在离开中卫前，尚建庵给孟长有等同学留下了一封信，介绍他们到延安去。

1937年7月，孟长有等6位同学经过精心准备，以“出门到外地求学”为由，各自给家里写了一封信，然后悄悄地离开学校，徒步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到延安后，孟长有被编入洛川一大队二支队。新的生活、新的天地、新的人，使孟长有这个追求光明、向往美好生活的热血青年大开眼界，对革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看到了纪律严明、威武雄壮的八路军，看到了军民鱼水情、官兵亲如兄弟的动人场面，孟长有深深感到只有依靠中国共产党和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中国才有希望，中国人民才能获得解放。在抗日军政大学的日子里，他还亲耳聆听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的亲切教诲，受到了马列主义思想的熏陶。1938年底，孟长有由于学习刻苦，努力上进，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党组织又派他到中组部在瓦窑堡举办的政治、党务短训班学习。学习结业后，孟长有回到洛川。当时，党中央决定把洛川、庆阳两个大队迁到太行山，成立抗大一、二分校。孟长有随一分校来到晋中南地区，担任分队长。在一次训练中，分队被敌人发现，受到围攻，孟长有沉着应战，利用有利地形，分兵阻击，击退了敌人的进攻，把学员安全带回驻地，受到上级表彰，并荣立战功。

1940年初，孟长有受党组织派遣，离开延安，回到宁夏中卫县，先在县城邮电局当书写职员，后又经中卫县应理学校任子裕老师介绍，到海如学校任教，利用教师职业作掩护，积极开展革命活动。

孟长有到海如学校后，主动与李示林校长接近，和他吃住在一起，经常谈心，向他介绍全国抗日形势。由于孟长有谦逊好学，乐于助人，又善于以理服人，很快得到了李校长的信任和敬重。在一次谈话中，孟长有得知李校长对当局在学校发展国民党、三青团极为反感，就一边启发李校长的政治觉悟，一面积极协助校长搞好教学。在授课时，孟长有充分利用讲台，寓革命道理于课文之中，深入浅出，向学生们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在讲历史课时，巧妙地结合日本侵略中国、中华民族处于危亡之中的现实，大讲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的事迹，借古喻今，引导学生不当亡国奴，誓作抗日救国的先锋。

在搞好教学的同时，孟长有还积极建议改革山区学校的教育制度，破除陈规陋习，提出制定新校规。他的建议、想法得到李校长的大力支持。不久，孟长有制定了“四不五提倡”新校规，即不要缠足妇女，不用日货，不体罚学生，不做亡国奴；提倡读书救国，提倡循循善诱，提倡教学相长，提倡重视体力劳动，提倡文化、娱乐、体育相结合。新校规推行后，深受学生的拥护。当时，海如学校与其他学校不同，学校没有国民党、三青团组织活动，学校重视体力劳动，重视文化、娱乐、体育活动。在孟长有的积极推动下，学校开展了武术、跳高、跳远等活动，使校园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

为了唤醒穷苦人民，揭露地主、豪绅、贪官污吏对穷苦人民的残酷剥削压迫，孟长有以犀利的文笔写了快板书《醒俗箴》等文艺节目，以动员回民子弟入学为名，组织学生到喊叫水、白圈子、马家圹等10余个村庄演出，向当地群众宣传抗日救国，揭露控诉马鸿逵的罪行，指出劳苦人民只有团结起来，同地主、豪绅、贪官污吏进行斗争，才能过上好日子的道理。

孟长有时刻牢记自己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在学校的墙壁上，他书写下“读书救国”等大幅标语，教育学生不忘国难国耻。平时，孟长有白天忙教学工作，晚上又深入到学生中间，给大家讲“苏武牧羊”和“卧薪尝胆”的故事，启发教育学生。学生们经常被孟长有慷慨激昂的演讲所吸引，被故事中的英雄人物所感动。每当上音乐课时，他的教室里就传出《东北流亡曲》《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气壮山河的抗日歌声。在短短的时间里，孟长有就在海如学校培养了许多回族进步青年，在当地群众和学生中享有很高的威信。

三、宁夏工委的重建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沦陷，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侵华方针发生了改变：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导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并以“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为诱饵，引诱国民党投降。因此，国民党顽固派不仅不积极抗战，还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围攻，多次制造反共摩擦，全国政治形势开始逆转。

国民党“防共”“反共”的逆流也席卷了宁夏。马鸿逵当局采取了一系列“防共”“反共”的措施：首先，在宁夏与陕甘宁边区交界的主要据点驻守骑兵部队，增加岗哨，伙同特务机关稽查出入边区的人员。其次，建立了省军警联合督察处和县军警联合督查分处，专事稽查所谓“共产党分子”，在公安局设立高级侦察队，搜罗特务、叛徒，专门侦察我地下党的活动，命令各县严密保甲组织，经常稽查户口，组织传递哨，以查防“共产党嫌疑”。还明文规定今后任用各级行政人员和学校教员时，无一定机关介绍，无长期居留宁夏之人做保证，一概不得随意录用。

此后，宁夏当局“防共”“反共”活动逐渐升级。马鸿逵公然下令取缔抗日团体，追捕共产党人。特务机关加紧了对宁夏地下党组织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救亡活动的监视和侦破。

这个时期党的工作也出现了一些失误，宁夏党的工作混淆了公开活动与秘密活动的界限，在敌人严令取缔抗日团体、疯狂搜捕共产党人的情况下，党组织依然公开进行抗日宣传活动，暴露了党员和积极分子，给敌人搜捕共产党人和积极分子提供了线索。

特务马子成回到宁夏后，在银川、黄渠桥、吴忠等地遇到并认出了地下党员李仰南、杨一木、金三寿等人，便加紧了对中共地下党组织的侦察和监视。马鸿逵特务机关（军警联合督察处）和国民党中央设在宁夏的特务机关（国民党宁夏党部调查统计室）计划逮捕杨一木，但未得逞。为了安全起见，宁夏工委决定将大部分党员撤回边区。

1.杨一木辗转撤离

杨一木带领学生到石嘴山一带进行宣传抗日时，往往既在石嘴山小学搞宣传，也在石嘴山小学休息。石嘴山小学校长郑善亭，对杨一木等给予了热情招待和支持。郑善亭还安排杨一木等住在他的叔叔——绅士郑万福家。1938年冬，郑善亭家新建的浴池开张营业前，杨一木按照当地风俗，准备送点礼物，表示祝贺。12月的一个星期六，杨一木和李振声到黄渠桥镇上“德润昌”商号买大挂镜。“德润昌”商号掌柜见杨一木进来，就请他先到铺堂里间喝茶。杨一木进去后，见里间炕上躺着一个正在抽大烟的人，他是马鸿逵的特务、便衣队副队长马子成，l937年曾混入定边中共三边地委办的回民训练班。那时杨一木是回民训练班的班主任，他俩认识。

杨一木见马子成后，立即警惕起来，就借口天色已晚，光线暗，看不清东西（礼品），立即拉着李振声往回走。他们回到学校后，恐怕出事，不敢早睡，注意着周围的动静。大约晚上十一点，突然有人从外面跑进学校，杨一木以为是敌人来了，马上和李振声一起翻过校墙，跑到附近的黄渠（惠农渠）坝上，不敢回校就到该校教师郭英教家，把情况向郭英教讲了，郭老师就留他们住下。第二天清早，郭英教回校打听消息，原来头天晚上从校外跑进学校的那些人不是敌人。但就在这一天，敌黄渠桥军警联合分处派人来校逮捕杨一木，但扑了个空，敌人把校长雍生善、教员郭英教等拘留起来，追问杨一木的去向，并强迫雍、郭二人跟着他们去找杨一木。敌人跟着雍、郭二人到他们自己家里去搜查。当敌人一行数人骑着自行车快到郭英教家时，杨一木和李振声已从郭家出来，走在一条小渠旁边，雍生善远远看见，就有意把自行车骑得很慢，等他两人走远以后，才到郭英教家里。这时，杨一木、李振声也看见了来逮捕他们的敌人，便向西北方向跑。敌人到郭英教家没有找到人，就到别处去了。敌人走后，郭英教的父亲郭保子忙将情况告诉了进步人士李冲和。

杨一木、李振声离开郭英教家后，走到刘家大庄李振声的一个亲戚家呆了半天，傍晚来到了李冲和家。李冲和便将敌人到郭英教家搜查情况告诉了他们。李冲和住在公路旁边，敌人随时都有可能前来搜查，不安全。李冲和派人去贺兰山附近的好友熊根子家联系，准备把杨、李二人送到距离公路较远的熊家去避难。那里离贺兰山较近，一旦有事，可以进山躲避。待杨、李二人吃完饭后，换完衣服，李冲和派了个可靠的人叫杨喜子（李冲和的亲戚），将杨一木、李振声送往熊家。熊根子同李冲和是好友，他冒险掩护杨、李二人。第二天清早，熊家派人把杨、李二人送到贺兰山里的一家小煤窑上避难。他们在小煤窑上呆了一天，又回到熊家。然后经平罗、洪广营（未敢进城），沿贺兰山下的无人区，步行到青铜峡的邵岗堡，住在杨一木的一个同乡家里。约十天，黄河封冻，他们过河后，经惠安堡、盐池安全到达定边。

2.金三寿虎口脱险

金三寿接到撤退指示后，急忙回家烧毁文件。家里人告诉他，军警联合督察处派马国佐带一连人搜查了马宗彪家。马宗彪家距金三寿家不远。金三寿出去一看，马家房上站着持枪的特务，就赶紧把剩余的文件烧完，从后墙翻过去，到了保长金凤山家里，往麦草堆里一钻，躲了起来。后来特务到金三寿家，翻箱倒柜，吊起来打金三寿的妻子，逼她交代金三寿的下落，但没有结果。

军警联合督察员马国佐和金三寿是邻居，马国佐知道金三寿回来后在做什么。因为金三寿给他送过宣传共同抗日的材料，马国佐虽没有被争取过来，但他也没有出卖金三寿，对金三寿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家大业大，有后顾之忧，但也不愿得罪红军和共产党。待太阳下山后，金三寿翻墙来到了马国佐家。

晚上，马国佐回家见到金三寿，说：“我猜你就跑到我这里来了。今天很危险，保安处长马全良来电令军警联合督察处抓你和马宗彪，这是郭继周便衣队送的情报。为了让你得到消息，我故意带队伍从大路先到早已离家的马宗彪家搜查，让保长取户口册乱查，便于你有时间躲起来，后来估计你已离家才到你家搜查。在你家，见你的狼皮大衣还在，我就估计你不能走远，可能跑到我家，就请假回家看看。”

吃过饭，天已黑，马国佐对金三寿说：“这里不能久留，你要快走！”金三寿说：“我走了，上边知道了，会给你家留下祸害，还是把我抓走吧。”马国佐说：“你不走，就没命了。你走了，我也不会掉脑袋！”金三寿换了一身旧军装，外面套了件皮褂子，带着马国佐给他的十几个大饼子和十块钱，在凌晨3点多离开了马国佐家。

出村后，金三寿就边走边跑，天亮时，鞋跑丢了，脚上打满了血泡。他坚持着一步一步地往前挪，过了杨马湖、狼皮子梁，到了张水窑，金三寿想休息一下再往马家滩赶。刚坐到路边，就过来十几个人，都带着枪，穿着军装。金三寿硬着头皮迎着他们站起来，领头的人问：“你是干啥的？”金三寿回答：“去马家滩看亲戚。”又问：“看亲戚为什么啥都不拿？你的军装是哪儿来的？哼，不是汉奸就是共产党，给我打。”没等金三寿辩白，几个人的马刀背就像雨点一样落到了金三寿的身上，边打边要金三寿承认自己是汉奸或者是共产党。金三寿知道这些人抓不到共产党，常把老百姓抓去交差，就咬着牙忍着疼不说话。打了一阵，那个领头的说：“先把这小子押到惠安堡公安局再说。”他们把金三寿押到了一个羊圈里后，就在外面宰羊做饭。金三寿在屋里想着逃跑的办法。吃过饭后，当兵的都在外面说闲话，那个领头的到屋子里来抽烟。金三寿想，如果他是哥老会的人，我就有救了。另外，我身上还有十元钱，如果说哥老会的黑话不行，就给他钱，放了我。一个敌军点烟时，金三寿上前两手一抱做个动作，说了一句哥老会接关系的黑话。那人就问金三寿：“你是马怀蔺的人？”金三寿说：“是！”他说：“这你就放心吧！我在惠安堡公安局做事，马怀蔺对我有情分，今天一定设法放你，先不要吱声。”于是，金三寿就躺在地上说挨了打，脚也烂了，走不动，要死就死在这里。那个领头的趁势说：“带去也是个废物，一路上谁伺候他？”当兵的一听就放了金三寿。金三寿先慢慢一瘸一拐地走着，看着离他们远了，顾不上脚疼撒开腿朝东面马家滩方向跑去。金三寿过了马家滩，来到盐池，最终回到了定边。

马宗彪和在宁工作的薛云庭、苏文、孙芳山、肖子珍、何广宽、李平山等人相继返回边区。党组织在1939年冬派白玉光、杜琳等人来宁，限于当时的形势也无法开展工作，宁夏党的工作基本停顿，吴忠党的工作也没能开展起来。

3.宁夏工委的重建

李仰南认为他在宁夏熟人太多，容易暴露，不宜继续留在宁夏从事秘密工作，要求调换工作。1939年10月，中央决定派崔景岳、王博到宁夏接替李仰南的工作。

1939年11月，李仰南回到延安汇报工作期间，在延安见到了崔景岳，把宁夏的情况向崔景岳做了介绍，并约定在宁夏中宁地下党员张重义等开办的经营烟酒糖茶的“协记号” 商店接头，再做具体交接手续。

12月，崔景岳、王博从延安出发，经平凉、固原来到中宁。李仰南则从定边出发，经盐池到达中宁。他们在“协记号”商店聚集后，李仰南带崔景岳到小坝、黄渠桥、银川等地了解情况，交接相关手续。当崔景岳得知老相识马云泽（中共党员）在宁朔县宋澄堡小学当校长时非常高兴，两人相见后有说不完的话。12月下旬，马云泽将崔景岳安排在宁朔县宋澄堡小学任教，公开身份是商人。王博、白玉光被安排在宁朔县小坝小学以代课教师为掩护进行党的地下工作。崔景岳、王博、白玉光决定重建宁夏工委。

1940年3月初的一个夜晚，崔景岳在小坝小学主持召开了宁夏工委会议，会议宣布了陕甘宁边区党委关于正式恢复成立宁夏工委组织以及确定领导成员的决定。崔景岳任书记、王博任宣传委员、白玉光任组织委员，确定小坝小学、宋澄堡小学为宁夏工委的工作机关。会议确定当前的主要工作是：日寇已进攻绥西，可能要侵占宁夏，要积极组织力量，准备游击战争；马鸿逵已公开反共，要把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严格区分并紧密结合起来；对从延安回宁夏，身份已经暴露的本地党员，如江生玉、王世同等人，组织他们撤回边区；为壮大党的力量应进一步发展秘密党员；对各基层党支部，由工委成员分工负责。当时宁夏有5个党支部26名党员。会议决定由崔景岳负责将会议情况写成报告报送边区党委。

会后，崔景岳和其他同志分头到各地传达这次会议精神，按照会上的决定布置部分同志撤离宁夏。崔景岳到中宁县三道沟小学找江生玉，通知他抓紧做好撤退准备工作，还写了一份给边区党委的报告，叫他带到延安。并叮嘱他，半个月内务必动身，如果届时走不了，就把报告烧了，但江生玉延误多日没有动身，但也没有将报告销毁。

4.宁夏工委遭敌破坏

4月13日，崔景岳正在学校吃晚饭，马云泽推门进来，从衣兜里掏出一封信交给崔景岳。信中简要地写着：让老崔星期六到省城来一趟，有要事商量。信尾落款是杜琳。崔景岳看信后，打扮成商人，带着马云泽开的证明，骑着自行车上了路。

当时在宁夏城新城小学任教的地下党员杜琳被敌人盯梢，杜琳却没有觉察。他为了把新发展的党员西门小学教师马明儒介绍给崔景岳，就邀崔景岳4月13日晚到他家来。崔景岳13日晚按约定来到宁夏省城和平街27号杜琳家，被特务发现。午夜，敌特机关调统室主任、中统特务马孝贤、军警联合督察处中校科长徐宝璋带20多名宪兵冲入杜宅，将崔景岳、杜琳押往宁夏省军警联合督察处。

马孝贤和敌军警联合督察处主任高中第首先提审杜琳。杜琳承受不起敌人的严刑拷打，承认自己是抗大学生、中共党员，直接领导人是李仰南，崔景岳是李仰南给他介绍的。杜琳还供出了宁夏中学学生吴景惠、霍纯华、黄子华等三名共产党。14日，吴景惠、霍纯锡、黄子华在董府 被捕。接着，敌人连夜审讯崔景岳。当敌人从崔景岳身上搜出马云泽写的采购教具的证明后，厉声问道：“你是干啥的？”

“我是商人，宋澄堡小学的义务教员。”

高中第根本不信，接着又问：“那你和姓马的是什么关系？”

“我们是同学。”

敌人反复审问，崔景岳机智应答。马孝贤气急败坏，暴跳如雷，命令给崔景岳上刑，压杠子的人由原来的2人增加到4人，又由4人增加到6人。剧烈的疼痛，使崔景岳昏了过去。匪徒们用冷水把他喷醒。马孝贤继续逼供，崔景岳仍拒绝回答。敌人见得不到任何供词，又令打手把崔景岳吊在审讯室外的柱子上，用皮鞭使劲抽打。崔景岳紧闭着双眼，忍受着敌人的残酷折磨。不一会，崔景岳什么也不知道了……

敌人根据杜琳的招供，派徐宝璋带领宪兵先后去宋澄堡、董府、中宁、同心等地抓人，形势急剧恶化。

15日，孟长有在同心被捕，江生玉、姚怀廉在中宁被捕。江生玉被捕后叛变，供出了崔景岳、白玉光、王博，并将崔景岳写给中共西北局的报告的存放地点也告诉了敌人。

敌人拿到密信，如获至宝。但捧着一张白纸，却不知道里面写的是什么，便拷打崔景岳，逼问用什么方法显字。看着这份极其重要的报告落到敌人手中，崔景岳心急如焚。他知道这封密信上写着整个宁夏党组织的情况，一旦被敌人掌握，就会立即给党造成极其严重的破坏，后果不堪设想。他沉吟片刻，镇定地说：“我给你显字！”狡诈的敌人不肯给，接连问：“用什么显字？”“用五倍子水。”崔景岳明白，只要敌人将密信泡进五倍子水里，文件就立即毁了。狡猾的敌人拿来五倍子水，先将信的一角试了一下，纸角立即变成了黑色。敌人勃然大怒。后经叛徒招供，敌人将碘酒涂在密信上，字迹显现了出来。敌人根据这些情报于5月4日在小坝逮捕了白玉光、王博等中共党员。

险情迅速扩大，特务按密信中提到的地点，四处抓捕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一天，敌人又拿了一份名单，要崔景岳辨认哪些是中共党员。崔景岳机智地拿起毛笔，把敌人四大厅八大处的头面人物，用笔圈了不少。特务们接过名单一看，气急败坏，立刻把崔景岳吊起来打，压杠子、坐老虎凳、揭背花，各种酷刑轮番上。可是，有关宁夏党组织的情况却无法从他嘴里掏出一个字。

敌人还在疯狂抓人，牢房的人一天天多起来。20多天中，敌人搜捕了30多人，其中16人是地下党员。宁夏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一天，牢房里关进来几个从边区来的老乡。通过交谈，崔景岳知道他们都是定边的商人。于是，问他们能不能帮助捎信到边区，这几个商人答应了。

5月14日下午，在难友的掩护下，崔景岳给中共边区党委和中共三边分区负责人写了一份简短的报告，汇报了宁夏地下党组织被破坏的经过和狱中斗争的情况。信中还写到：“现在在生死关头和各种卑劣的威胁中，我当然抱定最后牺牲的决心。请将此事告知中央……”崔景岳在敌人淫威面前，表现了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对同志们的关怀之情。

5.建立狱中支部

5月22日，敌军法处把崔景岳转押到宁夏第一模范监狱，与崔景岳一起被转押的有孟长有、马云泽、白玉光、王博等人。

牢房阴暗、潮湿、狭小，不见太阳。夏天，臭虫、虱子随手一摸就是一把，屋子空气污浊，臭气熏人。这些崔景岳都能忍受，他日夜思考的问题是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教育和组织同志们坚持长期的狱中斗争。他们几经商量，决定成立狱中党支部，崔景岳担任党支部书记，白玉光、王博、马云泽、孟长有为委员。大家明确了党支部今后工作的三项任务：一是进一步与敌人斗争，二是设法与上级组织取得联系，三是保护好身体，以利继续战斗。

狱中党支部建立后，首先组织开展了团结难友，争取自首分子，拒绝在“反共宣言”上签名的政治斗争。在狱中党支部的领导下，许多同志团结一致同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有的动摇自首分子也逐步坚强起来，拒绝在敌人写的“反共宣言”上签字。敌人无计可施，只好把崔景岳单独押起来，不准与其他难友见面。

崔景岳从一些在艰苦环境中脱党叛党分子的身上看到了党的工作中的薄弱环节，以及对党员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他除了重视和加强对党员的思想教育，从思想上、生活上关心每一个难友外，还注意以身作则，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影响和带动他人。为了保存体力，坚持到斗争胜利，他带头吃霉味熏人、有老鼠粪和沙粒的饭食。为了改善大家的伙食，促使同志们尽快恢复体力，他托人变卖了自己的自行车，用这笔钱在外面买些馍馍、饼子，让大伙充饥。

冬季，阴湿的牢房寒气逼人，崔景岳主持召开狱中党支部会议，研究如何帮助衣着单薄的难友过冬。会议确定捻毛线织毛衣，崔景岳就东拼西凑，共凑了20多块钱，托人从外面买回了10余斤羊毛。难友们齐动手，很快大家都穿上了毛袜。随后，衣服单薄的同志又穿上了毛衣、毛裤。多余出来的毛衣，他们还托人捎出去变卖。这样，生活也开始有了改善。

“监狱热”开始流行，有些同志先后染上了这种疾病，整天昏昏迷迷，生活不能自理。崔景岳和马云泽日夜轮流守护，精心照料病友，全力挽救奄奄一息的战友。

为了锻炼身体，崔景岳在刑伤严重、步履艰难的情况下，带领难友们做“狱中早操”。早操完毕，组织大家学习狱中仅有的书刊。尽管狱中不止一次地传出崔景岳将被判处死刑的消息，他却漠然置之，仍然团结全体难友与敌人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斗争。同志们都亲切地赞誉他为“狱中的阳光”。

马鸿逵为了争取宁夏地下党负责人自首叛变，授意特务高中第、马孝贤找崔景岳“谈话”。特务头子马孝贤，对崔景岳说：“我们马主席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劝你不要那么死心眼，在哪里不是做官呢？你只要认错，马主席让你当大官！”“我要当人民的干部，你们国民党的官再大，我也不想当。死可以，我们共产党人不怕死！”崔景岳用铿锵有力的话语回答对方。

特务马孝贤、高中第将谈话情况向马鸿逵作了汇报。马鸿逵立即密令：“将崔景岳活埋！”

1941年4月17日深夜，突然监狱门上的铁锁被打开了，特务头子高中第走进关押崔景岳的号子，尾随进牢房的狱卒高喊：“提崔景岳、孟长有！”难友们预感到将要发生的事情。他们不约而同紧紧地围住将要遇难的战友，急切地问：“还有什么话要说！”崔景岳知道生命的最后时刻来到了，从容镇定，一字一板地说：“话我都说过了。以后就剩你们了，要按我们过去说的坚持下去。”

刚出牢门，崔景岳停下来，解开棉袍扣子，脱下了棉袍。高中第走上前来，假惺惺地说：“天气冷，穿上吧！”“我只冷这一回，他们更需要！”崔景岳转回身，抱着棉袍走向牢房。狱中的同志们伸出双手接过棉袍，含泪目送亲爱的战友。

崔景岳单薄的身上仅穿着一件单褂，阵阵寒风扑来，然而，他挺着胸，昂着头，和孟长有一起大踏步地向门外走去。刚走不远，敌人又从另一间牢房押来一个人。崔景岳看出是自己的同志，便快步迎了上去，主动介绍了自己和孟长有的姓名、身份。那人自我介绍说他叫马文良。

6.马文良在盐池回六庄落入魔掌

马文良原名尹九官，回族，辽宁省海城县人。1912年10月，出生在一个职员家庭。早年丧母，从小沉默寡言，性格倔强。7岁时，上海城清真小学，几年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同泽中学。中学时代，马文良亲眼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土地上烧杀掠夺，横行霸道的侵略行径，使其幼小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在家里，他经常与家人诉说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所犯的种种罪行，表现出极大的不满和愤恨。对此，家里人很担心，大嫂和二姐多次告诫他：“小孩子不敢胡言乱语。”他却说：“中国人受欺辱就在于胆小怕事，不敢反抗。”大嫂问：“你一个人能反抗得了吗？”他却坚定地说：“只要大家团结起来，就能反抗得了。”他经常向同学们说：“只要中国人抱成一团，就什么都不怕”！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马文良反日情绪逐渐高涨，经常和进步同学奔走于大街小巷，宣传抗日和抵制日货，并决心到外面闯荡，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1930年，考入东北大学法学系预科班，改名叫尹志异。在校期间，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九一八事变以后，学校被迫停课，他辍学回到海城，后经人引荐到长春市公署当职员。在这里，他结识了金质洁，并于1932年结婚。不久，考入东北大学法学院边疆政治系俄语班，与金质洁一起在该校就读。

1935年，马文良和其他爱国学生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冲破国民党的恐怖统治，参加了一二·九学生抗日爱国运动。他们走上街头，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与军警展开英勇搏斗。同时，还参加了抗日民族先锋队和反抗东北大学迁校西安等斗争。

1936年初，马文良东渡日本求学，在东京早稻田大学留学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群众组织解放社（即以读书会、时事座谈会、新知识座谈会等形式学习马列主义，组织东北籍具有民族意识的进步青年开展反满抗日活动)的工作。在这个组织里，马文良经常与金浪白等人就人生观、中国革命及前途、谁能领导中国的抗日斗争取得胜利等问题进行探讨。这段时间里，马文良的革命思想、马列主义理论水平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坚定了跟着共产党走的信心和决心。

1937年夏，马文良的革命活动引起了日本当局的注意，被列入黑名单，行踪受到监视。在中共地下党组织和郭沫若等进步人士的帮助下，马文良化装逃出日本，回到东北。不久，又重返东北大学。七七事变后，马文良和部分爱国青年经济南、太原到达延安。在延安，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改名为马文良。1938年，马文良在延安马列主义学院（即中央高级党校)学习。

1940年1月，由八路军政治部的金浪白，马列学院的马文良，中央党校的马青年、王占奎、王谦、苏汝智，中共西北工委的牙含章，女大的苏冰等人，共同组织发起了延安回民救国协会。2月26日，举行成立大会，推选马文良、金浪白、马寅（陕公)、马青年、苏冰为理事。这是陕甘宁边区少数民族组建的第一个抗日救亡团体。3月10日，延安回民救国协会发表了《告边区回民同胞书》，强调指出加强回汉民族的抗日团结，粉碎敌人的欺骗诱惑，是目前极端重要的任务。10月7日，在延安大礼堂举行中国回教救国协会陕甘宁边区分会、边区回民文化促进会成立大会。马文良参加了协会的领导和组织工作，分别被选为干事会常务干事和理事会常务理事。在此期间，马文良还积极带头组织回民干部参加大生产运动。10月，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组织了关中、陇东、三边3个回民巡视团，任马文良为三边回民巡视团中共特支书记兼团长，派往定边、盐池边境区开辟工作，对该地区的回汉及各族群众宣传党的少数民族政策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号召回汉民族团结起来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1941年2月28日，马文良带领马文奎、马占仁、马尚福、郑风云、钟正鸣等一行6人，在盐池县四区回六庄工作时，突然遭到马鸿逵的骑兵队包围。除马文奎逃出外，马文良和其他同志不幸被捕，被押往宁夏省城监狱。马文良被捕后，党中央曾设法营救，但未能成功。

在狱中，马文良受尽了敌人的酷刑拷打，但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始终坚贞不屈，与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在法庭上，他义正词严地痛斥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抗日、反共反人民的罪行，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战必胜的政治主张。敌人企图用死来威胁他，问道：“难道你就不怕死？”马文良斩钉截铁地回答：“怕死就不抗日！怕死就不当共产党员！”“我早就将生死置之度外了，你们要杀要砍随便！”经过一个多月的审讯，敌人一无所获。

7.崔景岳、孟长有、马文良壮烈牺牲

1941年4月17日晚上，宁夏省城全城戒备森严，敌人在新门外（原城隍庙后面）布置了刑场。崔景岳、孟长有、马文良三位战友，肩并肩地迎着凄厉的寒风，踏着沉睡的大地，昂首阔步走向刑场。当他们走到离土坑四五米的地方时，高中第杀气腾腾地问：“崔景岳，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崔景岳沉思片刻，从容自若地说：“我本没有什么话要说，既然你们问，我就说上几句。”他停了一下，接着说道：“人活百岁，总有一死。我今天的死，虽不得其时、其地、其所，但却死得其值。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这一辈子感到无上光荣。我今天所遗憾的是，祖国的半壁河山正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蹂躏之下，你们不为民族着想，不为抗日着想，却要积极反共，屠杀共产党人。你们应该对自己的行为扪心自问……”

“住口！”敌人恼羞成怒地吼叫着。

“你们杀不完共产党人！也杀不完中国的老百姓！他们总有一天会给我们报仇的！”

凶恶的敌人挥起大棒，使劲朝崔景岳猛击过去……

“把他推进坑！”高中第气急败坏地厉声吼道。

“中国共产党万岁！”

“同志们坚持下去，天就要亮了！”

……

崔景岳牺牲时年仅30岁，孟长有年仅25岁，马文良年仅29岁。

崔景岳等人牺牲后，狱中的党员又组织了由白玉光、马云泽、王博负责的党支部，领导大家继续坚持狱中斗争。白玉光、马云泽、王博等人一直被关押到1949年9月宁夏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宁夏省委和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对宁夏党组织被敌人破坏一案进行过两次调查和审理。江生玉被定为叛徒，判刑三年；杜琳被定为自首分子，判刑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