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抗击侵略、保卫家园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侵华战争,国民党政府也被迫开始采取积极应对的措施,作出加强国防、准备应战和迁都重庆等一系列重大部署,并相继组织实施了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和徐州会战,打破了日军企图速战速决、“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
1.以寡击众的南京空中保卫战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之后,日军把侵略的矛头指向当时的中国首都南京。国民政府组织了南京保卫战。直到在12月13日南京陷落之前,中国陆军在南京城外进行顽强抵抗。而在万米高空上,中国空军同样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保卫战。
1939年8月15日中午,南京城突然警报声大作。这一天共有27架日机来袭,是自抗战爆发以来,南京城内第一次升起战争的硝烟。此后,日机对南京的骚扰和空袭一直不断。
9月19日,66架日机分两批又一次大规模空袭南京,南京警备司令部、广播电台和一部分居民区遭到滥炸。9月20日,80架日机从上午10时到下午21时,一批批飞临南京上空,对南京进行了空前猛烈地轰炸。
22日,日军又出动65架飞机,分两批对南京市内的30余处目标实施疯狂轰炸。人口密集的城南大街、外国使馆所在的新住宅区和下关难民收容所,都成了轰炸的目标。
日机对南京的轰炸,在9月25日最为惨烈。96架日机分5批不断向南京俯冲过来。南京市民被迫从上午9点到下午5点都躲在昏暗、潮湿的防空洞里。这一天,日机丢下了500枚左右的炸弹,大约600名平民被炸死、炸伤。

日军空袭南京面对日本空军的暴行,中国空军奋起还击。日军方面有2700多架战机,而中国当时只有300架老旧的战机。虽然军力对比上居于绝对劣势,但中国空军将士用勇气和热血展示了中国军队的抗战意志。
在8月15日对南京的首次轰炸中,日本军机遭到部署在南京城郊的高射炮和高射机枪的反击。一批中国驱逐机升空,与日军战机展开搏击。这一仗,中国空军击落日机6架,而中国战机只有1架受损。
次日的空战中,8架日机被击落。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于16日晚致电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样:“连日以来,首都空战甚剧,我空军士气甚盛,击落敌机70余架。”
一个月后的9月19日清晨8时半,46架敌机由东南方向编队来袭南京。敌机中有12架战斗机是日本海军首次参战的“九六式”舰载战斗机,航速可达每小时428公里,还有17架满载炸弹的轰炸机。
紧接着,中国21架战机编成3队,分别从南京、句容的机场起飞迎战。激战中,一架中国战机被击伤。另一架中国战机临危不惧,奋力周旋,终于冲出包围圈,重新与战友们一道向敌机发起进攻。日军的机群乱了阵脚,慌乱中,两架飞机中弹栽了下来。
9月22日,当65架日机又一次对南京实施轰炸时,中国空军立即迎击。年轻的飞行员董明德单机冲向日军机群。他盯住一架日机紧追不放,经过几分钟的激烈战斗,他击中敌机的油箱,将其击落。董明德的战机虽然也遭到敌机的围攻,但最终得以安全返航。
在10月12日的空战中,日军9架轰炸机在6架战斗机的掩护下,飞临南京上空,8架中国战机迎战。中国空军第24中队中队长刘粹刚驾“霍克”式驱逐机击落敌机一架。在两个多月的南京空战中,刘粹刚创下了击落日机11架的纪录,被日军称为“中国的红武士”。
1937年12月3日,30架日军战斗机、轰炸机从东进入南京上空。此时,中国空军能作战的飞机已不足20架,已成哀兵之势。此战第21中队中队长、22岁的乐以琴殉国。他与高志航、刘粹刚、李桂丹三人,被誉为中国空军的“四大金刚”。
据1938年初编纂的史料《空军阵亡烈士录》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里馆藏的抗战空军档案,牺牲在“空中南京保卫战”中的空军烈士共有23名,他们分别是:吴可强、黄居谷、刘炽徽、刘兰清、戴广进、傅啸宇、曹芳震、张韬良、敖居贤、乐以琴、黄正裕、方长裕、赵庸、蔡振东、张褀、李岳龙、魏国志、杨季豪、吴范、袁汝成、全正熹、游云章、马金钟。

中国王牌飞行员,被日寇称为“中国红武士”的刘粹刚当时,宋美龄在日记里详细记载了中国空中健儿在南京空中保卫战中的英勇无畏。日后,宋美龄将这篇日记取名为《中国在空袭下》,在当年的美国《Forum》杂志上发表,借此表达中国人民的抗战决心,激发了西方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航空烈士公墓
2.惨烈的南京保卫战
1937年11月,中国军队在淞沪会战中失利,上海被日本占领。中国方面就此开始准备首都南京的保卫战。1937年12月1日,日本大本营下达了《大陆命令第八号》令:“华中方面军司令官须与海军协同,攻克敌国首都南京”,南京保卫战正式开始。蒋介石先后调集15个师10余万人参与南京守城战。
战役开始后,日军分三路进攻,攻势凌厉,南京外围战略要地相继失陷,很快日军就突破南京外围一线防御阵地。12月9日,日军进抵南京城下,并用飞机向城中投撒日“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致中国守军的最后通牒,进行劝降。但中国守军主官唐生智不予理睬,命令部队以“破釜沉舟”的精神死战。
1937年12月10日,日军向雨花台、通济门、光华门、紫金山第三峰等阵地发起全面进攻,战况较9日更为激烈。特别是城东南方面,因复廓阵地已基本丧失,日军直接进攻城垣,形势尤为严峻。卫戍司令部急令第83军的第156师增援光华门、通济门城垣的守军,并于城内各要点赶筑准备巷战的预备工事,同时将第66军由大水关、燕子矶调入城内,部署于中山门及玄武门内构筑工事;另以刚刚由镇江撤入南京城内的第103师及第112师由教导总队总队长桂永清指挥,负责中山门附近城垣及紫金山阵地的守备。当夜,第156师选派小分队坠城而下,将潜伏于城门洞中的少数日军全部歼灭。
雨花台方面,日军两个师团主力和步、炮、坦克及航空兵协同攻击,将中国守军第88师右翼第一线阵地全部摧毁。守军残部退守第二线阵地。当晚,日军第18师团占领了芜湖。12月11日,日军第16师团猛攻紫金山的中国军队阵地。教导总队在紫金山及其以南地区坚决抗击。激战终日,日军毫无进展。后其右翼部队攻占了守军第2军防守的杨坊山、银孔山阵地,进至尧化门附近。日“上海派遣军”又从正在镇江等船渡江的第13师团调山田支队,从第16师团右翼加入战斗,向乌龙山、幕府山炮台进攻。
日军第10军的第114师团及第6师团主力继续攻击雨花台。中国守军第88师的第二线阵地又被摧毁,被迫据守核心阵地。日军第114师团右翼部队开始攻击中华门,城门被炮火击毁。少数日军一度突入城内,但被第88师据守城垣的部队歼灭。日军第6师团左翼部队之一部沿长江东岸北进,在上新河击退宪兵教导二团的一个营,占领了水西门外的棉花堤阵地。日军国崎支队在当涂以北渡过长江,沿西岸北进,向浦口运动。
南京保卫战期间,当蒋介石发现撤至南京部队的战斗力及士气已远不如淞沪期间,南京外围主阵地仅防守两三天即告失守,而复廓阵地立足未稳即在主要方向上又被敌突破、迫近城垣,深感形势严峻。当得知当涂附近已有日军渡江时,更知局势危急。为避免南京守军被敌围歼,蒋介石于11日中午考虑令南京守军撤退,遂令时在江北的顾祝同以电话转告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要唐当晚渡江北上,令守军相机突围。唐生智由于自己曾力主固守,现若突然先行撤走,怕今后责任难负,因而要求必须先向守军将领传达清楚最高统帅部的意图后方能撤离。当晚,蒋介石致电唐生智:“如情势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以图整理而期反攻。”唐生智于当夜与罗卓英、刘兴两副司令长官及参谋长周斓研究后,决定于14日夜开始撤退,遂于12日凌晨2时许召集参谋人员制订撤退计划及命令。
12月12日,日军5个师团对南京复廓阵地及城垣发动猛攻。中午前后,日军攻破中华门,防守此处的第88师遂即撤走,南京失陷已成定局。当时大批逃难居民与溃退的散兵拥挤在街道上,城中秩序开始陷于混乱。南京守军已开始呈动摇态势。唐生智等决定改在当夜撤退。12月12日17时,卫戍司令部召集南京守军中师以上将领开会,布置撤退事宜。唐生智首先简要地说明当前战况,询问大家是否还能继续坚守,与会将领无一人发言。唐生智遂出示蒋介石命守军相继撤退的电令,由参谋长周斓分发了参谋处已油印好的撤退命令及突围计划。
但在书面命令分发后,唐生智又下达了口头指示,规定第87师、第88师、第74军及教导总队“如不能全部突围,有轮渡时可过江,向滁州集结”。这就大大降低了命令的严肃性,也为个别部队不执行命令制造了借口,以致计划中规定的由正面突围的部队,除广东部队第66军及第83军之大部按命令实施突围外,其余各军、师多未按命令执行。
由于城中各部队多沿中山路向下关撤退,而挹江门左右两门洞已经堵塞,仅中间一门可以通行,各部争先抢过,不少人因挤倒而被踩死。下关情况更为混乱,各部队均已失去掌握,各自争先抢渡。由于船少人多,有的船因超载而沉没。
12月14日,唐生智宣布南京卫戍司令部撤销,撤至江北的卫戍军部队改隶第三战区。南京保卫战基本结束。在淞沪会战后主力部队遭受重大损失的困难情况下进行的南京保卫战虽以失败告终,但展示了中国政府抗战的决心。
南京沦陷后,日军对30多万战俘平民施行了震惊世界的大屠杀。

日军疯狂进攻

中国守军奋勇抵抗
南京保卫战中阵亡的部分国军将领

宪兵司令萧山令少将

少将旅长朱赤

少将旅长易安华

少将参谋长姚中英

旅长高致嵩

上校团长程智

上校团长谢承瑞

上将师长饶国华(在保卫南京外围的广德战役中牺牲)
3.东北军保卫连云港
1938年1月,日军板垣师团从青岛登陆以后,与矶谷师团相呼应,兵分三路向南纵深推进,其中一路在连云港海面集结多艘战舰,企图以海军陆战队在空军配合下强行登陆,以牵制中国军队徐州以东的兵力,实现其两面夹击、在短期打遍东陇海线的战略企图,遂于5月20日对连云港发动猛攻。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调整防务,派东北军之第57军进驻新海连地区,执行保卫连云港的任务。该军之第112师担任第一线防御任务,师部驻海州;所辖第334旅马万珍部驻新浦,该旅667团驻新县。5月,第667团进入孙家山前沿阵地。
20日黎明,海面上雾气笼罩,哨兵从朦胧中观察到海面上有船艇向岸边移动,立即发出暗号,全团随即进入战斗状态。日军陆战队在战机掩护登陆。第667团官兵不顾敌机扫射轰炸,向日军猛烈还击,打退了日军的多次冲锋,直至傍晚。日军不敢夜战,停止进攻。第667团团长万毅根据敌情,命令第3营夜袭敌营。第3营悄悄地穿插进敌营,乘其不备,猛烈袭击,使敌措手不及,只得夺路退回海上。此战缴获迫击炮11门,步机枪、弹药甚多,取得保卫连云港战役的第一次胜利。
5月下旬,日军200余人恃海陆空联合火力优势,再犯孙家山。中国军队第667团所部一营官兵顽强阻击未果,阵地被突破。团长万毅一面组织炮火阻止日军向纵深发展,一面发挥己方夜战、近战之长,组织部队连夜发起反击,击退日军。此仗激战一昼夜,歼敌三四十人,取得了连云港保卫战的第二次胜利。
日军在孙家山两度受挫,转向沿铁路西进,企图迂回后云台山。第57军第112师侦知敌情后,在庙岭附近埋伏,于6月18日痛击日军,敌伤亡300余人后被迫撤退。
8月间,日军又向云台山北的大桅尖主峰发起了攻击。驻守大桅尖的是东北军第112师的第672团,第667团作为预备队,在师部附近设防待命。激战中大桅尖阵地一度失守。师部随即命第667团进入战斗岗位,协助第672团夺回大桅尖。

时任东北军第112师第334旅第667团上校团长万毅。
万毅、白喜禄两位团长利用日军不习夜战的弱点,于夜间发起突袭:第672团从正面发起进攻,吸引住敌军火力;第667团则从侧后发起攻击,与日军进行肉搏。激战后,日军在遭到重创后,夺路逃遁。
东北军第57军第112师在保卫连云港的战斗中守住了国门,“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毅之谐音)”也作为歇后语在连云港地区流传开来。
连云港保卫战,从战略上讲是徐州会战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扼制了日军从海上增兵的企图。此战我国军队能在一个地方坚守半年以上而未被日军攻陷,在抗战初期是是罕见的。
4.江苏各地民众抗暴御侮
在国土沦陷之际,江苏人民自发地拿起武器,与日本侵略军进行殊死的抗争。从苏南的太湖和茅山,到苏北的洪泽湖和徐淮平原,到处涌现了民众抗日自卫队。他们坚持依靠当地群众,不断挫败日军及匪伪势力的进攻,发展成为群众性的抗日自卫斗争的主要力量。
1937年冬,失去组织关系的共产党员管文蔚在丹阳访仙桥组织了苏南最早的抗日武装——倪山自卫团。他在韦永义、梅嘉生、管寒涛等人协助下,利用过去开展农民运动的关系,采取广泛吸收、联合等途径,迅速发展抗日力量。到翌年2月,武装基干队已发展到3000余人,并成立了丹阳抗日自卫总团,管文蔚任总团长,下辖4个基干大队及80多个乡村自卫团,初步形成了以访仙桥为中心的丹北抗日游击区。
1938年初,爱国青年任天石在家乡常熟塘桥镇组建了一支数十人的自卫武装。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李建模积极支持,发动进步青年帮助收集枪支并加入自卫武装。翌年2月,李建模在上海找到了党组织。党组织派出军事干部到常熟举办训练班,提高这支自卫武装的军政素质,后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常熟人民抗日自卫队第1大队。常熟军民坚持抗战,积极开展本地区的统战工作,注意发展不脱离生产的农民自卫队,逐步开拓了常熟东乡的抗日游击区。

丹阳抗日自卫总团

1938年冬,陈毅(左四)到挺进纵队视察时与纵队负责人梅嘉生(左一)、郭猛(左二)、管文蔚(左五)、韦永义(左六)、张震东(左七)合影。
1938年春,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顾复生在青浦东乡陆续建立了7支不脱产的农民抗日武装,不久又组建了脱产的常备队。

1938年夏,中共常熟县委组建了常熟人民抗日自卫队。图为整装待发的自卫队队员。
6月,该部接受了国民党方面淞沪民众抗敌自卫团第3支队的番号,通过收编附近的游击队,扩展到3个大队,600多人枪。该部曾烧毁青沪公路上的11座桥梁,截断日军的交通运输线,接着又在青浦观音堂痛击前来“扫荡”的日军,建立了以观音堂为中心的青东抗日游击区。
在风起云涌的抗日游击运动中,一大批爱国青年或投笔从戎,或毁家纾难,成为抗战的中坚力量。在宜兴臧村,从外地返乡的李复联络数十名青年,在地方进步人士朱廉的协助下,树起苏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的旗帜。部队很快发展到数百人,袭扰、打击下乡日军。在高邮湖西,曾参加皖南郎溪农民暴动、失败后到处漂泊隐匿的爱国人士陈文建立起拥有3000多人枪的抗日义勇团,该部在扬州西北的公道桥先后三次挫败日伪军的“扫荡”,打死打伤日军20余人;多次伏击日军水上运输船队,缴获大量粮食、布匹和武器弹药,成为远近闻名的抗日游击队。
在海门、启东一带,爱国青年瞿犊组织抗日游击队,不时袭击日军的据点和运输船只。不久,他的游击队与另一支游击队联合,成立启东抗日义勇军,瞿犊担任副总指挥。许多热血青年前来投军,游击队不断发展。在沭阳汤沟,小学教员汤曙红由宣传抗日转向组织武装,担任了汤沟乡民众抗日自卫队大队长。后来,他联合邻县的抗日武装,成立了东(海)灌(云)沭(阳)边区抗日游击总指挥部,他本人被推选为总指挥。一次,国民党沭阳县政府部分人员被日军围困,汤曙红率队火速增援,并部署各乡民众自卫队3000人参战。他们将数门土炮集中使用,向日军轰击,打得敌人猝不及防,夺路而逃。
各地抗日游击组织的涌现,鼓舞了民众的抗战信心和热情,有力地牵制了沦陷区日军,为其后抗日游击区的开辟打下了良好基础。
5.人类文明史上骇人听闻的罪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占领了南京城。在日军大本营的授意和“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及第6师团师团长谷寿夫等法西斯分子的纵容下,日军在南京地区烧杀淫掠,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
12月15日,日军将中国军警人员2000余名,解赴汉中门外,用机枪扫射,焚尸灭迹。同日夜,又有市民和士兵9000余人,被日军押往海军鱼雷营,除9人逃出外,其余全部被杀害。16日傍晚,中国士兵和难民5000余人,被日军押往中山码头江边,先用机枪扫射,后抛尸江中,只有数人幸免。17日,日军将从各处搜捕来的军民和南京电厂工人3000余人,在煤炭港至上元门江边用机枪射毙,一部分用木柴烧死。18日,日军将从南京逃出被拘囚于幕府山下的难民和被俘军人5.7万余人,以铅丝捆绑,驱至下关草鞋峡,先用机枪扫射,复用刺刀乱戳,最后浇以煤油,纵火焚烧,残余骸骨投入长江。更令人发指的是,日军少尉向井和野田在紫金山下进行“杀人比赛”,他们分别杀了106和105名中国人后,“比赛又在进行”。
今井正刚当时是《朝日新闻》社的随军记者。《朝日新闻》南京分社设在大方巷。12月15日晚上,他和中村记者在分社门外发现了“一支望不到头的中国人的队伍”,“被带到屠场上去”,就一直尾随着跟到下关的中山码头。“来到江边,只见酱汤色的扬子江像条黑带子,精疲力尽地、缓缓地流着。江面上漂溢着乳白色的朝雾,天就要亮了。码头上到处是焦黑的尸体,一个摞一个,堆成了尸山,在尸山间有50到100个左右的人影在缓缓地移动,把那些尸体拖到江边,投入江中。呻吟声、殷红的血、痉挛的手脚、还有哑剧般的寂静,给我们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对岸隐约可见,码头的地面上满是黏滞的血,像月夜下的泥泞似的反射着微光。过了一会儿,结束了清理作业的苦力们在江岸上排成了一列,接着是一阵哒哒哒哒的机枪声,这群人有的仰面倒下,有的朝前跌入江中。”今井把以上看到的一切写了出来,他的《目击者的证言》后来在日本发表。
1929年出生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亲口证言:“1937年12月13日上午,一队日本兵约有30人来到我家门前敲门,刚刚打开门的哈姓房主就遭到枪杀。我父亲看到这个情况,就跪在日本兵面前,恳求他们不要杀害其他人,也被日本兵用枪打死。母亲吓得抱着1岁的小妹妹躲到一张桌子下面,被日本兵从桌子下面拖出来。日本兵从母亲手中夺过小妹妹,把她摔死在地上,接着他们扒光了母亲的衣服,几个日本兵对母亲进行了轮奸,然后用刺刀把她杀死……几个日本兵闯进隔壁房间,那里还有外祖父、外祖母及两个姐姐。日本兵要强奸两个姐姐,外祖父和外祖母拼命护着我们,均惨遭枪杀。日本兵撕下两个姐姐身上的衣服,她们分别遭到几个日本兵的轮奸。大姐、二姐被轮奸后又被日本兵用刺刀刺死……当时我躲在床上的被子里,由于恐惧,吓得大哭,被日本兵用刺刀在背后刺了三刀,我当时就昏了过去,不省人事。也不知过了多久,我被4岁妹妹的哭声惊醒,看到周围全是亲人的尸体,我们俩哭喊着要妈妈……我们到处找吃的东西,幸好家里有些炒米、锅巴,渴了就在水缸里舀冷水喝。就这样,我们与亲人的尸体一同生活了14天。就这样,我家9口人在很短的时间内被日本兵杀死了7口人,我一想起,就忍不住流泪,眼睛都哭坏了”。

南京大屠杀中山码头附近现场惨状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在日军占领南京后的一个月中,全城发生2万起强奸、轮奸事件,许多妇女在被强奸之后又遭枪杀、毁尸,惨不忍睹。与此同时,日军遇屋即烧,从中华门到内桥,从太平路到新街口以及夫子庙一带繁华区域,大火连天,几天不息。全市约有1/3的建筑物和财产化为灰烬。无数住宅、商店、机关、仓库被抢劫一空。“劫后的南京,满目荒凉”。
《远东国际法庭判决书》中写道:“日本兵完全像一群被放纵的野蛮人似的来污辱这个城市”,他们“单独的或者二三人为一小集团在全市游荡,实行杀人、强奸、抢劫、放火”,终至在大街小巷都横陈被害者的尸体。“江边流水尽为之赤,城内外所有河渠、沟壑无不填满尸体”。
1946年2月中国南京军事法庭查证:日军集体大屠杀28案,19万人;零散屠杀858案,15万人。日军在南京进行了长达6个星期的大屠杀,中国军民被枪杀和活埋者达30多万人。
南京民众在经历这场惨痛劫难的同时,其文化珍品也遭到了大掠夺。据查,日本侵略者占领南京以后,派出特工人员330人、士兵367人、苦工830人,从1938年3月起,其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每天搬走图书文献十几卡车,共抢去图书文献88万册,超过了当时日本最大的图书馆——东京上野帝国图书馆85万册的藏书量。
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一些留在城里的外国人士出于人类崇高的正义感和同情心,救死扶伤,帮助和拯救了大批难民,并用文字、照片和影像资料,记录了日军的暴行。德国人约翰·拉贝与十几位外籍人士共同筹建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并被推选为主席。他累计保护了20多万南京难民的生命,被称为“南京的辛德勒”。美国人明妮·魏特琳女士(Minnie Vautrin)当时代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长,她开放校园作为妇女和儿童的难民营,在高峰时校园内曾收容近1万多人,使许多妇女免遭日军强暴。她还以一位外国女性特有的敏锐和情感,在日记里真实地记录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这些曾经帮助过中国人民的外国人士,值得中国人民永运怀念和尊敬。
抗战胜利后,指挥南京大屠杀的刽子手松井石根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以绞刑,谷寿夫被引渡给中国政府处以死刑。

强奸杀害妇女






日军的残杀暴行
2014年2月27日下午,经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表决通过,12月13日被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2014年12月13日上午10时,南京全城鸣响警报1分钟,第一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公祭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隆重举行。这次公祭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名义举行,体现出国家公祭的最高规格。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了公祭仪式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历史不会因时代变迁而改变,事实也不会因巧舌抵赖而消失。南京大屠杀惨案铁证如山、不容篡改。任何人要否认南京大屠杀惨案这一事实,历史不会答应,30万无辜死难者的亡灵不会答应,13亿中国人民不会答应,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民都不会答应”。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2014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