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

毛泽东被剥夺指挥权

自1927年8月1日起，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领导武装斗争，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11月，共产党人彭湃在广东海陆丰成立了第一个苏维埃政权。苏维埃原文为俄语“工农兵代表会议”，是当时苏联中央和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采取的形式。随后，在整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民主政权都称为苏维埃。因根据地的政权形式采取苏维埃的形式，故称为苏区。由毛泽东、朱德等开辟的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是当时最大的苏区。至1933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与工农红军有了很大发展。十几块苏区的总面积达10余万平方公里，红军总人数发展至近30万人。

从1931年开始，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者占据了中央的统治地位。他们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以教条主义的态度指手划脚，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方针、政策横加指责，并先后撤掉了毛泽东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书记、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1932年10月以后，毛泽东在军事问题上不但失去了指挥权、决策权，甚至连发言权也被剥夺了。从此，红军的作战逐渐陷入被动。

第五次反“围剿”——两个德国人的“对决”

1933年9月，蒋介石按照其“攘外必须安内”的既定方略，调集100万兵力、200架飞机，开始向各红军根据地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围剿”，其中直接用于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的兵力达50万。蒋介石采纳其德国军事顾问冯·赛克特提出的方针，采取了持久战和“堡垒主义”新战略。在江西苏区革命根据地周围构筑大量堡垒，以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战术，将包围圈平均每天向内推进一二千米，或者几百米，逐步向中央苏区蚕食。冯·赛克特曾指着江西地图当众夸下海口：“共产党统治区不过五万平方公里，只要保持每天前进一千米的速度，不出一年，就可以全部吃掉。”蒋介石称此举为“抽干塘里的水，捉塘里的鱼”。

这时，指挥中央红军作战的也是一个德国人，中文名字叫李德。

1933年春，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此时，中国工农红军展开的土地革命战争如火如荼，受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极大关注。10月，共产国际派出的军事顾问李德到达中央苏区，当即被临时中央授予中央红军的总指挥权。李德执掌红军指挥大权后，完全拒绝接受红军行之有效的作战经验，只是一个人在房子里凭着地图指挥作战，盲目地把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积累的实战经验和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到的条条框框，机械地搬到了中国。他拟定的作战指挥要图，通常连哨兵站在什么地方，一门迫击炮或一座碉堡配置在什么位置也要硬性规定。当时红军所用的作战地图误差较大，李德也不管不问。所以，图上标的是100里，可能实际是130里，看似平路，实际是山路。按照这个图下达的作战任务，通常很难完成。

反“围剿”失利彭德怀痛斥李德

面对国民党军的进攻，红军指战员浴血奋战。1934年4月中旬，国民党军集中优势兵力进攻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博古、李德等不顾敌强我弱、部队连续作战减员很大的实际情况，调集红军主力同敌人“决战”。经过18天的血战，尽管予敌以重创，但红军遭到更大伤亡，广昌失守。

战后，彭德怀被博古、李德叫去谈话。彭德怀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李德等人的作战方针，本来就憋了一肚子气，与李德见面后，便发生激烈争论。他怒斥道：你们的作战指挥从开始就是错误的。中央苏区从1927年开创到现在快8年了，一、三军团活动到现在也是6年了，可见创造根据地之不易。就这样被你们白白送掉，真是“崽卖爷田心不痛”！对于这样激烈的言辞，翻译伍修权没敢直接译出来告诉李德，最终在彭德怀的坚持下由懂俄语的杨尚昆翻译成了俄文。李德听后咆哮起来，大喊：封建！封建！彭德怀回骂李德：下流无耻。

7月，在敌人新的进攻面前，博古、李德等又兵分六路，全线防御。10月初，兴国、宁都、石城一线相继失陷，中央根据地日益缩小。红军在根据地内粉碎敌人“围剿”的可能性已经完全丧失。

毛泽东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原因

第一，以堡垒对堡垒，失去了运动战的机会，使敌人的堡垒主义持久战的战略战术达到了目的。第二，搞分兵把口、全线防御、短促突击的一套，企图“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丧失了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机会。例如李德直接指挥的广昌保卫战，战斗持续18天，红军毙伤俘敌2626人，自身却损失5093人，换来的仍然是广昌失守。第三，不知在军事上利用19路军的事变，粉碎“围剿”。第四，在战略转变与突围行动上，表现迟疑不决。在敌人逼近苏区中心之时，没有毫不迟疑地转变战略方针，部队转移后，又一路采取消极避战的方针。

剩下长征一条路了

1934年9月26日，“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开始向苏区中心区发起总攻，并拟于10月14日进攻瑞金、宁都。从日后的国民党将领回忆录中可以看出，他们当时并不知道毛泽东的指挥权已经易手。在前四次“围剿”作战中，被红军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打怕了的国民党军始终不敢长驱直入，这给红军进行必要的休整动员、从容地进行战略转移提供了良机。毛泽东曾建议，以红军主力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敌军至湖南，在广大无堡垒地区寻求战机，争取粉碎敌人的“围剿”，恢复中央苏区。但是，执行“左”倾路线的领导人已经从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变成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仓促决定放弃中央苏区，提前一个月向湘西北实行战略转移。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遂告失败。

毛泽东在后来总结第五次反“围剿”时说：“到打了一年之久的时候，虽不利于出浙江……但还可以向湖南中部挺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歼灭之。此计又不用，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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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路军“福建事变”1933年11月，国民党第19路军将领联合部分反蒋势力，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与蒋决裂。蒋介石从“围剿”中央苏区的部队中抽调11个师前去剿讨，苏区的东、北方向压力骤减。当时毛泽东向中央建议，及时抓住这个机会，以红军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威胁国民党政府的根本重地，迫使其撤兵回援。一方面能够帮助“福建人民政府”，另一方面又可能迅速创造出一个新的局面，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

拉开长征序幕的两支部队

长征前，率先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两支部队，一支为北上的红7军团，一支为西征的红6军团。

1934年7月5日，中共中央决定派遣红7军团到敌人的深远后方，进行广大的游击活动，建立新的根据地，以图吸引敌人兵力向北调动。

7月6日，红7军团约计6000余人，携长短枪1300余支、轻重机枪几十挺、迫击炮6门、宣传品300余担，在中央代表曾洪易、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率领下，从瑞金出发，于29日到达闽江南岸，并在红9军团的掩护下抢渡闽江。随即公开打出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旗帜。11月，红7军团进入闽浙赣根据地，与红10军会合，合编为红10军团，然后在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等率领下，继续转战于浙皖边、皖赣边和皖南地区。至12月，红10军团主力在江西怀玉山地区被国民党优势兵力包围，大部壮烈牺牲。余部在粟裕、刘英等领导下转到闽浙边地区，坚持游击战争。

就在红7军团出发18天之后的7月23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又决定派红6军团北渡湘江，到达湘中的新化、溆浦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以策应中央苏区的反“围剿”。同时，要求红6军团确立与红2军团的联系，造成江西、四川两苏区连接的局面。8月7日，红6军团9000余人，由中央代表任弼时、军团长萧克、政委王震率领，从江西碧溪、新江地区出发，踏上了西进的征途。9月8日，中革军委对红6军团发出补充训令，改变了原规定红6军团“在新化、溆浦间建立根据地”的指示，命令其向城步、绥宁、武冈地区挺进，在该地区开展斗争。并强调，“至少要于9月20日前保持在这一地区内行动”，“以后则转移到湘西北地域”。至此，中共中央正式赋予红6军团为中央红军进行战略转移而探路的任务。红军长征的序幕被正式拉开。随后，红6军团袭占通道，西入贵州，突破敌军18个团的包围。至10月24日，抵达贵州印江木黄与贺龙领导的红2军团会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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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6、红7军团西征历经的省份与里程

红6军团1934年8月7日从江西出发，经湖南、广西、贵州等省，至10月26日与红2军团会师。行程达5000余里。

红7军团1934年7月6日从江西瑞金出发，于11月到达闽浙赣苏区与红10军合编为红10军团，继续向皖南地区挺进。先后转战福建、浙江、江西、安徽等省，行程达5600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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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红7军团北上与红6军团西征不属于长征首先，红7军团北上与红6军团西征，都是外线的局部的战役性出击，不属于战略转移；其次，长征作为一次大规模的战略转移，必须从影响中国革命全局的行动来考虑，应以中国革命大本营与主力红军的移动时间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