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富裕家庭中成长的小姐，与小镇上的寻常人家女孩相比，在物质方面，陈君起不用过早地担负起维持生计的责任，并且拥有可以读书识字的机会，已然是十分难得了。这让陈君起有着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文化学习中。但作为家庭教育和自我修养培育的内容之一，陈君起也学会了操持家务，打点内外。家里开设了一个酱油厂，她甚至学会了制作酱油。生活实践也养成了她勤俭持家的好习惯。

随着时光的推移，陈君起长成了一个大姑娘。她出落得高挑修长，端庄大方。她也蓄起长长的头发，仿照时兴的样式，盘在头顶。但已到成年之际的她，却不得不面临传统婚姻的考验。

父亲陈巽倩为她谋定了一门婚事。对方是当地富绅的儿子，品性不端，道德败坏，在当地可谓人尽皆知。可对于这桩婚事，父亲显然不是以女儿的终极幸福为考量，在他的思想中，门第和家庭才是婚姻的唯一指向。

此时的中国社会，聘娶婚制仍是当时符合国家法律规范的唯一合法婚制。清末修订的《大清现行刑律》中，明确规定男女须“依礼聘嫁”，与《大清律》的规定一般无二，不同者只是晚清刑律对违法者多以较轻的罚金刑代替明清时代的杖刑。《大清民律草案》关于“家制”规定：“家长以一家中之最尊长者为之”（第八条），“家政统于家长”（第十一条），这些律典中都充满着严苛的包办强迫性。

在陈巽倩眼中，贯穿两千多年的封建聘娶婚制是婚姻的唯一正确标准。作为一家之主，他牢牢把持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不二圭臬，对子女的婚姻有着绝对的主宰权。这既基于他在家庭中坚不可摧的中心地位，也是当时男权社会的基本写照。

这对性格倔强的陈君起而言，是不可接受的。她早已听闻父亲为她指配的丈夫人选的斑斑恶迹，对他更是无半点好感。油然而生的厌恶与抵触使她从内心排斥这门婚事。作为一个生性倔强刚毅的女子，对与她期冀的婚姻背道而驰，有着天生的反抗情绪。她早已不是闺阁中娇羞沉默的无知少女，将自身的命运托付于茫茫不可知的未来，盲从式地踏上可预知的悲惨命运。她下意识地阻止自己去听从。回想起传统教化典籍中的陈腐字眼，此时显得更加面目可憎。而那些新潮媒体报刊上的反抗言论，更是点燃了她的内心之火。

当时的中国，随着国门的洞开，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因子也随之引入。其中，针对传统封建家庭观，部分有识之士和新兴阶级也对之展开了各方面的反思和批判，积极倡导符合社会发展潮流的新型婚姻观，推动中国婚姻制度变革。

对于封建家庭中未婚女子在婚姻中的被动和不自主，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有了深刻的揭露：女子“不得自由之事，莫过于强行牉合，夫妇为终身之好，其道至难，少有不合，即为终身之憾，无可改悔。父母虽极爱子女，然形质既殊，则爱恶亦异，故往往有父母所好而为子女所恶者，父母所恶而为子女所好者。……既非所好而强合之，则将有终身抱恨者矣。况父母本自异性，或父好贵而母好富，父好文而母好质。又孰从而定其深得子女之性乎？”这种父母与子女的思想错位，也揭示了传统封建婚姻的不合理之处。

1898年7月，由维新妇女创刊的《女学报》，则以更为激进弹劾的立场，站在被压迫女性的角度，对封建礼教和纲常进行了无情的控诉和挞伐。8月27日，上海知识女性王春林在《女学报》第5期发表《男女平等论》，尖锐地指出：在婚姻中，女子“以自有之身，待人主婚，为人略卖，好恶不遂其志，生死悉听之人”；出嫁后，还要“从夫”“夫自命为纲”；“凿其耳，削其足，粉黛其面首，以悦男子之目，供养服役，以适男子之意”，揭露了封建制度对妇女的摧残。

这一期刊载的《贵族联姻按语》，赞美推崇西方国家的婚姻制度：“男女年至二十一岁，凡事皆可自主。父母之权，即不能抑制。”认为在婚配问题上，自由恋爱的婚姻才是真是幸福的婚姻，“是以男女择偶，无烦月老，如或两情契合，遂尔永结同心”。

这些言论都与陈君起的心声不谋而合。站在自身的角度，她开始追问身为女子的自己，应该怎样存活。是如同姐姐一样顺从，还是可以有截然不同的可能性。生性刚强的她决定为自己的婚姻前途付出一点实际努力。她紧紧攥着自己的想法，试图与父亲协商，然而在强悍顽固的父亲面前，所有的道理和哭诉似乎都无济于事。在无数次的挣扎和反抗都失败的情况下，陈君起选择了毅然决然的反抗——逃离家庭。

她逃出了家门，作为最直接、最冲动的抗拒反映。父亲对于她的忤逆勃然大怒，不可触犯的威严使他不改初衷，仍然坚持自己的想法，一意孤行，强迫女儿就范。但陈君起并未因此而屈服，她有了更大胆的想法。

当时，陈君起有一位堂姐在上海女校读书。偏安南翔小镇一隅的陈君起对于接受现代女子教育也十分向往。她内心隐约觉得，接受新式的现代教育是摆脱传统女性的生活方式和社会角色羁绊的突破口。于是，在这种已无路可退的境地中，陈君起鼓起勇气，朝着心中那星星之火，破釜沉舟，追逐自己心中的理想。

她求救于自己的母亲。出于母亲的慈爱，不愿看到女儿委曲求全，葬送人生；又或许是出于同情，不愿看到女儿重蹈自己婚姻的悲剧，善良的母亲帮助她逃离了这个家和这个她生于斯、长于斯的南翔小镇，辗转来到了上海堂姐家。如同一只蝴蝶，她终于挣开困顿多时的织网，奋力飞向自己憧憬的世界。

女儿的叛离让父亲震惊不已。他难以相信女儿不遵从自己的安排，更是不愿拉下自己的颜面作罢这桩婚事。一气之下，他宣布与陈君起断绝父女关系，并停止了对她的经济支持。

亲情让渡于父权神圣的不可侵犯，这也是封建家庭的悲剧根源。家庭成员之间的血缘和情感异化为伦理的权威和规矩，在等级森严的经纬之中动弹不得。循规蹈矩是普通女子最为稳妥的生存方式，尽管无数人的平淡生活背后都包裹着腐朽的悲剧意味。而陈君起却选择了一条异于常人的道路，成为了一个离经叛道的忤逆者。

20世纪初的南翔小镇走出了一个不安分的“奇女子”，这在当地不可谓不是一则奇闻轶事。这些洋溢着嘲讽与惊诧的笑谈，也预示着今后，陈君起将忍受无尽的情感孤独和所谓的道德非议。

19岁这年，这个当时名叫陈振的少女，带着挥别旧世界的决心，怀揣着对于新世界的惶惑与期待，裹挟着一身披荆斩棘的胆量和意气，勇敢地与南翔镇作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