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理解什么是发展或发展的内涵是什么，是形成发展观的基础和关键。许多国家由于发展观理解的误差，影响了正确发展道路的形成，也使发展的结果与其初衷相背离。因此，回顾发展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对明确正确的发展内涵和形成正确的发展观是非常有意义的。

1.以经济增长为基本标志的发展观

“发展”这一概念最初被经济学家定义为“经济增长”。著名发展经济学家迈克尔·托罗达在全面总结传统发展经济学的基础上，对传统“发展”的含义进行了概括：“按照严格的经济定义，‘发展’一词习惯上是指一国经济（其最初的经济状况在长时期内或多或少的是静止不变的）获得或保持GNP以每年大约5%~7%或者更高的速度增长的能力。”这种发展观实际上是以物为中心的发展观的典型代表，是经典的传统发展观。它主要是从人与物（特别是物质财富）关系的角度出发的，它是一种“工业化实现观”，以工业增长作为衡量发展的唯一标志，把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和由此产生的工业文明当作是现代化实现的标志。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这一发展观表现为对国民生产总值、对高速增长目标的热烈追求。这种发展观认为，国民生产总值高的国家就是经济强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多的国家就是经济成功或繁荣的国家，国民生产总值增长迅速的国家就是经济上取得很大进步的国家，因此，追求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就成了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和动力。但是，这种单纯片面追求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发展战略所带来的一个严重后果是：环境急剧恶化，资源日趋短缺，人民的实际福利水平下降，社会的矛盾和冲突加剧，发展最终将难以持续而陷入困境。因此，传统发展观实质上也是一种产值增长观，它所表现的经济繁荣带有很大的虚假性。

2.发展是一个多维度的过程

法国学者佩鲁于1983年出版的《新发展观》可以说是这一发展观的集中体现。佩鲁认为，发展包括经济增长、政治民主、社会转型、文化变迁、生态平衡等多方面内容，因而发展是“整体的、综合的，同时也是内生的”，称之为“多维发展观”。所谓发展是“整体的”，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模式必须有一个整体的规划，既要考虑到作为整体的社会，又要考虑到人的各个方面，还要考虑到人们相互关系中出现的多样性，所谓发展是“综合的”，是指各个产业、各个区域的协调发展，而所谓发展是“内生的”，则是指充分正确地利用本国的力量和资源来促进发展。综合发展观的提出是人们对于以经济增长为标志的发展观的反思和再认识，使发展观上升到一个更深刻也更丰富的层次。这种发展观认为应该把发展看作包括整个经济和社会体制的重组和重整在内的多维过程。多维度的发展观已经得到了很多国家的认可，如“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1970-1980）报告”指出：发展已不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及社会福利设施的改善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美国学者曾经发动了一场“社会指标运动”，提出了建立包括经济、社会、环境、生活、文化等各项指标在内的新的发展价值体系。这些价值体系已经成为当前国际社会通用的权威性评价标准。世界银行的发展报告在描述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特征时就用了人均GNP、人均能源消耗量、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等多项指标；在评价社会福利方面则使用了公共退休金支出、公共卫生保健支出、公共教育支出、入学率，以及国家贫困率、死亡率、平均寿命等指标。此外，从经济理论的角度来看，制度经济学派以及技术进步论、人力资本论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与特殊的知识积累论等经济增长理论，均给予多维发展观一定的启示和借鉴。这些学派在理论上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使发展的内涵突破了单纯的经济增长，更加重视非经济因素对发展的作用。例如，制度经济学派认为，经济发展绝不可能是纯粹经济现象，相反，经济发展受到政治、法律、制度等因素的深刻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影响。

相对于以经济增长为基本标志的发展观来说，多维发展观虽然强调了发展内涵的全面性，在其理论体系中，对人与人和人与物的关系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但是它在理论与实践上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缺陷就是忽视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没有意识到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的重要性，没有关注到环境和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与影响。

3.可持续发展观

可持续发展观强调的是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追求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其核心思想是，健康的经济发展应建立在生态持续能力、社会公正和人民积极参与自身发展决策的基础上。它所追求的目标是：既要使人类的各种需求得到满足，个人得到充分发展，又要保护生态环境，不对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构成危害。它特别关注各种经济活动的生态合理性，强调对环境有利的经济活动应予鼓励，对环境不利的经济活动应予摒弃。在发展指标上，不单纯用国民生产总值作为衡量发展的唯一指标，而是用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生活等多项指标来衡量发展。这种发展观较好地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有机地统一起来，使经济能够沿着健康的轨道发展。因此，可以说，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在20世纪末期一种十分明智的选择，已经得到了很多国家的认可，并成了它们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的指导思想。

可持续发展在上述核心思想中还包含了以下几层含义：第一，可持续发展尤其突出强调的是发展，把消除贫困当作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项不可缺少的条件。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权尤为重要。目前，发展中国家正经受着贫困和生态恶化的双重压力，贫困是导致生态恶化的根源，生态恶化又更加剧了贫困。贫困和生态恶化把发展中国家拖进了一个十分艰难的困境。因此，可持续发展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第一位的是发展，只有发展才能为解决生态危机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也才能最终摆脱贫困、愚昧和肮脏。第二，可持续发展认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互联系，不可分割，并强调把环境保护作为发展进程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衡量发展质量、发展水平和发展程度的客观标准之一。因为现代发展越来越依靠环境与资源基础的支撑，而随着环境恶化和资源耗竭，这种支撑已越来越薄弱和有限了。因此，越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情况下，越要加强环境与资源保护，以获得长期持久的支撑能力，这是可持续发展区别于传统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第三，可持续发展还强调代际之间的机会均等，指出当代人享有的正当的环境权利，即享有在发展中合理利用资源和拥有清洁、安全、舒适的环境权利，后代人也同样享有这些权利。当代人不能滥用自己的环境权利，不能一味片面地追求自身的发展和消耗，而剥夺了后代人理应享有的发展与消费的机会。这一代人要把环境权利和环境义务有机地统一起来，在维护自身环境权利的同时，也要维护后代人生存与发展的权利。第四，可持续发展呼吁人们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要求人们在生产时尽量地少投入、多产出，在消费时尽可能地多利用、少排放。因此，必须纠正过去那种靠高消耗、高投入、高污染和高消费来带动和刺激经济高增长的发展模式，而转变为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来促进经济增长的新模式。因为只有大量先进生产技术的研制、应用和普及，才能使单位产量的能源、物耗大幅度地下降，才能不断地开拓新的能源和新的原材料，也才能实现少投入、多产出的生产方式，进而减少经济发展对资源和能源的依赖，减轻对环境的压力。第五，可持续发展要求人们必须彻底改变对自然界的传统态度，建立起新的道德和价值标准，不再把自然界看作是被人类随意盘剥和利用的对象，而看作是人类生命的源泉和价值的源泉。人类必须学会尊重自然、师法自然、保护自然，把自己当作自然界中的一员，与之和谐相处。如果说哥白尼发现了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在文明史上具有伟大的变革意义，那么，我们现在也应该承认，人类不是自然界的中心，同样具有伟大的变革意义。

可持续发展观突破了传统经济学的局限，突出了人与物和人与人的关系的重要性，特别是突出了人与物关系中的人与资源、环境、生态关系的重要性。它把人口、资源、环境、生态和经济发展视为一个系统，作为研究发展的重要内容，强调经济学要解决“配置（效率）、分配（公平）和规模（可持续性）”三者之间的价值冲突，重点解决资源、环境和生态的再生性和可持续性问题，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这样就建立了新的发展理论的研究范式。可持续发展已成为理论和实践中经常性的热点问题，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过于强调生态承载能力对发展的限制，忽视科学技术进步克服资源和生态约束的能力和对发展的促进作用，还停留在代际间的公平发展和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上。此外，有的还提出所谓的“无增长”或“零增长”观点，忽视了人的发展。

4.以人为本的发展观

从经济发展的观点来审视“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也就是在发展的基本价值判断方面，发展不再局限在经济、社会、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上，而是延伸到人类自身的发展上。于是，以人为本的发展理论也就应运而生了。在当代发展研究中，真正把以人为中心提到发展高度的是1995年3月在哥本哈根召开的世界发展首脑会议。会议指出，“社会发展是全世界各国人民的中心需要和愿望，也是各国政府和民间社会各部门的中心责任”，社会发展“以人为中心”，“人民是从事可持续发展的中心课题”，“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改善和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质量”。显然，人成了发展的中心。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提出的自由发展观，更是该类发展观的杰出代表。阿马蒂亚·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等一系列著作中指出，发展的目的不仅在于增加人的商品消费量，更在于使人们获得能力。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也是促进发展的不可缺少的手段。自由不仅具有目的性作用，而且也具有工具性作用。就目的性作用而言，财富、收入、技术进步、绿色革命、社会现代化等固然是人们追求的目标，但它们属于工具性范畴，发展应该以人为中心，其最高价值标准就是自由。就工具性作用而言，应该特别重视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直接作用的基本自由，如政治自由和公民权利、经济设施、社会透明度和安全性防御等。无疑，自由发展观大大拓展了发展观的认识范围，而且与以往发展观注重人类所处外部条件的思路不同，自由发展观更加关注人们所享有的真实自由的扩展，并将此作为发展的首要目标。同时，它把自由作为实现发展的有效手段和前提条件，这实际上是将自由的工具性作用与发展的终极意义直接对接了起来。

法国学者佩鲁认为，发展要从人出发，以人为中心，发展是具有能动性的人的活动过程和活动结果。只有确立从人本身的角度出发，才能对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作出科学的评价。他还认为，发展就是指各种形式的人力资源都有机会获得效力和能力。他要求国家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认为人力资源是所有资源中最宝贵的东西。佩鲁的这种观点对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这样的人力资源极为丰富的国家，重视并更好地开发和利用人力资源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发展经济学对发展内涵的认识，是伴随着发展过程不断进步和完善的。但是，发展更是一个实践的过程。我国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进程，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实践。在这短暂的三十多年中，我国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都有了举世瞩目的大发展。到2015年末，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67.67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相比1978年，增加了185倍。制造业产值世界第一、贸易进出口总额世界第一、外汇储备世界第一，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在这一过程中，发展理念始终在起着重要的指引作用。同时，我们的发展理念也在不断地进步和完善。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决定停止使用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错误口号，果断地将党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轨道上来。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新的起点，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使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发展道路。从此，中国的经济与社会事业蓬勃发展，在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实践基础上，也逐步形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理论，这一发展理论的集大成者就是邓小平理论。综观邓小平理论，我们发现，贯穿其中的核心思想就是发展理论。主要表现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发展是硬道理”，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改革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对外开放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要途径；计划和市场都是调节经济的手段，社会主义也需要市场，市场经济应该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政策性纲领和经济改革的目标；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目标等等。这些思想和理论为我国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理论支持，体现了党和国家关于经济与社会发展观念的进步，也是对我国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一次飞跃，极大地推进了我国经济发展的进程，提高了我国的综合国力以及在国际上的地位。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在深刻洞察国际形势及认真分析中国国情的基础上，继续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党的十四大确立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五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和战略目标。对经济规律的认识，突出地表现在对我国发展中一系列重大关系的认识上。

2002年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按照党的十六大精神，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明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把坚持以人为本和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统一起来，并强调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推进改革和发展。这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