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本清源：中国经济何以打破“反腐败悖论”

西南财经大学国际商学院　罗小艳　齐彤　王玥

摘要： 本文通过将我国与世界其他国家腐败问题进行差异化对比，得出我国腐败问题极具复杂性和模糊性，当今开展反腐具有极强的必要性和重大的现实意义等结论，并重点对当今社会两大反腐论调——“反腐影响经济发展”和“反腐导致官员不作为”进行辨析，最后从五个方面提出了打破悖论，推进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与经济大发展的具体方法和要求。

关键词： 反腐　悖论　经济发展　政治生态

当今中国社会反腐败力度不断加大，打“老虎苍蝇”成效显著，深得民心的同时，国民经济发展速度下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由此，部分民众肆意将以上两种政治和经济方面不同的现象联系在一起，得出了“反腐败影响经济发展”的悖论。支持该悖论的论点主要为：一是反腐阻碍了经济发展中难以避免的“潜规则”和“润滑剂”；二是反腐致使越来越多的官员不作为，越反腐越腐败。

习近平总书记于2015年“两会”期间出席江西省人大代表团的会议时曾明确提出，反腐败不但不影响我国经济发展，而且利于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净化政治生态是我党作风建设的重点，要致力于为政府官员廉洁从政创造良好的工作氛围。“自然生态要山清水秀，政治生态也要山清水秀”。我党的政治生态环境要实现“山清水秀”的目标就必须严厉惩治其中的贪污腐败者，如果党内仍然留有腐败者的残余，则无法保证政治生态的清洁。总书记的上述言论表明了我党反腐的决心，这既是我国坚决反腐的政治宣言，又打破了所谓的反腐败悖论。

一、中国反腐败的背景及研究意义

从全球来看，除中国外，日、韩等发达国家和刚果、几内亚等非洲地区国家也都曾出现过官员腐败现象日趋严重和经济增速放缓共存的情况。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魏德安教授对韩国、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的腐败行为进行了分析，认为其之所以呈现上述现象是由于腐败的种子已经深深埋于上述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土壤之中：企业和政府官员基于各自利益，相互勾结并搭建政治联谊，具体表现为——企业通过向政府官员行贿，诱使其制定有利于自身所处经济环境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即所谓的“发展性腐败”。“发展性腐败”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不是因为腐败本身，而是因为如果缺少这种腐败，政治稳定性将受到威胁，进而阻碍经济增长。魏教授指出，我国的腐败模式不属于“发展性腐败”，其特征更类似非洲等国的“退化性腐败”，这种腐败中的利益是单向流动的，政府受惠于企业却并未制定促进商业发展的宏观政策，这是国家组织自身的腐败。在对非洲等国的“掠夺式腐败”进行研究后，魏教授推翻了自己对我国类似于掠夺式腐败的判断，并提出了我国腐败的特殊性：尽管我国的腐败问题较为严重，但很难将我国的情况与已经讨论的国家相提并论。最后魏教授对于我国腐败现象的本质特征给出了一个较为模糊的阐述：中国的腐败涉及了大量以权谋私的官员和官员团体，其表现形式是广泛而没有规律的。

我国腐败的本质特征可以从改革开放后腐败行为方式的演变过程角度入手进行探索：改革前初期，物资紧张，人们和官员建立“关系”的主要方式是“送礼”；20世纪80年代实施价格双轨制的情况下，官员及其亲属利用职权，通过商品的市场价格和计划价格的价差进行套利；20世纪90年代，在进行市场化改革的时候，官员借助有权控制国有资产转移的机会而从市场中希望获得这些资产的企业中获取利益。由此看出，虽然腐败的形式不断发生变化，但存在于中国文化中的“关系”始终未变。改革初期受计划经济的影响，金钱处于次要地位，“关系”处于主要地位；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化，腐败行为以金钱方式为主，但“关系”并没有被金钱替代，而是形成相互联系的紧密关系，现实的腐败案例也体现出“金钱”对行贿和受贿双方之间“关系”的催化剂作用。现有的腐败研究中将“以权谋私”和“权力寻租”等同于腐败，但这忽略了中国传统文化对腐败行为的影响，以及社会文化对腐败演变进程的渗透，因而无法揭露腐败的深层次原因。“关系”是理解和解释我国社会行为的关键，而腐败作为社会行为的一种，始终脱离不了“关系”的影响。由于文化因素在研究时很难进行操作，大部分学者在该问题上没有深入考虑文化，因而很难得到确切的中国腐败问题的本质。

综上所述，中国的腐败具有独特性，也有着极大的复杂性和模糊性，解决深深植根于中国社会的腐败问题任重而道远。由此，反腐倡廉工作也兼具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的特征，反腐倡廉工作也就有其必要性和重大的现实意义，需要从多方面进行考量。

思想政治建设方面的必要性在于腐败思潮会腐蚀人们的思想，影响党员思想的纯洁性，弱化党的执政根基。改革开放背景之下，国外大量腐朽思潮涌入，“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不正之风四处弥漫，“官僚主义”“不作为”“权力寻租”日益盛行。党员的思想政治建设关系着党的兴衰存亡，思想政治建设也始终作为我党的重要工作之一，特别是在一些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发展阶段，更是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重中之重的位置，而且要求越来越高，制度越来越严，抓得越来越紧且力度越来越大。党的十八大以来，“打老虎、拍苍蝇”，破除“四风”，扫除一切影响政治生态的因素；近期面向全体党员的“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是打破原先党内教育以“关键少数”为主的局限性，转而面向全体普通党员群体的创新性举动，实现了思想政治教育从“集中性”向“经常性”的拓展。做好反腐工作才能保证党员干部时刻保持清醒头脑，树立正确的思想观，保证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提高对党风廉政建设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增强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促使经济社会各项工作有序进行。

经济建设方面的必要性在于腐败会严重影响经济的健康发展。首先，腐败严重影响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腐败现象的侵入使得各类企业在经营活动中挪用大量资金用于贿赂，这不仅增加了企业生产成本，还使得企业投入更大精力在官僚身上，此外，腐败阻碍了不愿行贿的优质企业，使得资源不能在优良企业间合理配置，挫伤了企业间的竞争及良性发展。其次，腐败现象的蔓延破坏了良好的投资环境。世界银行研究数据显示，我国吸引外资的潜力至今发挥了不到50%，腐败是遏制潜力发挥的重要因素。政府官员和企业相互勾结的情况严重影响了良好经济环境下市场竞争的公平性，这种混乱的经济体系促使依照市场秩序合法经营并且拥有良好投资能力的企业远离这样劣质的投资环境，而已进行投资的企业也会丧失信心，不再扩大投资甚至减少或转移投资。然后，腐败将导致严重的国有资产外流。“权力寻租”严重的地区，在工程招标、土地流转和政府采购等方面均存在官员贪污受贿现象，其产生的原因部分源于国家未对行政审批权进行严格监控，由此导致了国有资产严重外流，而由此企业及民众丧失了对政府的信任，公信力缺失间接导致的经济损失则是无法估量的。最后，腐败致使大量社会资源被浪费。腐败使得许多无谓损失出现在国有单位合同签订和实施中；一些形象工程严重违背了市场经济规律；而由于腐败的存在，公共投资中的民生工程、公共事业工程等频现“豆腐渣”工程，不仅造成了巨大损失，还损害了人民的根本利益。综上，从一定程度上讲，腐败将严重影响中国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如果任由其恶化将会带来严重的社会危机，最终会引起经济增长的停滞、衰退甚至崩溃。

国富民强、政权稳固、民心安定是反腐的重要现实意义。政治励精图治，经济创新转型，民族伟大复兴，外交相互了解，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打下基础。改革开放至今已有三十多年，飞速发展的同时也给社会留下了大量的“垃圾”，像蛀虫一样慢慢蚕食我们的发展成果，动摇我们的社会根基，致使国家党风不正、国风不正、民风不正。只有反腐，才能彻底清理掉这些蛀虫，这也是如今国家治理最关键的问题之一，反腐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未来的社会走向。如若不然，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将重蹈覆辙。

二、针对当今两种反腐败悖论的剖析研究

从“反腐败影响经济发展”的错误论调上来看。近年来，伴随反腐的高压态势和经济下行现状，持有反腐影响经济发展观念的人不为少数。他们有人认为反腐会使许多工作者分心，不利于他们将精力放在本职工作上，进而影响经济的发展；有人认为中国的腐败是一个大环境，许多工作能力出众者为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却受到了诱导走上不归路；更有人认为腐败本身就能拉动经济发展，是经济增长的润滑剂和加速器。官员在面对腐败问题时普遍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术，借助媒体强调、夸大自己做出的贡献，为人民办实事，而对于腐败问题却一带而过，试图混淆视听，转移公众舆论导向，这也使得一些对反腐败斗争持悲观态度的民众错误地认为反腐败将会导致社会动乱，与其让一批接着一批的官员“前腐后继”，不如保持现状，让他们保留这些非法利益，也许还能使他们满足个人利益的同时为民众谋福利，也能够维持当下良好的经济增长态势。但今时不同往日，现今社会已不是改革开放初期时一切以经济发展为中心，而腐败已经成为国家的“癌细胞”，如果现在不尽快除掉，日后必会对国家造成无法估计的危害。只有廉洁，才能保证国家经济平稳增长的态势，任何情况下反腐都势在必行，任何事都不能成为反腐的托词。反腐败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经济暂时的发展，但一定要以更高更远的角度看待问题，不能过于狭隘，只顾及眼前的经济利益。因此，反腐绝不可能是经济发展的阻碍，相反，它是经济发展的“防腐剂”“助推器”，能让经济焕发活力。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首先，从经济上的换挡调速来看，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决定了中国依靠粗放经济和人口红利的时代已经过去，再盲目追求两位数的超高速增长，不仅国内条件不允许，国际条件也不支持。这主要是受到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影响，即“三期叠加”影响；同时这也与国际金融动荡、市场需求缩减有关。为了解决这一系列难题，使中国经济重新焕发活力，我们不仅要制定并施行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的相关政策，反腐败斗争和倡廉建设更加势在必行。这样，才能更好地调整社会发展的“挡位”，留足空间，更好地解决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诸多问题，确保经济行稳至远。事实上，中国经济发展告别快速增长率，面临经济减速，不是不幸，不是悲哀，而是一个必然，一个由自身控制调整节奏的新型经济发展模式，是在遵循客观经济规律。有人认为反腐败导致了经济减速与经济下行，这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错误认识，这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这种论断是不理性、不负责任的。

再从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上来看，自从执行了中央政治局于2014年12月4日审议通过的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公款消费大大减少。那些反对反腐败斗争的人以为，经济发展受阻很大程度上受反腐败斗争的影响，反腐败斗争导致了国内需求衰退。但是，所谓反腐败造成中国经济增长减慢是个伪命题。反腐败打击的是公款和寻租消费早秋的“虚假繁荣”，并没有一直关系民生的正常消费。高端餐饮、休闲娱乐、奢侈品消费需求的确大大萎缩了，但市场自发的大众消费却随着高端餐饮等企业的大众化转型而实现了蓬勃发展。2014年，全国餐饮收入27 860亿元，同比增长9.7%，较上年加快了0.7个百分点。同时扼制公款消费也消除了餐饮业超高价格导致的“挤出效应”，使商家降低价格，释放了广大居民消费潜力。“天价粽子”“黄金月饼”之类炫富食品销声匿迹的事实证明反腐能够优化我国的经济结构，让经济朝持续健康的方向发展。

从当代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发展经验来看，只有倡导利益主体的平等竞争原则，不断地、逐步地改进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够真正地实现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一个为腐败、寻租等现象所充斥的市场必然不是一个有效的、健康发展的市场，反之，只有通过立法、监管等方法遏制寻租现象的发生，才能够有效地降低在这个市场中的参与者的交易成本，才能够营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来吸引投资，从而达到发展经济的目的。一位企业家曾感慨，“真正实干的企业家都对腐败深恶痛绝”。一些企业投机完成了一些腐败项目，貌似提高了效率，但是从长期来看，市场公平和正当竞争就少了，竞争成本大大增加。

站在辨析悖论之反腐败导致官员不作为角度上来看，我们必须明确官员“不作为”类型的划分。一般分为：工作评价与绩效测评方法不当而引发的“官员不作为”现象；角色定位错乱或不明而引发的“官员不作为”现象；由于恐惧惩治作为不当而引发的“官员不作为”现象；规则与程序不公开、不透明而引发的“官员不作为”现象。

从上述划分中可以看出，即使承认反腐败会导致一些官员不作为，也是由于矫正“乱作为”和程序、流程与规则不透明而引发的“官员不作为”。但是强行将两者联系，宣扬因为反腐败致使官员不作为，更是无稽之谈。反腐败的矛头，从来都是指向贪污受贿、以权谋私，而不是束缚干部手脚，阻碍干部开拓创新、敢闯敢试、真抓实干。反腐败的核心是廉政建设问题，决不能因此打击官员工作积极性。那些官员如此反对反腐败，要么是害怕政务规则透明公开，要么是缺失了信仰与理想。党员干部必须正确看待权力、正确使用权力、正确用好权力，必须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党员干部应坚持为民用权，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为人民服务；应尽责担当，使敢于负责、勇于担当成为常态；应用权干净，增强党性修养的自觉性，始终坚持高尚的精神追求。

另外，反腐倡廉会使得官员不作为从本质上说就是一个伪命题，难道说只有允许官员腐败，才能使得他们有所作为么？显然这是颠倒黑白的懒汉逻辑，是懈怠懒政的推辞。这是在宣扬对反腐败的不满，是为滥用权力和腐败辩解。中央纪检委已经出台了鼓励和保护各级干部深化改革、勇于创新的相关政策，严格区分谋公与谋私的界限，从未把纠正工作中的失误与反腐败混为一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特别提出，要建立容错纠错机制，给改革创新者撑腰鼓劲。

从根本上来说反腐反而能让官员更有作为。俗话说：“能者上，庸者下。”

无论是出于哪种原因的不作为，反腐可以让那些在其位而不谋其政的官员下台。让那些真正能够做到为人民服务、拥有高度自觉性和创新意识，能够真正推动社会发展的优秀党员有更好的发挥平台和发展空间，反腐在清除污秽的同时，也能让官员中真正的有为者大放光彩。

三、打破悖论——推进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与经济大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四个全面”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开创发展新局面的战略思想，具有重大领导指导意义。在崭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要认真学习和领会“四个全面”的内在思想，并以此为指导方针来推进和完成各项工作，实现政治建设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共存。

（一）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需要做好“三个结合”

要把反腐倡廉建设与惩治腐败的法规制度体系相结合，以解决“不敢腐”的问题。把反腐倡廉建设与改革创新预防反腐机制和监督机制相结合，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建立防范机制，以解决“不能腐”的问题。

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加大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力度，推动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和经济秩序不断完善；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从源头上杜绝腐败；建立健全社会分配制度，关注社会利益矛盾冲突；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步伐，促进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和谐发展。要把反腐倡廉建设同党的建设结合起来，以解决“不想腐”的问题。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筑牢党员干部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推进党的组织建设，把党员和党的各个组织组成统一的整体，发挥全党的积极性；强化党的作风建设，弘扬优良传统；巩固党的制度建设，规范党员干部行政方式，确保权力的高效运行。

（二）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需要相信并依靠人民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不可或缺的反腐斗争的强大力量，是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的根本存在，反腐倡廉工作只有充分依赖群众，才可获得最终成果。各级党委要加强认识并自觉接受广大人民的监督，同时也要不断帮助群众提高其自身的思想觉悟，更好地发挥群众的主观能动性。让群众敢说、会说、说好，增强其监督党和政府工作的积极性。同时，各级党委要全面发展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组建以党员为骨干、为表率的反腐倡廉队伍，定期组织开展民意调查，对损害群众权益的非法行为做到预防在先、处置在前；要高度重视群众举报，坚决做到“有报必查，有查必果，有果必复”，真正做到情为民所系。为了加大群众参与度，各级党委应长期进行相关宣传，加强群众的维权意识。让群众成为反腐生力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才有保障。

（三）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需要抓牢纪检队伍的制度建设

纪检队伍既是我党进行党风廉政建设的主体，同时也是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的关键所在。因此，选拔任用纪检监察干部制度建设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广大群众对反腐倡廉工作的信心和决心，也关系到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的成效。各级党委必须严格实行考录制度，认真建设、切实核查纪检队伍；不断地完善纪检工作，提高整体人员的政治素养。同时，各级党委也要建立有效、透明的问责机制，严格执行纪律，从而转变职能、转化方式、转优作风。上级部门也要切实履行对转变职能、转化方式、转优作风落实情况的监督，同时也要提高自身的业务能力和政治素养。

（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需要完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

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必须在改变腐败滋生蔓延的土壤上下工夫，必须对各领域系统地、整体地、协同地实施有效改革。构建反腐体制机制，要求有一套系统、整体、完备的制度体系作保障，以钉钉子的精神一抓到底，严格遵照党章要求，要从宏观上贯彻中央工作方针。主要通过现有制度的疏通和整理，从而建立起一套有效、合理、系统、科学的制度体系，达成预防惩戒相结合、程序实体相一致的目标，促进制度建设，形成全面体系。

要加强廉政评价体系建设。廉政评价体系是反腐倡廉的基础性制度之一，完善廉政评价体系，对腐败可以起到警示作用，对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大有裨益。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需要提高相关规定的执行力，为政之要，贵在执行。为避免短期行为，要认真学习各项制度，细化个人岗位责任，加大考核力度，结合当前实际工作，灵活运用，使监督和追责真正落到实处。

（五）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需要创新反腐倡廉制度

要坚持创新思维，提高廉政建设和工作的创新能力，提升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的成效。制度是做好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要保障，创新是制度发展的活力源泉。要加大监督制约机制和制度建设的创新力度。缺乏监督制约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因此，必须利用创新健全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完善权力产生、权力运行、权力监督体制机制，使其协调制约；加大创新力度，建立反腐败相对独立的专门机构施行高度垂直化管理；推动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将反腐倡廉工作渗透到政务工作和权利运营的每个角落。这对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至为关键。

当前的反腐败态势成效显著，党和群众需要明确目标并抱有远大信念，推动反腐向纵深继续发展；同时，反腐败斗争仍然存在诸多困扰和难题，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坚定信心。反腐是发展的必然，是百姓的渴望，是实现公平的开端。增强紧迫感，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如此方能实现政治生态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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